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官职不能拯救重庆文学——与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对话

夕阳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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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0日 6:14:00

为让读者对重庆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有一个整体把握，记者日前专访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就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认真探讨。
今天的文学现状 正是它应有的本质
今天周刊：为弄清文学在当今的价值，我们进行了大量采访。有作家认为，当今文学已经衰得捡不起来了，非但大众，连一些作家自己也感到惶惑，文学似乎正被边缘化。那么，大众还需不需要文学？
黄济人：从来就需要，而且永远需要。
当然，不同阶段大众对文学的关注和热爱是不同的。人们对文学的关注曾经超过了吃饭穿衣的日子确实有，那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姓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到达了颠峰，那时买米买布不排队，但买文学作品要排队，不但名著要排队，连重庆出的《红岩》杂志也要排。
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文学热并非正常现象。由于社会转型，各种问题凸显，人们关注的重心已不在文学上，一部作品也很难再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被边缘化或消亡了。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文学才真正回到了它应有的本位上。
今天周刊：如何理解你所说的本位？
黄济人：文学的本位其实就是精神的休闲。社会生活趋于平稳，文学应该回到港湾。请不要误解“精神休闲”的含义。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一是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快乐地消遣；二是为了得到精神享受；三是得到情绪的发泄，包括表达愤怒和痛苦。
今天周刊：由此，能不能认为文学已成为一种小众文化？
黄济人：不对。它非但没有小众化，而是更深入地渗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说，今天的文学样式和形态比20年前、哪怕比5年前都有了巨变，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暂不说它，现在网络文学的兴盛、博客写作、手机短信、民间段子等，哪一样离得开文学原创？可以说，当今社会最时髦的语言、词汇都是文学的成果，它影响着大众的表达乃至对生活的理解。
重庆文学水平全国中等偏下
今天周刊：有本埠作家认为，重庆文学目前的状况不叫走下坡路，因为它从来就没走过上坡路。在全国文学集团军中，一提起陕军、湘军、鄂军、冀军，包括成都作家群，都数得出不少响当当的人物，而重庆在全国文学界有影响力的作家好像不多？
黄济人：坦率说，重庆在全国文学界处于中间偏下地位，哪怕直辖后，我们的高楼多了、广场宽了，但有些地方还很像省辖市的门面，如市公安局大门（笑），再如重庆文学，其根基也只是原省辖市水平，如果在全国省辖市中比，我们是一流水平（笑），但我们不能像称“四川自贡”哪样再称“四川重庆”了呀（笑），我们只能跟京津沪比，但又没法比。
今天周刊：是什么原因？有作家认为，重庆文学缺乏大师的传承，再过若干年也难出大作品。
黄济人：传承是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体制性原因。譬如，中国作协系统历来的传统是，最优秀的作家进北京，优秀作家进省会，作家留在本地。我这里指的全是专业作家，这是参照苏联模式的产物。因此，四川的许多优秀作家都是重庆去的，如马识途、高缨等。可以说，当年我们支持了四川省。再譬如，我们的基础确实太差。这话的分量，只有重庆作协最清楚。其它省一级作协，因解决了作家队伍的规模问题，他们人多，出大作品的机会就多。
今天周刊：问题是，重庆作协也有1200多会员呀，应该出一些好作品呀！
黄济人：我们也出过好作品，但有影响力的实在太少。譬如小说，几十年来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仍只有《红岩》一部。重庆长篇小说的成就还只能躺在它身上。
虽说目前重庆每年能推出几十部长篇小说，但影响力太小。
对作家最大的挑战 就是作家职业本身
今天周刊：现在的作家少了往日的光环，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
