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漫步][转帖]晋商文化--二十集记录片《晋商》

夕阳秋草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期间，晋商曾称雄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大型电视人文纪录片《晋商》，即是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推出的一部反映晋商辉煌历史和深厚商业文化精品力作。本片摄制工作历时三年。摄制组行程数千里，遍访晋商行迹、遗址、故里和院宅，采访晋商的兴与衰、成与败、经验与教训等，进行了生动、深入的挖掘和介绍。  

　　《晋商》片共20集400分钟。第一集《海内最富》是全片的序言。集中展示了晋商的辉煌成就和对中国商业史的重要影响；第二集《表里山河》从山西历史、文化以及地理位置这一特定的角度切入，对晋商兴起的背景及成因进行了深刻分析；第三集《雄风乍起》重点对渐成气候的明代晋商进行展示和剖析；第四集《走西口》从讴歌晋商历经艰辛、拼搏进取的角度，对“走西口”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第五集《纵横天下》展示了鼎盛时期晋商繁荣兴旺、富甲天下的雄风和气势；第六集《小伙计大掌柜》对今天仍有重要借鉴价值的晋商的商业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介绍；第七、第八集《日升昌》（上、下），对中国第一家金融企业“日升昌”票号发展、壮大的历程及其独特的经营方式进行了重点评介；第九、十、十一集《祸福之间》（上、中、下），反映的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晋商面对战乱和变革等不利形势，趋利避害、艰难发展的一段悲壮历史；第十二、十三集《同舟忠告》（上、下），从文化的角度，对晋商最终走向衰败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第十四、十五、十六集即《百年乔家》、《书香门第》、《渠家父子》三集，是聚集于晋商的乔家、常家和渠家三大代表性家族，对晋商独到的经营谋略和商业文化进行了细致评析；第十七集《余音绕梁》主要叙述了晋商和晋剧之间的文化渊源；第十八集《深宅大院》从晋商遗留下来的几处大型宅院着眼，对晋商的历史进行了追思和品味；第十九集《遥远的生活》通过对晋商生活方式的扫描和思考，力图向人们揭示晋商这一特殊群体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最后一集《老字号》，则透过对晋商建立的一批百年不倒的老字号，对支撑晋商长期辉煌的商业精神、商业道德和商业文化，进行了挖掘和提炼。  

　　《晋商》一片立意高远、制作精良，融思想性、知识性和观赏性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是梳理、展示民族优秀文化瑰宝－－晋商文化的一部精品力作，也是人们学习、借鉴晋商商业经验，弘扬晋商优秀商业道德和商业精神，自觉培养诚信笃实的商德商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活教材。   

   该剧曾在央视经济频道热播，轰动一时，多家省级电台短时间内多次重播，可见其魅力不凡。本片摄制工作历时三年。摄制组行程数千里，遍访晋商行迹、遗址、故里和院宅，采访晋商研究的权威专家，搜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以全新的视角、独特的构思和先进的表现手法，首次全景式地对晋商的兴与衰、成与败、经验与教训等，进行了生动、深入的挖掘和介绍。是梳理、展示民族优秀文化瑰宝--晋商文化的一部精品力作。该剧集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人文、艺术、政治为一炉，是一部看得又过瘾，又长知识的精品。

第一集　海内最富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0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今天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凭什么对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虽然中国的商业不是很发达，但在历史上有段时间曾经很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他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到达了今天的新疆，而且到了今天新疆的南部，在西南的地方从山西商人方面的资料来看，到达了贵州、四川，在东南地方更不在足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现代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一两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

　　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海内最富的标志我认为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咸丰三年（19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学者余秋雨：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现在所说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一个原因就是他因为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那么钱庄跟清朝政府的关系远远没有票号这么紧密，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

　　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现在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

　　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这里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好多的商人到那儿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发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年－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在光绪32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32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

　　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我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

　　当我们今天穿行在这些山西的古老县城时，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些高墙大院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间屋似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


第二集　　表里山河

　　临汾古称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尧庙位于临汾市郊区，这处巍峨而宁静的殿堂始建于晋朝，以后历代均有修饰，现在我们看到的格局和建筑式样都明显带有大唐的气度与风骨。尧、舜、禹的功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中国带入了农业社会，而农业对于中国人、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和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一样，华夏文明也是发源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山西南部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汾河也在这一地区注入黄河。在几千年前，这里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当时这里沟渠纵横、植被茂盛，宛如今天的江南水乡，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条件。有了大自然这样丰富的赋予，中国人终于可以在黄河边上建造自己最初的家园，但真正亲手教会中国人种庄稼的却不是尧、舜这两位帝王，这项工作是由一个身世不明的弃儿来完成的。一天清晨姜媛从家里出来，她要生产了，问题是她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十个月前，她在回家的路上无意间踏过一个巨大的脚印，回家后这个可怜的山西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姜媛生下的孩子非常丑，一生下来就像个大肉球，姜媛就把他丢弃在大路旁边，结果牛羊过来以后见到这个丑的大肉球也避道而走，姜媛又把她丢在那结冰的湖面上，结果好多鸟飞过来用羽毛、用翅膀、用羽翼将这个孩子盖起来保护他，怕受冷受凉，最后姜媛受到感动，只好把这个孩子又抱回家，后来就取名叫“弃”。

