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微言]明代道德观念的沦丧及明朝的灭亡

589

debug_u  2005-09-07 15:18:28  查看评论   

　　

乍一看题目，大得不得了，自己也觉得也是，哈，不如此哪能诓阁下到来，听在下一席胡言乱语？

记得当初看书，讲明思宗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郁愤难当，曾经写下了自己的遗言：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看到此处，不由得提笔作眉批：君亦亡国之君。想想看，崇祯皇帝，荣登九五，那也不是三岁幼子，上台的时候年龄好像也过了18岁，（具体是多少，忘记了），完完全全是个成年人了，对自己的行动有着完全的把握能力。况且，是经过和当时权倾一时的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一番明争暗斗上台的，非是鲁莽乏智之士；也经过精通三坟五典宿儒饱学之士的熏陶，非是胸无点墨之辈，奈何诿过于人？看思宗为政17年，常常夙兴夜寐，又不贪恋酒色，令即使后来的康熙皇帝也对此感叹不已，奈何越治越乱？贵为天子，被一帮朝臣所左右，不是很悲惨吗？

可是后来看的书多了，就有些对当初的莽撞有所愧疚了。

说起来明朝，不管怎么说，在两个外族入主中原的夹缝中间，总是带着几分龄人不可思议，几分坚持汉统的社会里面成就得如此之快，又败落得如此干净，历来就不少目光来探究。明朝自洪武1368年建都南京，自1667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三百年间，风起云涌，中间历尽波折，传奇人物不断涌现，如何败落得如此之快？

看思宗荣登大宝为政，“崇祯元年正月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二月乙未，禁章奏冗蔓。癸丑，御经筵。丁巳，戒廷臣交结内侍。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一下结束了为祸良深的阉祸，估计举国同庆，散文家张敷的《五人墓碑记》中说：“圣人之出”，可见当时的信王上台时是怎样的受人拥戴。“二年春正月丙子，释奠于先师孔子。”估计这一下天下的士子们该是感动得痛哭流涕了！

然而好景不长，“崇祯元年岁末，诸部饥，告籴，不许。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以后的日子里面，从王家胤、刘六到张献忠、李自成，以及各处反叛的官员，一处处的战火陆续在各省燃起，思宗很大的一部分精力都用来如何剿灭蜂拥而起的饥民了。在明史庄烈帝本纪中，详详细细的记录了每年哪位大臣因为却贼不力而被免职甚至杀头了。想想看这个皇帝当的确实有些冤枉，还苦苦的支撑了17年，说他“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倒也不过分。

更何况自“崇祯二年冬十月戊寅，大清兵入大安口。十一月壬午朔，京师戒严”开始，清朝大军逐渐南侵，步步蚕食，慢慢攫取着清朝北方的土地。一直到“崇祯十一月丁卯，援汴总兵官刘超据永城反。庚午，发帑振开封被难宗室兵民。壬申，大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诏举堪督师大将者。戊寅，征诸镇入援。庚辰，大清兵克蓟州。丁亥，蓟镇总督赵光抃\提调援兵。”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大清兵趋曹、濮，山东州县相继下，鲁王以派自杀。当初太祖为了镇压北方少数民族而设北方重镇北京，到成祖迁都北京，一直到戚继光北筑长城3000烽火台，袁崇焕在关外操练大军，对于北京的防卫工程苦苦经营的明朝君臣们似乎都知道来自北方的威胁，可惜，终究没有抵挡得住改朝换代的命运。

两条战线作战，内外忧患，似乎是很是令人头痛。但是似乎大明江山锦绣，不见得没有能人志士，可惜不得重用，最明显的例子是袁崇焕。要不是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修订明史，把当时使用反间计的秘密讲了出来，估计袁崇焕真要沉冤地下，一片忠心化作千秋诟骂了。“崇祯二年六月戊午，袁崇焕杀毛文龙于双岛。十一月辛卯，袁崇焕入援，次蓟州。戊子，宣、大、保定兵相继入援。征天下镇巡官勤王。辛丑，大清兵薄德胜门。甲辰，召袁崇焕等于平台，崇焕请入城休兵，不许。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十二月辛亥朔，再召袁崇焕于平台，下锦衣卫狱。甲寅，总兵官祖大寿兵溃，东出关。崇祯三年秋八月癸亥，杀袁崇焕。”是何等的迅速，处理是何等的粗心，难道不是决策者——崇祯皇帝的错误？无怪乎金庸大侠要写《碧血剑》为袁大督帅鸣不平了。

