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研学材料（转载） （3）

舞法舞天

这是考学时期搜集的，供大家研究。

对于神秘诱惑的憧憬——试析《雷雨》的主题
关于《雷雨》的主题，曹禺有过这样一段阐释：“《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青年时代的曹禺满怀激情，尝试用创作表达自我的人生感悟，然而冷静的理性思考的相对缺乏又令他无法对人生困惑一一作出解答，因此《雷雨》创作更多呈现出情绪化的倾向，感性体验的丰富完整为剧本注入了充沛的生命力。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仍然是种“神秘的诱惑”。        　　首先，这种“神秘的诱惑”源自对于无常命运的恐惧、惶惑与呼号。未出场的第九个人物——“命运”始终是全剧的最高主宰，它轻而易举、反反复复地捉弄、摆布场上人物，它的突然而至与悄无声息触动着每一个人的恐惧神经。隐忍退让的鲁侍萍时时警惕、步步为营，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的煎熬中希冀逃脱命运的惩罚。自大蛮横的周朴园对于前半生的罪恶可能带来的灾难也同样有着深沉的焦虑，他害怕与侍萍的任何瓜葛令他失去现有的一切，他担心命运将无情地剥夺已经拥有的财富与名誉。即使是最为阴鸷反抗的繁漪也惧怕失去推一的精神寄托棗她与周萍的不伦之恋，她惊恐命运终有一天会熄灭其惟一的生存希望。        　　对于命运的极端恐惧折磨着每一个强烈欲望中的灵魂，他们焦灼的心情恰似大雷雨前沉闷压抑的天空。然而这种极端的恐惧本身就是个诱惑，恰如欣赏恐怖片时欲看又怕，越怕又越想看的情绪体验。        　　对于命运的恐惧固然真实地存在着，然而被残酷命运所驱使的人们却不是宿命地等待最终的审判，顽强的生存意志与求生本能促使他们不断挣扎，因此在困境中的垂死抗争形成另一种“神秘的诱惑”——对于生命力的张扬、礼赞与崇拜。        　　 “魔鬼”繁漪的两次人生选择最充分地燃烧着这种生命力的激情火焰。倍受周朴园压抑束缚的繁漪所作出的第一次选择是大胆地投入与周萍的不伦之恋。在这场恋情中，她即将枯死的灵魂在变态的情欲中得到滋养，道德伦理桎梏的冲破与强烈生命欲望的满足使她开始重新呼吸生气。不幸的是周萍狠心的遗弃抽掉了繁漪唯一的精神依托。恰如见过阳光的人再也不愿回到暗室，繁漪绝望地作出了第二次选择棗她要不顾一切地报复。正如一道划过暗夜长空的闪电只在一瞬间扯开黑幕一样，繁漪在自我毁灭中显示了生命抗争的勇气与力量。诚然，繁漪决非真善美的化身，然而对于命运大胆无畏的挑战张扬着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        　　在使人恐惧、逼人抗争的残酷现实之外，对于理想希望的追求如天使的羽翼给予人们飞向天堂的憧憬与信念。这一层的“神秘诱惑”是摆脱沉重的轻松。周冲关于“海，……天，……船，……光明，……快乐”的理想“是这烦燥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曹禺《〈雷雨〉序》）。即使这个可爱的生命简短而痛楚地消逝了，然而他对于自我的探寻，和梦幻的呓语同样宝贵。青春时代的理想并不在实现与否，它的存在就是一种快乐与满足。        　　害怕命运的恐惧感，反抗命运的生存力，超越命运的理想性，《雷雨》的“神秘诱惑”包含着这三层意义，但却远不止这些。因为我们无法对一个文本作出理性定位，即使剧作者本人也难以陈清——“而我始终不能给他（神秘诱惑）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因此如果定义《雷雨》为单纯的命运悲剧将无法涵盖它延伸的意义范畴，而理解曹禺的创作情感——“对于神秘诱惑的憧憬”才能贴近剧作的本真，这也正是我们解读的价值所在。

要么自由，要么发疯
——新世纪谛听曹禺话剧自由主义的呐喊
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读都能读出新的人生感悟。最近，纪念大师曹禺诞辰90周年，人艺新排了《雷雨》、《日出》、《原野》，让有眼福的北京人足足过了一回经典戏剧瘾。欣赏之余，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你感悟了什么呢？纵贯于曹禺几部大戏中的自由主义的呐喊你听见了吗？曹禺不是思想家，但他是中国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沐浴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天才作家。即使是在我们文化最专制的黑暗时代，我们的文学史也要给他一席之地。可以说我们过去读解其剧本，只是弃其精华、触及皮毛，没能深掘出其人性更深层的内涵。在步入新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人饱受封建社会及极左社会主义专制压迫、随着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空气开始升起弥漫的今天，再次回味繁漪、陈白露、金子他们发出凄沧的自由呐喊，深感这位天才作家对人性、人生、社会底蕴的把握之深，惊叹伟大作品启迪思维的永恒。在一个专制主义横行的社会，自由主义便是异端，追求自由的人便是疯子。繁漪一个美丽热烈多情的女性，一朵封建家族压抑、专制社会虚伪道德摧残的“恶之花”，闭锁在一个男权主导的阴暗的宅院里，哀怨乖戾则成了其外表，对自由的大胆追求、对传统伦理的蔑视、对挣出专制囚笼的呼喊，构成了这个人物的亮点。但她生于这么一个龌龊的社会，尽管周萍的出现也曾一度使其生命之花绽放，但发疯便是她的宿命。即使她碰上了一个不象周萍那样懦夫的男人，在一个社会结构失衡、不允许自由生存的社会，挪娜出走了又怎么样？鲁迅的小说《伤逝》已描绘了其凄凉结局。   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作者要让雷雨来冲刷这个世界。