　　这个一出生就具传奇色彩的孩子，就是后来被中国人尊奉为农业之神的后稷。由于来历不明，弃的童年非常孤独，他只能在田野中找一些植物的种子、果实充当玩具，这样的经历使他长大后成为种庄稼的好手，当他的子孙建立周朝的时候仍然认定中国最早种植高粱和小麦的人就是自己的这位先祖。由于庄稼种的好，弃被尧和舜两代帝王任命为农官，职责是向全国的百姓推广他的农业技术和粮食新品种，此后中国的史书将这种职责叫做教民稼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教授陶正刚：稷王在山西来讲，稷就是指农业方面的发达，在我们山西考古资料来看，侯马在配合基本建设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粮仓，直径大概4米多，深6、7米，地底下还有将近五六十公分厚的小米壳子，这么大的粮仓说明当时的粮食很丰富。

　　不论是尧、舜、禹还是后稷都被后人加以神话，将自己的祖先推崇到半人半神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浪漫情怀。中国疆域广阔，具备山西南部这样环境的至少有与它隔河相望的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但为什么古老的文明偏偏在这里如此昌明呢？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山西的河东盐池它都已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所以山西的盐资源占了很大的优势，而且据我们现在的考证运城盐池对最早的华夏文明起源有直接的作用。比如尧、舜、禹的建都建在山西晋南一带，像夏、商、周经济文明都跟河东盐池有最密切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期管子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通俗地讲，如果你不吃盐就会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在那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盐却是一个大宗的商品，而河东是一个重要的产盐基地。

　　盐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构造文明的基石。三千年前，只有控制这片盐池的一代代君主才能从容地建筑出体积巨大的礼器，才能派出威武的士兵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伐。不仅如此，在农业社会中，盐还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人就是借助它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卤”，而“卤”就是指山西解州的盐池。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西夏县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钱币的工具--范，当厚重的黄土被翻开时，历史被带回到了三千年之前。

　　山西夏县博物馆馆长蔺永久：从出土的大量货币范的标本来看，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作为河东郡制的安邑古城是当时中国官窑铸造货币的一个重要基地，就在禹王城遗址里发现了一个货币窑层，这个货币窑层出土的货币有7600斤。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早在春秋时代，晋国的商业就非常发达，它是当时五霸之一，它的国力之所有有这样的强盛主要原因一方面它有丰富的盐铁资源，另一方面它采取了一个“轻关、易道、通商、宽贾”的好政策。由于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晋国无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都非常发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专门研究工商、贸易理论的人物，比如计然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时对外的工商贸易总结了一套经验，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计然之策。

　　重商的经济政策，不但培育了晋文公的霸业，而且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种经济繁荣的余荫。《国语》这部记载当时历史的典籍中，第一次出现了山西商人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轿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各诸侯之间。当时一个叫范蠡的吴国人将晋国公子计然的治国之道用于商业实践之中，这位昔日的政治家凭借这套理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他经商的手段--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一个叫猗顿的人来到这位大商人门前，他从范蠡那里把这套商业理论学了回来，并在山西南部进行实践。他是个好学生，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大商人。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在《汉中》书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可见猗顿在当时的名气很大。根据近来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陶朱还是猗顿都是依靠贩盐起家的，陶朱是凭借齐国的海盐，猗顿是靠山吃山，依靠解州的池盐。

夕阳秋草

与贩盐相比，山西人经商的另一支历史源头就显得曲折艰难的多。在这条商旅之路上，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场景也由黄河岸边移到了青山长城脚下，表里山河的地理特点开始对商业造成深远影响，商业活动也越来越与军事征伐、政治交易纠缠在一起。

　　山西省民俗协会会长曹振武：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称谓，这个称谓最早见诸《史记》。意思是说外有山内有河，山西夹在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之间，北边和内蒙古的草原相邻，南边隔着黄河与广阔的中原地区相望，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曾经一再左右着山西历史的走向。

　　表里山河不但是描绘山西地理环境的一个词汇，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山西历史的独特视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为几千年间产生在这片土地上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汉武帝时，又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出现在雁门关外长城脚下，他的名字叫聂壹，除了商人的身份外，聂壹还是个皇家间谍，他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的名义为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历史竟然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掀开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龙登高：在司马迁的笔下也就是在《史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这一带他用“山河地区居天下之中”来描述，它的西面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它的西北和北面是游牧民族，当时称为北狄，山西商人的山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南部洪洞、临汾这一带。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就是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结合起来，或者说利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这种互补性，他们来进行商品交换。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原政权，它必须要在两个文明的交汇处设置一个天然的非常重要的防御设施，或者说它的军事重心始终在这样一个交汇处，这个军事重心的交汇处必须要囤驻大量的军费。