黄济人：重庆直辖后，我们也在变化，譬如我们也摆开了大作协的架式，建制形成了，作协成为一个厅级单位，下设五个处室，有几十号人。说实话，全世界只有中国才给（专业）作家发工资，全世界只有中国作家的地位最高，譬如中国作协是部级单位，国家对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的投入各自在几千万元，有的作家还享受行政官员的待遇。在重庆作协中，就有20%的人享受着国务院津贴。应该说，国家给予了文学足够的重视。
今天周刊：但重庆文学为什么还是上不去？
黄济人：原因很复杂。有人说，文学是寂寞的产物，也是贫困的产物，文学作品是作家蘸着血与泪才能写成。曹雪芹有作家头衔吗，有国家津贴吗？没有。因此，我认为钞票不能拯救文学。
这涉及到观念问题，就像作家内部所说的，研究体制改革，最终研究到取消作家的乌纱帽上来了，才会让一些人有所醒悟。另一个观念涉及创作本身，我一直有个观点：对作家最大的挑战就是作家职业的本身。当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后，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从发行到手段都在改变时，你仍默守陈规，又怎能不落伍？
今天周刊：既然钞票不能拯救，什么才能拯救文学？
黄济人：我们也曾考虑过引进人才，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一是因为想到重庆来的作家都七老八十岁的人了，还能有多长创作期？二是文学作为创造性精神劳动，外来作家能很好融合进重庆吗？因此我们放弃了。重点还得靠自己的培养。
今天周刊：培养过吗？
黄济人：当然，譬如重庆文学院与若干中青年作家的签约，譬如我们到北京去召开重庆作家作品研讨会，譬如我们拿出《红岩》杂志更多的版面给本土作家，再譬如帮助作家解决出书难等问题，我们都作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因此，重庆文学在新世纪出现了一些曙光，这是一批正在全国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如诗人李元胜、冉冉、小说家张者、阿蛮、谭竹、谭小乔等，正在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
沉下心来 努力创作
今天周刊：我想坦率地向黄主席请教几个问题。第一，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劳动，能靠培养出成果吗？
黄济人：培养与指导是相结合的。比如我们的创研部，现在案头上已经有数百部长篇小说底稿，但怎么写，有些作者仍只凭一腔热情，这确实需要指导。再有，写出来能不能出，我们也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当然，有些作者写出来后让作协帮他买100本，这就本末倒置了（笑）。
今天周刊：第二个问题，作家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青春职业？
黄济人：不可以。但我发现一个现象，纵观中外作家，他们的成名作往往是处女作。因为处女作一般说来是全身心投入的，是刻骨铭心的，是人生最大的一次拼搏，就以重庆作家为例，杨益言完成《红岩》时也就三十多岁，李钢写《蓝水兵》、傅天琳写《绿色音符》时也三十多岁，我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时不到三十岁。人一旦出名，他的生活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他的个性棱角和思想锐利可能减少很多，这对创作未必是好事。当然，随着今后我和作协副主席余德庄作为专业作家命运的结束（退休），重庆将不再有专业作家，大家都是业余的（笑），这对创作很可能有推动作用。
今天周刊：第三，有本埠作家认为，重庆作协有武大郎开店之嫌，一是对某些区县的人才视而不见，二是对市委宣传部的签约作家一事自我包揽，他们对此很不满。
黄济人：我们不会“武大郎开店”。如果是区县作者，区县作协有责任发现人才并推荐。报到市作协后我们还要认真审查，应该说，作协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去年就审批了42个会员。我一直有个观点：“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能拿出好作品！
关于市委宣传部签约作家一事，可能是个别作家有误解。事实上，这项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宣传部，作协只起推荐作用。我们专门发了通知，作家们上报了上百部作品，终审时确定了五部，都是宣传部定的主旋律作品，而有些作家上报的是土匪题材、妓女题材等，自然被淘汰了。
今天周刊：对重庆文学你有没有信心？
黄济人：信心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重庆文学界底子薄、人才缺乏是事实。作为精神产品，文学是很个性化的劳动，我说过，钞票不能拯救重庆文学；从某种意义说，文学也并非某个机构有无信心就能解决的。因此，面对大时代，我希望我们的作家，包括我自己，沉下心来，耐得寂寞，认真学习，努力创作，重庆文学出大作品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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