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员”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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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他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成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解放前曾把教育救国视为己任，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而解放之后，他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被毛泽东请到北京，成为了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1953年，在和毛泽东的一场争论之后，梁漱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言人，而此后的二十几年里，他的头上一直有一顶无形的帽子叫做“反面教员”。

1962年秋，汪东林开始在全国政协的直属学习组中担任秘书。60年代，直属学习组是政协委员改造自己的思想的地方。汪东林的工作，是记录他们的言行。工作开始之前，领导专门找汪东林谈话，告诉他，马上有一个“顽固的反动分子”要来参加学习。

那时汪东林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他会和反动分子梁漱溟成为忘年之交。他所记录的梁漱溟在学习组中的言行，后来成为他写作《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原始材料。梁漱溟一生没有写作自己的传记，这本书是梁漱溟对自己一生的口述历史，也是梁漱溟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别人吐露自己成为反面教员的经过。

梁漱溟与毛泽东

1917年，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聘用，成为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梁漱溟在北大讲授佛学和儒学。1921年，梁漱溟写作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治世救国的主张。

汪东林：梁漱溟这个最早时候，他就接触过，他写过小册子，《社会主义基础》，但是他没有完全相信，没有相信它，后来相信儒家这个学说了。可是呢，有几个人物对他影响很大，就是首先他在北大当教授的时候，李大钊，两个人非常好的朋友，非常相投的，这个一直到李大钊牺牲，他给他收尸嘛，都是他参与的。陈独秀他也认识。 他一直认为共产党这些领导人，共产党这个政党，都是一条一条，都是为国为民的一条一条汉子，汉子，是想把中国搞好，他说对他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敬重的。

梁漱溟后来对汪东林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但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分歧。梁漱溟希望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求救国的良方。

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的教职，后来在山东邹平县筹建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儒家学说改造风俗，希望能够实现中华文化自下而上的复兴。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儒家活动。那时梁漱溟踌躇满志，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乡村建设成为空谈。心灰意冷的同时，梁漱溟想到延安去看一看。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赴延安访问，在那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隆重接待。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梁漱溟是北大著名的讲师，毛泽东是寄人篱下，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1938年，梁漱溟是为团结抗战而四处奔走的社会活动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193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夜的对话。

汪东林：第一天，一直到凌晨，主要谈抗战的问题，梁漱溟很佩服毛泽东。梁漱溟觉得很失望，他也是个文人嘛，文化人，他说中国还有没有救。毛泽东就给他，把《论持久战》这本书，还没发表，主要论点就告诉他，中国是最后要必胜的，就不细说它了。谈完之后（梁漱溟对）毛泽东就说，抗战这幺些年，从这个9.18事变，特别芦沟桥事变以后，局势这幺个情况，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像你说的，这样子使我也有点信心，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在第一天谈话的最后，梁漱溟将自己写作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拿给了毛泽东。

汪东林：第二天晚上，通宵达旦谈这个问题，毛泽东看了，还批了好多字，两个人发生争论了，毛泽东就说，中国必须要阶级斗争，那就也包括武装斗争，就说枪对枪，兵对兵，武装夺取政权，你离开这个东西，你不同意，你反对这个东西，你这是不行的。梁漱溟并不是不服，但是梁漱溟就跟他争。毛泽东态度那就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两个人到了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还跟他说，说，咱们的争论啊，就是这个到此为止，咱们且听下回分解，看将来吧。

梁漱溟对汪东林说，使他终生难忘的是，是辩论时毛泽东的风貌和气度。“他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这次会面之后，梁漱溟曾在1946年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再赴延安，调停国共内战，最后却以失败告终。1949年，和谈空气又起，梁漱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篇反对内战的文章。

不久之后，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梁漱溟率领重庆人民迎接解放军进城。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离开重庆，奔赴北京。

梁漱溟对汪东林说，直到这时，自己仍然担心全国不会就此稳定统一，又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思想。毛泽东每个月都请梁漱溟长谈，又安排他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在参观的过程中，梁漱溟改变了看法。

1951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这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他诚恳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自己从前的观点是“错误的，太肤浅了”。此后，梁漱溟开始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但是他的意见，总和毛泽东的观点有所冲突。