　　聂壹的身影被此后在长城脚下、草原深处燃起浓浓的战火烽烟所遮蔽，有两个山西人卫青、霍去病统领的大军从雁门关出发远击匈奴，据历史记载，双方投入战斗的人员超过四十万。从这处雁门关外、长城脚下的汉代墓葬群我们就可以猜测出当时战争的残酷。唐朝一个叫李颀的诗人，走过这片古战场时留下这样一首诗：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唐代。

　　公元618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在晋阳宫中拥戴自己的父亲，当时任晋阳留守的唐国公李渊为首领，加入到推翻隋朝的农民战争之中，唐是山西古老的称谓之一，二十多年后，李世民父子在长安建立自己的帝国时选择了唐作为帝国的名称。当李世民父子率领大军南下中原时，大军还有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这个山西商人名叫武士镬，是有名的木材商，李家父子最初的军费很多就是出自他的腰包。武士镬在唐朝建国后曾官至礼部尚书，但武士镬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女儿，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唐以后有数不清的人用数不清的故事渲染过她的一生，即使在唐朝关于她的作为就已经众说纷纭，但哪怕是她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政治才华和知人善任的胸襟。

　　历史上名闻天下的山西人并不止武则天一个，山西籍的政治、军事、文学、外交、人才可谓浩若群星，他们激起的诸多文化潮流，他们代表的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具一格，而且也成为后世山西商业文明的精神内核。先秦的李悝、吴起、商秧原籍山西，由于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司马迁甚至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人也。佛家人物惠远、法显、昙鸾也都是山西人，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都做出过杰出贡献。宋、辽、金、元时代，山西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甚至传说中吕洞宾的诞生地就在这里。

  　　

在军事方面，山西也代不乏人，汉代的霍去病、卫青、三国的关羽、唐代的尉迟恭、宋代的狄青、杨家将都是英勇神武，战功赫赫。　　山西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曾经鼎盛一时的文风，《全唐诗》中记录的诗作有一大批就是山西人的作品，初唐四杰的王勃、边塞诗派的王昌龄、名满天下的王之涣、新乐府的领军人物白居易都是山西人。一部《资治通鉴》贯绝古今，作者司马光是山西籍，而元曲四大家中至少有两位是山西人。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商品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有文化。所谓有文化也就是说有文化的人头脑才灵活，才会去进行各种的经营活动；第二点是要有诚信。有诚信在社会上才能够存在下来，那么山西过去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其实在晋中这一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晋中人在晋商的发展上一个他是经营头脑非常灵活，能够看准时机，比如说最早晋商做俄罗斯的茶叶生意，他们当年原来是向福建买茶叶，以后他们在福建买了地，然后雇人种茶叶，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整合了一个产业链，我既有生产又有加工又有销售，整个是一条龙的过程，要求到这一点我想没有文化的人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经商要靠智慧。靠资金财源、商品的运作很重要，但还要有生意头脑，他抓住这个机会就做起来了，抢先一步，别人没有发现，他已经发现、悟到了，这是一个悟性，悟到这里有生意可做，根本在于山西人本身特有的一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历史形成的，包括文化的沉淀一代一代积累下来，到一定的时候爆发出来。　　学者余秋雨：这个农民的思维方式，要变成能够把万里江山踩在自己脚底下，把所有的钱财流通，当作自己生命流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他一定要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人格转换。这个人格转换在我看来，山西商人在中国转换的比其它的地方都要透彻，都要让人钦佩。

　　厚重的文化底蕴对即将崛起的山西商人来说并不是一种负担，相反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以一种更加轻松的心态，更加朴实的风格开创出另一片天地，那是一项平民事业，但这项事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色作为使中国文化显出更丰富的层次，更灿烂的色彩。

第三集　雄风乍起

　　张壁古堡修建的时间是明代，不论是从名称还是外形都可以猜想出这是一处古代的防御工事，它的堡墙高5米、厚3米，即使这样，当时的建造者似乎仍在担心不足以阻挡来犯之敌，所以他们在堡墙之上还挖掘了结构复杂的地道。1993年中国军事科学院曾经专门派了五位专家来这里进行了一番考察，考察结束时，这些专家曾用“固若金汤”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古代同行的杰作。

　　从地理位置上看，张壁古堡位于山西中部，并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点，那么为什么当年的人们要花巨大的力气来造一座这样的古堡呢？如此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又是要阻挡怎样强悍的敌人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把目光从这里向山西北部延伸，我们会发现以张壁古堡为基点一直到蒙古高原的边上沿途这样的防御工事到处可见。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道纵深达五百多公里的防御体系，绵延万里的长城就是串起这道防御体系的锁链，整个山西北部看上去就像一座面积广阔的军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林：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徐达（朱元璋的军事将领）主张往北要追他，朱元璋感到国内才统一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设立了九边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商品的供应，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了一个建立说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现在的专利凭证，商人拿上盐引只要给边关运多少石粮食，政府就给一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很大，这个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所在当这个建议上去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夕阳秋草

