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编辑后记有力回击一些媒体和学者对"诺奖风波“的批评

风石堰

《读书》编辑后记有力回击一些媒体和学者对\"诺奖风波“的批评
最近一些媒体，故意炒作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奖活动，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可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特转此文，以正视听。


《读书》2005年第11期编辑手记

　　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在学院内部的讨论中逐渐流行，每年文学和历史类的学位论文中就有许多例子。但钟雪萍在她的文章一开头就批评说：“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跟妇女和性别有关的问题，在当下（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中，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基本上少有提及。至于‘女性主义’为何物，跟知识分子有何关联，就更在大多数现有思考的视野之外。由此反推，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女性主义’与之似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正像她描述的那样，当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在部分学院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发展之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却很少得到回应。经历过“五四”运动，经历过中国革命，中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可谓天翻地覆，尽管人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不断反省和自我批评，但在“后妇女解放时代”的女性困境如此突出之际，这场运动、这个革命曾经给女性命运的改变创造的机遇却无法否定。不久前，我和几位在纺织工厂改制中失去工作的女工做过交谈，在她们的眼里，这个“后妇女解放”时代的女性危机无疑更为严重。

　　《读书》杂志多年来一直积极支持有关女性主义和性别的讨论，上一期的《读书》杂志刊发了刘健芝、戴锦华和陈顺馨三位有关“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目的是将这场讨论从学院的理论批评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所谓“后妇女解放”时代，这些女性主义者力图通过彰显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故事来重新提供我们对于和平、暴力和生活的理解。因此，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得奖”，而是通过这个事件呈现当代日常生活中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如果把对千千万万妇女及其代表的真实的生活的肯定，扭曲成为对一次“评奖活动”的“高度评价”，就完全丧失了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

　　有趣的是：在围绕这个活动的各种评说之中，我们听不到关于女性命运的关注，看不到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及其结果的讨论。在上一期的编辑手记中，我说过我尊敬马丁·路德·金，我尊敬图图和曼德拉，我尊敬特蕾莎修女。然而，当一个发动了战争的国家的领导人在无法打赢这场战争而不得不停火的情况下竟然获得了和平奖，这到底是对和平的确认，还是对和平的讽刺？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近期没有围着美国的战争政策起舞，理应得到人们的支持；然而，这个机构对威胁今天整个世界和平的核秩序起到过多大的遏制作用？它可以核查伊拉克、朝鲜、伊朗的核设施，但能够核查垄断着核武库的霸权及其秩序吗？这个核查的程序对于这个霸权及其秩序构成了什么挑战吗？这不是要苛责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它的能力。我要说的不过是：即使在称赞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的同时，也绝不应该忘记这个机构所置身的基本秩序。这个最不具有“幻想性的”现实及其秩序和程序不是具有真正的幻想性质吗？也正由于此，那个被责备为“超级幻想”的活动所要呈现的千千万万普通妇女及其代表的世界，那个在平凡的工作中显示出的“和平”的意义，难道不是比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所要维护的“现实及其秩序”更具有“现实性”吗？

　　在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理解上，这些批判的女性主义者与那些批评她们为“超级幻想”的人站在两个世界里。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如此，在别的问题上也相似。当我们从王绍光对医疗改革的失败的具体分析中，重新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那些被无数聪明人讥笑和讽刺的历史经验的重要价值之时，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我们需要的是重新理解我们自身历史和现实的另一种目光、另一种视野。
东方早报：“批判知识分子”的超级幻想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4日10:54 东方早报

　　作者：王晓渔
　　大概在今年七八月间，各地方媒体纷纷报道本埠有女性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一事，其中既包括为公众熟知的王安忆、高耀洁等人，也包括一些不太为公众所知的女性，比如沈阳市大东区永丰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李军等。据称这是“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有108名个人或组织入围，包括大陆81名，台湾18名，香港9名。