剧中刻意安排也许能带来亲和友善、平等自由的周冲死了，重复着上辈罪孽、但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四凤死了，追求过自由、又重蹈老路的周萍也死了，只留下了专横的周朴园和追求自由而不成的疯子繁漪、想当稳奴隶而不成的鲁侍萍，于是中国社会就这样在暴君和疯子的梦呓中延续更替。曹禺借繁漪的口发出了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的呼喊，以摧毁这个灭绝人性的社会，但也深知专制主义的强大，也只能是无奈地看着这个社会怎样在吞噬着自由和人性的幼苗。《雷雨》震撼观众的艺术力量就在于它形象再现了专制主义对一朵自由之花的摧残，描述了专制社会使人变成鬼、道貌岸然的邪恶扭曲人性的历程，使你深深厌恶这个罪恶的社会。金子是曹禺在《日出》中塑造的一位农村族权专制家庭压迫下追求自由的女性，专制主义在这儿的典型体现则是婆婆对儿媳的压制。在一个失去婚姻自由的社会，具有天生热爱自由种子的金子，开始只能把热情倾注在与婆母争夺丈夫焦大星的感情上。这种抗争只是对具有欺压欲封建家庭的一种本能抵制，当一个自由狂放、桀骜不驯的仇虎出现在她面前时，使她找到了追求自由的同志，她的火样炽热感情终于引爆了，那金子遍地的理想之地鼓舞着她随仇虎出走，并表现得比仇虎还义无返顾。金子的野性，在黑暗旷莽的原野里闪耀着妇女自由的红色火焰，在双重的封建阶级压迫、礼教压迫下熠熠生辉。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发出了对不羁自由的礼赞。陈白露则是曹禺塑造的另一类迷失于物欲、但不甘于沉沦的新女性。同样追求自由，但已沦为社会底层玩偶的她，只能是一方面身体依附于她所厌恶的有钱男人，另一方面保持精神遨游于自己的世界，艰难地保持着精神的贞节和自由。她对小东西的保护、对方达生的依恋、对金爷的鄙视，都体现了她对人性、正义、明天的渴望。但在一个金钱的社会里，缺乏金钱的弱女子，何曾能得到自由？她鄙视金钱，但又离不开金钱，贪恋享乐又从精神上鄙弃享乐，所以在潘月霆这类人的眼里，她也是那种精神不很正常的人。处在精神要自由而身体不能自由的二难境地，注定了她自灭的悲剧命运。她不可能象翠喜那样猪狗一样的活着，只能是随着这个社会“睡去”。曹禺通过这个身陷风尘、心向自由的女性，表达了他对这个罪孽社会的诅咒，对人性回归、自由幸福的“日出”新生活的渴望。曹禺的悲剧在于他剧中人物得不到自由，他期望他们在理想的“日出”社会里能得到自由，后来他自己有幸生活在曾经礼赞过的“日出”的生活里，没想到反而自由被剥夺得更彻底。在后半生的创作里，这个天才显得江郎才尽，正是由于他又陷落在一个更为专制的文化社会里，只有一个主义，只允许一种思想，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模式，叫这颗自由主义的灵魂怎么不苦闷呢？他曾鞭笞过的扭曲人性的社会也在扭曲着他自己的人性，在一些政治运动里他被人整，他也整人，去说一些违背良心的话。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不屈的思想者，倘若保留着自由的思想空间，就只能发疯，于是胡风疯了，张志新精神失常了，顾准成了被社会、家庭抛弃的另类。现在我们坐在剧场里欣赏着大师的剧作，被他的三十年代自由浪漫思想感染，设想一下他这种具有这种开放型思想的人生活在中国最专制、最黑暗的文革时期，他要违心表态拥护这个社会、这种革命，这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奈的事。当世界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当自由民主思潮再一次涌动的时候，再回头看看五四新文化带来的文学作品，感觉我们的社会还在绕着一个特大的怪圈。五四先锋们呼喊争取奋斗的民主自由，似乎距离离我们还是那样遥远。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得不到，反而是更多的人性、人的自由的剥夺。种下的是龙种，为什么收获的却是跳蚤？仔细谛听曹禺60多年前发出的自由主义呐喊，重新接受五四先贤们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或许你能对今天的生活有更多的感悟。革命和斗争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自由幸福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愿新世纪的中国人多多倾听这艺术经典里发出的压抑在社会深处的自由呐喊，祈祷我们的社会里追求自由的人不再成为疯子。

雷雨主题思想和艺术结构的批判
一、    前言话剧《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个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文学史学家称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并把《雷雨》，定为中学与大学的必修课，这就足可证明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什么《雷雨》在的文学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它迎合了某种社会政治集团上与文艺理论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因此就成为文艺创作的一面旗帜。下面是文艺理论家和权威冉忆桥先生为《雷雨》写的评语，这是文艺理论家对《雷雨》最权威的定位。全文如下：《雷雨》剧作成于1928年，它以1923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社会背景，描写了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通过周鲁两家人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勾勒出现实的社会的阶级关系，反映了当时历史真实的某些方面。