其他重臣，例如自崇祯二年上任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崇祯十一年戊辰，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但是明史的清朝修订者们肯定不会大张其势的介绍了。相类似的左良玉、孙过庭也是忠直智勇之士，可惜，得不到皇帝的欢心，也是往往受到皇帝的牵制和猜疑，“崇祯六年五月乙巳，太监陈大金等分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

589

以用兵如神、敢于创新的戚继光来说，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献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不得不在就任辽蓟大帅之后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9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哈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这不得令人怀疑，文武之道，是否能够真的相互融洽？

再加上明朝的皇帝们喜欢让太监们出宫去替他们监视军队将领，而这些人到了大营不是作威作福，就是贪生怕死，影响士气，甚至可能投敌反叛，这给整个的军队带来极大危害，令军士们不能上下一心，同心协力，于是兵败如山倒，自然也不为奇！

故宫的三大殿皆以和为名，难道不是前代君主为了后世做的一些警戒和祈福？不幸被言中了：文武相敌视。再加上君臣不一心，廷臣和内臣时时相抗衡，彼此处处提防，时时在意，虽然皇帝作为决策人可以收到左右提携的效果，但是可惜明朝的皇帝们都没有康熙皇帝那样的精明能干，不可能牵着大臣的鼻子走，反倒被臣属们指挥得团团转。或者像正德皇帝那样和大臣们相互抗衡，或者就像万历皇帝那样搞冷战，却总是在内耗，总之都不能有效的管理臣工。这也是明朝统治者，尤其是末代王朝的统治者的执政能力大大低下的缘故吧！

在思想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论述具有权威性，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清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但是朱熹的格物，类似之处代替逻辑，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

自然这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比如当时的二程，以及后来的王守仁。王守仁乃是明代的心学派大师，虽然他也领兵打仗，并且妙算如神，很快就平息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但是他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对于心学的领会和创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电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梯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再则，儒家的经典一贯是土大夫行动的标准和议论的根据，而心学一经风行，各人以直觉为主宰，全部经典就可以弃置不顾。（黄宇仁《万历十五年》）因此心学派的“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硃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

如此，则使人对于道德的准则和追求失去了方向，于是明的是人们在相互诟病中渐渐失去了对传统道德的追求，然而又不能找出合适的方向，以至于无法在各种事件中找到自己的坐标，随波逐流，有了阉党为祸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幸运的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放弃追求，比如后来被梁启超誉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认为做君主的人，未得位之前，“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既得君位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出了君与民孰为天下之主的问题，并明确主张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君不过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这是非常鲜明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提出了“臣之于君，名异而实同”君臣平等。他指出，天下之法律应当是平等的：“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也。”他还批判了传统社会“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好的法制，即使君主“其人非也，亦不致深刻网罗，反害天下”。

可惜后来又赶上了文字狱，老先生的文字就不能流传深远，而启发士人们进一步探索了！

当时拟定这个题目，是读了董其昌以及相关人物的作品传记有所感，但是后来写文章的时候随着自己思绪一路放开去，慢慢脱离了原来的想法，当初的计划反倒没有写出来，自然有朋友指出文不对题，确实如此，多谢朋友的指点和提醒。

说起董其昌，那是大名鼎鼎。《历代画史汇传》称颂他：“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当时第一。”康熙皇帝对董其昌真是推崇备至，对其“若不经意处”的笔意都有独绝丰采的赞美，至于浓淡相间的用墨之妙更让他叹为观止。由于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的书法，所以自雍正朝开始就流行董其昌的字。从那以后，老董的字画的价格一路飙升，最近记得有个拍卖行拍卖他一幅作品的价格为300万元人民币，乖乖得不得了，自然他的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个大清朝的书画界。他是明末松江画派的创始人，一位诗、文、书、画的全才。有人说他是中国文人画的发扬光大者：“有明一代书画，结穴于董华亭，文、沈诸君子虽噪有时名，不得不望而泣下。”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是整体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大错误的。《明史》也说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老董的文章也很好，董其昌的诗清丽自然、朴实明快，大多是描写自然景色和寻胜探幽之作，寓以出世无为的思想。收入《容台诗集》就有数百首，此外还有不少五言律、七言律散见于题跋、书札中。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发，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意味隽永，有婉约之美、疏宕之雅，给人以超尘脱俗的感受。董其昌还是文章的高手，与陶望龄齐名；随笔、游记、墓志铭、书序，常常是记事、抒情相得益彰的佳作，明清之际有名的文人钱谦益评其作“温厚中有精灵，潇洒肃恬”，而“平淡自然”。