反面教员

1953年9月，梁漱溟从毛泽东的座上宾一下子成了反面教员。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专门有一篇文章介绍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汪东林：《毛选五卷》里面有篇文章，后来就把它抽掉了，叫做批判梁漱溟思想，就是除了说他反动，野心家，伪君子，蒋介石以刀杀人，他以笔杀人，这个一辈子没做过好事这些话，就还有说，你总是以为你自己，你比王昭君也美，你比这个西施还美，比杨贵妃还美。我是看了以后，很吃惊，一个是毛主席非常非常气了，失控了就是，另外他就已经不是在跟梁漱溟争论问题了，就等于是骂梁漱溟的吧。

文革之后，梁漱溟向汪东林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在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周恩来给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征求政协成员的意见。9月11日，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梁漱溟作了一个即席发言。

汪东林：最重的话就讲说是，都进了城了，这个工人有工会管，生活提高了，工商联有工商联，农会呢，搞了土改，这就不用去了，干部都进了城了，农村空虚了，农民苦，农民想进城，进城，你不让去又把他轰回去。这个我还听别人讲，说是工人生活提高太快了，农民还是那么苦，所以有九天九地，最重是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差得太大了，这样子不行的，可别忘了，共产党是靠农民进城的，靠农民进城，你那么做，人家说你嫌弃人家了。你领导党这样子合适吗，这么个话。

第二天，政协扩大会议转为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一个发言，发言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毛泽东还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

梁漱溟申辩，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但是在9月17日，周恩来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将梁漱溟解放前的历史称为“为了做官、一贯反动”，这种批判的调子激怒了梁漱溟。梁漱溟要求再次申辩，并且说，自己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的异同，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的，需要给他更充裕的时间。大会于是决定要梁漱溟在9月18日发言。

那一天，梁漱溟走进会场的时候，发现到会的人比前几天多了几乎一倍，梁漱溟的发言刚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

汪东林：这就一弄之后，梁漱溟坚决不认输了。他还，那幺多人怎幺么个叫，他都不，让他滚下来也好，讲什幺，他都不管，他就盯着毛主席，他问毛主席没有这个雅量吗，说你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讲完之后你说误会我了。毛主席说，这个雅量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雅量就是，这个政协委员下一届我还可以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这个雅量有，毛主席讲的。梁漱溟就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都是，都是另一回事，（毛泽东）他说另一回事，那就你说的了。

梁漱溟说，若毛主席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当不当政协委员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我想做的事情是考验一下领导党。

于是，大会陷入了僵持状态。这时有人提出，可以用表决的方式决定梁漱溟是否继续发言。毛泽东说，梁漱溟的问题不属于中央政府扩大会议的议程，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表决。举手表决时，毛泽东同意梁漱溟继续发言，但是在场的大多数人，表示不同意。

汪东林：后来毛主席插话就说，这还是不同意的人多啊，那高岗就说，你这话，这里不讲了，移到政协到别的地方再辩论，再讲去。然后大家，下面叫滚下来，滚下来，滚下来，梁漱溟他只好滚下去了。

毛泽东说，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范畴的问题，但是，“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因此，他主张梁漱溟继续当政协委员，充当活教材。这就成为梁漱溟“反面教员”称号的来历。

汪东林：1953年以后，结果梁漱溟自己写了封信，叫闭门思过。

梁漱溟的闭门思过一直持续到1962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此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始在全国大张旗鼓的宣传，梁漱溟也开始到政协直属学习组参加学习。不久，在学习组任秘书的汪东林就见识到了这个“反面教员”的厉害。

汪东林：1965年那个时候正好是建国15周年，大家都讨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所有发言的人都讲到了一点，我们国家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红线。梁漱溟他其实心里不同意这个，所以他就做了准备，写了稿子，很长的，他把这个解放以后的15年的成就，归功于两句话，一句话叫“科学之事”，一句话叫“道德之事”。现在，好象这话也没什么太错，但是他唯独没有提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词他都没说。

因此，梁漱溟的发言就引起了一场大批判。汪东林发现，梁漱溟不做任何检讨，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也不了了之。

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年，梁漱溟73岁。这一年的8月，红卫兵关了政协的门，学习组也停止了学习。不久之后，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红卫兵敲开了梁漱溟的家门。

从抄家那一天起，红卫兵占领了梁漱溟的家，还成立了作战指挥部。梁漱溟后来对汪东林说，面对文革的汹涌风暴，自己的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仍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不解，所以梁漱溟写信去请教毛泽东文革的意义所在，但是这封信，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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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