作者怀着被压抑的忿懑和对受侮辱受迫害的善良的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了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罪恶的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横、冷酷与伪善，预示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作品以周朴园为中心，在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中展开剧情。全剧八人，各有其独特的思想感情与经历，但是他们的命运又于周朴园相牵连。在众多的矛盾冲突中，周萍、繁漪和四凤的爱情纠葛是一条明线，周朴园与鲁侍萍则是一条暗线。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彼此交织，互为影响，交相钳制，使剧情紧张曲折，引人入胜。作品大胆的吸取了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成功的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人物少，时间断，场景集中。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冉忆桥）概括起来，文艺理论家们对《雷雨》的评价是这样的：严肃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能揭示深刻的社会矛盾，揭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灵魂和堕落，压制人性，惨害妇女，残酷的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罪恶见长。主题反映了妇女要求人性的觉醒，预示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结构严谨，故事情节曲折，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可是在我看来，《雷雨》不过是一个胡编乱造的剧本罢了，理由是很简单，既然称《雷雨》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就必须有历史生活的真实，只有这样，才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而雷雨恰恰是违背了这个历史生活的真实。本人并不否定文艺对生活的剪辑、提炼、整理与艺术的加工，但不能违背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在逻辑上出现大的矛盾。如果从一个生活的横断面，不往深处追究，《雷雨》似乎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如果我们往深处追究，用历史的、发展的、连续的眼光来考查审视《雷雨》，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牵强与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这是很多文艺作品的一个通病。具体地说，雷雨剧作的问题如下：二、周朴园的身份质疑周朴园是剧作中最主要的人物，剧情就是围绕着他展开的，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居然经不起推敲，这个剧作还能算上是成功的作品吗？下面我就对它进行一些剖析：首先，笔者认为周朴园的身份是不可靠的，我们要追究一下，周朴园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能够“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不受追究？既然称《雷雨》是个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就要基本尊重史实与生活的真实，然后根据史实再进行艺术加工。在这里我要问的是，以上的历史事实在那里？是以谁为原形，以那个具体的事件为雏形来创作剧本的？如果没有历史事实，那只能是信口雌黄，歪曲历史，唯恐天下不乱的妖言惑众与煽动了。周朴园与周萍为什么都要到三十岁还不结婚？在正常情况下，周扑园与周萍那么大的岁数不结婚，在封建社会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象周扑园这样的有钱有势的钟鸣鼎食之家，又是信奉儒家文化的封建家庭，三十来岁不结婚，岂非无稽之谈吗？他们家莫非有不结婚的传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训诫是极为抵触的。作者把欧洲人的生活模式嫁接到中国封建家庭的生活之中，显然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三、周朴园性格上的矛盾之处周朴园既然能“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就说明他非常有胆略，是一个既有賊\心又有贼胆的心黑手毒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是也有原型吗？象这样的人，绝不会念念不忘地去留恋一个什么五十来岁的老女人。如果他需要的话，可以在一分钟之前与之卿卿我我，一分钟之后又可以把这个女人的心肝五脏扒出来生吃或喂狗，那怕她是如花似玉的风流女子，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也是不会后悔的。可是自从侍萍走后，周朴园无日不痛苦地思念之，为了记念侍萍，侍萍曾经住过的房子，二十多年一直保持原样不变，甚至把窗户长年关着，也不许别人进这个屋子，这充分地表现出他的痛苦忏悔心情。他见到侍萍后，提出要给侍萍5000块大洋，以弥补自己心灵上的内疚，这一切一切是多么有人情味有人性啊！