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的困境——左边是文物，右边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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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11月17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55岁的林春是一个“地位特殊”的人。身为长江水利委员会文物考古队的总工程师，在工程设计部门的同事眼里，她是一名文物工作者；而在别的文物工作者眼里，她又是一名工程设计人员。林春认为，正因为这样，使自己能够拥有跨越工程、文物两个领域的视角，来看待大型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问题。

林总工的“特殊性”具体体现在，她所在的长江设计院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设计的技术总承单位，属于咨询性质的中介机构，而林春则是其中代表国家和各投资股东，对文物部门提出的文物数量、保护方案、工程量和经费测算等进行审核的主要负责人。随着近年来公众舆论对南水北调工程文物抢救工作的强烈关注及忧虑，林春也处在备受争议、质询的风口浪尖上。



“钱是算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今年9月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带领“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调研考察组”实地考察时，有两个省的文物部门向考察组反映“长江委砍削中线工程文物保护的青苗费、不可预见费和发掘面积”。稍后，林春给张思卿写信，从自己工作的角度说明情况。

这样的经历，对林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今年8月中旬，主要由林春执笔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专题报告（送审稿）》，在北京交由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水利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专家进行审查。在审查会上，有人质问林春：“你有什么权力删掉文物部门报上的项目？”林春回答说：“我当然有这个权力，是国务院让我来把关的！任何单位要钱，都应该有一个机构来检查，军费开支那么重要，也不是国防部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如果我做得不好，可以批评，但不可以说我没有这个权力。”

“钱是算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10月13日下午，在长江设计院库区处陈旧、拥挤的办公室，坐在旧沙发上的林春跟记者说，“我做了一辈子考古工作，在长江设计院又是负责文物工作，我要能搞来20亿经费，不是更光荣吗？但我有个底线，就是一定要符合国家规定！打擦边球都可以，但不能乱来。有个省文物部门把淹没线以上的点报上来59个，都被我砍掉了。因为这些东西总要见历史的——用不了几年，这份报告书就会公诸于世，很多人，包括国际组织都会来研究它的科学性、合理性。按照规定，我们的设计错误不能超过5%，虚列移民经费是要犯罪坐牢的，到时候跳楼都解释不清了！”

与三峡工程投资全由国家承担的情况不同，南水北调工程的投资体系有了重大变化：中央投资比例占30%，基金比例为25%，项目法人筹资45%。这意味着文物保护的任何开支实际上都要由各投资股东出血，而最终由受水区的老百姓承担。利益各方都会瞪大眼睛，看着从自己和其他投资人口袋里掏出多少钱？钱如何使用？而这种关注的结果，就是中介方的不可或缺——投资方必须通过中介机构来控制投资、提高资金投入效率。

但中介方的出现，难免令文物部门感到不爽，因为“对涉及的文物有多少、该不该保护，文物部门不能完全说了算。尽管最终的审批权按照法律还在国家文物局，但我们的调查必须先得到中介部门的通过……”

所以，尽管林春做了几十年考古工作，文物界里把她当自己人看待的并不多，更有些人将她视为敌人。“人的胸怀是不同的。有些人不能容忍别人，不懂得与‘非我族类’打交道，总以为只有自己是公正的，一看钱少了，就跳将起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的宣扬，现在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加强，林春认为这是好事，但这种意志还要化为可行的步骤才行。“因为文物保护实际上涉及各方的切身利益，凡是涉及切身利益的事都不好办。虽然我们看到的经常是工程的投资方利用各种方法逃避自己所应承担的文物保护责任，可是事情也不能完全倒过来：建设方必须为文物业务方的账单无条件买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心良苦。我给你报批的钱再多，越界太远，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一般来说，文物保护经费由三块组成：一、工程量；二、单价；三、科目。林春从概算专业的角度分析说：“科目越多，钱也越多；同时我们还想尽办法把单价往上涨，但文物部门有些人不懂这一点，光知道多造发掘面积。另外，有的科目放在这里不合适，我把它放到其他规定里，文物部门发现了，说不行，你得给我拿回来！比如‘不可预见费’列在文物保护里，只有3%~5%；要是跟着移民列，有12%。但文物部门一看这笔费用没列在文物里，就非要让拿回来，放到他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不可。你想过没有：我就是给你列在文物保护里，这笔钱也是放在纸上，不是放进你的口袋里了，你要用它，还得申请，还得有人来审查，人家还不见得一定会批准！”



当务之急是“兼容”



