资本主义在中国

我就是马甲

一个幽灵缠绕在中国人心头。为什么中国就没有搞成工业革命？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像商量好了似的全伙甩了中国奔向西方？更可悲的是，后来萌芽们又杀回东方串种，叽叽喳喳的在日本扎了根偏就不扭头看中国一眼--结果，西方列强欺负中国人，日本人更给“同文同宗同种”的中国人一个甲午大败、一个《二十一条》、一个八年旷世劫难。
　　
　　
　　亚当·斯密先生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原富》，其中就谈到中国：“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土地最肥沃、耕耘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起来她长久以来已经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广众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的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达到。”黄仁宇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与1070年前），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别的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益上作实质性的改进。”亚当·斯密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与中国的雍正、乾隆算的上同时代人，但想法完全不同。虽然亚当·斯密去世太早，没能看见其后的罗斯福新政、萨缪尔森学派红极一时，WTO把全世界有产阶级 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但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经济规则的强制维护等等。雍正皇帝却不这么看。1728年，雍正这丫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与农，故以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不但有害与农，而且有害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能串种到中国，这里的学问大了去了，再可不起的计算机也搞不清楚。其实有一个特朴素的原因：皇上不乐意。从国家社稷的高尚角度来说，中国人人都应该丰衣足食，饿死谁朕心里也不忍，所以要维持一个分散、小规模但平稳的农业社会。从自私的角度来说，只有这样的社会才会让朕睡的安稳。赏赐是有的，一下子赏给爱卿爱妃们几千亩可以不眨眼，那时相对的人少地多，赏赐的起。仁慈的皇帝绝对做不出英国人那样的血腥事。为了赚钱连续300年用暴力和欺诈圈占农民的土地，把土地变成 大牧场大农场，同时国家用法律、监禁、鞭打和死刑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为资本家打工。土地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物质资本，农民提供了人力资本，再加上瓦特那丫不务正业，搞出个那啥蒸汽机，三者往里一凑就工业化了。
　　
　　
　　资本主义对皇上实在是没一点好处。子民们有钱了，便会温饱思人权，连娘们也要求女权，这样一来皇上还不烦死？妃子不好找了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再富有四海了，钱少了那养的起妃子啊。经商是富了，可也得在皇恩浩荡下富起来，所以该捐的就得捐，闹什么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都改革了我花钱还能那么顺溜吗？八股考试废了谁还听我的？
　　
　　
　　黄仁宇先生这样叙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状态：“中国尚逗留在皇权时代，上层组织以昊天明命为号召，具有宗教性格。中层领导以熟读诗书的文士为骨干，用刑法作执政的张本。下层以传统的小自耕农小块经营，为当兵纳税的基础。”也就是说。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基础凑巧还没串种到中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对它有所警惕了。蔡和森1922年5月1日在《先驱》第7号上写道：“工人阶级要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解放出来，就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收归社会公有，才能打破这把工钱制度的铁锁。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方法，就只有实行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必然要倒霉。”然而到了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势力大为壮大且在解放区行使经济职责后，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说法又有了改变。毛泽东当年6月2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社论，指出：中共七大极其重要的成就之一 ，就是明确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采取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还提出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下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这就是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共产党人反对国家垄断。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还是没有改变。1949年4月，天津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资方多有隐匿转移资产甚至弃厂外逃的。刘少奇为打消资本家的顾虑，说：“应该承认剥削是一个事实，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资本家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是合法的，是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剥削不但没罪而且有功。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但在现阶段还不能消灭它，你提前消灭了，仍然还得把它请回来的。列宁十月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后，1921年又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是重新请回来的例子。”今天，如果哪个个体或私营企业的老板能斥资创业甚至买下国有困难企业，大家会视其为成功人士，官员也会感谢他为政府排忧解难----这与50年前刘少奇的说法何等的合拍。