这难道就是那个敢“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心黑手毒的周朴园？象周家那样的人家，杀个人简直比捻死个蚂蚁都容易，居然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有如此之善良之举，真是不敢让人相信这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是现在的中国人，很可能把她剁成几十块，然后放到高压锅里一煮，十来个小时后就把她消灭的干干净净。即便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也不会再给她5000块大洋的。要知道5000个大洋是个什概念，在当时，二十块大洋就可以买一亩好地。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人吗？为了一千圆钱就可以与父母、兄弟姐妹翻脸；明明是自己该赔偿人家钱，却瞪着眼赖账，恨不得一下置对方于死地。 四、关于周朴园与繁漪的关系剧作中周朴园与繁漪的畸形的关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周朴园在剧作中表现出的性格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敢“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另一方面对繁漪的行为又表现出容忍，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让周朴园容忍繁漪的行为，那必须是有条件的，要么在财产上依靠她，要么在势力上依靠她，繁漪的地位必须象公主一样那么尊贵，否则周朴园是绝不会容忍她的，无论是从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上，还是从周朴园的性格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从剧作中，我们看不出繁漪对周家的工厂企业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看不出她娘家有什么势力，周朴园必须在事业上要依靠她与她的娘家。在剧作中，繁漪完全是家庭妇女的角色，在那个年代，象繁漪这样的人，好了，周朴园就可以过与他生活下去，如果她不守妇道，周朴园完全可以休掉她，那有她兴风作浪的社会与家庭基础呢？剧本中能够说明繁漪在家庭中的超限行为，并能使周朴园妥协屈服的理由就是，周朴园的岁数比繁漪的大，不能满足繁漪的生理上与的需要。可是剧本中又表明，周朴园的只比繁漪大十来岁，这根本构不成生理上的差异，也不能成为繁漪性不满足的理由。为什么说周朴园只比繁漪大十来岁，我们可以根据剧本中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推断出来。剧作中当时的周扑园是五十来岁，而他的儿子鲁大海已是23岁，这就是说，周扑园娶繁漪时是27岁——29岁之间，最大不应超过30岁。如果是30岁，剧本中的周扑园应当是53岁，这就比剧本中交代的岁数大出三岁了。我们就算是周是三十岁把侍萍赶出去娶了繁漪，那也只是与周扑园相差十来岁。因为繁漪到周家最起码应该是18——20岁，特别是作者把繁漪描绘成一个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女性，设想即使她是个高中毕业生，到周家时也应当是20岁，剧作中当时的繁漪已经是43岁了。男女之间差十来岁，这并不能构成男女之间性生理上太大的差异，中国人不是有这样一句经验性的俗话吗？“男大十，一般齐”。本来男人就比女人性生理年龄段长，在这个意义上，周朴园与繁漪不存在性生理上的差异，繁漪没有必要乱伦追求所谓的性幸福了。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女性，作者也没有必要对她的行为大加赞叹了，因为繁漪的完全是一个勾结儿子发生性行为的荡妇，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剧作中没有交代周扑园有阳萎或性功能不好，不能满足繁漪的性要求，所以繁漪就有性不满足的缺憾。也没有交代周扑园娶繁漪之后，有沾花惹草的嗜好，大肆纵欲，兼补药饵，倍力行房，伤了元气，以至于宗筋不举，失去了完成性活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排除周扑园性功能障碍可能。既然周没有性功能障碍，繁漪就不会或不应该有性不满足的遗憾了，也没有必要再有非分之想了。当然，我不能说一个男人的性功能好了，他的女人就一定不会红杏出墙，如果是剧作中有这样的女人出现，有必要对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红杏出墙的原委交代清楚，可是《雷雨》没有作这方面的交代，他所能表示到的就是周扑园比她的岁数大，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所以她才红杏出墙，大胆的追求性幸福和人性的解放的，以至于和周萍长期发生性关系。由于以上原因，《雷雨》剧情构思就是不合理的了，从历史的真实性考虑，繁漪应当是放荡的女性，她的行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可是在曹禺的笔下，繁漪不仅不是个放荡的女性，而是个追求人性解放的女子。作者是抱着对她的无限同情去刻划她的，这既违反了艺术真实的原则，也背离了文艺的任务是抨击落后与黑暗，歌颂先进与光明的原则。把美写成了丑，把善写成了恶，把一切关系都人为地颠倒过来了，对人类，特别是对中国人的道德沦丧起了推波助滥的作用，这可能就是《雷雨》一大功绩吧。五、从历史条件看，繁漪应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把繁漪身份定位成个有文化受过西洋式的现代教育女性，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因为剧本没交代繁漪之所以是个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女性。