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南方人物周刊专栏：回首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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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90年代（续）

2005-10-19 15:40:19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80年代怎么结束，90年代就怎么开始。一个真从井冈山下来的年青人找到我，迫不及待地要走前辈革命家走过的路，我凑了一点路费给他，很庸俗地送他回去侍养父母。1976年被称为“领事馆三等秘书”的那个河南朋友也来上海，说他找到了“灯塔”，找到了思想上的“延安”或也称“井冈山”，这才吊起我一点胃口。我们找了一笔民间赞助，请他们从武汉来讲“井冈山的路”。我当时还有最后一点浪漫，称这样的接待是“民间村落的互访”。结果发现从十六铺上岸的这群人，是后现代哲学爱好者兼诗人、文学家，正申请“历史的缺席权”。但是他们的态度比上海会谈者认真，来客中一位哲学家说：“我们认认真真地告诉他们，不要认真；他们很不认真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认真。”这话说得确实精准。我为上海这群人羞愧，同时也难以认同武汉朋友的哲学兼文学，似乎不是地面上的“路”，更像空气中的“雾”？一年后平顶山有个语言-哲学讨论会，轮到我没有路费了，是他们慷慨承诺，请我上山，最后一天非要我发言。应该是我的不对，没有把沉默保持到最后，更兼想象力贫乏，看不出如何“退出历史”，如何挣扎在“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的交界边缘”，更难设想名词与动词能承担这个世界的罪与恶。一席说完，不欢而散，下山时离别连说一句客套话都觉得艰难。

　　这时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创刊，创刊号有余英时千字文。那是我在那一年读到的最结实的汉字，尽管后来我与他有过学术争论，却也无法改变对他的敬重。1996年我曾去普林斯顿，带去学界前辈对他的口信，希望他能回来看看。不料他突然动了感情，拿出他的一个外甥的照片：一个中学生的遗容，青春灿烂也能夭折，当然令人心恸。他怎么会得到这张照片？说来也是一个有点传奇的故事，大约是他在东京讲学，听众千里传“遗容”，居然从台下传上来这张照片。闻言黯然。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庆祝创刊十周年，余英时受邀未能出席，一位诺奖得主在这个会议上拿出事先复印好的余的文章，手一扬：“看看，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写的文字。”这一幕丑陋无比，只能与红卫兵拿出黑材料得意示众的神态媲美。台湾学者钱永祥隔一张桌子紧盯我的脸，事后说你不知道你的脸多难看，那一瞬间他就怕我失控。其实老钱过虑，我那时已染有庸人习气，不自觉怒容满面，却有平顶山前鉴，知道这是学术社交，必须顾忌主人的脸面。

　　这个杂志在那几年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是我们惟一能呼吸的窗口。曾先后派编辑来约稿，来人中吴江波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最好。见面后他不说约稿，而是问需要什么书可以让他从香港帮助。那时昆德拉的小说已经在大陆走红，到处听人说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我在某报某版写了一篇暧昧短评，提到这一年大陆知识界流行时髦口令。其实我与武汉那批朋友的第一场谈话就因对昆德拉评价不同而紧绷，我刚说知识界一面倒不是好事，昆德拉必须有哈维尔这一极来平衡；对方立刻打断：不能因为哈维尔当选总统而过于看重！这就不是分歧，而是过敏，只使我更迫切想看到哈维尔当总统以前的全文全著。江波闻言大喜，没想到在上海能碰到知己。原来他和另外两位同学自费翻译了哈维尔文选，但在香港也无法摆上商务、三联的大书店。回去后他顽强地从邮局邮寄，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后一次终成漏网之鱼。由此得到的这一本，大概是流进大陆社会最早一个哈氏选本？也是我度过90年代初叶精神危机的最好读本。我无法设想离开哈维尔以及顾准，那两年会怎么度过。

　　1991年我第一次出境去香港，与江波有机会长谈，才知道他毕业于中文大学哲学系，曾崇尚大陆的“文革”理想，寒暑假与那两个同道去贫民区参与慈善活动，人称中大三剑客。我后来与留学欧美的左翼同学谈不拢，包括最要好的研究生时期朋友，甚至是难友，哪怕十几年不见，一见就争，几乎总有不欢而散的创痛。奇怪的是，与江波交往的那两年，怎么会想不到与他争论？这是我失去他以后才想起的纳闷。大陆旧友中也有以善良著称，但没有一个像江波那样，有理想而又单纯，单纯到高贵的程度。他的单纯令我自惭形秽，从此知道只有经过那样的社会才能出善类，没有经过考验的道德是侈谈，不是道德，没有经过考验的权力也不是权力，而是权利。过五年我再去香港，他已经离开杂志去异国他乡，去了一个更资本主义的地方。从此人海茫茫失了联系，至今回想，惟余惆怅。

军中纪事

军中纪事（上）

2005-08-24 09:39:20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1985年研究生毕业，第一志愿是正在筹建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接待我的所长很热情，他们正缺少我这个专业的人。后面一句话却使我打退堂鼓：“6年之内不能提家属问题”。6年之后只是可以提，何年何月才能解决？由此转向，回上海去一所能解决夫妻团聚以及住房问题的部队院校。很多年后我诧异北京有那么多雄心勃勃者，称野心也行，尤其不解学术生活亦可焕发“野心”？朋友笑答：“那是因为全中国有野心的人，都汇拢到这里。”闻言自惭，一个夫妻分居就把我从北京吓退两千里，可见我当时志向，倦鸟归林，庸碌得可以。

　　第二次自惭形秽，是1996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大学，一位台湾同行与我年龄相仿，经历也相仿，于是相互夸示军旅生活之“豪气”。他先说：“不谈实弹训练，就说结业时的震撼射击吧：学生兵匍匐爬行通过铁丝网，老兵在后面架好机枪，锁定准星，就在匍匐者上方保持30公分扇面射击，实弹狂扫，震耳欲聋，头一抬，立刻击毙，有些大学生就在这最后一关经受不住，精神崩溃。”再问我总共打过多少发子弹？我赶紧岔开话题，从此只谈学术不谈军旅。现在可以说了：6年中射击一次，五四式手枪，点射，6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军事机密。

　　进部队第一诧异是语言。此前了解全来自“雷锋日记”或电影电视，说得最露骨的也不过是《南征北战》，扮演民兵连长的张瑞芳对分手不久即升官的高营长，巧笑嘻嘻：“又进步啦？”即此知道“进步”原来是“升官”的代名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是官，不是兵。每一级军阶都有很刚性的年龄规定，时间一到，就要考虑提拔新人。同样时间内，一个处长之位在地方上可能只产生或盘踞一个处长，在部队却可能产生两三个团职干部。3年一过，这个“处长”就要走人，位近“处座”者皆可去干部处“谈谈心”。

　　这一现象很普遍，除部队干部必须年轻化，另一原因就是封闭。军营与社会隔离，这也应该，但如此一来，切断了其他通路体现自我价值，只能天天等“进步”。故而部队强调等级，而且要把等级穿在身上，这不仅是战时需要，也是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两个陌生军人在候车室相逢，寒暄不到三句，就会问：“你是哪一年的兵？”这是军中纪年法，当兵那一年是你生日，由此可推测你升迁快慢，是正常还是委屈。时间一长，我发现有两种语言居然可以并存：谈得不对路，立遭严正喝斥：“不能向组织上伸手，当了这么多年兵，还不知道这一点？嗯！”谈得入港，可得软语温存：“不要这样说嘛，组织上还是有考虑的。1968年的兵是该到团级位置了，剩下没解决的已经不多了嘛！”

　　升迁另有制度设计，亦让我啧啧称奇。第一是横向平衡，无论是军事主官还是政工人员，一律由政治部而不是司令部提名行文；第二是纵向牵制，每一级单位提升干部，权限只及本级之下第三梯次，以免知遇之恩或袍泽之情。如我所在的那个院校，起初为副军，本院只能解决副团职任命，再往上，必须报军区空军，那就谁也不知道谁。后来提升为正军级，引起本院团职干部们一阵狂喜。

　　西方学者多半幼稚，推断我们体制改革难以启动，是缺乏制度设计能力，我曾以上述两个制度环节，雄辩论证我们并不缺乏制度设计能力，问题并不在这里。我还曾面折一位资深教授，不能以境外模式来推测中国军人的职业反应。在那样严密的制度设计下，军人除了听从“党指挥枪”，不可能有其他反应。至于文革中部队支左，并不能用来说明军人干政，而是早已政治化的军队进入同一种政治，只是比文官多穿一身橄榄绿而已，后来不也是诺诺而退？那一年政治风波，我们大院里的主官与地方官员并无二致：有几天听不见党中央的声音，全都进医院养病，一旦中央表态，立刻出院，精神抖擞地开大会，念通令。这就让我恍然大悟：这个制度并不是没有“check and balance”，用来保障政治忠诚，是很有效的。所谓拉美式或南美式，还有苏俄式，那都是外国书读多了，一厢情愿，多想出来的东西。

　　当然，在低级范围内是会发生低级感情的，即不仅“知遇”，而且“知知遇”。我的“知遇之恩”发生在1987年，来了一个老浙大毕业的训练部部长，圆脸，戴眼镜。他地主家庭出身，抗美援朝时参军，经历那么多运动居然没刷掉，等到改革开放，正逢干部知识化，枯木逢春，终于“从奴隶到将军”。也许是知识型干部，一来就抓知识课质量，我因讲课较好，被他看中，暂时摆脱霉运。他欣赏地方院校毕业的研究生，两个博士一大群硕士，与他相处很宽松。即以《渡江侦察记》陈述扮演的反派军官语，远远地喊他一声“军座”，他也不恼怒，加夜班嚷着要抽烟，他也让秘书照办。有一次临时出行，我只能从上海站军调处弄到一张硬座票，他也不嫌弃，很随便地与民工挤坐在一起。就这样跟他下部队，一年中从南走到北，总算知道了部队基层官兵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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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纪事（下）

2005-09-21 15:16:51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我迟迟未在组织决定上签字，一开始有压力，待转业令下，反而转为主动。……后来遇到一个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签字，大笔一挥，居然签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来之笔，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闷了许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签字机会


