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民主，却失去了面包——前苏联的解体全过程解析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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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了民主，却失去了面包——
　　
　　在俄罗斯人质事件后，有许多人感到扼腕与不解：一个世界上曾经的超级大国，怎么沦落到如此的地步？经济陷入泥沼，社会矛盾重重，民族冲突加剧，恐怖主义横行，这个西伯利亚上的雄鹰，到底怎么了？一个独裁专制的前苏联已经垮台了，俄罗斯人迎来他们一直想要的民主已经十年了，怎么却成了‘辛辛苦苦7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国家的秩序何在？人民的保障何在？俄罗斯人拿到了民主，却失去了面包，拥有了自由，却得不到保障。这是为什么？差错出在哪里？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何在？其中的差错出在哪里？……
　　
　　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世界大肆渲染了他们在其中的功劳，那些平时藏头露尾的特工部门的‘退休人员’，都纷纷著书立说，标榜自己和自己的部门，曾经在颠覆前苏联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什么软件病毒摧毁前苏联、美女特工摧毁前苏联、精子减少摧毁前苏联等等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别出心裁。然而，如果说一个曾经的独立于西方，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痛恨的超级大国，仅仅是毁在‘阴道’内，着实不能令人信服。众所周知，所有事物的发展，内因是根本，外因只是催化剂，只有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才能最终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
　　
　　前苏联自1928年施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来，发展十分迅速。期间虽然经历了二战的毁灭性打击，但是仍然不能阻止其高速发展的步伐。战前工业器材进口率为80％以上，战后数年就达到了全部自给的水平。到1975年，前苏联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中卓越的资源调配能力和整体调空性，大幅度增加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比重，使其在80年代时期，工业产值、产品种类数量都堪与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比肩。1975年开始，前苏联不可避免的进入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事物一旦进入成熟期，成长就会相对缓慢。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必然。一个高速发展了五十年的国家，不可能也不会再继续如此的高速发展下去。 遗憾的是，前苏联人民，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群众，对于这样的客观规律缺乏必要的认识（在《人类社会还会有革命吗》一文中，已经阐明共产主义的执行者往往忽视自然界客观规律），再加上盲目的宣传所谓‘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更早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自大理想，许多前苏联人经受不住经济出现问题，或者说经济发展放缓的现实。尤其是当1975到19989年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瓶颈产生后，经济发展的几乎停滞加上庞大的军备开支，累计的巨额外债，美国在汇率上的施压等等内外问题，使包括上层领导者在内的前苏人民，已经急不可耐的要改变这一现实。
　　
　　此时，戈尔巴乔夫以其改革经济的政治主张，当选为苏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首先要清楚的是，前苏联的经济在1975－1989间，只是放缓，但是绝对不是大幅下滑，更不是崩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85年是9％，86年是4％，87年是1％，88年是2.1％88年是1.5％，此时的前苏人民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安定而且无忧的，广大人民所要求的，更多是要发展和改变经济缺陷的现状。戈尔巴乔夫上台依始，则是向众多国民保证，此次改革，主要是改变经济领域当中的弊端，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和合理的市场经济法则，将生产资料更合理的运用到生产中。社会主义性质不便。但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自由经济改革计划’，很快就因为‘三大利益集团’的鼓动，演变成为触及全社会各个领域，最终直接改变政治体制，而导致一场对于大多数前苏联人来说是‘悲剧’的社会大崩溃。
　　