按一般史实的剧情发展，繁漪应当是一个小脚女人，可是剧本里的繁漪却是个大脚女人，最起码在剧本里没有反映出她是个小脚女人，作者也没有对此做出交代。繁漪如果是个有文化的女子，受的应当是儒家的三从四德的教育，而绝对不会有西洋人追求性幸福的放荡思想教育。因为周扑园娶繁漪的时间是1900年，设当时繁漪的年龄是十八或二十岁，如果繁漪在1900年前十年是在求学，她念的应当是私塾，而绝对不会是洋学堂。要知道，在1900年前，中国的洋学堂是为基督教传教服务的，一般都是穷人才上这样的学堂，富人是不会上这样的学堂的。剧作中的繁漪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在1900年前，繁漪是不会上洋学堂的。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洋学堂应是在1900年以后，这时有钱的人家才把孩子送到洋学堂受教育，以求孩子有个好的前程，但是，那时上洋学堂的男孩子也是很少的，何况是女子了。就是1900年之后，女性上洋学堂的也是极少数的。尽管剧本把繁漪定位成23—24岁的女人，我还是把她定位成18岁—20岁，如果把她定位成23——24岁，那么，《雷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因为把繁漪定位成23——24岁，她与周朴园的岁数就差不多了。如果是这样，繁漪红杏出墙就更没有道理了。由上述可知，《雷雨》把繁漪定位成一个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文艺学术理论，违反了现实主义文艺忠实于生活逻辑的原则。当然，如果《雷雨》是个通俗文艺作品，不需要忠于生活，可以是“何仙姑走娘家——云里来，雾里去”胡说八道，我也就不会对雷雨进行批判了。一个受传统三从四德教育的女人居然放荡到与自己的儿子通奸，这简直信口雌黄，就是通俗文学也很少有这样拙劣的构思。六、周萍与繁漪的关系没有说服力周萍接受过文化教育没有？他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教育？是传统的还是西洋的？如果是传统的，真不知道他如何见那些整天“之乎者也，满口礼仪廉耻”的同窗？如果接受的是西洋的文化教育，应当有基督教文化的成分在其中贯穿，而基督教文化对性也是很忌讳的。即便他冲破了基督教文化的束缚，他将如何面对那些同班同学？因为找一个老女人通奸是不光彩的事，上街嫖娼也比与继母通奸的心理关好过得多，有钱的公子哥上街嫖娼也是正常的事。周萍为什么非要和自己的继母——一个老女人通奸呢？在那个年代，有钱的公子哥那里不能搞上几个漂亮的女人呢？上门提亲的恐怕是要把门槛踏烂的。象他那样有钱有势的人的，只要他愿意，恐怕后面能跟上一个连的女人都不过分。一个能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让警察开枪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的人家的势力，恐怕是权倾天下，财甲天下的人了。就是连当时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即便是个很混蛋的总统）也不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违，可见周家的权势之大。就是这样的大户人家，其公子哥居然与自己的老继母通奸，这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再者，与自己的继母通奸，条件并不好，随时随地都有被发现而身败名裂的可能。不可理解，周萍为什可能与繁漪保持这样一种畸形的性生活？他父亲的妻子，他的继母，这个心理关如何过？还有，周萍是什么时侯开始通奸的？如果以1923年为时间基点，好象是十年前周苹就与繁漪有了不正当当关系。那就是说，在周萍16——19岁就与繁漪通奸了，而此时的繁漪应当是30——33岁之间，周朴园则是40—43岁之间。真不明白，一个40来岁的男人怎么不能满足一个30多岁的女人的性欲？真是不可理解这种关系。四凤与周萍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即便四凤如花似玉，也不足引起周萍的倾倒，因为四凤是个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粗人，门不当户不对。如果周萍是个纨绔子弟，充其量也不过是与她调一下情，把她当成个玩物玩一下，而绝对不会为之倾倒，因为象周家这样的中国顶尖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大量有钱人家的漂亮有文化有教养的小姐莫不趋之若骛，怎么能会轮到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粗丫头让周萍倾倒呢？在逻辑上说不通。八、侍萍应不应当被赶出周家？如果周扑园不是基督教徒，他完全没有必要考虑繁漪接受不接受侍萍在家庭中存在这个事实的。很显然，剧中的周朴园并不是什么基督教徒，娶繁漪把侍萍赶出家门的理由根本不存在。其次，周朴园也没有必要把侍萍赶出家门，因为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纳妾，在那个年代，有几个有钱的人家不纳妾的呢？周朴园完全可以把侍萍立成偏房，让繁漪为正房，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极为正常的社会家庭现象，相信，无论是繁漪和侍萍都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的。可是周为什非要把侍萍赶出周家呢？即便把侍萍赶出家门，按中国的传统习惯，也不会把孩子让侍萍带走，因为孩子是周家的人。周朴园完全有能力，或者说毫不费力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他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吗？