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转制”：文化苦旅到头 财富大道发端

夕阳秋草

云淡水暖


余秋雨先生可谓当代文坛的名人贤达了，据说发迹于几本散文集，还据说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文化苦旅》，在“文化”中寻出“苦旅”来，余先生可谓呕心沥血，当然，“苦旅”没有白“苦”，在余先生无比精巧的，细腻的脚步趟过的“苦旅”后面，掀起了一个特地时期的“小资情调”龙卷风，余秋雨先生顿时名噪天下，在一切均可以用、也不得不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时代，“苦旅”也是够格称为“成功”的，随后的丰厚财富回报着实应了“苦旅”的价值。

当然，照鲁迅先生斥责过的“文人无行”的老例，文人相轻也是免不了的，另外的一些老少文人开始发彪了，某位渴求做“一夜美国人”的“后生”就厉声叫阵道“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还有一位满腹经伦的“老者”也站出来要余先生“反省”，还有专门为余先生挑病句、错别字、乱用典故的，看来贤达、名人也不好做，树大招风，据观察，光是由此而引起的官司就好几起。

“忏悔”、“反省”所为何事，据说是文革期间余秋雨先生是上海市革委写作组，“四人帮”的“御笔”，号称“石一歌”小组的成员。本来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因为当年“石一歌”的众多组友都证明确有其事，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那些组友后来都还是文化场面上的体面角色，专家教授之类。而偏偏余秋雨先生觉得非但不应该“忏悔”和“反省”，反而苦诉自己在文革中遭受若干“迫害”的惨痛。这事儿据观察也引起了一桩“公案”。反正“苦旅”也确实不少苦涩。

“文化苦旅”看来是行走到头了，因为草民发现余先生开始步入财富大道了，据11月13日的《新浪财经》报道，文化贤达余秋雨先生开始活跃于财富话语平台了，报道的题目比较贴近最近的热点，叫“余秋雨：经济学家为企业利益代言是正常的事情”，这应当令最近被大众舆论痛批而灰头土脸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感到不少“苦旅遇故知”的温馨。草民发现，近几天的平面媒体上。有些帮闲的声音开始嗫嚅着发出来，什么经济学家的“功劳”呀、“苦劳”呀，“否定改革”呀。而余秋雨先生的声音无疑是比较有“分量”的，因为同等“级别”的经济贤达们最近比较“沉默寡言”，据说是“不屑”，还恐怕有坐下来潜心“学问”也未可知。

更进一步探考，草民发觉余秋雨先生可能早有难耐“苦旅”的寂寞，转而游向财富喧闹与浮华的念想了，说时髦一点，就是“转制”了。因为第三届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于2005年11月12-13日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隆重举行。本次活 动由远见中国传媒集团、《远见》、美国百人会主办。《东方企业家》、上海远见广告有限公司承办，在这样一个商界富豪云集、学界精英齐聚的场合，出现了文化贤达余秋雨先生，而且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新浪财经记者直白发问：“大家都知道您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为什么会想到来参加“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这样一个经济界企业界的盛会？”，余秋雨先生坦然作答：“‘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已经召开了三届，事实上我是每届都来的。我觉得作为文化界人士，需要走进社会前沿，走进社会第一线。我来到这里来，是来学习的，向两岸三地的企业家们学习。文化需要在一种更宽广领域与整个社会融合，来这次峰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如果一个文化学者只知道埋在书堆中，他所研究的文化就会过于陈旧，过于保守，而且可能会脱离时代。”。

文化与财富齐飞，富豪与贤达一堂，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文化界们需要“走进社会前沿，走进社会第一线。”，走进“社会第一线”不错，怕“所研究的文化就会过于陈旧，过于保守，而且可能会脱离时代。”也理解，可是，文化界为什么就只热衷于走进“上海香格里拉酒店”这样的“第一线”呢。

按照社会的组成来看，能够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云集的，只是占人口极少数中的极少数的“领袖”们，称其为财富“殿堂”尚可，“第一线”就未必。如果余秋雨先生还有“苦旅”的冲动与耐心，何不走入真正的、火热的、流淌着劳动者热汗、热泪、热血的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去“苦旅”一番呢。比如余先生老家浙江遍布大小血汗工厂的县城，一年切掉的民工手指数以千计“仅永康三家私人诊所和邻县两家私人医院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CCTV），比如广州那个四川女工在连续加班数十小时之后，来不及吃早餐就猝死在去食堂的路上；比如每年数千民民工因矿难死在大小煤矿；如果还想与“文化”沾点边，比如色情文化的泛滥；比如在发廊、酒吧为金钱、为生活卖笑、卖身的农村少女、甚至女“大学生”；比如大学中因为饥饿半夜到食堂垃圾桶捡吃剩饭的女同学…

太多的“苦旅”余先生看来没有闲暇注意到，但是，有两种人余先生却发言了，一是富豪，因为有人“仇恨”，余先生告诫道“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仇富心理要不得，仇恨这件事情要不得，仇恨是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恐怖事件无非跟仇恨有关。正如论坛演讲中提到的，这个世界需要爱心。”，余先生所说的这份“爱心”不知道是来自“领袖”们，还是劳苦而反被欠薪的民工们。二是经济学家，余先生放言道“我们需要对经济学家有一些宽容，“为企业利益代言”是很正常的事情，经济学家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向正规走向规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经济学家也不需要都是大师，他可以单纯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城市服务，可以称之为小经济学家。总体而言，经济学界需要不同的等级和不同的生态。”，经过余先生这么一捣浆糊，人们顿时不知道如何界定“学家”与“账房先生”了。

看来，“文化”也好，“经济学”也罢，最终都是殊途同归，走向财富的殿堂，文化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历史而现实的存在，至少鲁迅老爷子已经多次疾呼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