　　上篇写到随“军座”下部队了解基层实情，那倒真是军事机密了，不可妄说。谈军旅生活如何了断，是我个人“走麦城”，属凡人小事，则可言。
　　我的麻烦就出在那个“知遇之恩”。“军座”来了以后，欣赏地方院校研究生思想解放，能给学员换脑子；1980年代军队院校也有新兴气象，本人尚未悲观，干得也不错，于是提前晋级。不料就是这个团职害了我，乐极生悲，还要从那场大事说起。
　　大事来临之前，“军座”凭其气候敏感，感觉我要出事。承他关怀，令两位副手来寒舍提醒，偏偏那晚我出外与地方上朋友谈论事前舆情，说了很多错误的话，忧愤忘归。大校军官两道杠四颗星，两人四道杠、八颗星，齐坐在我那个不满10平米的小客厅里苦等，交相辉映。我妻子不知轻重，竟然打开电视，让他们一起收看当晚中央台，边看边唠叨，他们一言不发，或许是不便批评，或许本身就有共鸣。到半夜等我不归，留下一句话：明天一早上班前先去训练部，部长有急事。次日一早去，方进门，即见“军座”面容不对，也不问我昨晚去了哪里，就坐在办公桌后一个劲地扇扇子，神色焦灼。目送秘书出门、再关门，他才转过脸，一字一顿：“你今天听我三句，多一句没有：第一，前面的路还很漫长；第二，我不能看着你这一次被牺牲；第三，从现在起不出军营半步，我还能保住你，如不听，我将无能为力！”这是何等要紧的三句话？我居然掉以轻心，尤其没有听从他的第三句。下半年检查开始，即以团职划线。“军座”先此调离，虽未降职，人隔千里，看着这边检查，果然“无能为力”。
　　　我迟迟未在组织决定上签字，一开始有压力，待转业令下，反而转为主动。我自己也是事后才回过味：当事人未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属有案未结，地方可退回档案，不接；今年不接，明年不接，部队就会着急；当初安排处分，是上级某部门决定，如今处分影响转业，那个部门反过来又批评部队：为什么年年积压指标，留下这么长尾巴？ 部队有苦难言，“上级”总是“正确”。如此一来，却出现一个奇怪的妥协局面：部队反过来找这个被处分者“谈心”，屡“谈”屡“不通”，就给他联系一些待遇优厚的地方单位，希望这个“尾巴”尽快走人。而“尾巴”到这时就可以翘起来，可以挑肥拣瘦，还可以提出一些“个人”要求。比如我那一次，第一年给我联系的单位是职位好：上海市某区武装部副政委，团级待遇不降，应该满意？这个职位对别人很合适，对我则显滑稽，于是很严肃地“感谢组织关怀”，不去；第二年联系的单位是收入好：东方航空公司宣传科科长，职位低了一格，“金票大大地有”，而且“专业对口”，你不就喜欢舞文弄墨吗？还是未去。这就到了第三年，地方上有一个很小的大学，大学里有一个很仗义的朋友出来转圜，三方达成妥协。部队抽走档案中不实材料，个人在处分决定上写“保留意见”，地方则趁火打劫，提出人可以要，房不能给，这个“尾巴”必须留住原来营房里。此时部队恨不得磕头作揖，立刻答应打劫者，人走房不收，赶紧送瘟神。
　　这就是我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的起源。后来遇到一个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签字，大笔一挥，居然签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来之笔，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闷了许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签字机会。还有一个憋闷，是当时这个大学确实很小，有弄堂味，星期五下午教师例会，能听到市声四起。1990年代初去北京，遇到孙长江——科技日报前总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撰稿人。老前辈问我近况，我闷闷不乐，只说八个字：“上大如寄，淡进淡出”。他说我是“外省人”，有所不知：“当年有领导曾发话，‘这样的人只能到一个小的大学去！’如果他不小心说成一句——‘大’的‘小学’，你我又当如何？组织上的关怀还是应该感谢的。”闻言开怀，立刻知足了！
　　那一年也顺便去北京某离休所，看望已经退下来的“军座”。他再不提那三句话，又送第四句：“到地方上去也好，后半生就在学术上努力吧。”
　　我的80年代就是这样结束的。首先对不起“军座”，悔不该不听他三句言，辜负了老首长栽培。其次对不起部队，击弹六发，年均一发，但当年每天起床号一响，一骨碌爬起来出操，后改为每周两次，毕竟锻炼了身体。20多年前离开工厂，车间指导员老崔告诫我不可坐夜，研究生阶段越演越烈以致失眠，军号一响，革除文人恶习，刀起病除，干净利索。现在不跑步，只保持早睡早起，这是我惟一的军人习惯了，大概能到老死。

西望长安

2005-09-05 14:26:54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现在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什么历史意义：英美发生“撒切尔—里根革命”，当改则改，当干则干，一改此前工党政府与民主党人的粉色混乱；文明世界自凯恩斯以来60年、越战以来20年的自杀未遂，就此结束，起死回生；而在中国，也在发生类似变化，如果确有“时代精神”，这一次总算一息相通，踩准了节拍。但在当时，我们这些历史系学生却不知晓这些“历史意义”，整个社会洋溢着返老还童的青春懵懂。能够感受到的是农民恢复了土地使用权，大地上飘起欢快歌声——“在希望的田野上”，写得最好的几句歌词是：“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西出潼关去母校报到，火车穿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乘客点唱最多的就是这首曲子，后来成为我记忆中80年代的背景音乐。到校不久，教授们观看内部录像：“英、阿马岛之战”，出门后不对我们讲看到了什么，而我们却看到了他们出门时的一脸肃穆。3年后毕业回沪，看到了里根访问复旦的车队。那时能够进礼堂听他讲演的人少而又少，我只是在戒严线外，看到了他的车队近在咫尺，一闪而a过。那根黄线的内外距离，恰好就是我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80年代我完成研究生学业，印象最深的3位老师，一个是据说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惟一的中国记者，后来发愤研究日本史的胡锡年。当时他年届八旬，穿着臃肿的棉裤说一口吴侬软语，就讲中日关系史。他私下对我说，“啥格是好文章？让外行看个热闹，让内行看出门道” 显然融合着他前半生为记者后半生为学者的双重血液。另一个有西洋背景的前辈，是30年代毕业于哈佛的朱本源，他刚从右派身份平反不久，开讲西洋史，英语好，常发技痒，半当中会突然停下来问：“这一概念的原文是什么？”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吟哦克罗齐名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听说我选择做西洋史而且是思想史，他却叹气，欲言又止。我自己的导师何汝璧先生，应该说是恩师了，当时报考他的有本校本班本科生将近10人，而我只能填“同等学力”，自惭形秽。笔试成绩出来后，老先生发电报，说要来河南小县城亲自面试，两地相距千里，弄得我忐忑不安。后因他身体欠佳，才让我坐火车去复试。见面后，蔼然一长者，和颜悦色，才放下心来。他查看了我带去的所有笔记，提了几个问题，很快就结束了面试。

　　入学后才知道他只要了我一个，而他在西北高教界可谓元老：抗战前即入党，后随彭德怀部队接管兰州大学；1976年复出后谢绝一切行政安排，回关中安心带学生，做教授。师母曾经私下对我抱怨，说当年在兰大，他“利用”职权，几次卡下她晋级调资。他们惟一的儿子也跟我说，老爷子在家还是个布尔什维克，有一次他在饭桌上对时局说了一些不恭敬的话，老爷子勃然怒喝：“你再说，我就打电话叫公安局把你抓进去！”但是我跟何先生3年，没见过他高声说一句，总那么低声慢语。1983年春天第一次跟他进京开会，他是高干，软卧，我是学生，硬座。凌晨时他高一脚低一脚，挤过好几节水泄不通的硬座车厢，非把我叫进软卧他的铺位上去补睡一觉。当时年轻，也可能是第一次睡软卧，头一挨枕即呼呼入睡。不觉天大亮，猛一起坐，车厢里满是阳光，旅客全已走完，服务员把另外3个铺位上的卧具整理好也已离去，只剩何先生这么一个高干，干坐在那里看着我穿衣服。他显然是想让我多睡一会，实在挨不过去，才下决心把我唤醒。多少年后回忆这一细节，不由感叹80年代师生关系此后在校园里再难复现，那时招得少，双方都珍惜，情同父子。1985年临近毕业，征求他意见，他显然是想留我。恰巧有华东师大陈崇武先生来西安讲学，何先生请他吃饭时指指我说：“我就这么一个学生了，你如果能帮他回老家，尽可先给他介绍。”在陈崇武帮助下，我告别西安回上海，此后与先生通信不断。后有一年遭遇坎坷，他闻讯后寝食不安，连连来信，有一封信这样写：“我昨天又去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唐僧好生糊涂，居然又给悟空带上了紧箍咒！”他都快80了，哪里会去看什么三打白骨精？我也不是什么悟空，他只是变着法儿写一则老年人的童话来宽慰，没有一句那一年那一辈人很容易出现的那种言语。春节到了，我还可以给他寄贺卡，那一年写的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那种言语我老师一辈在淡去，却在80年代同学一辈中很快复生。有一次研究生们大盆小碗地聚餐，酒酣耳热不免有些题外话。一位学古代史的同学估计是喝多了，突然发作 ：“我警告你们，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总有一天要出事！”说完，“哐”的一声摔门而去，众人愕然。

　　他并没有说错，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结束的。那10年既有“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有老同学留下那“哐”的一声。他现在已经在外国教书了，但这两种声音互为背景，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去。

一年高考一年题

2005-07-27 14:31:28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最近参加了一次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谈1977年的高考。栏目编导事先从网上搜索并下载了1977年以来全国高考作文命题的资料，我拿到手发现，这份东西有史料价值，用来反映最近30年意识形态如何从社会生活撤离，很有意思。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出现此后多年在文革的阴影中徘徊不前。如1977年作文命题，当时还不是全国统一，各省市自理，且看下面选题：

　　一字不差，完全巧合的有陕西、山东和宁夏：“难忘的一天”。这是大陆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做过无数遍乃至做滥了的题目，想不到会被三个省的“学政”同时看中，再次命题。可怜1977年插队落户那一辈多半三十开外，有些人拖儿带女，更多人满脸皱纹，为了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只能重返童年，再一次“装嫩”。

　　与此类似的命题还有：“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上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吉林）、“在沸腾的日子里”（辽宁）、“难忘的时刻”（江西，理科），以及“难忘的日子”（广西）。

　　重复率最高的是关于雷锋叔叔的命题。这份资料收集1977年的试题并不完全，只有25个省市。但以雷锋命题的就有3个省市：天津，“他像雷锋同志那样”；江西，“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文科）；湖北，“学雷锋的故事”。

　　继续鼓吹个人崇拜的有两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每当我唱起东方红”，另一个是河南：“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其肉麻程度创全国之最。顺便说一句，我当时在河南，不幸拿到的就是后一份试卷，可以想象猛然看到这一题目是什么心情。此后我离开河南，对来自河南的新闻总是多一份关心，既痛心又痛恨。“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是那里的官场与文场却分外虚假，一个信阳事件会饿死20万人。

　　1978年始，全国统一试卷，情况发生变化。这一年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缩写，将一段将近2000字的会议讲话，缩写为500至600字的短文。那份材料显然是一个中央级首长讲话，题目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通篇乃文革遗风，却也反映当时的决策水准：一是要快，越快越好；二是意识形态领先，即使谈经济，也要提高到政治层面。这一讲话，到了经济学家手里，也可以当经济史史料来读。

　　但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材料是政治性的，对考生的要求却是技术性的，而且是以技术性手段给前者缩水，缩回三分之一。你可以保留对这一类假话、空话、套话乃至傻话的反对，甚至蔑视，只要你缩写合格，缩小到600字以内，客观归纳，也不妨碍你得高分。

　　我不认为当时的出卷者有什么微言大义，估计是顺着当时的普遍思路走？也没有看出那一段首长讲话有多么愚蠢。但是无意中留下了一段史料：材料是旧的，手法是新的，以技术手段缩水政治话语。如此新旧杂陈，恰好反映那一年整个社会面临转折的集体无意识。此后27年一波三折，影响最大的是“左”的意识形态，但是撤离得最多、最快的也是它。它是怎么撤离的？撤离时不知不觉，惊回首，才发现那一片乌云已经离得那么远。可以从这份史料看出端倪。

　　此后1980到1999年的作文命题就养眼多了。有“父辈”、有“街头小店”、还有“机遇”、“尝试”等，剔出了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正形。如1999年的全国卷，材料作文：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这样的题目能调动学生多么丰富的想象？大陆学生缺少的就是想象。

