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宫：成都诗歌的记忆

夕阳秋草

——汪建中
一
　　
　　近年来，由于忙于诸多杂乱，我已有很多年没去过成都的工人文化宫了。在我的记忆里，文化宫是成都工人心目中的圣地，由于它潜藏的凝聚、荡漾的温馨、弥漫的自在，还由于它洋溢着的丝丝缕缕的文化气息。
　　但是，就在前些天，我听朋友说它消失了，消失于一种买卖，消失于一种占领。也就是说，经济的大潮和强势者的力量已经把文化宫里最后残存的文化气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涤荡而去，留下一地砖头，满目废墟，无尽的荒凉。走在这片废墟上，整个心灵竟然驳杂得如脚底下狼藉的砖头和破碎的瓦片……
　　文化宫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种温情的所在，而这种温情曾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荡漾过许多个春秋。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几乎是整整十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有整整十年的时间被一种温情所浸泡，真是一个奢侈的福分，而这个奢侈的福分，居然被我拥有了。
　　这种温情是——诗歌。
　　它来自于缪斯的灵光，来自于上帝的召唤，来自于心灵的追随和精神的依附。而这种温情，真正重要的，是她来自于最彻底的民间，来自业余，来自青春的躁动和生命的追问。
　　如今，这一切已随岁月远去，像残梦。像轻风。这残梦，这轻风，现在却又被人彻底粉碎成了满眼的瓦砾，一地的废墟。走在这样的废墟上，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块楼板承载过我当年的诗情，不知道是哪一条砖缝镶嵌过我昔日的灵感，更不知道是哪一块玻璃为我遮挡过诗歌以外的风风雨雨……我在废墟上一一找寻，一一探问，但是，除了废墟之上夏蝉们凌乱的凄鸣外，已经不再有其他生命的任何回应……
　　虽然一切已经化为废墟，沦为破败，但是，记忆还在，生命的经历还在，它在我的心灵深处鼓荡，一次次催我回归当年的诗歌，回归成都那个诗歌的年代。
　　
　　　　　　　　　　　　　　　　　　 二
　　
　　在新时期的成都诗歌中，文化宫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准确地说，它是成都诗歌的摇篮和根据地，甚至有着成都诗人的“黄浦军校”的意味。因为，从文化宫走向全国的诗人，有龙郁、孙建军、翟永明、杨然、余以建、郑宝富、袁永庆等。
　　上述这些诗人，在难以数计的中国当代的诗人中，应该说，是著名的，至少也是知名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工人文化宫何以能够孵育出如此之多的诗人呢？这当然有它特定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份叫做《工人文学》的杂志。
　　但是，有一份杂志，就能够孵育出大量知名的诗人来吗？未必！《工人文学》杂志之所以能够孵育出众多的诗人，是因为它没有门槛，没有取舍，没有障碍，没有麻烦，没有纠缠，只要你爱好诗歌，或多或少地写过一些诗歌，它全都接纳，全都培植。它像太阳，只要你走出户外，就能沐浴它的光芒。它像雨露，只要你走向原野，就能获得它的滋润。在这样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有：席永君、马明林、陈小蓓、张啸、杜卫平、陈小繁、刘小双、欧德明、陈国英、彭惠、尤佳、汪洋、赵静、周渝霞、杨光和……《工人文学》能有这样的襟怀与气度，应该说，完全得益于它的诗歌编辑：龙郁。
　　我认识龙郁的时候，他还是一家工厂里的工人。在这家厂里，砂轮片切割着他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也许正是这种切割，命运最终把他切割向了诗歌，切割向了《工人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也许正是这样的切割，做了编辑的龙郁，在心灵深处，始终都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那就是把目光向下，再向下，向那些身穿工装的无名的诗歌作者敞开大门，给他们一个舞台，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把从灵魂深处迸发出的情感，变成铅字承载的长吟短唱。事实上，他做到了这一切，实现了这一切。由于有了这样一道打开的诗歌大门，《工人文学》在陡然间增添了许多辐射、许多凝聚、许多向心力。因此，在成都，有不少诗人的处女作，是在《工人文学》上发表的，并从此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中国诗坛，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诗人。