明朝时，扬州是中国盐业最大的交易市场，而扬州最有势力的商人原本不是山西商人，当时大量的盐引都操纵在两淮商人手中，但山西商人不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短缺时给予慷慨借贷，条件是稍稍让他们一点对盐业的经营权。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当时在扬州的山西商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叫席铭，他初到扬州时有一个当地的商人向他借了不少钱，到时候还不了这个钱，只好拿他的商号来抵债，没有想到席铭反倒说你把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东西都给了我，你一家老少难道喝西北风、喝露水吗？于是当场烧掉了借据。由于席铭办事比较公道，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助人，以助人为乐，不久就被扬州的盐商推为首领。

　　目光远大使山西商人做生意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气度，这一点保证了他们能在商场上纵横自如。很快晋商就成为明朝实力最大的商帮。他们在扬州也风光占尽，他们不仅建立起这样精美的园林，甚至把一大片瘦西湖的水面都框进了自家的后院。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山西的商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这里头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成群结队的一种群体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单个的个人冒险，只要我们稍微地涉猎一下山西的商业史料，你就会发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或者是兄弟、或者是父子、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乡邻，他们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一个集团实力，可以说是呼朋引类、气势压人，它是一种商业的大气候，大气势。

　　在当时，造就这种商业大气候的基石恐怕就是信义二字，在这本《晋录》中作者提到，山西人合伙做生意，爷爷、父亲借了别人的钱还没来得及还就客死异乡，过了几十年甚至当时的债主都忘了这回事，但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贷”。明朝众多的山西商人中特别要提到蒲州的王氏家庭，他们的经商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的山西商人。王氏商业的创始人就是王现、王瑶兄弟。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王瑶是明朝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山西商人，他的祖籍在蒲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学正这样的小官，可是所挣的薪俸不足养家，所以他和哥哥王现很早就开始迈入了商旅的生涯。

　　在这段明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找到王瑶的身影，“公蒲善士为养生计而商也，生财有道，行货而重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儒雅忠厚的商人身影，“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做买卖的时候仍捧着书本不放说明他非常喜欢读书。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我们要明白王氏兄弟的这种选择也就是说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时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在另外一个方面山西又是一个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明代有个文人陆琛，他在《燕闲录》这本书中讲山西是“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所以讲明初那个时候从明初一直到后来的晋代，山西可以说人口和土地或是资源还有一个矛盾存在。

　　地贫人多使山西人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来，在交换和流通中取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明朝中叶王瑶的外孙、宰相级的大官张四维在说到自己先辈涉足商界的理由时说“吾蒲介在河曲，田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轻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四百年前，在这些荒凉的古道上，可以看到许多匆匆赶路的山西商人的身影，从王现、王瑶兄弟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对当时山西商人的行踪有个大概的了解。在这本笔记中说：“王瑶行货张叶酒泉间，复货盐淮，浙、苏、湖，往返数年”，他的哥哥王现走得更远，“遇张飨、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巴蜀”，沿长江下吴越，最后到达山东。

  
在三、四百年前，靠着原始的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放下其中的艰苦不谈，仅仅这份胆识、这份将天下置于眼底的气度就不得不让人感叹。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山西商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关羽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在这座关帝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由山西商人敬献的匾额，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会馆中最主要的建筑都是供奉关羽的殿堂。山西商人对于关羽的崇拜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山西人，也不是他的军事才干，而是他对朋友的义气，他为人的公正，这两种美德恰恰是商业道德中最重要的成份。在乡情的基础上对于共同道德的尊崇使游贾四方的山西商人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堂：晋商的“伙计制”明朝就开始了，起码是明朝初期就有了，当时明朝人有一个叫沈孝思的，他对这个“伙计制”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他说“合伙而商者都叫伙计”，也就是一个人出本，一个人出资，大家来经商，按我的理解来说，当时他们用的那个徒弟，用进来，一定时期毕业，一定时期工作，三个不同时期有三种不同的待遇，一直到后期，出徒以后工作了，经商者也就是拿出资本的人还要分股份给伙计，所以说合伙共商制就是这个意思。沈孝思还说过，他说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就是把钱给伙计散了，实际是这个意思，当然多少不一样了。晋商的伙计制对当时的晋商商业本身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而且对社会的效益很大，对社会贡献很大。

　　晋商这时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历史，到明朝中叶，晋商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文书、文人的笔记中。《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往大同宣府办理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香、茶等物资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报边中盐的特权。沈孝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说“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他说的山右就是山西。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王现经商致富以后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子弟里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关帝庙里，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召来天谴，必折阳寿。

　　在缺乏商业法规约束的社会条件下，如此庄重地在神前赌咒可能是最严肃的事情了，王现不惜以这种宗教禁忌来规范后人的商业操守可谓用心良苦。直到今天，山西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杆秤。王现在晚年曾对自己的子弟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他在总结自己商业成功的经验时说了四个字“以义制利”。他的这种儒商心态对清代的山西商人影响很大，使他们做生意时不萎琐也不自满，把商业看作一项与读书、做官同样重要的事来追求。