　　1993年的全国卷也很“民主”：有说明文和记叙文任选。说明文指定对象是“圆规”，写出其功能、构造和使用方法。通常高考作文只对文科学生有利：感情丰盛、词藻丰沛，但缺少更为重要的逻辑思维。那一次以圆规命题，不仅使理工科学生感到亲切，而且能使他们的作文从弱项变为强项 ：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没有一句废话。

　　转眼间1996年，又是一代人，儿子要上考场。他作文不错，数学也不错，我苦口婆心，劝他选理弃文，怎么也劝不回头。最后急不择言，以台湾新儒家徐复观为例：徐有4个儿女，全是选理弃文，原因在于为父者对他们说得沉痛：“选择文科不是受罪，就是犯罪！”

　　不料儿子劝不回头，坚持报文科，而且还是哲学系。那一年上海市作文命题是“我的财富”，他居然把为父者言写进了作文，就把这个算作“我的财富”！第一场就考作文，我一听他这么写，心里暗叫不好，却又不能说，怕影响他后面几场考试。发榜后，作文成绩比我预想的好，居然高中。再一打听，原来那一年是复旦等高校教师下来批卷，不定撞上了哪位校友，见此儿少不更事，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含笑放过？总之，社会在进步，意识形态在撤离，他还算幸运。比比20年前我遭遇河南试卷那份呕心，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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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阴影（上）

2005-06-29 15:04:37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前一篇说“二安今何在”。为二安以及同类朋友的遭遇，写过两次，每一次都因形格势禁，点到为止。此次发表，虽不能尽言，毕竟刻画得更为具体，细心的读者可以读出一些蛛丝马迹。了此心债，才能续写下篇。我与徐晓通电话，谈论文革年月的地下读书活动，除了那些令人感怀的高尚一面，还有一些负面教训，如果当事者不写，由另一些人来写，是否会发生一些偏差？她说这一问题已经发生，有博士生去采访，即以她书中列举的那些中外文学名著为依据，认为有那么多好书可读，可见当时并非精神荒原，文化革命不应否定。此番高论，遭徐晓当场驳斥。这就说明，我们这些或深或浅的当事人，再不能回避当年的负面阴影，应选择的是怎么说，而不是该不该说了。比如当时的具体人事，一些朋友当年已经出现精神病态，但至今还生活在社会阴影中，正常权利都没有恢复，这就不能谈，也不忍谈。但在抽象层面，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现象，确是可以谈，也必须谈了。
　　首先在数量上不能夸大当年地下读书的阅读面。我曾问过天南地北那些地下阅读者，请他们列出当时读过的书名，核对下来的结果令人震惊：书名大多重复，把所有的书加起来，不超过一百本。此次徐晓在电话中也证实了这一数字。
　　其次在质量上，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编选者的眼光，这些书籍的精神含金量并不很高，处于世界文明宝库中偏下、偏左一角，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文革”前中宣部组织翻译了一批灰皮书，“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组织翻译了一批内部出版物。前一部分中有个别例外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对于青年一代对比第三帝国与“文革”中国，客观上有警醒作用，除此而外，绝大多数是出于中苏两党论战的需要，为读者注射反修防修的红色免疫力。后一部分将视角稍稍外延，但也不超过为配合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的外交需要，局限于欧美政坛、领袖传记以及各国概况。我曾以感激的心情问过当时主持其事的一位史学前辈，当年为何出这些书？他的回答很实在：毛泽东手谕，通过张春桥下达，政治任务，不可违抗；如果他自己夹有什么“私心”，那也是出于对知青同情：那么多年轻人在乡下，无书可读啊！这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学界前辈，狱中披阅《二十四史》，此后兜头反思“文革”深层动因与破坏性后果，其识见已超越当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也超越今天那么多的博导、教授。30年后，如果他能重操“旧业”，还会局限于当年奉命行事的狭窄视野吗？ 不会了。当年坐井观天，不仅是他作为编选者的限制，也是我们这些久旱而逢“甘霖”一代青年的时代大限。
　　这些内部书籍能支持当时的读者在精神上走出多远？走不出三家村，跳不出如来佛。即使我们有了一点灰色情绪，如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红色掺半灰色，那也是粉色，粉红还是红色。更为麻烦的是，当年的读书圈子，大多属半文学半政治夹生状态。那样的夹生知识分子，在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中曾反复出现，甚至成为革命领袖，在本国历史中投射下既深且长的阴影，至今尚未肃清；而轮到我们这一代出现，又是外部条件最为恶劣的一次：闭关锁国长达一代人时间，外不知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内不知先贤前辈的精神遗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仅不能走出这一类知识分子的阴影，很可能重蹈覆辙，而且会陷得更深，更偏执，也更落后。
　　被文学涂抹的政治性格，天然带有左倾偏执的病态特征，上述三国可谓同类，其内部逻辑是“比赛革命”， “无限革命”，直至“不断革命”，“革革命的命”。1976年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也是半文学半政治性质，这里说的文学，当然是大文学，人文之学，首先是文学，也包括史、哲一部分。这群人只是小荷初露尖尖角，刚出现上述逻辑的前一半——具有人文审美价值的前半段，即被专政机关的铁拳无情打断。而打断这一逻辑的那个红色巨掌，就其观念史的上游源头，早年有家族相似，也是从半文学半政治的逻辑中发展过来。“文革”“四人帮”中居然有3位，都是出身于30年代上海滩那个半文学、半政治的左翼文联，这不是偶然，而是足以让人心惊的大背景，不知何故，至今未能引起注意。“文革”意识形态，不仅在左翼诉求方面，就其掌控者的知识背景与行为逻辑，也是直接、间接地继承了左联文学的政治血脉。当时对地下读书运动的镇压，从人权、人道言，我永远站在被镇压者这一边；就思想脉络言，我不能不说一句让我的很多同代人不痛快的话：镇压与被镇压的双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共享同一个家族的思想资源。反对者在反对中复制对方的早年历史，镇压者是在镇压中提前展示反对者一旦得势，将会如何走完后半部逻辑。
　　什么叫“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老一辈同代相残，是，老一辈镇压新一辈，也是，甚至更是。历史长蛇在两代人之间首尾相啄，那才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原生意义啊。（未完待续）


二安今何在

2005-07-07 16:17:01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惟一的职业谜手？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听说徐晓文集《半生为人》终于出版，很为她高兴。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这一代人的地下读书活动，以及此后承受的种种高压与不幸。她为此入狱出狱，有切肤之痛，甚至丧夫之痛，同时又避免了类似经历者很难避免的两种病态：一些人从此染上阴暗心理，再难恢复对人对事的正常信任；另一些人则定格在那一年代，明显落伍，却放不下英雄身段，陷入自恋。从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以来，中国也产生过那些人与事，却没有类似文本问世。多年前广东李公明发表“为什么我们同受苦难”，比较旧俄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见面后，我对公明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同样的苦难，熬出的结晶却如此不同？”自有徐晓文章出，这一遗憾多少可以弥补一些了。
　　三十年前我处于外省边缘，对北京城里同龄人的动静，有所耳闻，毕竟是千里之外，虽尽力打听，还是模糊。到了1982年春夏之间，河南省的一群朦胧派诗人在那个县城开一个小型会议，会议快结束时，一个与会者跑到我家来，低声说：“来了一个诗人，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些敏感而又神秘的经历，不敢接触，而他本人则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见不见？”当然要见，只可惜当时普遍贫困，我只能让妻子在家里煮一锅白菜面条等待。客人来了，中等个，国字脸，前额宽大，甚至有些谢顶，但双目有神，亮点闪烁。开始时我和他都有点拘谨，面条喝完，双方的心情都放松了，话匣子就此打开。
　　他跟我谈了1976年起最近5年经历：此前他只是豫北某地一个中等城市里的采购员，爱好文学，写过一些手抄本流传的朦胧诗。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起，他卷入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办过一个民刊。此后不断有牢狱之灾，最粗暴的一次，是在家乡行路，突然有吉普车停下，跳出两个穿制服的彪形大汉，架起他胳膊就往车上塞，失踪几个月，老母亲哭瞎双眼。1976年以后长达3年的西单民主墙盛况，内部思想差异，以及兴衰流变，我都是第一次从他这里详细听说。当时相见恨晚，可惜他已经订好当天下午的火车票，只能怅怅送别。在那个陇海线上的三等小车站，我们留了一张合影，这就是我和二安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时我已经收到研究生入学的录取通知，等3个月入学，专业是历史系的思想史。1980年代初叶研究生比今天扩招后的数量少得多，社会期待与当事者自我期许都很高。入学典礼上，校长的致辞是：你们是国家队，不是省级队，千万不要低估了大好机会和大好时代！同学茶前饭后议论的公共话题，多半是本行本业各位导师的神话，以此自炫；或者是谁在本专业的国家级杂志已经发表文章，暗中较劲。记得历史系的同学有一次议论“古今学衔换算”，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相当于科举制下的什么名目？童生、秀才、举人，一级级换算，最后皆大欢喜，恨不得欢呼起来：相当于“翰林”，原来我们已经是“翰林”了！应该承认，二十年前的“翰林”比今天的研究生普遍用功，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不敢有丝毫松懈。但“文革”结束才5年，国家话语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么快恢复，成席卷之势，我多少有点不能适应。一方面是自卑，毕竟跳过了大学本科四年，孤陋寡闻，积累的本专业名师名家的谈资太少 ；另一方面也有点不以为然，蛙声一片，也还是在井底，真正的思想者是在院校大墙的外边。后一种想法很少有共鸣者，但肯定与我入学前与二安那一个下午的长谈有关。
　　第二次见到二安是12年后，我已经在上海工作。有一次看到电视转播那一届全国灯谜大赛冠亚军获奖，荧屏一闪，几乎不敢相信。第二天赶到那个会址去询问，曲终人散，举办者告诉我得奖者的姓名与籍贯，我才相信只能是他。怅然许久，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当时的《文汇报》上，不能细说，只能隐约发一番感慨：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路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惟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不料二安居然看到了这篇小文，不久赴漳州参加另一届灯谜大赛，途经上海约我见面。我和妻子摸到浦东一个很落乡的旅馆见到他，已经是人到中年，气色憔悴，一看就知道这些年过得非常艰难。他告诉我自从12年前分手，一直没有落脚的地方。最后找到一个群众文化馆，操弄起灯谜这一“民间传统活动”，勉强糊口。即使如此，还是有各种干扰，使他日常生活不得安宁。
　　自有徐晓文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遭遇总算没有埋没，但还有多少失踪者尚在水面下挣扎？写这篇小文的时候，这本杂志庆生一周年，主编来电话约写贺词。想到徐晓最近的书，想到二安的遭遇，只能说四句话，其中两句就是为二安而言：
　　希望这份刊物不仅记录正在活跃的“人物”，还能追踪已经消失的“人物”，有助于理解历史走到今天，曾经错过了多少三岔路口。
　　希望这份刊物不仅能记录大人物，还能给小人物留下缝隙，让他们在这里能透气呼吸，有助于人们承认历史并不是“奴隶们”创造的，但也注视奴隶们的“沉默”和“忍耐”。