　　有了这样一种编辑方针，龙郁自然就被众多诗歌爱好者所推崇，用著名诗人孙建军的话来说：“龙郁是成都诗歌爱好者们心中的精神领袖。”虽然孙建军这句话是纯粹的诗人的话，但也不无道理，因为其间隐含着对龙郁作为诗歌编辑的褒奖和肯定，更是对龙郁扶掖无名作者的褒奖和肯定。
　　
　　　　　　　　　　　　　　　　　　　 三
　　
　　按照常规的逻辑来推断，有一份杂志和有一个热心而仁慈的编辑，还是不足以使一个地方的诗歌作者呈现出群星灿烂的局面来的。但是，《工人文学》偏要悖于常理，硬是在一大群以食麻辣为积习的人群中，培植出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诗人队伍。
　　对于这个现象，我想，是有两个条件的。一是当时正是一个诗歌斐然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成都诗人能够大量涌现，就具备了历史的条件和时代的成因，再加之有《工人文学》在那里摇旗呐喊，自然呼应者就众多。二是在《工人文学》编辑部，有一个经常性的诗歌沙龙聚会，这就使得大量诗歌作者向着文化宫集聚。
　　中国其它地方的诗歌沙龙是一种什么模样，我不清楚，就成都文化宫的诗歌沙龙而言，那应该是中国十分诗意的一个所在。在这个沙龙里，孙建军是组长，翟永明是副组长。
　　对于成都的诗歌作者而言，每次去文化宫的诗歌沙龙参加活动，无疑是一次心灵的朝圣，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诗人们无论是男女，还是老少，各自带上自己新近创作的诗歌，从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向着文化宫汇聚。
　　这个诗歌沙龙的地点，是在成都市工人文化宫大门内左侧的一座三层楼的木楼上。在这座木楼上的第三层上，一进楼门，便是一个宽大的场地。场地是木板铺设的，漆了暗红的油漆，由于时间的关系，油漆已经斑驳，地板也有些许儿裂缝。在场地的一角，长年摆放着一架立式的钢琴。钢琴已十分古旧，琴身上的油漆也已斑驳，甚至开始脱落。这块场地，是文化宫用于给职工教练舞蹈的地方。在这块场地的最里边，有三间不太宽大的屋子，那便是《工人文学》编辑部了。诗歌编辑室，是最右边的那一间。屋子虽小，但很亮堂，因为它两扇有窗户。
　　诗歌沙龙的活动，通常是在这块排练舞蹈的场地里举行。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来参加沙龙的诗人，从来就没有下过四十人，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六七十人。诗人们围座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大的圆圈。我喜欢这样的围座形式，因为没有座次，没有始末，没有主席台之类的等级差别。围座在一起的诗人，按照传统，通常有两个内容，一是通报诗坛新近的动向，二是诗人们依次朗诵自己新近创作的作品，之后，大家分别就朗诵的诗歌作品发表自己的感受或意见，目的是使之达到完美的程度。
　　诗人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时，是那么自然，那么有激情。朗读的，读得灵魂在沸腾；听的，听得心灵在燃烧。偌大一个场地，此时此刻，回荡着的，已经不再有别杂音，不再有别的思绪，惟有普通话里夹杂浓厚川音的声声诗歌。
　　一篇作品朗诵完了，诗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发言，绝无片刻的沉默，大家从各个层面阐述自己对作品的感受与看法。点评的，点评得有理有据，更有节有礼，绝无恶意的攻击或是打击；被点评者，听得心服口服，身心悦然，偶有尴尬，顶多也就眨巴眨巴眼睛，嘟一嘟嘴唇，不会有吹胡子瞪眼睛的回应，更不会有自我护短式的争吵。说实话，我十分欣赏这样的气氛，它是那么民主，那么自由，那么和谐，每一次探讨与点评都在诗艺的层面上进行，绝不会在人身的荣辱上作或明或暗的纠缠。
