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无用之大用---专访袁行霈

夕阳秋草

李慧玲（文）

熊俊华（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是南洋理工大学与外国大学联聘的首位教授，今年69岁。袁行霈教授还兼任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袁教授一直都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总是以学者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说，做学问要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学者应当力戒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他还说过：“学问不仅仅是知识也是修养”。他在做学问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当代的社会。

　　本报记者李慧玲专访目前身在南大的袁教授，听他谈对受人瞩目的南大中文系的期望、人文学科的重要性、文化产业的发展等。

　　■ 记者 　　□ 袁行霈教授

■ 南大中文系在它的网站上说明它的方向是“关怀本土、放眼世界；继承传统，创造新境”，除了希望给学生打好基础之外，也重视海外华人研究，以及跨学科文化研究。您现在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了，对这个发展方向有什么看法？

□ 中文系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从古到今的语言、文学，乃至文化，南大中文系当然也不例外。就我初步的了解，南大有可能作出可观的成绩。中国正在蓬勃发展，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也包括中国的文化；需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也需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而新加坡由于跟中国具有其他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因缘，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各国深入了解中国的一条渠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南大中文系，就会多一些期待。

　　南大作为新加坡的一所大学，其中文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还包括本国的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用华文所写的作品，以及华人的文化传统，这样才有自己的特色。南大中文系重视海外华人研究是有眼光的，“文”和“人”密不可分，研究“文”不能脱离“人”；研究“中文”不能脱离“华人”。南大在这方面有希望作出好成绩。

　　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即使在中国，中文系的研究对象也不必局限于中国境内，国外华人用华文所写的作品，国外非华人用华文所写的作品，都有必要关注。这样就有三个圈圈：中国境内华人的华文写作，外国华人的华文写作，外国非华人的华文写作。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域外华文文学加强了介绍和研究，是一个好现象。有些文化传统，在中国境内也许保存不完整了，而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中间反而保存得比较完整，全面而深入地加以发掘、搜集、整理、研究，对于中国的学术界也是大有裨益的。例如中元节的各种仪式和演出活动，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淡化了，而在新加坡的华人中仍然保留着，很热闹。要想实地考查中元节，就应当到新加坡来。

　　至于跨学科研究，正是我一向所提倡的。1978年我就写过一篇小文章题为《横通与纵通》，借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所用过的词，加以新的阐释，提倡打通各邻近学科的界限。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从1992年成立以来，就把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努力把文、史、哲、考古等学科打通，我们编辑的《国学研究》（已出版15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150集，以及将要出版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都是在这方面所作的一点努力。因此，我对南大中文系所重视的跨学科文化研究很感兴趣，并寄予厚望。学科区分细致，是学术的进步。但是就学者而言，还是广博一些为好，博而后能深，古代的大学者如欧阳修、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都是跨学科的博大精深的人物。就一个系而言，也是广博一些为好。

■您提到“文”离不开“人”，现在是很多地方“人”好像离“文”越来越远了。在中国，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大家似乎也很重视科技、重视工商，“人文”相对被冷落了。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去看望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先生时，钱先生告诉温总理，“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这段话令人看了，颇有感触。

□“人”离开“文”远了，确实值得忧虑。甚么是“文”？唐朝的顾况说：“经纬天地，叶（协）和神人，名之为文。”这样说来，“文”是调和自然和社会各种关系的。早在《周易》中就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人文”有教化的力量，可以使社会达成和谐的地步。可见古人早就看到，“人”离不开“文”，人类社会也离不开“文”。古人的这种看法值得我们借鉴。

　　然而在经济远远落后时，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中心的位置。即使如此，也不可忽视“人文”的地位。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更应当对“人文”予以高度的重视。国家富强了，如果人文精神失落了，是可悲的。有朋友问我：“你们提倡‘人文’，这‘人文’有甚么用呢？”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告诉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它能丰富和净化人的精神；能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就是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头脑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