一之二三事

2005-06-01 16:26:49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1977参加过高考，录取通知发来时，因返沪探亲，耽误了。是时年轻，挥霍青春不知惜，第二年犯傻，居然不报名，意欲以更长时间复习，考出更高分数，非北大、复旦不入。夫妇俩闭门谢客，面对面复习了一年多，志在必得。终于熬到1979年开春，晴天霹雳，政策突变，不允许已婚者参加高考了！我们曾给当年的高教部长蒋南翔写信，请求破格允考，渺无音信。无奈之下，去乡间公社以一包喜糖的贿赂，开出了一个离婚证书，满以为在上政策不允，在下离婚适应，总可以再进考场了。不料我所在的子弟中学支书与校长有隙，支书怀疑我得到校长支持，宣布我是假离婚，不得报名；又已离婚，不得回家居宿，一旦发现，以非法同居论处！这一来鸡飞蛋打，高考不得与，有家不得回，每天晚上夹一张草席到集体宿舍打游击，东住一晚，西住一宿，成了一件人人议论的丑闻。就在这个失魂落魄夹草席外宿的背运关头，厂里第一把手换人，张一之接任，来到了豫西山区。

　　张乃冀中人士，华北危机时，毁家纾难，遂为三八式老干部。1949年进城，位列河南省审干小组组长，参与选配地、市级领导班子，纪登奎即出自其笔下。至“文革”前，官至省委秘书长。“文革”乱起，家庭破碎，避难于豫北农村老大娘枯井下，幸免一死。“文革”结束，老大娘将女儿许配给他，重组草根家庭。省委意欲恢复他原职原位，为其婉拒。只问：现在最需要干部的地方在哪里？答曰：大中型厂矿，急需整顿。张微服上任，到厂第一天，即听说上述丑闻，遂开座谈会，摸情况，找当事人谈话。一星期后，那个支部书记很快调离。与我谈话时，开篇即是：马上回家，恢复家庭。第二句是：高考不得与，为何不考研究生？我后来转向，以同等学历报考研究生，就是从这里开始。

　　岂料研究生考试也不顺，发榜后，受到不公正排挤。张闻讯，义愤填膺，又问：告，还是不告？答曰，告。一之正濯足，闻言“告”，转嗔为喜，抬足出盆，手书两封：一致省文委主任，二致高教局局长，详述两人相貌特征、家庭住址，以及如何找到他们本人。这一细节今日回忆尚栩栩如生，如《史记》中言，颇有刘邦见寒士之古风。

　　张之古风，不仅于此。前文（《薛班长住院》）说到有一个老干部夜晚在家接待工友涨工资申诉，不断握手，人太多，手都握肿了，即为他接任不久的实事。另一个发牢骚说“白天的事管不了，夜黑的事还要管”？也是老干部，张事后闻言，只评有一句：“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光泽！”厂里医生送他去郑州看病，竟把他战争年代带出的一件虎皮大衣失落在火车上，工业化时代到哪里去补办虎皮大衣？只能换上一件羊皮的。有左右评论：一头老虎要吃多少只羊，才能养成一身虎皮？张为安慰肇事者，只说羊皮就很好，严禁左右议论。为咨询化学工厂业务，他竭诚请教一个复旦毕业的老大学生，站立门前，静候多时，传为美谈。张初来，乱局如麻，工厂濒临解散，经他整顿，立见起色，避过1982年国民经济“关停并转”之厄运，四千工友保住饭碗。生产恢复后，急需临时工，夫人无职业，尚在生活区卖冰棍，左右不忍见，遂安排其进厂替补。张大怒，立逼夫人辞去临时工，还是卖冰棍。

　　我离厂前，正逢“历史决议”颁布，否定文化革命。数千人端坐小板凳，听张一之三小时讲演，竖耳静听，不厌不倦。20年前之豫西山区，民风、官风皆闭塞，骤然否定“文革”，上下惶惶然，不知依归。听一之长河万里，历数毛泽东晚年大错，从反右、反右倾起，经3年大饥，饿殍满地，直至“文革”大祸，醍醐灌顶，如梦方醒。20年后携家小回厂探望，还记得那场报告，问他是否有秘书起草，张慨然笑曰：那是我40年煎熬心得，早就想说，不得不说，岂有秘书能起草? 河南何难？难在留不住人，我要留你做秘书，你不也走了？

　　直到那时方明白，当年他有过留我的想法，却不说，支持我考研究生，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直至离开。而我欠他太多，就那样走了，何以报之？他为我排难解纷，甚至到离厂以后。1985年我学校毕业回沪工作，调家小返沪，却遭到新任厂长刁难。一之甫离休，赴上海治病。随行人员预定南京路外滩和平饭店，他嫌奢华，退房，搬至沪西小弄堂。我骑车费多时，才在曹家渡附近找到那家鸡毛小店，室内逼仄，光线灰暗，两人只能并坐于床沿叙旧。言谈中听说我新遇困难，立刻打电话催问。在他不断过问下，那边放人，家庭团聚方告解决。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清官、廉官、好官、开明官。以后也多少见过一些，总不见如一之者。文有省委书记，武有军、师、旅长，贤与不肖，总是不及。友人自中原来，诉说化工厂脱困返困，数千人欠薪七个月，一之困守豫西小城，有种种蹇迫不忍闻，遂提笔写此小文，不写不足以平心忿。儿子做记者，属新人类，从不为当官者言，幼小时见过一之，听说老人晚境困顿，亦长叹：再也没有见过一个像张老那样当官的了！我说：张老非神圣，或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那个交接班，前后任不啻霄壤，恐怕他至今也会抱恨。儿子抢白曰：这又岂能怪他？不选不袭，指定一人交接，这不是远古禅让吗？禅让制下，岂有新贤？保一年，保不住三年，保一代，保不住二代，这不是他个人能左右的！

1976年的记忆

2005-05-04 11:29:07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那一年厂矿还在时行部队编制，好端端的车间不叫车间，要叫“连队”。我所在的供水车间就有“指导员”姓崔；还有“连长”姓范。老崔有人文气，甚至文人气，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属“造反派”；老范属典型的技术干部，干巴巴，硬绷绷，强调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属“保守派”。“指导员”和“连长”有矛盾，我这个小青工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黄河北岸封邱县调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况，看看是否要给他困难补助。我插队落户出身，对农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师傅家穷得连案板都没有，是把锅盖反过来擀面，我那碗面条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冻二饿，内心震撼不已。回来后把锅盖擀面条写进报告，老崔很欣赏，认为观察细微调查得力，可以培养。

　　老范借我很多技术书籍，还讲述50年代初在大别山一带做地质勘查的探险经历。他说那时还真有特务活动，有一次举望远镜观察对岸山林，就发现有一个农妇头顶食物，推开树枝，钻进了一个山洞，忽然不见了。但我认为未必是特务，那洞里也许只是一个相好，农妇带食物进去幽会？

　　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继续，工人开会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压”，老崔则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临开会，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说头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气，看来只能回开封家里养病。说完让我打电话，他在电话旁边等。我在电话里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老崔，就问：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开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没有转圜余地，只能违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来，老崔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厂里夜夜开会，造反派“帮助”老干部“转弯子”，叫“思想交锋学习班”。老崔一度推荐我参加，作为青年工人代表。我当时满脑子反官僚反体制的反叛激情，却体会不到一轮权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锋”的两边悄然出现。新干部的领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过军代表压制，很得我们同情。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谈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拟好的各种民主概念，不着边际，王世忠听着听着就烦了，我自己也觉得无趣，铩羽而归。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摇头叹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们从兰考过去的两个集体户，全是重点中学的老三届，思想过剩，精力过剩，一聚会，满屋子高谈阔论。白天干活，晚上辩论，读书读多了，就把厂里发生的运动形势套进来“发挥”，全是过度分析，放大“阐释”，茶壶倒进了茶杯，茶杯撑破了，茶壶还不知。比如那个学习班，一位业余思想家想得太多，听说我参加，就像列宁在十月那样，拍着我肩膀说：“好，你是我们的议员！”当时有毛泽东“走后门未必全是坏人”这一奇怪指示，我们中间发生激辩：是坚持民主反特权，还是维护大局，不纠缠细节末枝？第二天贴出惊天动地大字报，一边引德国哲学为依据，旁征博引；另一边则模仿鲁迅式的讥诮冷峻，笔名曰“迅翁”。我们热火朝天地争，似乎不这样争，明天就会天塌地倾，全不顾工人们读这些文字如读天书，干部们冷冷观察，已经闻着有异味。我因为“政治不成熟”，“议席”荒废，有另一位业余文学家起而代之，确实比我成熟，逐渐进入核心机密，成为王世忠、老崔离不开的笔杆子。我们的过剩思想就倾泻在他宿舍里，称他为权力斗争放弃了“民主理想”。那位一开始拍肩膀称我是“议员”的思想家，这时挖苦他不是“议员”，而是“领事馆的三等秘书”。“三秘”有一次与我辩论，反唇相讥：“我是诗人，但我只有做诗时是诗人，而你们却在不该做诗的时候都成了诗人！”

　　他有一句诗我今天还记得：“二十六年桐风起，南风北风何依依。”二十六，年龄；桐风，泡桐树，兰考特产，泛指河南；南风，上海激进派的文革理想；北风，北京老干部的务实取向。何依依，内心矛盾，难定归属。这句诗不仅反映他自己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我们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对南风上层怀疑厌弃，同情北风的务实趋向；而青年人特有的反体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却还在，又同情基层单位被迫害的失败者。

　　这种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发生怀仁堂事变，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过头来清查三种人。王世忠、老崔、诗人“三秘”一大群人反过来被请进了学习班，但不是“思想交锋”，而是找了十几孔山区窑洞，分别关押，隔离审查。这时我们在外面欢庆南风上层终于被打倒，同时则担心自己的老同学，甚至鸣不平。而窑洞里的“诗人”则夜夜担心，我们在外面揭批四人帮，是否不知轻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辩论也捎带出来？他的非诗理性在此时还真管用：只交待与王世忠、老崔的工作关系，尽可能不牵扯同学之间的政治辩论。他出来后告诉我，专案组在外面鼓励我们揭批他们，在里面则夜夜逼问他，这群上海来的中学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论？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是我对1976年的总体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来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离开化工厂时，去他家道别，他送三句话：“还是做学问好，但不要坐夜，五十岁以后身体不要败坏”，很实在。诗人“三秘”在窑洞里受寒生病，去乡村卫生院打吊针，感动了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女护士，竟发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园故事。佳人来厂区找落难秀才，不知他被转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着劣质烧酒和自制香肠，陪她去北山口寻找窑洞里的老同学。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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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记忆（续）

2005-05-18 16:05:44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那一年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名言。革命只有弄出个万岁，它才能死，称心如意地死，而在那一年，它果然死了。因此，顺序应该反过来说 ：革命万岁！革命死了。

　　革命是青年的嘉华年会，没有革命，也会弄出个类似革命。那一年我24岁，在这个年龄能目睹一次革命，还算幸运。什么年龄看见什么，人生是有匹配的，一旦错过，可能会留下一个饥渴，伴随他一生，不断发作。我曾不止一次与西方、港台的左翼人士接触，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们今天还对我们1976年结束的革命抱有浪漫余绪。20年后，我的儿子迷上了摇滚，我耐着性子陪他去体育场听“红旗下的蛋”，那歌词写得不错，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那样高分贝叫喊？儿子说：“你们年轻时不也是一样？这是我们的‘革命’！”这一说法和那些上了年纪但还存有心理饥渴的西方教授以及他们的东方弟子，是一回事。