然而使人不可以明白的是，这样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鉴赏、文章等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会是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老董在乡里横行霸道，“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大伙早就对他强烈不满，“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终于万历四十四年春，一场老百姓自发的抄家运动把老董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这场运动一直延续了半年，把老董吓得不敢回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唉！其实本乡出了这样一个大名人，老百姓高兴来不及呢，怎么会这样？

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与他同时的毛祥麟在《墨余录》道：“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不过老董终究官运亨通，后来接连北京太常寺少卿、南京礼部尚书、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等，先后与叶向高、魏忠贤、以及崇祯年间的东林党人当时过从甚密，“当魏珰盛时，尝延玄宰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明史》），可见这位老先生在政治上有种墙头草的嫌疑。

他是明末文人一个很典型的代表，而且也是明末文人的榜样。

自然同样的比他稍早一点的王世贞，也是名声赫赫，在文坛上称雄多年，开始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士林领袖，儒林元老，也四处的交际，他与当时政界显要如张居正等过从甚密。可惜张居正也是个做事情的人，一次，老王写了个折子，报告他打理得的公务，这本来是个很容易的事情，公文嘛，照着格式把情况说明白也就得了，偏偏这位老王依仗着自己的满腹文采，骈四骊六，洋洋洒洒，把老张看得头晕眼花，不得不当场责备他“虽芝兰挡路，不得不锄耳”，并很快降了他的职务。

可惜老张也没想到自己有倒台的时候，偏偏他倒霉之后大文豪王世贞要给他写传记。老王的《张公居正传》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自然也称道了老张知人善任，作为首辅还是蛮合格滴，可是接着重点就指责张公“虚伪矫饰，天性刻薄”，还捕风捉影的说老张很好色，他之所以去世就是色欲过度云云。至于是不是事实，笔者也无从考证，也懒得去查文献。毕竟这是政治斗争，墙倒众人推，况且还有芥蒂呢！再说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只要政治家有个拉链门事件，甭想和克林顿一样照样呆在位子上到退休。一票否决！不可谓不毒辣，欺负死人不能讲话呗！只是后来的史学家们从来不敢引用这条文辞华丽、绘声绘色的记录，因为崇祯年间老张平反了！

就是这样的人物们霸居士林上层，指导着整个士林文人的思想道德的方向，孔夫子虽然是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可是毕竟对于当时文人们来说很遥远的事情。这些鲜活的达人们，还不是苦苦读书一朝跃过龙门成为天子门生的乡下士子们在京里面最形象的榜样？

而这样的人要一举跳进整个的管理阶层，他们以前只是明白，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十年寒窗，辛辛苦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一旦中了举，做了官，怎么办？春秋决狱？那恐怕是当时的大奇闻了，不被人认为是疯癫恐怕也是迂腐了。只能从当时的官场一步步成熟罢！被窦玛力称赞为“最好的官员选拔办法”的制度，可能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比较先进，但是其中的操作就不是那么合理了吧？