　　钱学森先生向温家宝总理说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语重而心长，这比我们搞人文的人说话有分量。他是从自然科学家的修养这个角度说的。据我的粗浅理解，科学家的创新既需要大量的实验，也需要灵感之光的闪现，在这一点上跟文艺创作类似。

　　如果把钱先生的话题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思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欧洲文艺复兴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人文主义的杰出贡献之一。

　　我们不要忘记，欧洲19世纪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高扬有关。只有打破中世纪的神学禁锢，人的价值得以确立，人的精神得以解放，近代科学才能迅速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将科学跟技术连在一起说，或者缩略为“科技”，科学和技术当然是密不可分的，这样说并不错。但同时也要看到科学和技术还是有区别的，科学似乎属于古人所谓“道”的范畴，技术则属于“术”的范畴。“道”是探索宇宙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一些根本问题，这跟人文颇有相通之处。

■现在谈文化，往往也要从市场的角度来谈，文化要“商品化”、“产业化”。甚至现在经常听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这个概念有什么问题？

□我们应当发展文化产业。在美国，光是好莱坞就为他们创造了不少财富，至于其在宣传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力，就无法计算了。但是我不赞成文化“产业化”。如果把文化一律都当成产业来办，都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就把文化毁掉了。不可忽略文化作为事业的属性，对那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政府应当投入足够的资金，予以保障。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的发掘与保护等等，他们自己怎么赚钱？就算真的能赚钱，那要付出什么代价？这是需要政府花钱来养着的。有些文化门类，如电影、出版之类，有产业的属性，可以按照产业的方式来经营，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产业也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必须同时注意社会效益，这又跟其他产业不同。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大概有十几年了，似乎是地方上提出来的，目的是开展一些有地方色彩的文化活动，吸引游客，招商引资，用文化来帮助经济发展。这倒也无可厚非，提出这个口号的人至少还认为文化是有用的。但是话说回来，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文化被简单地看作“有用”之物，又令人担忧了。譬如，利用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当然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将文化的真实面貌，特别是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介绍给游客，就值得称赞；如果迎合一部分游客的口味，将文化庸俗化，用来多赚钱、快赚钱，那就对不起游客，更对不起文化了。因此说到底，是一个怎样对待文化的问题，文化不能被当作摇钱树随便乱用。而且，文化和经济是不是“搭台”和“唱戏”的关系呢？也值得推敲。经济与文化应当互相促进，不能单纯要求文化为经济服务，经济也应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现在大家都很讲实用，做研究也要做现在能用得上，有广大市场的东西。您毕生研究古典文学会很寂寞吗？研究这些有用吗？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我自己是一点也不寂寞的。许多古代的诗人、哲人都是我的朋友，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都是我的朋友。你看，有这样多的朋友，怎么会寂寞呢？我研究他们的过程就是在倾听他们说心里话，或者跟他们对话。我在课堂上讲课，也是抱着向学生介绍自己朋友的态度。再说，我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对我的性情有陶冶的作用。做研究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因此很有满足感。退一步说，做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研究的过程会是寂寞的，研究成果一时得不到承认也会有寂寞之感，做学问吗，就要经得起这些。寂寞，有时是很美的。

袁行霈语录摘录：

“时间既是发现人才的伯乐，又是销蚀虚荣的巧匠，它会将那些纸扎的假花埋葬在岁月的灰尘之下，让它渐渐蚀尽。”

（《受重当时与蜚声后世》）

“名望应该靠我们的真才实学和努力工作去获得。不靠学问和工作，而靠活动和关系得到的名望不过是一盆肥皂泡而已，为我们所鄙弃。”

（《对北大青年教师的讲话》）

“人文学科是关乎人自身修养的，学问不仅是知识也是修养。中国历来讲究道德文章的统一，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将学问和自身的修养割裂开来，知和行割裂开来，学的、研究的、论文里写的是一套，而自己想的、做的、追求的又是另一套，这就是人文学科本身的可悲的失落。”

《关于人文学科博士生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