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 徐友渔

lixunghuan

1999年是多事的一年，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自己。在半年多
的时间里，我依次对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的中
央研究院作学术访问。台湾的大地震并未使我惊恐，但人在大自然威
力面前的脆弱，人在无助的境况下的绝望，仍使我感慨万千。当大陆
因为异乎寻常的事件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度和激动时，我正在太平
洋的彼岸埋首苦读，我未分享同仇敌忾，但决非冷眼旁观。我认真思
考，知识分子在重大事变发生时，如何尽自己的职责。

　　对于新的千禧年和世纪之交，我并不特别看重。但也许是出于碰
巧，我这一年的著述多与历史有关。《蓦然回首》是我对于1966年至
1976年10年经历的一部回忆录，《形形色色的造反》则是对同一时段
的学术研究和理性分析，收入“第三代学人自选集”的一书叫做《告
别20世纪》，而另一部文稿则以《直面历史》为书名。历史感应该是
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素质，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并不特别重要——尤其
在中国。

　　学者面对有形的外部力量，往往是不堪一击，但有一种内在精神，
却无比强韧，从古至今一直贯穿、孕育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自学术生
涯开始，古希腊晚期的一个事件、一种形象，一直是激励我的源泉。
当罗马军队在公元前212年攻破叙拉古城时，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天才的发明家阿基米德正面对沙地上的一幅数学图形凝神沉思。当罗
马士兵将剑高举时，他只是安详地说：“别踩坏了我的图形！”学者
并不意味着勇士，更不等同于烈士，但万一不幸处于苦难的时代、悲
惨的国度，万一偶发事件突然降临，他会捍卫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哪
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传统学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是什么呢？我认为，除少数
不自量力、一厢情愿者想“为帝王师”外，多数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时至今日放眼望去，情况仍基
本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志士仁人，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如果“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并不高（当
然一点也不低）的标准不能成为共识，那么学术的发达是没有希望的。


　　学者似乎天然具有理性的禀赋与冷静的气质，但古今中外的历史
证明，情况其实不然。罗素在回顾自己一战的经历时，曾经痛心地指
出，学人们是多么地短视、盲信、跟风和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的剑桥大学，学术精英云集，面临日益逼近的危机，人们立场超脱、
见识高远、思想睿智。罗素发起签名运动，许多教授和同事起而响应，
坚决主张英国应保持中立，不卷入不正义之战。但战争刚一爆发，随
着政府掀起的战争歇斯底里和民众的狂热，大多数签名者马上变成极
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被
抛到九霄云外，批评政府的人变成政府的战争政策的坚定拥护者。罗
素对此惊讶不已，但对于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豫，他说：“当战争来
临之际，我觉得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责任是抗议，不
管抗议是否有效。我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进去。作为热爱真理的人，
所有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热爱者，回复到野蛮
主义使我吃惊。”罗素不是基督徒，他所说的上帝的声音，其实发自
他的良心。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现在不是
想指斥那些弃学经商，在下海的浪潮中捞一把的人，也不是想揭露那
些在化公为私、权钱交易中分一杯羹的人。90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
化，社会心理的急剧动荡，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使得知识分子的社
会立场难于定位，守望良知变成一个比“要做好人”或一般地坚持道
义立场远为困难的事。良知需要智慧支撑。

　　高度指令性、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已到穷途末路，超越市场经
济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乌托邦早已失败，中国在十分不情愿和反复中
开始向市场化转型。这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贪婪和
无耻急剧膨胀，血汗与泪水的控诉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关
系、经济交换方式、人际关系和思维习惯也缓慢地形成。现实中的丑
恶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但问题出在哪里？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还
是斯大林模式改头换面，权力仍然是社会生活的腐蚀剂？知识分子既
要谴责批判，又要清理历史，如果责任或罪过能分主次的话，我们是
盯住专制权力，还是经济资本？

　　当知识界意识到社会公正已成为今日中国之重要问题时，问题变
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许多人的态度是：在二者中只能择
一。

　　我拒绝这样的立场，我决不认为不公正的根源仅仅是市场经济。
我的经验告诉我，在60和70年代，当一切自发的经济活动萌芽都被扼
杀时，根本谈不上公正，虽然在表面上，大家同样地一贫如洗。我当
然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正问题，而且很严重，但我决不认为
当今发达社会中的公正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学者，我们应当追问和研究：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
什么是公正和正义？

　　我不满足于业余水平的回答，于是在两三年前转入政治哲学领域。
我发现，公正问题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许多当代最
重要的思想家，如罗尔斯（JohnRawls）、诺齐克（RobertNozick）和
德沃金（RonaldDworkin）的学说令人瞩目，其观点引起广泛研究和争
论，就是因为他们在公正问题（或者说自由平等的关系问题）上有独
创性贡献。这些大师的著述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鼓励，罗尔斯的恢宏
气度和建构能力，诺齐克的雄辩与透彻，德沃金的精思巧辩的平衡术，
常常使我掩卷叹服，同时也产生投入思想竞技场的跃跃欲试的心理。
我和他们一样，把个人自由放在思想辞典的首页，同时力求在自由和
平等之间寻求平衡，和所有的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不能对不幸者、社
会上弱势人群的呼号充耳不闻。当然，我也充分认识到，自由与平等
的悖论，是人类历史上许多世纪积累下来的难题，任何推动其解决的
努力步骤，都有莫大的意义。

　　国际学术前沿话题和对自身社会中尖锐、迫切的问题碰巧有极大
的相关性，这自然使我能专心致志、心无旁顾。但是，我仍有这样的
一份清醒，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可能这么便宜地和国际学术接轨。中国
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粗鄙性”，沉缅于当代学术话语可能把
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我们决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头脑搅昏，自欺欺人。
打个比喻说，西方的问题有点像工人和雇主订合同时，争论劳动力和
资本的份额回报，以何种比例为公正；而中国的问题是，当小偷和强
盗以非法手段窃据财产时，有没有警察。形势甚至可能严峻到这个地
步，当警察也开始偷和抢时，该怎么办？当然，比喻总是有局限性，
不免不恰当。社会公正问题，中西社会毕竟有共通之处，尤其从学理
上考虑，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的思考和研究将导致什么结论，我只知道，从2000年
起，我必须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