海瑞上任南直隶巡抚，驻苏州府。可怜苏州府的老爷们很是害怕，赶忙把自家的红漆大门漆上黑漆，表示自家的谦虚和谨慎。要是来的不是海瑞呢？要是严嵩来了呢？

明朝的皇帝其实比起宋朝的皇帝总起来说还算是有点良心。有人也许说自明宣宗就个个不成气候，但是哪朝的天子不是如此？开国的神武英名，以后，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只是等着后来的朝代更替他吧！然而明朝不是。明朝的皇帝智力水平应该相当高。被人称为荒唐的神宗万历皇帝，五岁就可以读书，武宗宣德那也是很小就能识文断字，可是这两个皇帝被历来诟病的最多。相反隆庆皇帝被认为是木偶白痴，反倒是在他那时候摆平了严嵩，培养了张居正，造就了明朝的中兴之势。即使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纳闷明朝灭亡的原因，可怜思宗为什么要但这么大的责任？在位十七年未尝失德，可是也不得面对这样的官僚集团发出感叹：“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明朝的老百姓好像也不是向唐朝那样，动不动啸聚一方，其实每每造反的都是什么广东招讨使、四川守备、云南知府，只有刘六刘七以及后来的闯王、张献忠等算是官逼民反吧？至于说万历年间的矿监在苏州等地遭到殴打，那是因为这些死太监也太过分，因为苏州地区整个来说民风肯定不如其他地区强悍，甚至有些文弱。要不然一小队倭寇大约百十号人吧？从杭州登陆，一直在杀向内陆，甚至紧逼南直隶的心脏南京，最后转了一个圈，到了常州，然后由流窜到安庆，最后才被当地人消灭殆尽。但是这些民众如果发动起来，也是不得了，比如清朝入主中原的时候要搞个嘉定三屠、扬州七日，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主体意识上还是很顽强的抵抗这种外来侵略的，可是南明王朝的统治为什么没有像南宋那样可以划江而治，延续社稷？要知道在南京还保留着故宫、国子监甚至六部编制，作为陪都的地位一直在经营呀！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虽然附和，不愿意做异族治下之民，奈何整个大明朝已经烂到骨子里了，恐怕老天爷也觉得有必要重新收拾了吧？

这样的皇帝和这样的百姓居然守不住一个还是比较强盛的国家？而且让治下的异族代替了江山社稷？

要知道汉族一向以自己文明和强盛而死死坚持着汉统呀！

回头看看明末江山，内部不断纷争，老百姓们可不管什么朱皇帝李皇帝，活不下去了就要找活路，为什么如此强盛的国家不能满足百姓的生存需要？大家都说神宗皇帝有个贪财的嗜好，估计聚集的财富足够折腾一大段时间，可是后来为什么败家如此之快？

仔细想起来，应该是官吏们已经将自己的道德重心从治国安邦天下为任转向了名利财货了吧？

可能有些武断，无意间会冤屈很多人，比如有名的大清官海瑞！可是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贪官污吏才能造就这样的大清官，才能显得他们难能可贵，卓尔不凡。否则，这些清官作的本来就是一个官员的本职工作，哪里还能说什么模范典型？海瑞之所以名声那么大，还不是对抗严嵩这帮贪官污吏？

官员们的良心受到拷问，是因为他们读了圣贤之书，追求的是圣贤之道，应该行的是圣贤之事。偏偏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呢！

应该怎么办才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罢。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读书都读得很好，偏偏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弄得苏大胡子夹在中间两面不讨好，其实他们那时候的心似倒也是好的，都想着为天下百姓黎民苍生造就点幸福，可是想和做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明朝的臣子们不是不想做事情，只不过到了后来没办法，先要保住自己吃饭的家伙吧？

人说明朝之亡，亡于党争。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尤其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实践派，在平时的执政中念念不忘的打击党争，固然有其当时的情况和原因，可是往往是借着明亡的实例来教训大伙的。天启崇祯朝的东林党人还是取得了胜利，并为以后明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打下了基础。可惜这种有时候这种有序的竞争也被视作恶行的时候，道德在一次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默默地积累着地下的改朝换代的力量。

南东林书院，还是保留了明的精髓，可惜内外交困的大明朝已经走得了尽头，否则或外或内还不足以倾覆大明江山社稷的时候，明朝有望迎来一个中兴！其实北方的经生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牺牲了个人的功名利禄，甄别了文化上的、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是非曲直，只不过没人在意罢了。也就是这样不在意，无意间酒吧中华文化最亮丽的一点生气给抹煞了。再加上后来的清朝为了加强统治，破除汉人的汉统思想，在思想上实行了奴化政策，道德的沦丧事无论如何在所难免的了！幸亏从清代的考据学的学者们从先人字缝中间抠出一点一点的骨气，让中华文化的精髓不至于湮灭在战火纷乱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