　　在每一次诗歌沙龙将结束的时候，组长孙建军、副组长翟永明以及诗歌编辑龙郁，都要对本次活动和大家的创作进行总结和评述。他们的总结和评述，往往老到、深刻而精准，使得诗人们又多了许多飞翔的欲望，攀登的冲动。
　　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沙龙，成都的诗人们才会以集束式的诗歌作品，撒向全国各地，占领诗歌的阵地，形成一波又一波心灵的广阔蔓延和灵魂的无限延伸吧？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沙龙，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的成都诗人，才层出不穷吧？
　　在中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像成都文化宫这样，把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集积在一起，以一种没有教案的方式和没有教科书的方式，对年轻的诗人们进行着长达十余年的培训。在这十余年里，诗人们互为老师，又互为学生，互为作者，又互为读者。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都的诗人们不仅把自己诗化了，而且诗化了故乡，使成都有了几许诗歌层面的教养。
　　
　　　　　　　　　　　　　　　　　　　四
　　
　　由于文化宫诗歌沙龙的活动十分活跃，更由于这个沙龙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和优秀的诗人，引起了四川各界的关注。关注得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四川诗界的那些老前辈了。这些老前辈是：孙静轩、白航、流沙河、王尔碑、茜子、陈犀、蓝羽、徐康……在这些老前辈之后，对文化宫诗歌沙龙给予深切关怀的，还有许多中青年实力派诗人，他们是：杨牧、叶延滨、鄢家发、刘滨、胡笳……
　　上述这些诗人，他们除了有大量的作品外闻名于全国外，还是成都各种杂志的编辑。也就是说，能够得到他们的关注和关心，这就对成都青年诗人的创作奠定了一个腾飞的平台。因此，他们每次来到诗歌沙龙，对于沙龙的诗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诗歌的盛宴。
　　在老一代诗人中，孙静轩是四川省作协的副主席，流沙河是《星星》诗刊的编辑，白航是《星星》诗刊的主编。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有很多会议需要去参加，但是，当沙龙举办活动的时候，他们都会撇开一切，来参加这个民间诗歌沙龙的活动。孙静轩说：“现在有许多会议，是在消磨我的生命，惟有文化宫诗歌沙龙是在延长我的生命，因此，就是有天大的事，我也一定要来。”诗人流沙河说：“我是个穷人，穷得只有诗歌了，为了不至于一穷二白，我当然要来参加你们的活动。”诗人白航说：“要写诗，先做人，现在文坛上不是人的人，有很多，我来参加你们的活动，一是来做人，二是希望你们好好做人，好好写诗。”诗人陈犀说：“我最近在读《红楼梦》，这是第多少次读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每读一次，就又多几番收获，因此，我希望大家多读读《红楼梦》，那是一部真正不朽的大书、奇书。”老诗人王尔碑带着她一贯的内向和内秀，总是轻言细语地说：“茶越来越淡了，龙门阵是越来越浓了，我喜欢这里，真的。”……

老诗人们来，当然不全是一本正经，他们往往十分诙谐，十分亲切。比如孙静轩，他高兴起来，除了激情飞扬地朗诵诗歌外，还大声唱起前苏联的民歌，他的朗诵和歌唱，时常赢得满场的掌声。比如流沙河，用他十分地道的川音和特有的幽默，讲庄子，讲老子，讲成都的老茶馆、老河流和老风俗。还有陈犀，一张黑乎乎的瘦脸，总是荡漾着亲切的笑容，高兴了，就止不住要打上一串爽爽朗朗的哈哈，孩子一样天真；而白航老师，虽然比较严肃，但他往往被感染，被弄得尴尬的时候，就不停地用右手挠着满头花白的头发。更有趣的是，孙静轩还经常说那些女诗人：“你们这么调皮，这么疯，谁敢娶你们当老婆呵？”女诗人们往往回答道：“我们不嫁人，要嫁的话，就嫁给诗歌好了。”孙静轩一愣，说：“诗歌是诗歌，可做不了真正的老公。”说完，女诗人们还没笑，他已经笑得猴似的了。
　　在这样的时候，老诗人和年轻的诗人已经没有了等级，没有了界线，惟有诗人这个名号，在文化宫里的木楼上弥漫；惟有心灵的坦诚和灵魂的真挚在木楼上荡漾。