　　应该承认革命有美感。庆典，游行，花如潮，旗如海，歌声、喊声义薄云天，正是这些审美外观，使浪漫文人激动不已。所有这些，法国革命、西班牙内战、俄国革命，还有德国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都出现过。庆典抖落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尘埃，游行提供日常生活无法企及的狂欢。因此，和平年代每年提供一次愚人节狂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仅仅为了满足集体心理的浪漫需求，让人们在街上狂掷西红柿，也比让他们扔掷这一颜色的其它东西好。

　　狂欢过后是恐惧。兰考有两类上海知青，一度互不来往，相互贬抑。前一类“思想正统”，埋头苦干，各级党报捧红了这个集体户；另一类涉及“文革”中的怀疑一切的“异端思潮”，下去时带有避难性质，但是某大学如复旦，深挖“5·16”涉及外围中学生，吉普车长驱两千里深夜来兰考敲门，带走其中两位，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听农家说，他们白天不干活，晚上读书，只读马列，不读毛选，这才出事情。这一传说刺激我的好奇心，一直想过去交流，碍于集体户阻拦，在兰考时不能如愿，到工厂后才有正常接触。但我很快发现，这两类人内心沉淀的是同一个东西：恐惧，在这一层面上，其实是可以相通的。前一类出身不好者为多，害怕“被革命”，故而“更革命”，一旦招工翻档案，立刻自卑自弃，内心颤栗。后一类也有这一情况，但更多的是本人受打击过早，从此落下暗疾，更难治愈。那时反复演播的电影中有《列宁在十月》，其中一个镜头是列宁教训高尔基：“无产阶级在革命，你怎么能分清这一拳必要，还是那一拳多余？”此豪言落入受伤害者心坎，成为接受那一拳的自辩，自虐而雄辩。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接受那一拳者已经赴北美入籍，去年回来宴请，还在说“帝国主义多么险恶，你们不知道”。一个内心恐惧者放声高论三十年，其他人就只能低声叹息。铁拳落在不同的年龄段，引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年轻时没有亲睹革命，不好；太幼小时经受那一拳，也不好，两者都是一辈子不能治愈。

　　革命还有性别，呈阳性。大多数女性避之惟恐不及，张爱玲是这样，我的文盲母亲也是这样，所有哭哭啼啼被动下乡的小女生都是这样。也因为如此，少数女性会加倍革命——更深程度地扭曲她们的性别，以适应革命。卢森堡说：当大街上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我举双手赞成，因为我从正反两面看到过两次：第一次是从正面，从终点，我们集体户中最为革命的两位大姐，连集体户都不肯居住，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非要搬出去与五保户住，骇然发现“李红心的秘密”（详见前文），就来自这一同吃同住。第二次是从反面，从起点，1966年红色恐怖的夏天，第一个用开水活活烫死中学校长的，并不是这个学校的男生而是女生，是在北京，一个阳性得不能再阳性的城市。

　　革命失败后，通常是由智识阶级来控诉，但“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正是他们召唤的。革命本来与阿Q、吴妈无关，是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未庄的消极”有它的自在理由，它自己还没有说好，就已经被作家攻击，读者是可以读到“五四”优秀小说了，但未庄的真实人群却因此而失去平静。有一个画家画了这样一幅画：1966年或1976年，有一个文化伟人和另一个文化伟人谈崩了，满脸愠容，坐在人们熟悉的那张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另一个走到画面的左下角，背对前者，也是满脸的不高兴，也抽起人们熟悉的卷烟。我提议，什么都不要改，就这么站着和坐着，只是交换一下他们晚年的衣服：让另一个伟人把他的竹布长衫换给前者穿，自己则穿上前者的毛式制服，这就能通，一通俱通。前者的文化理想从“五四”到“文革”，何曾改过呢？他内心还是穿着那一身竹布长衫的。至于后者改穿毛式制服，也不过分。君不见伟人曾说“我的心是与他相通的”，一时谈不拢，那是误会。

　　1976年，革革命的命，革革命的命的命，革，革命，我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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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纪事

2005-05-10 15:57:19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进厂不久一个意外感觉是，“突出政治”在外面一浪接一浪，里面却还是多少代人流传下来的老传统：看重技术。工人们还是相信“一招鲜，吃遍天”，手有绝技者，厂长、总工程师也让三分。“金钳工，银车工，吊儿郎当是电工”，很快传染到我们这批新工人中。中共十大前后，各地提拔新生力量，有人政治上积极，工人们暗地里捣蛋，在他考勤表签名栏内代填四个字，就叫“新生力量”，一时传为笑谈。做私活成风，私活也以“手艺”论“英雄”。莫言那篇小说问世三十年前，早有手巧者把“丰乳肥臀”打磨成开酒瓶的不锈钢拔子，凹凸有致，夸张而不失浪漫。我动手能力差，曾经拿一个塑料淋喷头拧成灯头状，插上灯泡，聊作台灯，自己觉得很受用，却因外形粗劣，被伙伴们讪笑了很长时候。

　　黄师傅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来，很受徒弟们推崇。每年夏天停产大检修，管工们要在这一星期内，把平时跑冒滴漏的各型管道抢修完毕。大型弯头没有标准件，须自己动手烤制，不知现在的管工同行们怎么干？在当时，要让那些大口径钢管如面条般柔软弯曲，只能如此“蛮干”：用黄沙填实管道，防止煨弯时瘪皱；挖坑在下面架火猛烧，只烧当中一段，两头浇水冷却，以限定其弯曲半径；眼见那段钢管在烈火下烧呈桔红色，黄师傅发一声喊，众人拉着两端猛一拐弯，“弯头”立现，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这活很粗笨，但在这一行已属高技术含量，诀窍在于依管径粗细计算高温下的延伸系数，众人惟黄师傅马首是瞻。黄师傅依据的是一本发黄变脆的小册子，那里面有口诀，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百发百中。我曾看过那本小册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是50年代初苏联技术员在东北培养中国工人用的小册子，马粪纸油印，夹杂使用了一些东北土语。须知我们这个厂是珍宝岛冲突后，出于反苏备战的需要，经李先念批示创建的，假想敌就是“苏修”。谁能料到，二十年后我们使用的技术手段，却还有苏联人的亲手嫡传？再过二十年后，我能说这是历史的“吊诡”了，当时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话，只觉得怪异，还有些神秘。

　　每年春季都要下乡打井支援抗旱，按当时高调，要说成“巩固工农联盟”。住进窑洞，山里人好酒好菜招待，我在豫西山区结交的一两个农友，就来自这种季节性的“工农联盟”。人是好人，但是乡办厂与国营厂的关系却很紧张。日常三班倒，要像防贼一样防着“工农联盟”：有厂内征地工里应外合，偷水，偷油，还偷电。1977年大检修，全厂拉闸断电，让供电车间检修线路。厂区主线拉闸了，当地乡办企业偷搭在我们线路上的支线不可能也拉闸，支线并联在县里的电网上，一旦这里拉闸，县里的小电网就反过来向这里输电，十分危险。车间主任为赶工期，催逼电工们上杆子检修，众人皆推辞，惟有一人二话不说，拿起脚爬子，蹭蹭蹭就往上面爬，刚够着电线，立刻被高压电流击中，直愣愣坠落下来。厂区又响起消防车出动的凄厉嚎叫，我们跟在消防车后跑，这一回去抢救的不是薛班长，而是一个更为年轻的工友了，那一年他只有十九岁！

　　工友姓史名奇，确也出身史学世家，其父史苏苑，郑大历史系主任，很有造诣的唐史专家。我与史奇住同一栋青工宿舍，斜对门，曾一起准备高考，他没有学过高中课程，无师自通，每次模拟测验，卷子总比我做得好。平时乐乐呵呵，学说一口豫西山区土话，没有一点高知家庭出身的清高气。出事后，史老先生伤心地说：“子女中就这个小儿子天资最好，能继承家学，想不到就他失去高考机会。”他从电线杆上摔落，辗转病榻，错过了1977年开始的高考，还错过了恋爱，一生都被扭曲。1982年我考取研究生回上海，他还在那里寻医治疗，正经受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右腿接骨后，与左腿不齐，砸断再接；却又发生肌肉坏死，遂将另一条好腿切开，与右腿绑在一起生长，待坏腿恢复血色，再将两腿从当中活活劈开！大年三十，我带着母亲烹制的几碟小菜，去他住宿的复兴岛小旅馆，在病床上一一摆开，两人喝小酒过年。他在病痛中的坚忍曾感动过不止一位女性，其中一位护士似乎有一些意思。他问我上海风俗人情，如此姻缘能否实现？我只能给以不太乐观的估计，户籍制乃大陆民间天大窒碍，寻常百姓绝难冲破，八九以悲剧告终。我不敢看他动了六次手术的伤腿，不敢多说大学里的新鲜事，对他生活中出现的短暂热望又不能鼓励，放下酒杯，黯然无语。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阴云，但很快恢复常态，没事人一般：“你看你，喝酒过年，过年喝酒！”

　　命运烧红了，骤然冷却，也能成“弯头”。当年工友中有伤、有残，还有暴病而亡的，幸存者或提前退休，或待岗在家。当年有多少青春段落，老来有多少报废“弯头”：事先不填实，架到火上就是一顿爆烤，两头一拉，不是瘪，就是皱。

薛班长住院

2005-04-06 13:10:51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招工进厂后，分配到供水车间做管道工，是个粗笨活，每个月粮食定量46斤半。所幸遇到一个好班长，姓薛，河南省第一技校毕业生，聪明能干，人很和气。

　　薛班长手艺好，车、钳、刨、铣样样拿得出手，但也喜欢“思想”，谈“斗私批修”，谈“两参一改三结合”，谈“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等等，有时还能自发地产生格言警句。他写日记，我今天还记得的一段是他在家乡偃师大桥上看农民赶集，有抒情，有感想，行文流畅。但是我有点害怕与他交换日记，我的日记有很多灰色内容，拿不出手。老是看别人的，自己却不拿出来，心里有愧，后来就不好意思看了。在他眼里，我干活还算卖力，就是下班后脱离群众，不是独自看书，就是找外面的朋友去聊天，每到年终评比，他就担心我这一点。而在我眼里，他几乎没有缺点，就是有一样让我跟不上：他喜好分析形势，不断排列管工班内的“活思想”。我也知道他是为我们好，可排来排去，总是一个焦虑。一塌刮子七八个人，哪有那么多可谈可分析的“形势”呢？

　　我一度认为那是“政治意识过剩”，大小事都要归类为先进与落后，有点烦。现在才知道，我们的生存环境在被今日工业废水污染以前，已经被思想废水灌注过一次，那也是污染，却使人甘之如饴。之所以说“灌注”，与当时那种居住方式有关，薛班长不能免，我也不能免。

　　我下乡的时候是带着对上海市民生活的蔑视心理走的，认为庸俗，低级趣味。到乡下的第一吃惊，是各级干部“寝办合一”：从公社到县委，一直到开封地委，像曲光藻那样的高级干部除外，大多数办公室是一分为二，前半间办公，后半间睡觉，中间就隔一张秸秆席！如此寝办合一的好处是，没有八小时的限制，哪怕半夜敲门，他都能起身开证明、打电话。反过来，一个大院里人人“寝办合一”，一旦起运动，谁都没有隐私可言，一览无余，也巨细无遗。招工进工厂，也是这一模式：几千个工人白天在同一个厂区干活，下班喇叭一响，上千辆自行车奔流而下，很有工业化的壮观气势；十分钟后蜂拥而入，全部压缩到同一个生活区，吃完饭出门溜达，所有的人都认识，其实是个穿工装的大村庄，就不是一个社会。这时候，工友就是邻居，干部就在贴隔壁，白天谈不完，晚上继续谈，一旦有事，任何时间都纠缠你，无所逃于天地。当时计划生育天天讲，有个厂长厌烦了，发了一句高级牢骚：“白天的事管不完，夜黑的事我还要管？”被人揭发后遭批判。 后来接任的第一把手，则留下一个正面的例子。那一次评级涨工资，人人都要涨，却只有40%的指标，下班后工人齐聚在这位领导的住室外排队谈话，他不断地握手，握啊握，手都握肿了。

