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还能维持多久？

夕阳秋草

林荣基

　　自中国启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以来，为过热的大陆经济适当地降了温，暂时降低经济的风险。接着，人民币在国际市场面对升值压力，再加上投机者的炒作和投资活动，都使这条东方巨龙面对压力，就连四小龙之中的香港和台湾都受累。

　　如今，中国这个号称“世界工厂”的泱泱工业大国，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但这问题却很少人会去关心。中国政府应该及时针对这病危的工业经济对症下药，而不是等病入膏肓才来医治。

工资不再低廉

　　过去，大陆是以廉价劳工来吸引外资，如今，沿海地区的法定最低工资已急速攀升，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已增加到人民币600元（约125新元），远比东南亚和印度半岛许多落后国家还高，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还未考虑在内。

　　另外，还有许多外资企业所忽略的“五金”或“六金”条例，这是全国各地政府强制企业为员工缴交的各项基金，其中包括住房公积金、养老基金、福利基金、教育基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些基金的总和，在有些地区高达基本薪金的65%，最低也在22%左右。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条例和百分比，但平均至少也在36%左右。也就是说，企业每发一元的工资，需加付0.36元的各项基金。

　　除此之外，每年审计师必须为有盈利的企业，按当年的利润，预提10%的盈余公积金和5%的职工奖励福利基金，总计15%，作为企业的特别资本备用金。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向企业要求缴交全部或部分备用金，作为当地劳动队伍的福利、发展、培训或活动基金。这些额外的开支，许多企业在投资或办厂时都没有预算到。

　　在劳动成本方面，还有一些中国国情，外来投资者必须知道。许多地区的劳工离乡背井，远道来到城里，目的是想多挣点钱，回老家过过较舒适的生活。他们一般要求企业给予足够的加班，每星期大量超时工作，挣够了便回老家。那些企业未能提供足够加班工作或工厂已实行三班制，员工流动率往往居高，很难聘请到工人。

　　有些企业索性以两班制，要求员工大量超时加班来代替三班制，公司可以节约一些成本，工人又可以增加收入，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有关当局往往会按违反劳动条例为由，频频给企业送罚单。

　　近月来，几家美国跨国企业，如惠普、微软等，更加强力度打击违反大陆劳动条例的供应商，使许多中小型企业面对多重困境。

　　一些跨国外资企业为解决劳工短缺问题，又不愿违反地方条例，除了以高薪聘用为条件外，还为员工提供优质员工宿舍和生活区配套设施。这些额外开支及成本，非一般企业所能承受得起，更进一步揭露“劳动力和人才饥渴”的严重程度。虽然这些现象对中国劳苦大众绝对是好事，但其恶性循环与竞争，对刚崛起的经济巨龙有害而无利。

日趋短缺的劳动力

　　过去，大量农村人口往城镇移，有些市区甚至劳动力过甚，“三农”问题严重恶化。但胡温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调控和农业重组，却给农民有机会翻身的梦想。于是，许多沿海工业城镇开始面对劳工短缺的现象，深圳与其他广东省市更出现所谓“三缺”（即缺人、缺电和缺水）的问题。

　　尤其在劳动力方面，过去向往到沿海发达城市工作的农民，如今宁愿留在家乡田里，抑或留在周边城镇里打工，总比万水千山长途跋涉到生疏的地方工作来得好。

　　在1979、1980年初，中国实施一胎制的独生子女生育计划，已开始给这13亿人口的大国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不单人口老化问题日趋明显，大部分的独生子女都不愿参与劳动队伍。城镇里，年轻耐劳的劳动阶层大幅度减少，年轻爱玩的知识分子过多，中年以上的熟练工人陆续转行，留下来的生产力也大不如前。

　　普遍过热的经济及工业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如果中国政府还不正视这些问题，华东、华南一带的工业投资者将面对灾难性的危机，撤离或转移投资将是他们无法避免的抉择。

