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代重庆报纸的“四川意识”与成都、重庆的互视

夕阳秋草

人民网: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31日，国民政府电告前线将士，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5日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云集重庆的世界名人、各国外交官等有3000人，使重庆成为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城市。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段时期重庆的城市地位得到了突然的极大的提升，重庆由僻处四川东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座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陪都以后，重庆报纸仍然充满了四川、成都的信息，特别是广告中遍布“川”字，重庆报纸自称“蜀”、“四川”是非常自然而普遍的，所作报道评论也仍是以四川自视，如重庆《新蜀报》民国33年11月8日2页就有社论《科学与四川建设》，11月29日三页社论是《四川的经济与交通》，11月30日社论是《战时四川动员的问题》……很难看出有独立的意识。

　　明确标示自己报纸的四川身份的文章也很多，如《新蜀报》民34年6月1日3页《金钢钻》之《清川江航轮驾驶员复工》：

　　“以重庆为中心的嘉陵江和长江上下游航轮，都因驾驶人员的加薪问题未获解决，从前天起停止工作了……这在交通方面，是一个颇为吓人的问题：尤其是重庆为中国战时的首都，万国观瞻所系，就四川人的立场而言，无论征兵，征粮，做特种工程，捐献……一切等等，对国家，对民族，都以四川人出钱出力为独多。……在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谁都知道了而且确信四川人力量的伟大。……本报是四川人民的报纸，敢以四川人民一份子的资格向川江驾驶人员们作如下的请求……为四川出钱出力的人民作坚强的后备军，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牺牲自我，顾全大我！”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成立行营，“其职权广泛无限制，举凡川康两省及渝市党政军各项要政，须受其统辖指挥”，但重庆仍以四川自居，重庆报纸仍以“川人”立论，如《商务日报》民国35年4月22日二版社论《中央留给四川人民的最佳纪念》：“中央政府还都在即……四川，八年来是我国的战时首都……是支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地。这些在四川的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盛事……”。《国民公报》民国35年5月3日一版社论《重庆行营成立》：“国府还都，重庆虽已不再为全国首都，但仍不失为西南及大后方重镇，五月一日国府明令还都文告中，特别指示四川为抗战建国根据地，久宜辉闳体制，列四川省及重庆市为全国示范区，蒋主席日前在蓉发表告别川省同胞书，殷殷以建设新四川为当前要务，惟中枢还都后，政令周转不便，每易贻误机宜，非有大员就近坐镇，难奏？功，当局乃特设军委会重庆行营，特派张岳军氏兼代，此一举措，十分明智。行营之设置，系直接代表最高统帅，其职权广泛无限制，举凡川康两省及渝市党政军各项要政，须受其统辖指挥，……本报忝为川民喉舌，多年勉尽言责，代川人呼吁…………国府虽迁，但中央并未忘弃四川，故行营之设立，无异于国府之留川，吾人决不悲观，亦不失望，惟佇候行营嘉谋之丕展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大量的“下江人”涌入重庆有关，外来文化因素的介入，使重庆与成都作为“四川”的共性反而越发凸显出来，在陪都时代，“巴蜀文化”这个名词反而形成了，学术界展开了研究“巴蜀文化”的热潮，代表性论文有《说文月刊》1941年3卷4期卫聚贤《巴蜀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9月1卷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及其批判》等。当然，考古学上所谓的“巴蜀文化”一般是指秦统一巴蜀以前出现于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而在日常的语用中，人们所称的“巴蜀文化”就逐渐突破这个历史界限，而成为将整个四川统摄在内的地域文化的代名词。报纸上也提出了“四川精神” 这样一个高度“宏大叙事”的概念，将成都、重庆牢固地建构为一个统一体。