1976年从厦门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林春，被分配到长江委文物考古队。这支考古队是1958年由文化部、中科院和长江委三家共同组建的。当时，长江流域大规模水利建设中的文物保护无法可依，文保经费也没有任何保证，时任长江委主任的林一山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有眼光，力主成立考古队。“那时候，长江流域14个省文物局的考古队都是我们的分队，中科院还有一个考古队（中科院考古所长江队），是我们的直属分队。”林春说。

30年来，长江委文物考古队的同事来来去去，只有林春一个人坚守至今。记者问她可曾感到孤独？林春回答说：“我不怕孤独，有孤独才有思想的自由。本质上，我是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林春极不赞成“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存在文物部门与水利部门之争”的说法，“水利部门跟文保经费的多少没有一点利害关系，我们怎么会希望文物保护经费越少越好呢？只要是符合规定的经费，我都会给他们算上去。但我不能造假，不能违反国家制订的规范，这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品格。”

2003年1月，武当山遇真宫遭遇火灾。当地文物部门有人跟林春说：“遇真宫烧了，你们水利部门该拍手称快了吧？”林春听了很生气，回敬道：“本人在考古学上吃的苦也比你多，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比你多！你不要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就必异！遇真宫是你的，也是我的；遇真宫烧了，你心疼，我也心疼！我这辈子都在搞考古，我的孩子就是在宜昌工地生的，长到4岁半才离开！”

“在工地上生孩子”是怎么回事呢？林春笑说：“那也不是我有多高尚。那个工地，是我们1973年在宜昌小镇旁发掘的一个点，一直坚持下来了。1988年，我已经三十七八岁了，单位还没房，只能住集体宿舍。在集体宿舍怎么生孩子啊？反正工地也不能离人，就去了。农村房子大，我在那里呆了那么多年，万一有事，总还有人照应。”

做了30年考古的林春，对考古工作的认识是：“考古不是挖红薯，挖的是信息量。把文物挖出来并不难，难在出土之后如何解释，如何与历史挂钩？”

现在国内考古学有两极分化倾向：有些大专院校的考古工作往研究型方向发展，追赶国际新潮流，但容易与实际脱节，而某些省、市考古队却变成了消防队，一有工程就往上冲，配合工程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由于工期紧张，做研究的时间就少得可怜，所以这些“消防队”的理论研究水平不敢恭维。

另外，林春认为，文物部门与工程部门互不理解，是由于几十年的专业分割、部门分割，造成了工程部门只懂工程，文物部门只懂文物；考古界不懂得工程界的语言，工程界也不懂得考古界的语言。“大学里分文科和理工科，理工科的学生不知道在人文社会，很多东西1加1不一定等于2。反之，文科学生则往往不懂得，现代社会是需要依靠数目字来管理的。”

在遇真宫保护问题上，长江设计院提出的是造价最高的围堰方案，结果文物部门“骂声不绝”。林春跟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桃元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桃元，你要反对我也可以，但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三个方案，围堰的预算是5000多万元，就地抬升的预算是3000多万元，搬迁方案的预算800多万元。我给你推荐最贵的围堰方案，列的是5000多万元，如果到时你不用，坚持用抬升方案，把多余的2000多万元退给国家就行了；如果你想花800多万元搬迁，把多余的4000多万元退还给国家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定了‘抬升’，我把经费给你列上，到时你想改回围堰也找不到钱了！你要知道大型工程的建设程序，想追加2000多万是难上加难。”

“李桃元一听就明白了，不吵了，但不明白的人又来吵。”林春对记者笑道：“不过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吵比不吵好。文物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与别人兼容？如何形成跨界思维？你只有与别人兼容，才会让别人了解你、理解你，帮助你达到目的。”

在这方面，老百姓的智慧也许更实在。林春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搞考古发掘，跟当地老百姓算好了补偿费，他们也同意，但睡了一夜，第二天又反悔了，要求田野里的土豆要一窝、一窝算钱。当时很火呵，但还要说：‘行，那就按窝来算吧。’算来算去，结果补偿费比原来的还低。老百姓说，那还按原来的算法来补吧。”

在大型工程建设中，工程部门与文物部门遵循的也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件文物的重要程度，工程部门的描述是：该文物长、高、宽各多少？什么颜色？是国家几级文物单位？文物部门则往往把文物分为重要、次重要、一般和不重要，如此描述一番就行了。

“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规范，技术标准要能兼容，能放到各个领域里操作。现在我们的报告每个阶段都有评审，虽然繁琐，但是错误减少了，而且在这些阶段，能听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声音，这是很有必要的。”林春说。



文保工作应以程序来管理



文物部门与工程部门的观念冲突，远在10多年前三峡工程立项起便存在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家胡鸿保曾在一篇名为《关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思考》的文章里提到，文物部门认为三峡库区文物众多，需要20亿保护经费，而工程部门则认为“任何建设的经费投放都必须有一个限额，其中的任何项目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因此只在三峡移民总经费的400亿中列出文物专项经费3亿元。尽管这3亿人民币等于当年全国文物保护总经费的5倍多，文物部门仍不满意。

