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通史清源：历史不是唯物的，历史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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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元/中华企管网集团





为中国通史作论是离不开哲学的多元论的，德国近代唯物主义一元论集大成者是马克思，而唯心主义一元论集大成者是黑格尔，还有心与物相辅相承的二元论集大成者是康德。在我看来，无论是用唯物主义一元论，还是用唯心主义一元论，或是用心与物相辅相承的二元论来评论历史都是错误的。凡了解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科学，既然如此，就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总合的历史必定是多元的。何以会得出如此结论呢？显而易见，一年四季乃至一天24小时变化多端的自然界是多元的；由文化、政治与经济等构成的社会也是多元的；由顺向、逆向、发散、聚焦、形象、逻辑等组合的人类思维还是多元的。既然哲学所研究、所服务的三大对象都是多元的，那么，哲学本身就必定是多元的。因此之故，我们在评论历史的过程中，必须采用哲学多元论，亦即历史多元论。否则必定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与周谷城等，就因为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来评论中国通史，所以把中国通史搞了个真假难辩、善恶不分、谬论百出、面目全非，直到今日中国所有的深信这几位所谓的史学权威所写的中国通史的历史爱好者，尤其是一届又一届的历史系的学生（包括研究生）还深受其害。现在已到了为中国通史正本清源的关键时刻了。

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大错而特错的，唯一正确的只能是历史多元主义。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研究，使我发现，决定历史的重要因素，不仅不是单一的经济，而且也不限于政治与文化。除政治、经济与文化外，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军事力量乃至外交技巧，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历史的进退。举例说，倘若南宋所挨着的不是好武的元蒙古，而是好文的古希腊，那么，南宋不仅不会出现亡国之痛，还可与古希腊作文化与商业的交流；如果当年二战之初，挨着德国的不是捷克与波兰，而是加拿大和爱尔兰，那么，最先亡国的将变成后两国。这是地理位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春秋末期的郑国，既是小国，又是弱国，可只因郑国有极善于外交的国相子产，而这至使大国从没有欺负过小郑，可一旦子产疼逝以后，由于他的后继者多无外交大智慧，这使郑国不但因之而常遭欺辱，最后竟还亡了国。这是外交决定国家命运的例证。

在日本兽军侵占全中国之后，尽管中国是比日本大得多的国家，又有着无数的不甘做亡国的爱国者，然而，只因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日强中弱，这就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与持久性。这是军事力量决定国家命运的例证。

由于崇祯的多疑，这至使他中了极怕袁崇焕的皇太极的极易识破的反间计，又由于祟祯的残忍致使袁祟焕被处以千刀万剐之酷刑，这造成了明将的心理恐怖与明兵的士气低落，最终导致了明朝的亡国。这是崇祯的多疑与残忍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由此可知，决定国家命运，亦即历史进步的因素是多方位的，亦即多元的。历史虽然是多元的，即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地理、外交、军事，尤其是国君的明昏与善恶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的命运，但他们决不是平分秋色的。就今日世界各国的状况而论，其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因素，文化的应排在第一，政治应排在第二，经济应排在第三。

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在总结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就超过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以前几千年，世界各国所创造出的一切财富（不应包括农林牧副渔业）的总合，因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很富有权威性的重要结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庞大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后，整个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彻底地变革。而事实远非如此，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诞生以后的巨大的生产物质财富的非常能力，却疏忽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诞生的。试问，在欧洲若没有发生长达几百年的，以思想解放为主导的，促使了欧洲在政治（包括宗教）与文艺的巨大变革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包括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又怎么可能产生以自由、民主为政治特征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再往前看，在欧洲长达一千年的极其黑暗的中世纪，难道不也是由束缚人思想与麻醉人精神的宗教专制决定的吗？再继续往前看，决定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命运的主宰，难道不是开放的思想与开明的政治吗？

再从西方转向中国古代，试问，决定历史治乱兴亡的难道不也是政治上的开明与保守和统治者的明昏与仁暴吗？无论是西周的“成康之治”，还是两汉的“文景之治”，或是唐朝的“贞观之治”等兴盛之世，几乎无不是统治者实施了开明的统治，亦即让步的政策的结果。

就以唐朝仅逊于唐太宗的著名皇帝唐玄宗而论，当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豁达大度、不近女色之时，中国就出现了为当代与后代的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开元盛世”；而当他亲奸远贤、拒谏饰非、心胸狭窄、纵情女色之时，中国就出现了几乎断送了李唐政权的，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为当代与后代知识分子所痛心疾首的“天宝（安史）之乱”。试问，这难道不就决定于唐玄宗一人的明与昏，善与恶吗？结论显而易见是，是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决定了中国或出现“开元盛世，或出现“天宝之乱”，这一大盛世与一大乱世的历史的成因，完全取决于上层建筑的主宰唐玄宗，而非取是决于经济基础的主体民众。

当然，经济衰落、经济崩溃也会决定国家的命运，如秦末、隋末、明末出现的农民造反后的改朝换代，也确与经济大萧条、农民大饥荒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更确切地说，这三朝的亡国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因为昏君与暴君的的昏政与暴政。

结论是，第一决定历史命运的是政治的开明与专断、仁政与暴政，而这开明与专断，仁政与暴政就又决定了文化的两极，凡以开明与仁政为政治之本，必是精华文化得以光大之时；凡专断与暴政为政治之源，定是糟粕文化获得张扬之日。毋庸置疑，政治与文化是相辅相承的，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也是权相辅相承的。历史二元论是错误的，历史唯心论是更大的错误，而历史唯物论更是大错而特错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多元论。这就是我评论历史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