　　
　　
　　风向突变。1954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扩展公私合营。到了1956年，已经不是大踏步的去合营了，而是扑将过去，扫荡过去。1月15日，荣毅仁在上海市工商界联合会议上说：“全市工商界要在本月20日以前联合起来，一次申请公司合营，并且要求政府统一批准，来个满堂红。”在这样热火朝天的形势下，中共元老陈云还想有所保留。这一年的1月25日，陈云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商业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那种方式，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对这种人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要长期让他奥妙单独经营。形势很快就让陈云们不敢公开保留自己的意见了。195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一份批示称：现在，在我们党呢，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因此，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自觉或是不自觉的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到了1966年9月23日，资本主义算了绝了根了，公司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定息一律取消，资本家代表一律撤消，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的转成国营商店，把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把个体劳动者凡有条件的组成合作小组和合作社。对于个人，一切沾资的东西都要扫除。比如1960年10月11日取消了版税，1069年6月19日取消了附加工资和奖金。在农村，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称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虽然在1962年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降到队，也有农户重回到责任田，也有邓小平在1962年6月讲了“不管白猫黑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但胜利者还是人民公社。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说：“我们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是我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认识的真理。”这里说的“很大代价”不仅包括刘少奇等许多人的生命与鲜血，还包括整个民族的曲折徘徊。从50年代开始把国民经济往极端计划体制里塞，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2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半个世纪把市场老人腿出去又请回来，绕了多大的弯路？耽误了多少时光？有这50年，中国人本该多干出多少事啊！
　　
　　
　　现代市场经济有许多准则，诸如债务被尊重，合同强迫执行，在安全有序和法律保护下的市场交易和契约关系下，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利润才能增值。垄断是市场经济一大敌。美国国会在1890年和1913年都曾通过《反托拉斯法》，防止大企业独占市场的弊害。目前来说，远有石油公司被肢解，近有微软的麻烦。近年来中国反垄断进程看似正在加速，其实铁路银行保险电信民航等这些垄断行业都在国家扶持下引入竞争，好比扶着儿子打架，眼看儿子要输，当爹的能不上吗？举两个例子：①例：湖北荆江石化总厂下属单位买了一辆桑塔那车，零售价才17万，厂家一共要付出32万，其实包括一项7万元的“特困企业解困资金”。原来，这是当地政府出台的一个保护当地产富康轿车的措施。各位看到这如果谴责湖北人打上海人的黑枪，那可是冤枉他们了，因为上海人早就抢先开了枪。1998年的年底，上海出台一项强制规定，凡外地车入沪要交8万元的上牌照费。TMD，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为此湖北方面派人去上海交涉，未果，因为没人家上海嘴大，无论是咬还是叫，上海本身胜人一筹，朝中靠山众多，只得不了了之，遂有此后话。这只是两车商两政府之间的争斗，如果是两军队呢？那就大有热闹可看喽，俺在此拭目以待。②例：1999年10月15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到湖南省汨罗市将当地税务局一辆桑塔那轿车扣押，归途中被汨罗市200多名警察包围并缴获。话说重点，统一的中国竟没有统一的政令统一的司法？----经济走到一定的地步就不是经济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曾获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在中国，法律体制的改革是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法律体系缺乏精确性，人们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可以获得的权利，势必影响甚至阻碍很多交易。此外，明确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利范围也非常重要。因为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人们往往不知所措，甚至有可能要有某一个别机构的帮助去获得另一个机构给予的某中可能。我认为这是法律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保罗·A·萨缪尔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奖，这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说：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机过程中，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均和失业现象；市场经济并非是任何人能得到“收益”的制度，而是一个“损益的制度”；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指出的，成功进程可能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必须破产，把它的员工和原材料转移到成本较低的私人竞争者手中去。经济走到这一步，就是政治了。

寒柳轩客

在逻辑上讲,既然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那么再去探讨为什么没有产生,似乎本质上的意义不大了.当然中国是否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的萌芽,目前似乎说法还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