　　这所大院的主人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人家族祁县乔氏，正是由于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包头由黄河边的小村落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他们的治家格言中就把“以义制利”四个字写了进去，他们认为经商首先要守信，其次要讲义，最后才是取利。

　　明隆庆四年，王瑶的儿子王崇古来到了大同，他的身份不是商人，而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宣大总督。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嘉靖年间的时候，在蒙古比较靠近山西的地方地默川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呼和浩特这一带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就想能不能通过和谈的方式、通过“互市”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嘉靖十三年的时候，第一次主动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所谓“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然后保证部勒他的民众和他的军队不进行抢劫，但是条件就是你要和我“互市”，你要提供我的生活必需品，然后我用牛、马、羊和你进行交换，但是在整个嘉靖一朝，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辞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和明朝进行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地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是事实上这种封锁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它禁不住，王崇古其实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早就已经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只不过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契机，使明朝的中央朝廷这边来改变这个国策，因为他作为一个镇守边关的这样一个总督，他只能执行这种国策，无力改变这个国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俺答汗陈兵大同城下，王崇古其实这个时候他无意与俺答汗打这个仗，他想把这个事情圆满地解决。

　　这件十分偶然的边境事件在王崇古看来却是解决蒙汉争端的良机，他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从明初开始的连续二百多年的战火熄灭了。在《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明末，战火再次试卷整个中国，这一次山西人并没有躲过兵灾，山西是李自成由西安出发，攻占北京的必经之路，其后八旗兵又随着撤退的农民军掩杀过来，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再雄厚的家底也经不起战乱的折腾，明朝赫赫有名的商业世家几乎没有一个能挺过这场战乱，明朝的山西商人虽然悄然谢幕，但是他们开创的事业才刚刚开始，甚至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又一批年轻的山西庄稼汉开始推着独轮车上路了。

第四集 走西口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在清军队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西洋大炮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先进武器，不仅帮助清军在一天之内打垮了噶尔丹的主力总队，而且从此永远改变了草原上游牧骑兵占优势的局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努力，清帝国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广大的西北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范毓滨。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张海瀛：范毓滨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

　　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三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同时它还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在历史上，山西商人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的，所谓走西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部分人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人口流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说明当年的山西人还是有一种闯劲，能够到其它地方去寻求新的生活。

夕阳秋草

在一则清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耕种上岭下坡，汗牛痛仆，仰天续命，不但土地贫脊而且人口众多，据康熙时的《山西通志》记载，仅太谷一个县，当时的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中国历史上铤而走险的农民比比皆是，土地和人口问题几乎是所有朝代更替的最初原因，但山西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走出去，用勤劳和智慧来缓解生存的压力。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一个叫黑土崖子的地方，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很多人被抢、被劫甚至葬身在这个沙漠里，还有的被冻死，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象中原地带暖和，那时候也没有气象部门预报，他不清楚什么时候有暴风雨，只有被冻死，还有的被饿死的就是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字院专业作家：比如说有个关，这个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是关口一开大门，就会有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来，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草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贸厅研究员梁绍森：气温反差很大，如果结冰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晕过去，就是这样山西商人照样走的过去，所以说山西人是搭着命在走西口。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的道路上跋涉过，但是在山西的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比如榆次有个姓董的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他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他父母，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给别人当长工赚钱以后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见到一个从西北回来的人，说话很像山西口音，就向他打听，这个人告诉他敦煌有个庙里人的长相很像你要找的人，他赶到庙里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

　　最晚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已经是西北地区商业的主宰，他们甚至垄断了一些市场的商业活动，像祁县乔氏家族，在包头地区商号就达二十余座，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两白银，呼和浩特过去叫做归化，城中著名的商号全部由山西人开设。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就是因为中俄贸易的发展才成为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而这项贸易就一直被山西商人垄断。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他那种敬业精神使他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跟他聊天到激动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把汉语变成了蒙古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不十四岁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到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他要学习蒙语、俄语、维吾尔语、藏语等多种语言，他的学徒不学这些的话将来业务没有开展，打不下好的基础，所以史籍里面记载的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还是伙计，早、暮都在背诵，据说乡间士子们甚至还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勤快，曾经在市场上看到一本蒙古番语记载，这里面就是蒙古语和汉语对照，是学习蒙语的一个办法，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怎么样做生意的语言，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

　　这些聪明的点子只能使牧民对山西商人建立初步的好感，要想把生意做大做长久还得靠更重要的东西，康熙末年，杀虎口的一间草房里，三个山西商人正惨淡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草料行，他们都是太原府人，名字叫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人曾挑着担子，为西征的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三个人合伙在杀虎口经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一天年三十晚上突然有人敲门，有一个蒙古人牵着一列骆驼到他这儿做生意，住了一夜这个蒙古人消失了，结果一检查他的货垛子，里面全是银子，掌柜的就商量，把人家的这笔钱点清楚了当成股本放进本金里，然后每三年结帐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加进去进入万金帐上，就这样滚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出现钱的主人，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帐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评价的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