文革当中，红卫兵烧光了梁漱溟所有的古籍字画，同时给了梁漱溟一迭白纸，命令他不许自由走动，老老实实地交待一生的反动罪行。但是梁漱溟把这一迭白纸挪作了他用。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之下，他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写作了四万字的《儒佛异同论》，然后又接着写出了《东方学术概观》，就这样，他度过了文革当中最初的四年。

1970年，政协恢复了工作。掌管政协的军代表宣布，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共中央和文革小组为四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汪东林：没有一个人提意见的，都说这个宪法好，也提不出意见，连个错字都提不出来。到最后了，于树德问大家还有什幺意见了，他（梁漱溟）其实他早就想好了，他说我还要说一点，大家不知道他提什么，他一提，大家就吓了一跳了。

他说中国的宪法，从民国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搞这个，我看过英国，看过好多欧洲的法，这个法，宪法本身产生，它是为了限制王权，限制个人的权力，希望大家都按照这个法来做，这是法的本意，所以是不能够写个人如何如何的。他没有直接点毛泽东，但是他点林彪，他说总纲上都写上，写上接班人林彪，我不是反对接班人，接班人外国没有，中国可以有，接班人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这个谁要找接班人，这个是谁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

梁漱溟的意见提完之后，会场一下子紧张起来。

汪东林：提完以后啊，当时会场上的情绪，一个是鸦雀无声，就你看我，我看你，这个事，怎幺个批判、其中有个委员提出说，这个梁漱溟放毒啊，这个放毒放大了，就是这个意思，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应该把他要砸烂狗头。

趁着这次会议军代表不在，学习组的组长，梁漱溟的老朋友于树德立刻采取了应急措施。

汪东林：他这个话，他说他负责，可是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现在就烂在肚子里头，出这个门谁也不说，家里老婆、孩子都别讲，谁要讲，你自己负责，要安全，自己负责，咱们先做这两条，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梁漱溟还赶紧说，我负责，我负责，我既然说了，就是我负责。

但是这一次，梁漱溟的发言没有引起大批判。1971年9月，林彪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法草案也没有人再提起。1973年，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此后不久，《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发全国。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批判的矛头很快指向了一言不发的梁漱溟。

汪东林：他那天啊特别，他把自己中山装穿得笔挺啊，还拿了一个，那个教授的皮包，因为他解放以后，都没当过教授了，这个好不容易当了一回教授。这个印象，这个细节特有意思的。

汪东林记得，梁漱溟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时说，台下很安静，没有人打断。我已经20余年没有登过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梁漱溟发言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他在文章的开头说，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或抬高孔子，皆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荒唐妄为。

汪东林：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离开孔子的，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孔子是上承，中国五千年的事，上承2500年，下启2500年，特别是下启，这样的人物，你说他一无是处，好象不是这个意思。

梁漱溟如此评价孔子，立刻遭到了质疑。人们追问他对批判林彪的态度。

梁漱溟的太极拳，从春天打到了秋天。历时半年的大批判告一段落的时候，这一场针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又不了了之。

1975年9月，毛泽东有过一个批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会很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很多人认为，这个批示，隐含着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保护之意。80年代，汪东林把这个批示告诉了梁漱溟。他记得梁漱溟听后是一种既严肃又欣慰的神情。梁漱溟对汪东林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最后岁月

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梁漱溟再度陷入沉默。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而此后不久，“四人帮”垮台，十年文革浩劫就此结束。对于这样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的时代巨变，梁漱溟仍旧一言不发，保持着沉默。

1978年2月，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上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已经有13年之久。这次会议上，梁漱溟打破沉默，第一次针对文革做了一个长篇发言。梁漱溟的发言被认定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阶级斗争的故伎重演，大会结束后，很快又开始了一场对梁漱溟的批判。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结束了近30年的挨批命运，他的以法治国思想得到重视，他本人也担任了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但是梁漱溟一直不提个人当年与毛泽东的争执，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往往出乎采访者的意料。

汪东林：他认为他说毛泽东是中国这个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一，这三个人物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他说我不同意说只有一个毛泽东，有好多个毛泽东，或者叫变化着的毛泽东，那就是说，有早期的，有抗日战争，解放前的毛泽东，有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他不一样的，他人是变化的，毛泽东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他功劳最大，他才有可能做最大的错误。所以他对对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老朋友来看的话，他是那么看的。至于他个人之间的事情，现在后来就说有人说他很有骨气啊等等，他自己不这样认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很有骨气。

在一生的最后岁月，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中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

1988年6月，梁漱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这位思想家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