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核准收回司法权威提升

夕阳秋草

　　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首次正式宣布将收回死刑核准权。已经讨论许久、酝酿许久、盼望许久的死刑复核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

　　此举令人赞赏，是因为死刑核准权的彻底收回，否定了“正义之前，效率优先”的功利之见，代表着传统司法价值的再次回归。

　　既是“收回”，说明死刑核准权曾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专有权力。1979年，中国第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里，明确要求死刑案件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因很简单，死刑是取人性命的严酷刑罚，从古至今，任何政权都是慎之又慎。

　　前推数千年，唐代的“三司推事”与“九卿会审”，清代的“朝审”与“秋审”，都是把生杀大权交中央裁断；审视各国立法，死刑也多由最高司法部门核准，这正是死刑程序正当化的应有之义。国家以程序之正当，得以以司法形式取人性命；法律以正当之程序，最大限度防止错杀公民。

　　遗憾的是，当时，死刑核准权在1980年、1981年、1983年三次被下放；1991年、1993年、1996年的三次单独授权，使某些死刑的核准权成为地方高级法院也能行使的权力。可以说，严打犯罪的需要、毒品犯罪的猖獗，使对效率的追求超过了公平，或者说，“从严从重从快”被等同于正义。这种方法效果如何呢？近些年发现的错杀、错判案件，多发生于那个时期，可谓不言自明的答案。

　　1997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重申，“死刑案件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可是，同年9月，一纸通知又将部分死刑复核权赋予地方高级法院。理由是，“鉴于目前的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于是，在大量案件中，死刑复核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作为最后一道司法防线的死刑复核程序，再次形同虚设。这一次，就连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自己都承认：“这种做法一是不符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二是不利于保证死刑案件质量。”既悖离法治精神，又降低案件质量，这样的举措，当然应及时修正。其实，收回死刑核准权，重要的并非最后裁判者发生改变，也并不意味着地方法官的审判水平与责任心，就一定低于最高法院。增加一道程序的意义，在于强化制约与监督，注重防错与纠错，使死刑案件在“两审终审”之外，再加一道“保险”，以“铁案”定案，不再因一系列“枪下留人”的事件，影响司法权威。

　　另外，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扭转了因权力下放可能产生的司法不公。比如，同一种罪行，在甲地由最高法院核准，在乙地却由省高级法院核准；此种罪由最高法院核准，彼种罪由省高级法院核准；相似罪行的被告，在甲地被判死缓，在乙地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在丙地却又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掺上地方利益，乃至“民愤”影响，审判的结果更可能是千差万别。

　　只有把以前的33个核准主体，变成最高人民法院1个核准主体，才是实现让司法“一碗水端平”的最佳做法。

　　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叫好，并不是说该权力收归最高法院后，就代表着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正，就意味着“错杀”悲剧的彻底杜绝。因为，任何改革措施都不是孤立的，需要细致的配套规定来贯彻，更需要业务素质、责任意识兼备的法官们去实施。死刑核准权收回之后，原有的审判方式如何调整？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如何加强，以及如何变“书面审”为“当面审”等，这些既是立法、司法部门应解决的问题，也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法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