这个故事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当年大盛魁的山西商人要把讲述这个故事当作每年开张之前的一个仪式，他的含义就不再是夸耀一段传奇历史，这番举动，除了弘扬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之外，更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希望每一代后人都能够把诚信当作经商的第一要诀。这些声名赫赫的晋商世家中，大多把这一要诀写进农规，传诸后事。

　　学者佘秋雨：他不是一般的漂泊者，不是一般的流浪汉也不是一般的偷渡客，他就是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和文明转型时期的种种可能往前走的一支队伍，走西口这个歌尽管充满了悲凉，但是其实后面听起来又充满了一种豪迈，一个人成功可以带来全村的繁荣，就是成功者的数量和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比例就很大，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是和整个背景有关，不是说当时中国任何地方想离开自己的乡村的人他都有走西口这样一种悲壮而又豪迈的情怀，所以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会给许许多多的文明转换带来死路，又会给他们带来活路，而山西在当时这个大背景给他带来的是条活路，所以走西口眼前的是条活路。

　　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在那里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血水在西北草原、沙漠、乡村间铺就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个最早传唱着走西口民歌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边上放上成千上万盏这样的河灯，据说每一盏河灯都代表了一个孤魂，这些顺留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第五集　纵横天下

任何一个第一次走进这片建筑群的人都很难相信这里只是一个晋商家族的私人住宅，它占地近千亩，大小房间八百余间，光围绕四周的院墙就长约三公里，不仅如此，更加让人惊叹的是现有的这座晋商宅院只有原来规模的三分之一。离常家庄园不到四十公里的地方，也有一座气势不凡的晋商大院，院子的主人姓曹，他们的家族才真正是众多晋商中的霸主。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鼎盛时期全国的字号有640多座，雇员有三万多人，总资本有一千多万两白银。

　　三多堂博物馆总顾问吴秀峰：整个曹家的总资产最高的时候达到一千多万两白银，整个晋商当中它的地位是极其显赫的。从商业网点来看，它几乎就是大江以北的主要城市都遍布了。

　　这样的晋商大院以惊人的密度拥挤在山西各地，哪怕在最偏僻的山区也能看到高墙灰瓦的背影，到清嘉庆、道光年间，当年走西口的山西庄稼汉们这时已经把事业推展到全国各地，北京、武汉、广州、苏杭这些名城大邑只不过是他们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山西商人对京津天地的发展贡献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在北京有很多大量的资料记载，富商里边的大户都是来自山西省，好多的行业都是山西商人占有垄断地位。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从我们研究的这个范围内，从华北来看晋商主要的作用集中在几个大的城市北京、后期的天津、东北、库仑、张家口以及外蒙的乌兰巴托。我在日本看到一些晋商的资料，在乌兰巴托100多家商人当中有两点，一个是京商，一个是晋商，它的名字排列都是晋商在前，说明它的发展脉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国内。

　　中国财政大学赵德馨教授：山西的商人在金融领域里它的汇兑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金融领域它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整个汉口几大帮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帮，这个帮的特色主要就是票号、茶叶。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在东北地区《龙江述略》中记载“汉民到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另外《清高宗实录》记载“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人”。从清初走西口起家到清朝中叶势力遍及天下，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要构造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也需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参与。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组织如此数量的人员，这样的事业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少有人能做到，为什么偏偏晋商做到了呢？

  
乾隆年间太谷县一个年老的读书人正在做一项每天必备的功课－记日记。他叫刘大鹏，举人出身，长期任教于晋商家庭，他写下的日记后来结集出版，这本名叫《退想斋日记》的书不但真实地记录了他任教二十年间的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后来的研究者研究山西商从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资料。那天，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重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读书人痛心疾首的感慨在街巷中被人用一种轻快的语句表达出来“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不论是老举人的痛心，还是民谚的幽默都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

　　学者余秋雨：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有了钱以后让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便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这个，他的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无牵无挂地远行万里，不遮遮盖盖。在他们面前官场和儒家知识分子也不遮遮盖盖，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所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真正的官员，或者真正的学者，而不必要象大家既在赚钱，又千方百计说明我是儒商。他甩掉了一切一切的虚伪，这是我对山西商人特别觉得佩服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明清两代的山西人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哪怕是考中了进士也放着官不做，跑回家来做生意办工厂。这间书房的主人是晋商发展后期的领袖人物渠木翘，他原先的名字叫本桥，光绪年间他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主考官亲笔为他改名，不久他考中进士，但有相当长的时间他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他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继百年，就连那位最初连呼风气大坏的举人刘大鹏也不得不在日记中写到“余于近日在晋接触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诚如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自诩为深谙下情的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到“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类是谋入营伍，至中材以下方便之读书入仕，其俗殊属可笑”。可笑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大量的山西人多入贸易一途却是不争的事实。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多少年学而优则仕这样一个观念转变了，学而优则商在那样一个轻商的社会里很可能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一个事实，当时的商人不敢这么张扬，但是在整个民间已经形成这么一个价值观念的转变，所以一流子弟都去从小读书，然后他就投靠字号。