　　这时候我开始体会上海弄堂的好处了。弄堂当然有弄堂的庸俗，你来一碗小馄饨，我送一碗绿豆汤，家长里短，飞短流长。但是弄堂与单位是隔离的，除了文革反常，一个人在单位里有事，可以不带到他晚上生活的弄堂。这就有了隔离，有个人生活的空间，互不相干，并行不悖，由此才有社会。“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河里都不见”，小时候谁都唱过这首儿歌，都知道谜底是“下雨”。现在才明白，这谜底不是“下雨”，是“社会”。凡是新建成的厂矿，都是集中居住，有生活区，没有社会。我们建设了多年社会主义，建成了一个“主义”，却把“社会”建没了。多年后回上海，是在部队大院，虽不是寝办合一，但也是同一群人上班，同一群人下班，家属区里每一口空气都是从办公区里带过来的，不仅“看得见”，而且“闻得见”；忽一日逃离，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赶快买一间房子，邻居都不是本单位同事，各过各的日子，让我透一口气！后来住房商品化，我举双手赞成，用毛泽东的语式来说：同一群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居住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薛班长好分析工友们的思想形势，从厂区操心到生活区，就这么操心了四五年，直到有一次意外工伤，他不得不长期休息。那天中午，他又义务加班，气焊枪回火，他径直走到瓦斯罐前摇晃，刹那间瓦斯罐爆炸，惊天动地的一声，全厂区都听到了！当时没有救护车，只能出动消防车，一路上他自己托着那颗被击落的眼球，颠颠簸簸到郑州。为求医，他曾经到上海我家的那个小弄堂住过，夫妇俩带一个孩子同睡一个地板。后来长住省人民医院，碰到当地最好的眼科大夫，据说给蒋介石看过眼病，保住了他另一只眼。七八个管道工粗手笨脚，轮流去郑州作看护。轮到我那一星期，恰好是他妻子来信，他要我念给他听。信写在一张从小学生练习本撕下的纸上，用的是铅笔：“听说你受伤以后，我的心就和刀杀一样”，念到这里，我愣了一下，薛班长与我对视一眼，做个鬼脸，扑嗤一声笑了出来。他就是这样一个温厚善良的人。

总角之交

2005-03-09 09:52:03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小雄大我两岁，先入学识字。我那时喜欢街头地摊的连环画，坐在长板凳上看，两分钱一本。我有了分币，就去那些小人书摊“请客”，请小雄一起看，条件是读出每一页图画下面的文字，让我知道意思。全套《三国演义》60本，两个人就是这样看完的。他天资聪颖，家境贫寒，却一举考中当时上海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复兴中学”，通知单寄到时，整条弄堂都轰动了起来。插队时分手，他江苏，我河南，两地相距千里，他走了投亲靠友回乡插队的这条路。回乡插队者出路狭窄，那是 “被‘国家’遗忘的角落”，“知青政策”毫不顾及这一小批被遗忘者，招工、读大学几乎无缘。他是依靠自己的超常智力和苦干，从小队会计、大队会计直至县市级领导，一个台阶不落，硬生生拼打出来的。

　　34年前的冬天，小雄从苏北一个小村庄来河南看我，走运河，穿骆马湖，转邳县，过徐州，到兰考。火车进站已是夜黑，更兼大雪封路，我接到他后，只能在县委招待所住一宿，结果发生一件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的奇事。我们和一个断腿老人合用一个房间，三个人两张床。于是让那位老者独睡一床，我和小雄分坐另外一张床的两端，中间用被窝暖脚，压低声音，坐黑说一宿。我们说家乡方言，料定同室者听不懂，听不懂就容易入睡，少受干扰。此外，谈话中也有那一年月不可避免的“反动内容”，我们内心恐惧，外人听不懂，也就有了安全感。不料同室老人天一亮，一骨碌起身，哈哈大笑：“你们说了一宿，我全都听在耳里。我在那里打游击3年，这条腿就扔在你们老家那片土地上，怎么会听不懂你们的方言？”两个知青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小雄离开河南时已近年关，火车挤得一塌糊涂。我在他背后用肩膀硬顶，才把他送进车厢，车门关闭前一刹那，扔给他一袋在县城买的“金银卷”作干粮。所谓“金银卷”，即玉米、面粉分层合卷的馒头，玉米为“金”，面粉为“银”，这在当地已经是上等吃食。他到上海，不敢与我家里说兰考真实情况，他妹妹要把那袋没有吃完的“金银卷”扔弃，被他奶奶高声喝止：“这是学勤在河南过年才能吃的好东西，你们就这么扔了？作孽啊！”我妈妈和我奶奶在隔壁听见，一下子明白我在兰考的真实处境，不禁垂泪，家中春节黯然失色。

　　我1970年的冬天去江苏探望他，也是挤火车。第一站到连云港高公岛，集体户一个同学在那里当兵。连长吩咐炊事员加餐，重油炒鸡蛋，吃得我当天即滑肠：在乡下一年滴油未沾，肠胃彻底“绿色”化，突然遭遇那样重的油水，立刻拉稀，拉得个干干净净！与“首长”住一屋，亲眼见一个小连长如何舒服：临睡前通讯员把洗脚水端到床跟前，伺候他洗脚钻进被窝，再把收音机频率选准，声音要不大不小，连长躺在被窝里心满意足，一个眼神示意，小战士才能离开。第二站是经淮阴去高邮，运河小火轮要第二天早上才开，只能在轮船码头对付一夜。好在那时出门习惯打背包，找个长条凳子，放开背包就是被窝，也能过一宿。第二天凌晨起来到售票口排队，秩序大乱，拥挤不堪。我挤在最里层，手里高举买票的6块钱塞不进窗口，却眼睁睁看着被后面伸过来的一只大手抽走，回不得身。这是我在农村干一年所得余粮款一半，我爱人为这6块钱从淮阴哭到高邮。回到上海，干脆用剩下的另一半买了一套精装4卷本《马恩选集》，也是6块钱，以纪念生平第一次遭劫难。

　　第二次去小雄处是1976年春季，他已经进入县委大院当秘书，我也招工进厂，经济状况好一些了，但人心浮动，民间不满已至极点。我把上海听到的种种传闻，以及那一年月年轻人最为热衷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秘密讨论带过去，却没有一个可以放心倾谈的地方。找到县委大院里的一辆破吉普，大概是书记的“专驾”，一拉车门居然是空的，于是钻进车门，并排坐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窃窃私语了大半夜。天下大雨，两个总角之交在吉普车内密谈国家大事，雨声嘈嘈，行人绝迹，十分安全，也很过瘾。此行另有一个滑稽使命，是千里之外来牵线，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此前在厂里与另一位上海育才中学毕业的兰考知青闲谈，得知他有一个女同学也是回乡知青，恰好就在小雄所在的那个县城读师范。两人相互谈论各自的朋友，一个“复兴”一个“育才”，门当户对，自认相宜，居然就在河南密谋，要为江苏的两个好朋友作伐。他当下就给那个女同学写信，我随身带去，一定要拉两人见面，成全好事。小雄兴致勃勃随我去那个学校，女同学羞怯，非要拉同班另一个上海女知青作伴。不料此退彼进，那个女伴紧追不舍，居然也成了，小雄第一次婚姻就此完成。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年轻时做了很多荒唐事，这是最令我尴尬的一件，他父母大概到今天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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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光藻一诺千金

2005-04-07 15:34:26   来源：人物周刊  

　　

　　1971年麦收前夕，一行车队来兰考视察，为首者听说当地有一个集体户是上海知青，突然动了“凡念”，遂叫司机改道，要来这个集体户看看。这就是当时的开封军分区司令员、开封地区革委会主任曲光藻。车队停落在集体户的院子里，曲从华沙牌小轿车内走出，高个，枣红脸，战争年代留下的粗犷尚未褪尽，烟火气中却有人情味，要比李仁堂在电影《焦裕禄》中扮演的那个开封地委专员真切得多，也可爱多了。落座闲谈才知道，他的“凡念”缘起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他在那里打过仗，牺牲了不少战友，自然想念那个地方。他问我们上海市区的变化，哪条街、哪条桥、哪座大楼还在不在，却没有地方政工干部在这种场合必定要唱的那些高调：安心“再教育”、扎根一辈子之类。临上车前，留下一句话也怪异：“有什么为难事，只管来找我。”当下即觉得军人豪爽，也纳闷：如此风格似乎与当时文革的红色词语也太不协调了？

　　不久，这个集体户的“为难事”果然发生了。我们从上海去兰考，并不是国家分配，而是自己联系去“干革命”，开头两年红火，有记者来拍照，有报纸发报道，甚至安排户长进京受接见。招工开始后，才知道红色宣传即使把你捧得天高，却挡不住政审条件的苛刻：一翻档案，所有招工单位都为这个集体户大部分人出身不好吓坏了；再加地方保护：郑州来的只要郑州知青，开封来的只要开封知青，甚至兰考县的小化肥厂也只招兰考知青，却不可能有上海厂矿来这个集体户“光顾”一下。光荣顿时冷落，先进遂成弃儿，记者不见了，报纸远避了，谁也不管了。这一历史记忆刻骨铭心，使我到今天都难以恢复对“红色宣传”的信任：高腔高调不说，骨子里是一股令人心寒的势利。当时只能想到曲光藻，虽有行伍气，却无党政腔，或许能拉我们一把？遂决定给他写信，而且要直接投递。当时都害怕成分问题，排过来排过去，只有我的家庭出身稍好，于是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冒险一试。我们到开封闯进地区革委会大院，打探到曲光藻住的那幢小楼，他的军人秘书立刻认出了我们，很客气地泡茶接待，说一定会将此信转达司令员本人。回兰考县城天晚，留宿一夜，突然狂风暴雨，再难入睡。一个同学似有第六感，担心集体户没有留人，这一夜是否会有意外？回家后，果然发现大门洞开，室内所有上锁部位都被撬裂，杂物满地，一片狼藉，心情灰暗到极点。过了一个月，一个下放在我们村庄的大学生突然从县城回来，问我们是否给曲光藻写过信？原来他参加了这一年度开封地区的信访工作会议，在会议材料中，看到了我们的信件，而且读到曲光藻在这封信上的大段批示。又过了一个星期，曲光藻打电话给兰考县革委会，要他们派人到集体户传达他的原话：“上半年不解决，下半年解决；今年不解决，明年一定会解决！”

