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世界]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对着滚滚长江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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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

　　不想挂名外交部长

　　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话虽如此，国民党方面乃至美国方面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长的呼声却一直不断。不过他连顾问性质的“总统府资政”都拒绝了，他留恋的倒是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

　　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一起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当天他得知蒋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23日，李宗仁来看望他和梅贻琦，谈了一个小时。1月24日早晨，他写了一封信给吴忠信，恳切地表示：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2月13日，陈雪屏来电，吴铁城希望胡适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当然，也有人认为胡适不应该从政，香港学者陈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记中说，他与曾昭抡夫妇以及刚到香港不久的王云槐一起午餐，“我初与他谈话，便说胡适是不应搞政治的，朱光潜到了不应该和不必说话的时候，倒说起话来，那真是犯不着”。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阁，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当天包天笑的日记中说：“胡适在美国，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连局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倒霉”之中的国民党政客们岂能不知，这只是应付美国人而已。6月13日，胡适日记只有一句话：“马歇尔向国民党新政治提出两条建议”，同时粘贴了一则英文剪报，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就是马歇尔的两条建议之一。6月21日，他经过七八天的“仔细考虑”、“日夜自省”，致电叶公超等转阎锡山，诚恳地要求辞职。电文中说：“适在此努力为国家辩冤白榜，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他请阎锡山、李宗仁、朱家骅等谅解他，他说：“今日恳辞，非为私也。”
　　不愿出面组织在野党

　　8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胡适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

　　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两个月

了。我在8月6日发一电，说，“……政治至今仍不许我向外发表不干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此电去后，十日不得复电。)

　　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读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

　　此外，蒋介石希望他出面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领导救国运动，他都谢绝了。2月12日胡适日记中载：“11∶00雷儆寰来，可同饭。”那天胡适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谈了数小时，他对雷震说，蒋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雷震此后热心于组织反对党，这一天胡适说的话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这当然是后话。

　　6月14日，蒋廷黻在美国对胡适说，宋子文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他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自己愿从旁力助。胡适去看宋，果然如蒋廷黻所言。

　　在“根株浮沧海”的日子里，胡适从无介入实际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应宋子文们要他出面领导政治上救国运动的请求。《自由中国》创刊，他只愿意做名义上的发行人，连一个政论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对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弃个人应尽的责任。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看蒋介石，第一次向蒋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想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意思，蒋“表示赞成并愿赞助”。(据蒋经国4月1日日记，蒋介石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大约与此有关，无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4月6日即胡适离开大陆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饭，显然获知了蒋的这一态度。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文章毫不掩饰其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节节胜利所怀的敌意和攻击，提出《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其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包括“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他所谓的“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宣言的反共亲蒋立场是很鲜明的。

　　最初，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确实带有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意图，这也是它最初得到蒋介石许可乃至支持的原因，这本小小的半月刊将在最后的孤岛上向蒋的独裁、专横发起挑战，将与蒋的小朝廷对峙，这是蒋始料不及的，胡适却未必心中无数，所以他一直很谨慎，不想介入太深。当然，他是《自由中国》无可争议的发起人之一，从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雷震、王世杰至少商量过四次，这个杂志名称还是他向杭立武提议的。
　　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共鸣

　　4月14日夜，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到无比激动，信笔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在这篇满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对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更是表示了由衷的赞佩，认为——



　　“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只有他能大胆地指摘一些人‘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一些人’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

　　胡适指出：“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这篇序文最后，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

　　1月8日，蒋介石请他吃晚饭，从蒋坚持要胡适去美国而猜测，蒋从无求和的打算和诚意，所谓“求和”文告都不过是演戏罢了。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和老同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谈了半小时，竺可桢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

　　也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他最早提出“和比战难”是在抗战初期，1938年、1939年他给蒋介石政府的电报中就强调和平比战争难百倍。1949年，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会接受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港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夹着报纸来访问他，要他谈话，他在几年后回忆：“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此次赴美与抗战时情形不同，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他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他后来写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时，再次重申了“我这个观点是永远不变的。”

　　这和蒋对他的谦恭、拉拢恐怕也不无关系，即使在下野溪口时，这年3月9日，蒋曾专门派儿子去上海看他。5月8日，浙赣铁路已被解放军占领，长沙、衡阳指日可下，香港学者陈君葆在日记中说：“以蒋介石言，已无可为了。而胡适还说‘救中国还来得及’！”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此时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到7月1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以后(1952年12月7日)他回忆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

　　在这里，胡适把只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混为一谈，他所念念不忘的为国家保留“尊严”、“人格”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

　　(摘自《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