　　对诺贝尔奖提名程序稍微有些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这种提名“虚虚实实”。王蒙先生曾经连续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提名者是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共同主席冰凌。虽然两人交往多年，但每次提名新闻出来之后，王蒙先生都会到处躲记者，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事实上，获诺贝尔奖提名并不是什么荣誉，那些“会长”、“主席”之类的头衔一点也不能证明提名的权威性，在国外你注册一个“银河系作家联谊会”都不是什么难事。

　　这种提名作为一种“游戏”，每年让中国公众“望梅止渴”，倒颇有娱乐价值。可是，一些批判知识分子也不甘落后。2004年第4期《天涯》杂志刊登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专题”，2005年10月号《读书》杂志不仅推出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的三篇文章，“编辑手记”还对此做出高度评价：“当争评活动将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故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了这个世界里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吗？这的确是‘寻常中闪耀的和平的希望’———也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惟一真实的希望！”“惟一”、“真实”、“希望”，这三个词语把“争评活动”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仿佛其他知识分子的工作都是“无用功”，只有他(她)们的这个活动才有价值。刘健芝在《天涯》撰文《在寻常中寻找和平的希望》，在《读书》则撰文《在寻常中闪耀的和平希望》，从标题的变化也能看出，经过一年的时间“希望”的光芒越来越强烈了。
　　我们不妨先看涉及这项活动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刘健芝是“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的中国及蒙古地区联络人，陈顺馨负责这个活动的具体联络事务，戴锦华和《天涯》前社长韩少功、《读书》主编汪晖均为大陆地区的“举荐与顾问委员会”成员(AdvisoryCommitteeForRecommendations)。再看一下获得提名的名单，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安忆等人，还包括前《读书》总编辑董秀玉。或许会有人认为，董秀玉获得提名，《读书》杂志应该回避，不再介入这项活动。我对此不愿深究，所谓“举贤不避亲”，一向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仅此可能还构不成“闹剧”一说。让人不解的是，王安忆女士早在7月份便在报纸上明确否认获得提名的消息，称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通知。10月10日，在“新语丝”网站，也刊出高耀洁教授再次声明退出所谓“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录音整理稿，称这种活动基本是“一场骗局或闹剧”。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该活动的大陆地区联络人居然告诉高耀洁名单已经向全球公布，提名无法退出。时至今日，在该活动的主页(www.1000peacewomen.org)上，王安忆和高耀洁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权拒绝领奖。但是，一个由批判知识分子负责组织的活动，居然无视被提名者的意愿，强行“绑架”她们参与这个活动，不知道《读书》编辑在什么意义上认为这是“以介入的方式、以自身的政治去推动对于什么是和平的全新的理解”。

　　在“被提名的妇女需要同意的三项原则”中，居然还出现这样的“霸王条款”，组织方一方面强调这次活动“并非为了赢取奖金”，一方面表示获奖者“将不会获得额外利益，也没有奖金的拥有权”，理由是“奖金将会用来成立一个妇女和平基金会，继续支持妇女推动和平的活动”。说得简单一点，被提名者只是一个“民工”，为组织方义务“打工”。谁拒绝的话，就会有拒绝“支持妇女推动和平”的道德不正确嫌疑。“三项原则”同时指出，“为了符合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评审规则，我们会从一千名妇女中抽签选出三位代表”。在这种“抽签”的和平事业中，其他997名个人或组织就成了群众演员。

　　这种活动究竟是不是“骗局”，尚无法得出定论；它的发起者有何用意，也无法妄加评判。不过，它在中国的行为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批判知识分子”导演的闹剧。

　　2005年8月27日，“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研讨会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戴锦华多次使用“温柔的挑衅”来阐述这次活动的意义，认为它构成对诺贝尔和平奖理念、主流社会精英价值观、主流社会历史观、女性主义自身的挑衅。在我看来，它并没有撼动那些主流理念，只是在承认主流理念的前提下“挑逗”了它们。这种批判的“形象工程”，难道不正是对批判精神的“粗暴的挑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