　　接下来的招工就有意思了。来了一个河南化工厂，当时是李先念亲自批示建立的大三线厂矿，自恃省级单位来头大，政审时十分挑剔，勉强收我，却不要我爱人，嫌她家庭出身资产阶级。当时年青气盛，我居然提出要招一起招，否则我也不走。他们没有碰到过被招工者倒过来提条件，自然恼火。县里有曲光藻压力在，遂从中周旋，提出搭配：一个出身不好的搭配另一个出身好的，否则不放档案，他们的招工任务也完不成。我爱人就是这样被搭配招进去的，但还是有两个出身实在“高”的同学说什么也不能带走：一个“走资派”，一个“伪官吏”。两个月后，我蹲在厂区大门外水池洗衣服，突然被人在背后大喊一声，回头一看，一男一女，恰恰就是这两个好朋友！他们眉飞色舞告诉我：曲光藻听说还有上海知青被落下，十分震怒，遂打电话给地区直辖的开封机瓦厂，严令他们与中央规定的12月8日全国停止招工抢时间，火速带火车票去兰考，不许政审，不许体检，一个都不留，见面拉人就走！开封机瓦厂与河南化工厂俱在巩县县城，就这样只隔三个月，我们这个集体户剩下的同学又在三百里外团聚在一起了。

   又过了三年，学徒期满，文革还未结束。河南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端了小凳到食堂开会听传达，恰好又是李先念批示，说河南右倾翻案风典型人物是开封地区的曲光藻，此人言行出格，必须批判。曲光藻从开封调任湖北孝感，也是军分区司令，但就孝感与开封比，已经是贬黜了。1976年以后，听说他被平反，升任武汉警备司令。又过了三十年，也就是去年，我去开封讲学，找到当年告状的那幢小楼，人去楼空。遂问武汉来的学员，是否知道曲光藻其人其事？居然有知道的，说他身体很好，离休后就住在警备区后面的大院里。

刘兰芳

2005-02-02 15:23:57   来源：人物周刊  



　　刘兰芳
　　朱学勤

　　
　　1967年，我们这一届小学生被革命耽搁了一年，草草分配进住家附近的各所中学。我因为进校不久，对新编语文教材不满，贴出过一份长达6张白纸的大字报：“与辅导员说说心里话”，很快被我们班的辅导员看中，被推荐为整个年级的“连长”，管12个班，600人。这大概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份作品，也是我在革命队伍中得到过的早期职务。我的脑瓜子其实已经有一些灰色情绪，却被当时校园里那种超凡脱俗的精神氛围深深吸引，一门心思做起了“革命梦”。学校距离住家仅一箭之地，上课铃响，母亲都能听到，但就是不愿回来，中午饭也要在学校吃，晚上则喜欢熬夜，捡些校园里的枯枝来烤火，映着火光构思明天要发行的油印小报。

　　那时我爱谈论的话题是“人生观”，活着为什么？怎么活才有意义？谈论这些话题还讲究环境，最好是到大江大河的边上去谈。有一次约一个男同学谈这个问题，嫌周围环境庸俗，生生步行两个小时，走到杨树浦底复兴岛上的一个江边公园，才能打开这个庄严的题目。当时男同学喜欢养鸽子，女同学喜欢结毛线衣，生活氛围已经逼了上来，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没有脱离生活，而我却一律斥之为“庸俗”。当时还不敢称自己为“革命工作”，而是叫“社会工作”，或者简称为“搞工作”。我有两个副手，一个是教师家庭出身，似乎更善于做宣传鼓动，但处理人事关系却比我圆通，因而也讨老师和工宣队喜欢，此后真以革命工作为生，很多年后听说她已经升任为云南建设兵团的一个副兵团级干部。另一个女同学则不知其出身，却不言不语，至少是听得多，说得少，似乎另有心事。相貌也平常，就和她的品行一样，看不出优点，也看不出缺点。

　　我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并没有持续很久。第二年因反动标语案，在“毛主席万岁”前误写了一句骂人的话，被定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就是“小反革命”，立刻打入冷宫。中学生活的最后两年，是在冰冻阴影中度过的。逆境中回味以往的虚妄以及周围人情冷暖，点点滴滴都很敏感。接替我职务的当然是前一个女同学，眼光抬高一寸，肯定也认为我“庸俗”，很快断绝了来往。第二个女同学显然有恻隐之心，尽可能对我表示一些安慰。其实那时的安慰很有限，至多是在校园里碰面，她不回避，投以一个善意的眼神，点一下头而已。然而不久，她也出事了，却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生活问题”：

　　原来她已经在谈恋爱，对方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青梅竹马；她的亲身母亲已经去世，是与继父生活在一起。继父屡次强奸她，她忍无可忍，与情人合谋反抗。他们准备了一把铁锤，趁老头午睡，一锤下去，就把那个衣冠禽兽结果了！两人从容不迫，提拎着那把还滴着血的铁锤，走出弄堂去派出所投案。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命案，一路上观者如堵，一条街都轰动了起来。

　　派出所就在我家弄堂口，因此我参加了后半段的围观，目送自己的女同学走进那个专政机关。这一事件发生在文革岁月，与当时的红色氛围太不协调，以致我很长时间弄不懂这两者怎么会同时发生，而且就在距离我最近的生活里。那一年她只有十五岁，从哪里产生的性格力量，能忍住家里的非人遭际，在校园里听我谈论大而无当的“革命理想”？到最后关头又从哪里产生的勇气，能那么坚定地杀死仇父，并从容不迫地去派出所投案？她在与我谈论“革命理想”时，心里到底怎么想？是敷衍，还是怜悯？应该是怜悯，而不是敷衍，凭她的生活感受，一定觉得我的精神追求出了问题，与常人常态距离太远。我对此前自己追求的“职业革命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产生了怀疑，这一怀疑后来与越来越多的事情汇合在一起，终于发生今天对这一行当的普遍厌恶。

　　这一命案在那个非常年代，得到一个很不规范但也很人性化的处理。在此之前，幸亏她曾与她的班主任流露过家庭生活中的遭遇，命案发生一小时，班主任接到电话，即去派出所作证，她们运气好，碰上了一个善良老所长，闻之落泪，居然就将两个小情人释放。在班主任的安排下，她立刻转学，转到一个很远的学校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怎么打听，也渺无音息。人海茫茫，浮生如隔，她留在我记忆中的，就只是一个走进派出所的背影。

李“红心”的秘密

2005-03-01 16:45:02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我1970至1972年插队，距今三十多年。那地方从文革前夕就“红”，到文革更加“红”，终于把我们这些远在两千里外的中学生吸引了去。结果却相反，在城市难以降温的中学生红色狂热，到了农村接受“再教育”，事与愿违，反而消歇了下来。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9·13林彪事件，公布林立果撰写的“571工程纪要”，其中有攻击文革的恶毒语，将众人一棒喝醒；二是老贫农“忆苦思甜”，说啊说地下了道，居然控诉1959年“合大伙”（人民公社办食堂），一开始如何海吃，到后来如何饿死，饿死人也不许出门要饭，彻底轰毁我们下乡带去的左翼迷幻。此外，另有一些人与事细节，颇堪一记。

　　农妇：与我们集体户隔一道墙，是个姓汪的大户。那时农村大户，是指男丁旺盛，多半在外当兵、当干部。汪家老五在黑龙江某炮团当营长，娶了媳妇还没有随军，留在家里伺候老人，我们就随老乡叫“五嫂”。五嫂可称美貌，不仅面容姣好，身材匀称，说话也文气。那地方没什么吃，一年四季除了红薯，还是红薯，何以出落如此美人，我今天也纳闷。回城以后看各色明星在电视、电影上搔首弄姿，总觉得比不过五嫂。尤其是女演员表达农村人感情方式，那股文艺腔，虚假难耐。碰巧认识一位表演此类题材的演员，对五嫂的故事感兴趣，非让我说细节，我就说了两个。一是五嫂和五哥新婚久别，终于重逢。地头一声喊：“五哥回来啦！”地里干活的人放下活计，远远迎了上去。唯五嫂不动，一个人坐在地头上放声痛哭，一边抓起地头的土坷垃，一边扔，一边骂这个死鬼男人，突然变得粗野起来。这个细节让城里的女演员很受震动：“农村人是这样表达感情？好，我下次一定用上！”二是五哥探亲期间，如何受五嫂戏弄。农村穷苦，家有病人才舍得烧一口热水。五嫂装病打摆子，一定要五哥给他烧水。五哥在外当官，身手早已生疏：一手添柴，一手拉风箱，怎么也配合不好，弄得灶间狼烟动地，那口水就是烧不热。五嫂扒在门缝上偷看，一边吃吃地笑。这一夫妇小品，外人按理不会知道，还是五嫂得意，说给我们集体户的女同学，才慢慢传出来的。我和我爱人后来回去，近乡情怯，想见五嫂，又怕见，毕竟三十多年了，真出来一个蓬首垢面满口秽语的随军老妇，怎么好？老乡们说，五嫂早就随军走了，走了就没有回来。这一下如释重负，虽有遗憾，但毕竟保留下当年的印象美好。

　　干部：有工作队来，多半入住集体户，无它，知青卫生状况比农户好。某队长与我住一屋，令我佩服者有二：白天骑车在街巷地头转悠，棉大氅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披在肩膀上，自行车风快，那大氅能保持不落；二是入夜以后聊“哲学”，常有惊人之语。比如他发明这么一句：“话生鼠，肉生虱”，豫东口音“鼠”念“须”，“虱”念“希”，大致押韵。具体证明是：“你看农村地头，三两个老农在地里搭棚子看瓜，夜里说闲话聊天，不几天就一定有老鼠出现，这就是‘话生鼠’。”相比今天大学中文系流行的词语哲学——词语产生世界，提前有多少年？至于“肉生虱”，他举亲身实例：有一次开会听报告，听烦了，就脱下棉袄捉虱子，一个虱子被他掐断，一半捏在手里，另一半还赖在肉里！村里的干部就没有这样的哲学思维了，语言却也生动，有时很“文”，文言文的“文”；有时很白，大白话的“白”。五月麦子刚抽穗，公社干部骑自行车下来视察，村干部要走上去陪同。公社干部说是“估产”，大队干部则说“看课”——皇家课税，比前者还典雅。公社干部说的是现代国家语，横向移植过来，很新鲜；村干部说的是古代朝政语，却已经融入乡土话语。另外一面则“白”，坚持把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理解为是暂时的，任我们反复表决心一辈子插队落户也不相信，不是不相信我们的决心，而是不相信城里人能倒流回农村落户，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他们认古理。我们刚下去那阵，听这样的大白话，几乎认为是“反动”。那个庄子有六七口井，全是苦水，只有一口井没有被盐碱侵蚀，老乡们珍惜地视为“甜水”，每年农闲，就要奋力淘这口井。有一年除夕滴水成冻，大队干部李凤关与我下井，上身穿棉袄，下身穿裤衩，裤腰带上插一瓶烧酒。凤关挥锨挖井底的淤泥，我给他做下手，在铁锨下张泥兜，待泥兜装满发一声喊，上面的劳力就一起拉绳拽出井口，趁这间隙，两人就轮流喝一口酒，驱寒气。凤关把酒瓶递给我，突然说：“嘎子，日后回城，你可不能忘了俺俩还有今天这回事呵！”说得很认真。我长相不雅，性格也莽撞，在集体户里年龄也最小，老乡们即依当时电影“小兵张嘎”，给我起了那个坏名。三十年多后回去，第一次没有找到他，第二次再找，终于在乡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房找到这个满手硬茧的庄稼汉。他只顾乐，还记得我那个“坏名”，却已经把井下喝酒他怎么说，忘得一干二净。