　　在清代甚至普通的山西人也把这种精神当作立身之本。一些晋商的研究者曾在山西省柳林县发现一本《杨氏家谱》，柳林县地处吕梁山区，在历史上这里并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那本家谱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劳力，业不可废，唯一勤，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日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当然，依靠精神的力量还不能成就晋商纵横天下的事业，晋商的成功还在于他们创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

　　太谷曹氏家族是清朝晋商中资本最雄厚、经营规模最大的山西商人家族，为了管理家族的六百多个商号、二万多名员工，这个家族发展出一套与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规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还在中国发展了企业制度，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收集资金方面来看先是独资后来是合伙，再后来发展到股份制，从管理方面来看，先是家族经营，后来是合伙人股东经营，后来发展到依靠有专业修养的经理制，由专业人员来经营，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分离。

夕阳秋草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承明：有一件事情我在别的商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如这个东家同经理的合同规定：东家不准住在店里，不准用店里的钱，在店里吃饭要给钱。这个简直是现代化了，在中国我还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合同。

　　英国著名学者、曾任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院长的李约瑟曾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列出三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职业经理阶层的产生，而且他认为西方的职业经理阶层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十五世纪前后，而晋商中的职业经理－掌柜也产生在这一时期，但是西方社会职业经理阶层产生时社会的各项条件像商业法规等都很成熟，但当时中国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那么山西商人是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保障这种制度能够顺利实行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它内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股份制，而这个股份制里面有一个精华，就是顶身股，这个顶身股把所有的人员大至掌柜小至一般的人都牢牢地拴在一起，这个顶身股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而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许多地方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也是借用了这个顶身股制。顶身股制就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店铺以后，你除了挣自己正常的工资，那么根据你进来的这个年代和任职，再给你一个股份，就是说你不用掏钱，就有了你的股份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店铺里做的贡献越大，待的时间越长，你的股份就越多。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它在产生激励作用的同时又降低了自己经营管理的成本，这可以说是解决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而晋商在一两百年前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点确实让我比较感慨，像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来说，晋商和南方的商人或者和其它地方的商帮他们是有一定区别的，像南方的商人包括徽商、广东商人，基本上都是经营权与所有权是合一的，也就是老板他往往也就是总裁，或者说他是亲自管理的，当然他下边有他的助手，但是我们看到晋商它的财东、它的所有者是不去经营企业的，而且放手让这种大掌柜、二掌柜去经营。

　　清末山西最大的一家商号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曾以这样一段话题概括了财东与掌柜的关系，“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经理受财东依赖与委托，任重而道远，所以事事必出，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崎岖前行，务使操纵自如，决不行险侥幸。”　　

　　正是建立在利益和情感双重纽带之上的制度，使晋商能迅速地将一个个小小的商号发展成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

　　曹家的商业就是由清初的一家豆腐坊成长为一个大规模的商业集团，但是不论是股份制还是掌柜制，都只能管住一个掌柜，管好一个商号，那么如何管好一个由六百多家商号、两万多员工构成的庞大的商业集团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总管里面有一个总钦差，每隔几年要下去视察全国的情况，那么全国的帐庄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一个大字号，大字号下面还统辖好几个小字号，就相当于现在的子母公司。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还进行了联号的经营，所谓的联号经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连锁店，比如在归化城有他的连锁店，他在新疆的三个地方都有他的连锁店，而且他们连锁店的经营方式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经理负责制这样一种形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如在新疆的商务活动委托于某一个人具体负责，所以这显示了当时的经营方式的一种先进性。

　　当年由这里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被迅速地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三百年前的山西商人已经自如地操纵着不论人员还是规模都可以和任何一家现代集团公司相媲美的商业帝国。从明朝起步的晋商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攀登，此时已经逐步迈进第一个辉煌的段落。

山西财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阎应福：山西商人雇用的伙计一般讲究一个班期，有的三年一个班期，有的四年一个班期，有的从十五、六岁甚至十三、四岁就开始学徒，在票号里面叫练习生，几年都不能回家，有的是结婚以后也是几年不能回家。

　　人行天津分行呼市金融监管办监管专员李增毅：做生意、学生意的过程中主要靠的是诚信、刻苦和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人品要好，信誉要好，能干也要吃苦，不然在学徒的那几年中间即使家有万贯也不能在自己家当学徒，必须到别人家去，就是说要受人家严格的限制教育。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小伙计入店之前是要经过选拔的，这也看出山西商人对经商素质的要求，商人不是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入号来的，首先要面试、口试甚至笔试，最起码得有一点文化基础。