员工质量意识感异常薄弱

　　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初，这些政府都大力提倡质量意识。早年日本推行的“品管圈”（QCC），曾经在全世界风靡一时，鼓吹“质量第一”的运动以及所花费的成本不计其数，让这些生产劣质产品的国家，发展成名牌质量的代表。这都要归功于政府和企业不懈的努力，换来驰名国际的优质工业产品称号。

　　反观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出现过无数的文化、政治、经济及教育宣传运动，但却没见过任何鼓励与提倡“质量第一”的运动。

　　地方政府只顾加强经济发展力度、加快生产力的步伐，企业只顾加大投资、提高产量、谋取最大利润，至于质量好坏与否，似乎与他们无关，也造成中国制造的伪劣低廉产品，充斥于世界各地。

　　依我过去对中国的经验，中国一般员工对质量的要求，还无法与国际接轨，许多员工还认为老板们都吹毛求疵。许多国营单位对品质或质量的标准要求甚低，甚至没有明文的质量标准。许多跨国外资企业，为了加强员工质量意识，除了在培训期间强调质量的重要，同时还要示范如何达到基本的质量要求，甚至送出国外接受质量意识的熏陶。

附加增值税的沉重负担

　　所谓附加增值税，中国国税局称之为“间接出口（转厂）及直接出口不予免抵退税额的进项税额转出”。这是在原来的增值税制度基础下（和新加坡的GST制度类似），加收大约等于一般出口产品售价的2%至3.5%不等的增值税。美其名为应付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对中国廉价产品打击与泛滥国际市场而加收的增值税，实际上是为保护国内企业与加富国库的策略。

　　附加增值税法运行这一年多来，修改了好几回，不同省份、不同城镇有不同的制度与作法，未来的附加增值税法恐怕还在“改良”中，税赋的增加相信在所难免。

长期处于能源危机边缘

　　随着经济过热与能源开发缓慢，中国如今已陷入能源危机的深渊，能源政治化是唯一能最快解决能源危机的办法。中俄油管铺设与日本的交锋、推动泰国克拉运河计划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利等等的事件，一再说明中国能源危机的确是胡温政权的最大考验。

　　日前，全国各地工业区内实行每周轮流停电两至三天，华南华东一带的加油站闹油荒超过了一个月，工业生产力严重受到打击，但这绝对不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

　　中国能源政治化有对外和对内两大块，对外是追随美国在国际原油市场巩固一席之位，要长期确保原油的供应，中国面对美国、日本和其他列强的竞争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对内，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要应付中石化与中石油两大巨无霸垄断大陆石油供应市场的野心，协调石油能源供应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关系，面对13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人才短缺和特有的共产体系下，国务院及发改委的任务和使命近乎“不可能完善”。

为何还要在大陆投资？

　　总结了上述的各项偏差，这“世界工厂”就一无可取吗？事实刚好相反，中国还存在许多无可替代的优点，如果把诸多的偏差纠正过来，那岂仅是“世界工厂”而已，还可能成为“世界先进强国”！

　　中国之所以享有“世界工厂”的称号，绝对有它的实力。首先，它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有现成的人才与人力市场，许多优秀的蓝白领人才都是跨国企业的佳选，确实是“价廉物美”。

　　其次是一窝蜂的上下游工业，各类主要工业原材料应有尽有，有效地降低了许多工业的制造成本和营运库存，许多客源也一窝蜂而至。

　　况且，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特有的生活环境和驰名世界的美食佳肴，远比许多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强，更使许多外商流连忘返。同时，过去各区政府大力招商引资，也累积了足够的外商投资条件。再加上国际许多跨国公司，不愿错失分享大蛋糕的机会与心态，也要搭上这新崛起的顺风车。

　　中国需好好利用这些优异的条件，快速解决现有的不足，才能更快地茁壮成长，更快地繁荣富强起来，成为亚洲真正的经济巨龙。

·作者为新加坡商人，文发自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