　　实际上，“缩省”运动中的重庆一直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按照常理，重庆的独立意识应该膨胀。保留省级行政建制，同时缩小省的行政区域，是国民党在省制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共出现过三次高潮 。四川是缩省的重点。1939年1月1日，经过长期的筹备，西康省正式成立。紧接着，蒋介石建议组织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及川康建设视察团，经百余日实地考察，得出基本结论：“川省区域太大，宜缩小省区，添设省治。”报告书建议将四川划分为三省，分别以成都、重庆、叙府为省治所在地。在同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蒋介石以议长身份提出《川康建设方案》，原则上采纳了视察团报告书的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的独立意识也偶有表现，如《新新新闻》民国35年1月23日报道《四川划分为两省原则已确定/黄季陆有将主豫说》，1月25日12版报道《提高省权重划省区/陪都舆论胪陈意见》，提出“四川划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二省区”的意见，只是这类观点在报纸上相对少得多。

　　这一时期，成都重庆报纸的互相报道也很多，还常设有专栏，如重庆《新蜀报》设有《成都简报》，《国民公报》设有《锦城零讯》、《蓉城近闻》、《蓉市通讯》，成都《新新新闻》设有《陪都珍闻》、《陪都动态》等栏目，并常有《重庆百业记》、《陪都杂写》之类的大型系列文章，日常的相互的报道非常密集，如《新蜀报》民国33年11月18日3页有《蓉市人口近六十万》的报道，11月24日3页《各地新闻》有《成都九大学联合建议/改革现行大学教育》的报道，11月30日有《蓉新市长明日视事》的报道……可以看出成都重庆在彼此心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时期，报纸上对成都重庆的比较非常频繁而且所作比较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

　　《新蜀报》民国33年11月24日《金钢钻》有《怀念成都》的文章，文章说：“北方朋友爱成都，说他像北平；北平是古老的文化城，成都也是，重庆人可憎的地方，就在于有洋场气，一副油猾狡猾的面孔。……成都呢？因为是古文化城，虽然表面上很悠闲，但却不断地产生着基础，深厚的文学家，艺人，音乐家……悠闲宜于孕育高贵的思想，伟大的北平就孕育过……”，北平——成都，上海——重庆的对应关系在报纸上经常出现。

　　对成都重庆的全面比较也有不少文章，如《新蜀报》民国34年6月24日第2页《四川经济的区域差异》（甘旻）：

　　“……大家都把四川叫做‘天府之国’，好像这是一片肥沃富足的地方。可是，到过川北有些土地的人，就知道那些地方的‘苦寒’，就是四川中部的红？地带，算是肥？的地方了，有几处乡下要向热？码头流动的情形；而向时在人烟稠密的成都附近，乡村的人是不大离开本乡本土的。

　　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在这一省份以内，各地有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形，照各地方经济情形的不同，分成区域，四川是可以分成好几个区域的。在一个区域里进行工业建设，比较容易，在别一个区域里，却比较困难，可是，就在一个容易开工厂做机器的地方，是不是容易发展工业，也是要看情形而定。现在四川的经济，大概可分做以下的几个区域——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只不过是一种大概的比较，好？地方的实在情形还待人去调查。

　　第一个区域，是成都附近十六七县的平原地区。这是一个产米丰富手工艺也发达的区域，内江和外江的灌溉，使得成都周围布满了小河沟，一个做庄稼的若要灌田，只消叫一个十来岁孩子，用木板把小河沟关起来，再在田 上开一个缺口，水就会源源不绝的流进田里去，因为？肥水便，田产是比别处好，通常一亩田比重庆以下的一亩田，要多出产五升到一担的谷子，四川一年出产谷子约有一万万？五百九十多万担，这一个区域就有一千五百七十多万担，占全数的百分之十五，可是这个区域的耕地，只占全川耕地，百分之十二，？人口稠密，田土都分割得很小。几亩田的农家是很多的。小地主很多，大多仿佛过着小田园太平日子，什么新的生活都不容易接受，所以成都附近的人民显然是不象重庆附近的人民那样多生活变动，农民为了补充收入常常？鸡公车推出去，运人运货，因此，到处路上都有吱？地辗着的鸡公车。

