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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国务院例行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商务部、教育部多位副部级干部发生变动,本来是每月一次的常态,却由于“明星官员”张保庆名列其中,在网上立即引起不小的骚动,媒体也以此作为吸引眼球的炒作材料。
察看简历,我们可以发现,1944年出生的张保庆卸任教育部副部长,是现行官员管理体制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由于前不久张保庆连续发炮,称高校学费过高,因此引来了不少猜测,认为免职是他为说真话所付出的代价。
这样不负责任的猜测,似乎没有把握事情的因果联系。年龄到点要退休,和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当然,如果晋升他为正部级,他的退休时间是可以推迟的,因此就有人提出为什么不晋升张保庆?可是,因为他临退休前说了几句真话的话就要晋升,这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人治的逻辑,这种对“明星官员”的追捧很容易引发官员的做秀,毕竟这连“政绩工程”都不需要,只需要几句话。
即使不考虑这种现象可能的推衍,就对于张保庆本人,我也不无疑问。从1996年开始他就担任教委副主任,后来又是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主管中国教育,在2005年以前,我对他的一些言论一直颇有微词。比如说他要求大学宿舍必须是筒子楼、住6个人以上、不能有电视、有单独卫生间,更荒谬的是不能装电话,很难相信一个持这种思维的人能够领导好现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当然,今年他指出高校收费过高给学生家庭造成巨大压力,我是为之欢呼的。但是据我的个人经验,在湖大,学费好像是98级2800、99级3500、00级5000、01级5850、02级5500,03级以后好像又下降了一点,但我不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2001年已经发展到顶峰,当时为什么没有听到来自教育部的声音?学费不断增长的时候,张保庆作为副部长有没有反对过、批评过?为什么几年之后,而且是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即将退休的时候才开始发出声音?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到这时候才敢讲真话,说明官场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这样的话,他也就没有必要获得太多对于个人的尊敬,更没有必要获得留任或是晋升。
现代法治的一个基础是官僚制,要求严格的科层制管理,官员的任免不是基于个人特点,而是基于职务需要,其责任和权威也不是来自于个人,而是等级体制。“明星官员”的存在,对于法治并非一个好现象。理论当然苍白,实际生活不是完全按照理论运行的。但我们从实践出发想一想,到了快退休的时候放放炮,唤起民意的支持,或许就能够赢得晋升,这样的做法以后会不会平凡的出现?我们能保证张保庆是一个好官,但其他人呢?比如说,成克杰说“想想广西那么多老百姓吃不饱饭,我夜不能寐啊”的时候,如果在网络上包装炒作一番,会不会也赢得很多人的支持?即使不考虑这种贪官的存在,至少会导致一种破坏上级决定的权威性,从而威胁到科层制运作的可能性。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技术化的管理是不可避免,也是最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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