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为何总是香港教授做勇敢的“小男孩”

我是猪

丁学良教授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毫不留情，他所说的话肯定会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某些学者的反唇相讥甚至\"围剿\"。这让人想起郎咸平。当初郎先生不就是在大陆陷入重围吗？不过，最终的事实证明了郎先生的预言，而那些\"围剿\"郎咸平先生的经济学家们却\"集体失语\"。丁学良教授对大陆经济学家的批评最后会怎样呢？其实根本不必去做什么冒险的预言，因为丁学良教授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曾经说：\"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审慎地对待研究，必须保持谦虚\"。揆诸国内经济学界，\"好的经济学家\"确实少之又少。不过，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总是香港的教授做《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经济学家也在这个环境里迅速走红。遗憾的是，各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却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形成了一种互相吹拍的氛围。你给我戴高帽，我赠你以桂冠，鲜有批评之声。即使有批评，也是炒作，个人利益极大地改变了批评应有的本质。因此，一方面严肃的批评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吹捧的文章泛滥。几乎无人不\"著名\"，无人不成\"家\"。当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帽子的含金量不问可知。

　　　 这种学风不但让某些经济学家忘乎所以，更使得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缺乏独创性，往往是照抄西方学说，拾人牙慧。正如丁学良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

　　　 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而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中国经济学要真正健康成长，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建立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惟有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才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