　　成都的手工艺是高度发展的，出名的织锦是不消说的，就是各般日用品的制造，也很？巧，即如抽锅丝一业，原先成都有二十多条抽丝的板凳。后来因外货输入，丝业一天不如一天，战前剩到不到五百根板凳，某一个电气？工厂开工后，吸去了差不多一半，这一类手工的技术水准是相当高的，四川大学理学院的实验工作者，曾经因缺乏仪器，自造图样，找本地的工人做出发电？感 等实验机器，大体上都可以用。由于手工业发达，行帮的组织和他？在成都市民的努力，是不小的。

　　这是一个适宜于农业现代化的区域。但是由于‘宦游’而置业做了‘田舍郎’的人们，对于农业现代化毫无兴趣，而几亩之家的农户，都没有力量来把自己‘现代化’一下。

　　四川的第二个经济区域是川东区。这一个区域包括重庆和附近的地方，川南？綦江，南川一带，下川东巫山，奉节，云阳一带，因为南川的煤铁是和重庆的工矿业有密切关系的，而巫云一带就交通，就员产的应用来说，都和重庆有关联。

　　川东区的经济，恰和成都相反，第一，这里很容易得到从外面运来的货，本地的货物也容易运出去，所以生意买卖特别发达；第二，这里工厂多，不少用机器的工厂，要是三峡水闸修起，这一带都可以用那个水闸的电力。所以，很多人想象这块地方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工业区，也是四川的第一个工业区。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重庆，商人资本势力比工业家资本势力雄厚得多，五十一家银行，三十六家钱庄，大部分的放款是商业的，今年一月间的计算；重庆的商业资本有十二万万元，通过？行（庄？）而算出来的游资有十五万万元，而工业资本和矿业资本合计五万万多元上河来的下河来的一干人们想找到工作，但是工厂不扩大，近来还有停工的，有？办法呢？于是原在一些地方和散布在各处的，就做小贩，苦力，或者擦皮鞋，做佣工。这一区域，可能而且应该赶快工业化，但是不能等待谁偕了十万万美元来修水闸才开始，时间就是生命，是浪费不得的。……”

　　这一阶段重庆成都的比较体现在方方面面，成都的报纸尤显出以重庆为标准，来评价自己城市、督促自己城市发展的倾向来。如《新新新闻》民国34年5月6日8版《成都邮政》，文章说：

　　“成都文化水准很高，什么都管理得比较好，但邮政一项有加强的必要。在本市区以内，务必做半日可达，这不难，成都穿城九里，周围约四十里，并不比重庆大多少，甚至以重庆的新规划而言倒比成都为大。

　　重庆林森路之曾家岩，这可达海棠溪交上清寺半日可达，林森路交城的四周都是半日可达。成都的本区的传递信件要两天（如南较场交正通顺街），这传递信件的速度比重庆慢四倍，同为中华政？何成都邮管区浪费时间之如此。……”

　　又如《新新新闻》民34年5月13日，《大众园地》之《成都的市面秩序的问题》：

　　“成都是中国的心脏地带，距陪都颇近，事事都应该轨道，也用不着人再来谈什么秩序问题。

　　成都市面的秩序，颇为紊乱，既未按‘行人靠左’的规律，在十字街口，其情形更不堪设想，人力车夫往往不听警察的指挥，（固然有偷闲不指挥的）打捷路，不按规定路线走去，所以出事颇多。

　　成都地势平坦，足踏车因之盛行，以乘车的身？，似乎要不为警察的指挥为荣，横冲直撞，我 自在一小时内有肇祸撞人者三四处……人力车于十字街口，必依应走之路线进行，以重安宁，以重庆为？范。”

　　总之，成都、重庆百余年错综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心理在陪都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成、渝之“异”与“分”多起因于“陪都”，而陪都时代本身却是以二者之“同”与“共”为面相，个中的文化意趣颇值得玩味。

　　注释：

　　１、张其昀《四川精神》，《大公报》1938年10月29日

　　2 张学继《民国时期的缩省运动》，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

　　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