　　积极分子：上面来的记者不断光顾我们这个村庄，写有很多通讯报导。大队书记阎协崇的事迹登满一版人民日报，题目叫做“革命先锋”。老阎在这个村孤门独户，此前总受欺负，后来政治上翻身，逐渐把国家话语挂在口头，学来学去，就爱说这一句：“资产阶级坏东西!”他一辈子没见过资产阶级，但不妨碍他把任何看不顺眼的事情都骂成“资产阶级”，故而我后来读到毛泽东也是这样的口头语，一点也不奇怪。老阎虽然政治化，本性还是庄稼人，文革一结束，他成了“资产阶级”，批斗不断，又成了孤门独户。上面说“话生鼠，肉生虱”的工作队长，就是下来批斗他的。另外一个积极分子，是妇女队长“李红心”，五保户，农村常见的那种孤老，我们昵称她为“老队长”。集体户户长嫌弃我们知识分子成堆（其实只有九个中学生），搬出去和她单住，可见“革命”。此次写文章想到“老队长”，打电话问她“老队长的身世”，她还真想不起来回答。一个屋里同住三年，居然连崇拜对象的基本来源都不知道，可见“革命”之单纯：婚否？不详；子女?不详；娘家？也不  详！还是当年人民日报把“老队长”的文革新人新事写得详之又详。那篇报道没有夸大，件件都实，这在那个岁月非常难得，自那以后，我还真没见过像“老队长”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问题却出在名字上：“老队长”没有自己的名字，如有之，只能是农村妇女常见的那种“张王氏”、“李赵氏”，登在《人民日报》上太不严肃，记者无奈，临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就叫：“李红心”。可怜“李红心”活到七十岁，又被人起了一回名字。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位女同学无意中窥见“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后半夜黑漆懵懂，突然听见“李红心”口里喃喃有词做祷告，右手还在胸前划十字，“老队长”原来是个基督徒！教龄？不详，何时受洗？不详，入何教派？还是不详！这在文革岁月是个天大秘密，户长发现后，吓得口不能言，只能睁眼到天亮，回集体户与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悄悄地说，传出去怕“影响不好”。天地良心，我为党报保守革命秘密三十五年，直到今天有机会，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大娘也已经去世，我才敢把那一颗“红心”的来源小心翼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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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本身是历史

2005-02-01 16:59:33   来源：人物周刊  

　　

　　朱学勤

　　爷爷过世四十年了。每次去扫墓，妹妹都拿我说事，说爷爷生前重男轻女，对我过于宠爱，故而他去世时我哭得最伤心，11岁的小孩守在一个老人的遗体旁，一间屋内就这么两个人，也不知道害怕。四十年前一个穷人家的宠爱，也吓不死人：他只是喜欢带我去洗澡，6分钱洗一回，每一回的犒赏只是买一个3分钱的烧饼。1959至1961年的饥荒年代，奶奶从菜场里能买回的是“喇叭菜”——卷心菜最外面那几张老叶子。后来连这样的老叶子也断档，不知从哪里搞回来豆腐渣放在蒸笼里蒸，还有胡萝卜头，一屋子豆腐渣加胡萝卜的腥气味，以致我今天都不能碰胡萝卜，一吃就反胃。父亲为了给孩子省口粮，饿晕过。如果不是爷爷澡堂里的那些烧饼，也许我也会有类似体验，至少不会长成这样一个高个子。

　　爷爷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我记得他有两个习惯动作：一是“敬惜字纸”，看到屋里任何一片有字迹的纸片都要小心翼翼拣起来；二是每次解手后都要把双手团在胸前吹口气，说是能解晦气，交好运。印象中他好像从未生气，寡言少语，以致今天有老邻居碰在一起，都会说“毛胡子爹爹脾气好”。五十年代的生活是灰色的，但他对生活却从无怨意。每年中秋、冬至，他会很认真地对待：中秋节晚上，他要在院子里摆上芋艿、毛豆，焚香拜月；冬至中午，一定要把家人聚齐，磕头、祭祖、烧纸钱。就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底层老人，我后来去台湾听那里的老外婆“痛说革命家史”，才知道他也有一段秘辛，甚至惊人之举。

　　1948年老外婆还年轻，而且漂亮，一定要跟着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老外公私奔。老外公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性情豪爽暴烈，一言不合，就会掏枪火并，至今在家乡村头的老槐树上，还有他留下的子弹枪痕。老丈人当时说不动女儿，只能向未来的女婿提条件：要娶女儿可以，必须退出军役。老外公是个二楞子，居然就把那身军服脱了，带着老外婆私奔。转眼间到1949年，乡下土改，年轻夫妇无法存身，潜逃至上海。　　
   
    我让老外婆回忆，当时住在上海哪里？老外婆说是：“东北片的五角场，一个空无一人的大军营里，院子里荒草齐膝，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有榻榻米。”当时我听着就吓了一跳：如果她没有记错，根据这些方位特征，这一对国民党前军官夫妇浪漫潜逃的隐居地，正是35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入伍去当军校教员的那个“共军兵营”！后面的事情就更加离奇了：

　　老外婆说，他们躲在那里的时候，是我爷爷偷偷给他们送食物，后来还带着他们去见杜月笙。我害怕她的历史记忆有艺术加工，就问她杜月笙面容。她回答说：“长脸，口里镶金牙，上海本地口音，对不对？”确实对，这些特征与我在书上见过的记载和照片是能吻合。我又问，我爷爷怎么会认识杜月笙？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底层工人，在我的印象里，连南京路在哪儿都不一定清楚，怎么会带他们去法租界东湖路的杜公馆！这一次是轮到老外婆反问我了：“咦，你爷爷是杜月笙的学生子，你们一家都不知道？”我让老外婆说得再详细一点，老人把往事说得分外醒目：

　　“杜先生一见学生子带来陌生人，只问为什么在乡下呆不住？我们说完，他把手一挥，就说‘阿拉外头去，外头去’，就把我留下陪他女眷打牌，三个男人就出去吃饭说事了。”

　　我问老外婆又怎么离开上海？她更惊讶：

　　“是你爷爷摇舢板把我们送出吴淞口的呀！你们一家也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两岸相隔，时间也太久。我回到上海追问我父亲，他比我还要惊讶，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父亲居然加入过杜月笙的工会，也不知道曾经送饭去五角场的兵营，更无法想象老人家那样懦弱的佝偻身影，居然能在月黑风高之夜，摇一叶舢板把一男一女送出风高浪急的长江口。

　　这是所谓解放第一年，上海社会底层发生的事。我现在的理解是：爷爷并不是故意保守秘密，而是和社会底层很多人一样，随本性行为，也随本性沉默。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甚至历史风浪，是他的孙子一辈读历史书读得太多，硬性解释出来的。他们本身是历史，但不存有历史意识，因此也就避免了一惊一咋。不留存记忆，不解释意义，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那么多的日子要过，过来了，也就过去了。

老贾跳楼（上）

2005-10-19 11:32:17   来源：人物周刊  


　　老贾比我大七八岁，“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任《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无著作传世，甚至没有一篇记得起来的文章，却在京沪两地拥有广泛影响，口碑不俗。他的魅力在于性格和谈吐，还能唱俄罗斯中低音，每有朋友聚会，他是众目簇拥的中心，一曲《三套车》总能把此类聚会推向高潮。中低个，瓦刀脸，不漂亮，忧郁的眼神充满80年代特有的“忧患意识”，更兼长发飘飘，隐隐有十二月党人之风。凡与老贾交接者，最先看到的是他的缺点，如烟酒无度，如女友无数，接下来却会为他的正义冲动、浪漫豪情折服。80年代结束之后，日见苍老，时有挣扎，终归颓唐。2001年11月，与女友发生口角，从高楼上纵身一跃，飘然而逝。去世不过50出头，京中曾有私会纪念，花圈满堂，悼词绕梁，颇具哀荣。

　　我与老贾交浅言深，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是面对面谈话而不是众人唱歌。那年，他领我一家三口沿长安街木樨地漫步,并吟诵毛泽东遗篇。此后一次来上海，我有疑难待决，约他去江边森林公园长谈。两人找到一个林中小草庵，冬日斜阳，游人寂寥，老贾想起一幅这一代人都很熟悉的俄罗斯油画，说：“此地甚好，有点像西伯利亚流放。”这已经是不祥之音，我当时却未留意。那次长谈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告知我一个秘密，我回沪后第一篇学术文章原来枪毙在他的手里。那是此前8年，我曾有论卢梭非理性哲学文章投递《走向未来》，主编老金甚为欣赏，老贾闻讯大不安，历数此文乖谬，坚决不同意发稿。那篇文章才7000字，老贾说他的按语就写了3000字。男人之间有时很奇怪，此类事发生在其他年代或体制内，发难者会守口如瓶，受阻者一旦获悉也会记恨一辈子，但在80年代结束之后的那一特殊氛围里，“白头宫女话天宝”，如谈前朝往事。

　　老贾跳楼后，朋友中有各种解释。通常认为他诗人性格，看不破一个“情”字，归于“情殇”。这种说法流传最广，有道理，但也不尽然。我记忆中20世纪变化太快，大概每过10年，就会有一群人从楼上跳下。当然不能与王国维投湖相比，那是“文化神州集一身”，但只为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哪怕只有10年，此后在“历史新一页”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訇然一声“自绝于人民”，也不是没有理由就此一跳。我试探着提出这一看法，有一位朋友闻讯，比我说得更决绝。为老贾他写有一段悼文，现征得同意，摘录如下：

　　老贾走了，以这样一种惨不忍闻的方式。震惊和哀痛不能表达我的心情于万一。我必得追问，这悲剧背后的“本体论的原因”——加缪说，“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但他同时又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着一部伟大的作品”；还有：“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自杀的发生有许多原因，总的说来，最清楚明显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等等。老贾之死，是死于理想的破灭。这是一则脆弱的理想，被肮脏低俗的现实碰碎的古老故事。我不接受其他可以列举出的无数原因，尤其是，那个“最清楚明显的原因”。

　　这是一位纯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坚信，自己肩上担着道义，胸中燃着理想的烈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负有某种神圣的使命，这使命是，让世界因有他的存在而变得美好。……无赖，是无赖者的通行证；理想，是理想者的墓志铭。我必得再追问一句：是这样吗？事情只能是这样吗？理想主义者，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惟有自杀一条路吗？

　　哦，当然不！而且，我是有足够理由的。这理由并非三五句话能够说清，在这里，我只能说：太阳一旦露头，露水就会蒸发干净，而理想的太阳终有一天将会升起！

　　真正紧要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你胸中能否维护住那颗理想的太阳。理想的阵地，是永远不容丢失的。如果你不幸丢失了，下场就只有两种：要么，像一切自以为聪明的现实主义者那样，虽生犹死；要么，像老贾那样，从高处坠下，留下一片无法填补的空白，和无从消解的遗恨——是他自己的，也是朋友们的。

　　理想需要大智慧来滋养，否则，理想可以成为祸根（如果它和意志结合）；要么，成为露水（如果它和脆弱结合）。

　　理想只有脚踏实地时，才是有力量的；但它不能就是脚踏实地。理想终究是理想；我说它是太阳，就因为它离你脚下的土地足够遥远。

　　至于我，到死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死不改悔的精英分子——一个死也要把自由民主移植到中国这块渗透了粪臭的国土上来的，狂妄自大的、“自命为救世主（老贾曾这样批判我）的”精神贵族！

　　请不要说，“老贾安息吧”——老贾是无从安息的。带着如此沉重的困惑、苦闷、不平与绝望离开人世，他如何能够安息？

　　我能说的只是：老贾，你若天上有灵，你会看到，我们正点燃着那颗理想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