　　大家欢娱到极处，以龙郁、孙建军、翟永明为首的诗人，在老诗人们的带动下，几十号诗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幼，跳舞的跳舞，唱歌的唱歌，朗诵的朗诵，说笑的说笑……这真是一个生命狂欢的场面，是一个伊甸园才有的欢乐天地，是一个灵魂深出才有的梦想，而这一切，在这座木楼上，时常都在激情燃烧、汹涌澎湃。
　　有人说：诗歌属于青年，属于澎湃的心灵。在文化宫的诗歌沙龙，我真切地感到，此话不假、不虚。只要你的心理年龄还是十八岁，只要你梦中的天地依然是春天，你就能够加入诗歌，成为诗人。
　　因此，诗人们在文化宫的聚会，是年轻的聚会，是诗意的聚会，是文化的聚会，是灵魂的聚会，这样的聚会，是那么频繁，那么漫长，长得有十多年的光阴。应该说，如此频繁和漫长的诗歌聚会，在中国的诗史上，不多。
　　而这中国诗史不多的漫长的诗歌聚会，居然在成都，在文化宫，在一座小小的木楼上得以实现了。这是诗歌有幸，还是成都有幸呢？
　　
　　　　　　　　　　　　　　　　　　　五
　　
　　1996年，由于难以抗拒的因素，《工人文学》杂志被迫停刊了。杂志被迫停刊，成都大量的诗歌爱好者，顿时有一种母亲逝世的悲痛，有一种忽然成为孤儿的怆然与无助。杂志停刊了，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但见面了，彼此又都空前地沉默，难以说出“《工人文学》已经停刊”的话来，即便咬咬牙说出来了，一双眼睛，早已泪光迷离。得到这一消息，有不少人在摇头叹息，那一份刻骨的悲情，实在不亚于在追念自己去世的亲娘。
　　《工人文学》停刊了，大树倒了，按照常理，猢狲们就应该散了，但是，不，成都这群诗歌猢狲们不仅没散，在龙郁、孙建军和翟永明的带领下，反而以更大的激情维系在一起，以一己的微力推动着成都诗歌的车轮，艰难地向前挺进。
　　杂志停了，阵地没了，编辑下岗了。但是，这不要紧，诗情还在，缪斯还在，最后的梦想还在，只要这些还在，就是天下所有的杂志全都停刊，那就把一腔喷薄的诗情题写于中国的山川大野。在石头上题写的诗歌，也许，比纸张上的印刷更接近永恒。
　　抱着这样的信念，成都年轻的诗人们就时常以自助的方式进行着诗歌的游历。这是一种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游走，像徐霞客那样，对山山水水进行着诗意的探访、诗意的印证和诗意的勘校。在杂志停刊的若干年中，成都的诗人们，把脚印印满了巴山蜀水，在四川这块专门出产诗人的土地上，传承着千年诗歌的悠悠香火。
　　大约在《工人文学》停刊一年后，在龙郁的奔波下，办了一张专门刊发诗歌的报纸。那么，报纸取一个什么名字呢？想来想去，就叫《诗家》吧。是的，就叫《诗家》！成都的诗人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成都的诗歌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家是什么？家就是港湾呵，这个港湾可以安息疲惫的桨橹，能够慰籍波涛中的风帆。是的，就叫诗家，让诗人们有家，也让诗人们成家。
　　到目前为止，在没有经费的惨淡景况下，《诗家》已经办了九年。九年，比中国人抗日的时间还要多出一年。在这九年中，《诗家》的编辑部依然设在文化宫里，依然还是在那座木楼的三楼上，依然还是那间最靠右的屋子，依然还有两扇窗户，给小屋子带来亮堂与温暖。
　　但是，现在这木楼没有了，它被人出卖了，被人推翻了，那些支撑木楼的木头，被收破烂的人收走了，那些承载过诗歌和欢乐的木地板，现在不知被人倒卖到了何处。
　　没有了小木楼，《诗家》就没了家。没了家的《诗家》，现在在到处流浪，满世界漂泊。一张以《诗家》命名的报纸，到头来却没了自己的家，这究竟是一种嘲笑，还是一种侮辱？
　　我们不是经常说精神是永恒的吗？但为什么成都的诗歌精神是那么地经不起出卖，经不起推翻？我们不是经常说灵魂是不屈的吗？但为什么成都文化宫里的诗魂是如此地经不起锤子们的敲打？
　　也许，作为诗人，原本就不需要什么家，这就像李白、杜甫、苏轼，没有家的羁绊，这就注定了一生的行走，也注了定永远的伟大。那么，就让出卖的全都去出卖吧，就让该推翻的全都被推翻好了，没有了家的束缚，正好背着行囊游走于天涯，闯荡于江湖。
　　离开成都工人文化宫的时候，在大门处，我最后回望它的废墟时，蓦然间，我有一种圆明园废墟的苍凉感觉。有这样的感觉，我真是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2005年9月25日于大石桥石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