如果周朴园贫困了倒，自顾不暇，那倒是有可能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在封建社会弃子，按儒家的教条是一种很大的罪过。再者，把侍萍赶出周家，也应当给侍萍安排一下，而不应当让她生活无处着落，因为侍萍带有周朴园的亲生骨肉呢。其实安排侍萍不是个什么困难的事，数百块大洋就可以解决问题，象周朴园那样的大户人家，数百块大洋只是九牛一毛，周朴园有什么理由让侍萍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落呢？既然能狠着心把她赶出家门，又有什么道理苦苦的思念她，并为之痛苦的忏悔来折磨自己呢？九、侍萍跳河质疑侍萍在生了鲁大海之后被赶出了周家，因为生活无处着落，只好大冬天跳进了苏州河，报纸上当时还做了报道，说一个女子抱着孩子投河自尽了。这说明是有人看到了，而且当时没有救出来。如果救出来，报纸应当说明“某女子抱子跳河自尽被救云云”。侍萍被救只是偶然的机会，这就是说她沉到水底了，当时人们没有救上来，在河水中被冲出很远很远，也可能是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才被救出来。真不明白一个小脚女人是如何能存活下来的？即便她能存活下来，那么冷的天，一个刚生下三天的孩子，在水里溺那么长的时间能存活下来吗？恐怕一口水就呛死他了。即便不呛死他，大冬天也会冻死的。十、结束语：从剧情结构上，《雷雨》漏洞百出；从主题思想上，《雷雨》是赞扬道德堕落，为腐蚀文化思想涂脂抹粉的一曲赞歌，是推动中国人道德堕落号角，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与《雷雨》不无关系的。一部带着浓烈刺鼻臊味的男盗女娼的文艺作品能够受到中国人青睐，反映了中国人一定历时时期的道德风貌，说明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道德在堕落，也是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即将崩溃的危险信号。为什么会造成中国这种社会状况？因为在《雷雨》出笼的时代，中国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国际上屡受凌辱；内有兵乱与匪乱，人民流离失所，那时的中国正是一个满身疮痍的病态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和人民失去了自信，一片自悲，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无用质疑，《雷雨》出笼是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应当说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 我们知道，在20世纪开头三十多年中，中国开展了一场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亦即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一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派，后来这些人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他们以《新青年》为舆论工具，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攻击遍了，老子、孔子等历代圣贤自然不可免受他们的攻击，都被称为妖魔鬼怪，就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也不能幸免。另一派则是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他们一《每周评论》为工具，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八股文和文言文，主张白话文，同时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批判。所谓的保守派，是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学衡》的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都学贯西中，可是在争论中，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居然没有占上风，屡屡受挫，这主要是他们没有正确理解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致，如果他们真正的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绝不会败给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不要说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今天的人，还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正确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远的不说，网上的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骂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有人在。我绝无意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他们的问题只是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问题，因为那时的人们的认识是很乱的，几乎莫衷一是，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也不奇怪。