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收入移动性”参数与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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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基尼”指数表示贫富差距的现状，而“收入移动性”（IncomeMobility）却是另一个表示是否机会公平以及能否缩小贫富差距的参数。
   “收入移动性”是表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家庭收入变化的一个参数，如果把家庭收入数额比作一个“梯子”，移动性就表示在“梯子”上的上升或下滑，具体地讲，比如最低收入5％的家庭在五年后有多少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有多少还留在5％的最低层。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贝克曾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美国“收入移动性”参数很高，说明上一辈的优势对下一代财富的建立只有很小的影响。但是，《纽约时报》在近期一个有关“阶层”的系列报道分析中却得出与格里·贝克相同的答案，认为在过去的几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移动性”越来越小，换言之，富人的后代就一定是富人，而穷人的后代也极可能继承上一代的贫穷。
   应该说，作为美国自由派媒体的代表，《纽约时报》自然是以美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去抨击当政的共和党的减税经济政策，当然，格里·贝克的观点也有些绝对，因为家庭富有与贫穷对下一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我同意美国“收入移动性”参数事实上大到足以给贫穷家庭的美国人机会，如果他们珍惜机会并付出努力，他们便能够向上移动，许多当初带着几百美元到美国的旅美华人，如今已进入美国中产阶层的事实便是很好的例证。
   一般来讲，除了家境以外，有两大因素影响“收入移动性”参数，一是受教育的程度，二是职业的不同。根据美国有关机构的统计，上大学与否在年薪上有约三万美元的差距，而职业的选择也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不同的职业在收入上则拉开更大的档次，比如，医生的收入就比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高了许多，因为做医生要求接受高等的教育、付出更大的投资和更多的辛苦。
   由此看来，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美国的大学给穷人家的孩子能提供相对公平的机会吗？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有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学生贷款等经济上的帮助，基本上没有美国的高中生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上不了大学。此外，美国求职市场是按供需来决定的，极少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美国在受教育和就业上有相对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格里·贝克认为美国“收入移动性”很高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有关当今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评议，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讨论中国社会的“收入移动性”参数。一方认为缩小贫富差距主要应该在富人那头，比如通过提高税收让富人的收入有所减少，但也有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着眼于穷人这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期就指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穷。”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中到“穷人致富”上。对于林毅夫“贫富差距在于穷人太穷”的论断，中国媒体上有许多的异议甚至是谴责。最近，香港的大学教授丁学良也发表了意见，认为“穷人太穷论”是有钱人的说法。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争论双方都强调所有人都应依法纳税。
   公平地讲，对林毅夫的说法进行谴责有失偏颇，因为林毅夫并没有讲穷人太穷是由穷人自己造成。对于中国社会贫穷的根源，林毅夫指出了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等因素，这都并非是穷人自身的原因。其实，应该对林毅夫“穷人太穷论”做出补充的是，“穷人太穷论”是因为中国社会“收入移动性”太小，也就是中国贫穷的家庭缺少向上移动的机会。从影响“收入移动性”的两个主要因素即受教育的程度和职业的选择来看，中国的穷人尤其是农村公民在这两方面的确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而中国多年来的户口政策还限制了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选择工作、生活地的基本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据媒体报道，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25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5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无疑是提高中国社会“收入移动性”参数的重要举措，需要尽快落实。
   此外，中国急需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做到真正的义务教育。由于中国沿海和大城市的劳动成本在不断增长，同时中国的发达地区要发展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因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向中小城市和农村转移，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帮助中国穷人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与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发达国家一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中国为实现这样的产业战略转移，发展中地区主要是农村需要有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力资源准备。
   建议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收入移动性”参数进行调查、分析和监视，以帮助制订和执行帮助穷人家庭能往“梯子”上端攀升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