　　考试都是在商号的总号进行，主考官也是由总经理一级的人物担任，考试的内容第一是笔试，考察文理通顺字迹工整，第二是珠算，这是商人必备的一项素质，最后是由主考官亲自主持的面试，在这时候主考官甚至会问到祖辈三代的情况，一来是看他家世是否清白，二来看他是否患有遗传性的隐疾，既然考试如此艰难，而且未来的学徒生涯也不轻松，那么山西人为什么还要送孩子学生意呢？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建生：从它的身股制来讲，最盛时期一股分红能够达到一万七千多两，也就意味着一个顶三厘生意的小伙计一年的收入就达到了1075两白银，而一个七品县太爷一年的年俸加上养廉银仅仅是1045两白银，因此晋中民谚说：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上茶票庄。

　　经过考试的孩子就正式成为商号的一名小伙计，在伙计入门的那天，商号要举行一个仪式，这种仪式叫“请进”，意思是说小伙计虽然身份低微，但只要勤奋刻苦，在将来也有可能成为统领全号的大掌柜，山西商人中一些赫赫有名的大掌柜像雷履泰、毛鸿翙、高钰等人就都是小伙计出身，这种仪式过后，小伙计就要经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学生意过程，最短的要三、五年，最长的甚至要九年，这也是小伙计学徒的年龄要从十二、三岁开始的原因之一，他们学徒的地点往往是条件最艰苦的分号，不仅如此，在学徒期间是不允许回家探亲的，这是因为山西人的商号遍及全国，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回家往返一次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不许探亲，一来是花不起这种时间，二来当时山西商人认为吃苦是取得成功的前提。

　　原晋商伙计霍泰喜（九十一岁）：学了当小伙计合格以后就成了站栏柜了，当小伙计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给掌柜的端茶壶、提夜壶，而且我们都会抢着干活，所以说也是一种竞争，平时站柜台是绝对不能坐的，如果以前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东家就会用打和骂来处罚我们。

　　除了终日的辛苦之外，还要面对一些临时性的小测验，当年在这些墙角、门边，小伙计会偶尔发现一些散碎银两，那是掌柜的有意放在那儿的，拾起来交回柜上考试合格，拾起来装进兜那就得打铺盖卷回家了，经过一段这种近乎残酷的考察之后，小伙计就有机会接触实际的商业知识，晋商对于这种教育就更为重视。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三年期间不拿薪水，只吃饭，三年期间的学习很重要，算盘、写字，尤其写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那个时候是写毛笔字，票号里边它主要是书信往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打电话，每天写信都要写到半夜，第二天就早早地发走了，而且写汇票的字每一个分号是一个专人，不能谁都写，汇票就是一个人的字体让一个人看，防止仿照出错。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抄那个信件，信来以后要抄写，抄写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了解整个分号与总号之间的业务关系往来，比如有些什么批示，在哪儿执行，各个地方市场信息情况，这些他自己也能够明了。

　　过去山西有一句商谚说，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生意的辛苦竟然超出了考状元，这是晋商的往来信函和账册，不要说信件内容的文笔，就是这样工整秀丽的小楷不下一番苦功恐怕写不出来。

　　在日本京都大学的谷阳井子女士手中保存着一本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商业专业教科书，这本书的名字是《贸易须知》，在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山西方言，象哄人、纸箸箸、头醋不酸等等，从这样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书的作者也是一位山西商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慈玉：我想他是针对他的子弟或者是初入商场的人所写的，而且写的很全面，有经商指南、诚信、朴素节俭等等。

　　毛鸿翙是清代晋商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开办他功不可没，这样一位金融奇才在做伙计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

　　平遥县财政局王夷典：有一个传得很久的传说就讲到毛鸿翙去了一个油面坊，让他去平遥采当时吃的胡麻油，但他去晚了一步，油没有采到他也没有回来，只是把当地编的油篓全部买了，买油篓到分油的过程还有几个月，到了分油的时候谁家也没有带油篓，他们的油谁都带不走，最后油篓只好都从毛鸿翙那儿买了，后来各家回去以后都向大家做了宣传，最后，他就向买他油篓的人换取了油，结果他采的比别人的数量还大，而且他当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奇招。

　　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创造商机这就不是小聪明，而近乎是一种商业智慧了，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在任何地方都足以独挡一面，但对于晋商来说还远远不够，当伙计们掌握了足够的商业知识以后会派往全国各地的分号参加实际的经营，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

　　高钰是乔家最出色的掌柜之一，乔家能成为晋商中持续时间最长、盈利最多的商人家族，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了这位大掌柜的功绩，他就是在伙计的位置上被破格提拔入管理层的，晚年时他对这段伙计的生涯有了这样一番评价：练习成熟再测试，做事能力与道德，如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以现在的观念看来，这样的作法实在有些不近人情，但商场本来就是残酷的，既然商场充满了诱惑，山西商人就把未来的接班人放到诱惑最大的地方接受考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这些基本的功夫学徒是比较扎实的，因为与此同时要对学徒进行一些道德、讲信用、维护商界自己的形象这些训练，甚至要专门请老师来，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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