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陈、李等人的所做所为在客观却起到了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事实。李陈之所以有以上认识，主要还是对中国文化认识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还是个认识问题。经过争论，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什么都不好，外国人的什么都是好的，甚至连外国人拉的屎都是香的了。中国落后了，也落后怕了，但是中国人没有认清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以至于把自己民族最好的东西——传统的道德文化抛弃掉了，与此同时却把外国人的垃圾和排泄物都搬到自己家里顶礼膜拜，这就是《雷雨》之所能出笼，并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长期生存，并能获得重要地位原因所在。其实，西方人最好的就是民主科学，其它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学来的恰恰不是民主与科学，大都是人类应当抛弃的糟粕。只要有了民主社会，再加上中国的美好的传统道德，不需要哪位大爷强调什么科学，中国的科学自然就会发展起来，中国也会强大起来。中国人民今天道德的堕落，错误的文化宣传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雷雨》、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是一堆堆糟粕，这些糟粕对中国人的道德堕落都起了推波助滥的作用。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挽救中国人堕落的道德，使中国人的丢失了的理性和人性恢复，对《雷雨》这样的毒化国人的灵魂，糟蹋人性的文学作品，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与无情地揭露，并肃清它的流毒。

繁漪人物形象分析
提起《雷雨》，就不由地想起我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曹禺老先生。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那么《雷雨》就是标志中国话剧走向成熟而飞出的第一只燕子，它以其深邃的内涵，圆熟的技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70年来，经久不衰，被人们耳熟能详，广为流传。 曹禺曾说过，繁漪的性格是最“雷雨”的，也是他刻画的最具特色和最为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个从走廊上静静走来的女人，阴鸷而沉郁，穿着一身镶灰花边的旗袍，如同一朵黑色的玫瑰在满园的暮色里散发忧郁的芬芳。她的眼睛大而灰暗，沉静地灼烧\"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偶尔也会露出依稀的微笑：\"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她的脸上\"。 她素来有些阴鸷怪异，时而敛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还有她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都裹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突发性和猛烈性。她代表着“五四”以来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强音，在她身上折射出不畏强权、争取自由、宁死拼斗的绚丽光彩。作为周朴园的继室，她不甘心为人摆布，敢于反抗周朴园，面对周朴园的训斥，繁漪敢当面顶撞说：“不，我不愿意。”可以说，繁漪是周朴园家长专制的掘墓人。她厌倦了冷寂阴沉的家庭，在形如枯井的心底却跳跃着一丝如火的热情，她爱上了周家的长子周萍，落到了“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地步，可是在她看来并不是可耻的，反而是正义的，是自己追求爱情、自由的最好宣言，，是自己葆有生命活力的最好办法。所以当周萍痛苦甚至厌恶这种乱伦关系时，繁漪却发出这样的呐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 曹禺借繁漪的口发出了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的呼喊，以摧毁这个灭绝人性的社会，但也深知专制主义的强大，也只能是无奈地看着这个社会怎样在吞噬着自由和人性的幼苗。《雷雨》震撼观众的艺术力量就在于它形象再现了专制主义对一朵自由之花的摧残，描述了专制社会使人变成鬼、道貌岸然的邪恶扭曲人性的历程，使你深深厌恶这个罪恶的社会。难怪说打开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像繁漪这样的典型，应当是属于曹禺的，无论你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却不得不承认她的深厚丰满，她的特异的性格光彩。她的形象像雕塑家手下的塑像，最明晰最细致的纹理，都显示着鲜明的性格。而最重要的，是她的复杂心理，交织着错杂矛盾的情感，都被曹禺天才地刻画得惟妙惟肖。 曹禺曾在《雷雨.序》中这样说：“我最早想出的，并且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我喜欢看繁漪这样的女人。”