胡教授分析说：“两个部门的争议核心在于三峡文物工作的管理体制上，文物部门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专利，工程部门只管给钱；工程部门则把文物工作视为三峡工程建设的组成部分，理应纳入现代工程管理体制。”

胡教授举例说：“文物部门提出，三峡库区发现文物点1282处，这些文物包括民国时期修的‘救世堂’、1987年大修的‘清真寺’、清末至民国的坟墓（包括有主坟）、出了‘青花瓷片’的遗址、1980年代修的位于淹没线以上的‘屈原祠’、1966年的‘文革’标语、民间的磨房水井和一些海拔高度显然超出175米、位于水库淹没线以上的地点。而且文物点的数量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对于这些无法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三峡文物，习惯于精确计量思维和严密工作程序的工程部门简直无所适从。”

“文物部门在确定文物点和制订保护规划时，并没有与其他单位磋商，他们以自己的专业身份认为，文物点的确定乃至文物保护工作的全过程应完全由自己解决而不需要外人插手。然而，在工程部门看来，三峡文物工作是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与工程中的其他所有项目一样，都必须经过审查。所以，问题不在于最终文物点数目的多少，而在于文物点的数量没有经过审核，没有经过双方的共同确认。在他们的概念中，无论从科学史的观点，还是从科学管理的角度，任何未经审查的项目都不可能被认为是科学可靠的。”

与此同时，文物部门为了三峡文物独立于三峡工程管理之外而奔走呼号，并赢来了许多同情；工程部门也愿意把这一问题甩出去，但双方均未能如愿以偿。在反复的争执中，三峡文物抢救工作一拖再拖，错过了许多宝贵时间。

胡教授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争执，相当程度上是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管理体制的中国文物界，对于大型工程建设所奉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制度的不理解和不适应所至。“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文物部门不是面向市场，而是采用强化行政职能、集中权力来对付越来越困难的局面，而这种集权垄断的结果，使本来就封闭的文物部门更加封闭，局面更加困难。”

胡鸿保这篇文章发表于1997年第7期《三峡工程建设》杂志。文章发表后，当即引起国内文物界的强烈反弹。有的考古专家气愤之余，扬言要将作者告上法庭。因林春曾表述过与此类似的观点，还有人怀疑她是这篇文章的实际作者，使她蒙受了些许“不白之冤”。

在林春看来，工程部门与文物部门的磨合是必不可少的。著名考古学家、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俞伟超认为，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就是一个磨合过程。通过磨合，逐渐找到共通点。林春觉得南水北调的文保又是一种磨合。文物工作需要在大型工程中经过这样的磨合。

在这方面，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跟不上时代发展，也构成了文保工作的阻碍因素。比如文物部门现在执行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还是1990由国家文物局、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颁布的。林春说：“按照这个标准，80%的费用都是用在田野上的，几乎没有考虑到社会交易成本，这是计划经济色彩很浓厚的做法。现代社会的分工越细，社会交易成本越高，间接费用也就越高。因为标准里没有间接费，文物部门只好多造发掘面积，这是自杀性的做法——如果最后查出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向人民交待、怎么向历史交待？”

现行的《文物保护法》，程序上的规定太少，缺乏可操作性。比如该法第29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什么才算是‘事先’？”林春质疑道，“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今年9月26日动工，我25日才告诉你，也算是‘事先’，那你的文保工作还来得及做吗？南水北调工程连项目法人都是去年年底才组建的。我们设计部门又不是项目法人，凭什么要由我‘事先’告诉你？我不能把业主的权利给夺过来呀！”

林春认为，《文物保护法》是2002年修订通过的，近两三年内再次修订也不太可能，所以就应该制订相应的技术规范，这个规范应是各方共同商量，共同认可，共同遵照执行的。“比如项目建议书阶段，工程部门和文物部门各要做什么事情；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部门和文物部门各要做什么事情，都有明细的条文和标准。这样，等到工程开工的时候，前期工作不就都完成了吗？”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8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专题报告（送审稿）》在北京顺利通过了13位专家（其中9位文物专家）的审查。林春和相关省、市文物部门只要根据专家组的评审意见予以修改，最后再通过国家计委的审查就可以了。

为了制订这份4次修改、送审的报告，长江设计院、中水淮河工程公司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共同编制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专题报告工作大纲》。林春自豪地说：“这是中国文物保护第一本大纲性的工作规范，以前从来没有两个不同部门共同制订过一项技术标准的。只有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才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