“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最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可见繁漪在作者的心中是令人同情的，她敢爱敢恨的突出个性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笔者对繁漪的爱恨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如果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从乱伦的角度来看，繁漪会被认为是个坏女人。笔者认为可能有些偏颇，应该把繁漪这个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环境中理解这个可怜的女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女性，她们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就是做一个孝妇、贤妻与良母。“男尊女卑”是中国数千年来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层的观念。女人只能顺从，只能是弱者，不能有半点反抗，如再红杏出墙，乱伦等，简直是大逆不道，会被千刀万剐。所以当20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来临时，女性们开始了反封建斗争，为自己的个性自由而摇旗呐喊。繁漪正是那个年代里唯数不多的个性派女性的代表，她读过一些书，有自己的思想，敢于作出自己的决定，即使在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后，仍敢于冲破封建纲常,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我不是周朴园的妻子，我不是周冲的母亲！”她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大胆释放自己的女性，比起处在那个时代许多把自己的一生归于命运安排的女性来说，她的确勇敢得多，她不屈服于命运，她敢于大胆追求，正是这，才把她与那些默默忍受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一大群妇女区分开来，显出一丝耀眼的锋芒。试想，在一个根本不被当女人看，不被当人看的家庭里，四周都是窒息的空气，没有一点新鲜空气，繁漪为了抓住一根活命稻草，追求自己的爱情，难道没有她的合理性吗？ 然而，她同追求自由的现代女性又有本质的区别，在她身上还残留封建落后女性的局限性。首先，作为一个真正觉醒的新女性，她应该自尊、自爱和自律的，而繁漪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她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没有为普通百姓谋幸福的思想境界，一样张口闭口下等人如何如何。她心目中的理想至高也就是追求自由的爱情，而且是一种畸形的爱情。笔者不赞成繁漪对周萍寄予的感情，因为认为周萍没有真爱过蘩漪，或许女人的心天生是软的，很怕每一份自以为是的感情从身边滑过，她深深地陷入了对周萍的爱中，似乎只有周萍才能使这个桀骜的女人改变桀骜的个性。这从周朴园让周萍劝蘩漪吃药的细节上可以一眼看出。 虽然繁漪和周萍在年龄上属于同一辈人，但他们谁也无法改变他们既定的社会坐标，蘩漪是周朴园的妻子而周萍是周朴园的儿子。而且在追求爱情中，她施尽手段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爱情，一次次哀求周萍把她带走，甚至许诺即使把四凤一起带走也可以，在得不到周萍爱情时，她竟采取玉石俱焚的做法，这难道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吗？另外，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现代新女性应该是理性的，而繁漪是自私的。为了爱情，她的行为甚至有点让我瞧不起。作为周冲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喜欢四凤，然而她鼓励自己的儿子追四凤并不是因为做母亲的自私而是做女人的自私。 到后来她百般阻挠周萍与四凤的感情，死搅蛮缠地跟踪周萍，下跪哀求周萍，勉强他的感情，这些不符合她要强的个性，既然她敢于反抗周朴园，为什么最终要向周萍下跪，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追求个性吗？ 无可否认繁漪的悲剧深刻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家庭和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禁锢的黑匣子，是连一点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的。人性被扭曲异化，美的心灵被扼杀窒息。“雷雨”的世界，是一个令人灵魂战栗的世界。同时还表明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在中国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追求个性自由所产生的拼搏力量毕竟是软弱的。但是如果过高的估价繁漪的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追求，好象太牵强了些。所以笔者认为繁漪只能是一个可怜的人，她的生活时代注定了她人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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