　　在美国人科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对于前苏联解体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三大利益集团，作了深刻形象的描绘。第一集团是新兴企业家阶层。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最初形成的根基阶层——小业主。他们在前苏的比例不大。属于先富起来的人。第二集团是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科茨曾经在书里写道：我惊讶于何以前苏联有那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真诚的信仰资本主义。而美国中情局则回答了他的这个疑问.在中情局官员披露的书里谈到:‘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认识到，在前苏联的学者界，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过渡的集权政治折磨的毫无信仰可言，他们善于见风使舵，并且经常抱怨自己的收入比那些缺乏文化教养的农民和工人只高一点点，而他们心中并无他们的领导人所说的那种伟大的无产阶级信仰。而前苏联的领导层，早已忽视了工人和农民的发言权，他们只认为有知识的人就一定有见地，甚至是只有有知识才是正确的。于是官方开始广泛的邀请前苏的学者频繁造访美国，作‘学术交流’。时任总统的里根，竟然说服了几位资深议员，于是那些替前苏学者支付的五星级酒店住宿费、旅游购物费、甚至是赠送汽车、美女、别墅的费用，都逃过了司法部门的监督。反对党对此也报以缄默。’这成了美国上下全民一心摧毁前苏的有力佐证。这些学者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了日后将前苏解体，或者说引领人民走向‘没有面包的民主’国家的主力军。最后一个集团，就是上层精英领导层。大卫科茨的调查表明，‘在1990年，已经有将近10万前苏的中上层领导开始背弃共产主义’。这些苏共的领导层在面临经济困境的情况下，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上，认为这个制度存在先天缺陷，要求彻底改变制度以拯救国家。大卫科茨将此现象归结为‘物质利益纽带’的断裂。
　　
　　科茨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会有或长或短的经济危机甚至大萧条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从来没有怀疑过资本主义这个制度，每逢危机来临，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投入到拯救社会的危机中。这是因为，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层，是财富多者的代言人，他们的联系是以物质利益纽带为基础的。如果社会崩溃，他们的个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可以说，整救社会就等于拯救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前苏的领导层，多是以所谓的‘精神利益纽带’为联系。宣称信仰所谓的‘共产主义’而结成的团体。但是，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精神则是虚无的。任何人也逃不脱物质。一旦物质利益受损，以精神利益为纽带的关系就会受到伤害，而产生动摇或者分解。‘苏共的领导层里某些人，显然不想在社会主义这一棵树上吊死’
　　
　　美国中情局档案再次为科茨的论述提供了证据。档案里披露：见到前苏不断的强大，尤其是1975年前每年平均超过美国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令白宫颇为恐惧。于是如何阻止苏联的发展，成了美国政府不可可向外公布的第一目标。在里根上台后，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共产主义者’弱点的学会。有社会学者，心理医生等等。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在共产主义者诞生初期，基于其脱胎于赤贫者的本质，为了生存而必须要战斗，所以生命力比较旺盛。这也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败的原因。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慢慢增加，生活的逐渐安定，共产主义者的斗志会逐渐消磨。更重要的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纽带弱化。精神利益纽带就会变得相当不牢固。从领导者到被领导者，他们的物质关系相当简单，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提取等份的生活必须财富，他们不需要为别人和社会承担责任和风险，于是，一旦生活里出现不足，他们要埋怨的，只能是这个供养他们的社会体制。到了1990年，苏共内部充斥着一种不满情绪。不少党内领导公开声称自己的房子还不如一个美国牙医住的宽敞，并认为这种情况是体制造成的。
　　
　　科茨认为：社会主义体制，虽然杜绝不了贪污，但是相对的约束还是很大的。尤其是那种父死子继的封建习俗，得到了遏制。苏共的领导层看到，自己手里的权力，一旦过期，很难再产生效益，更不可能传给自己的子女，而个人的财富是可以继承的。所以，他们产生了倒向资本主义，把手里权力转化为财富然后留给子女继承的思想。当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中，出现了这么一个精英政治集团，并且一心要把手中的权力，转化成个人财富的情况下，那种求得公平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不被改变。叶利钦在此时适时而出。他正是这样一个集团的代言人。1990叶利钦年当选前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执政官，并开始有计划的截留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终于在1991年，全苏联的经济出现了令人费解的13％的下滑，这直接导致了8.19事件、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和苏联的解体。

在1990-1991年的苏联政坛上，叶利钦导演了一出‘卖拐’的闹剧。他亲自将前苏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忽悠’晕，然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在戈氏改革初期，叶利钦所代言的精英政治集团，就向苏共高层建议，要想经济改革取得良好的成果，就要调动全体苏联人的积极性，让广大人民都参与进来。原意为：苏联的前途，由苏联人民说了算。而开 放 言 论，是最好的获得民意的渠道。当时情况为，苏联自斯大林时代的高度集 权与高 度新 闻管 制，确实已经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普通人的言论受到监督管束，人民的不满逐渐增加。精英集团集此一建议，立刻就获得了民间良好的反应。苏共终于开禁了电视和媒体的言论自由，举行了广泛的震动社会的‘经济改革方针’大讨论。但是，很快，苏共就为他的鲁莽付出了代价。
　　
　　言论自由本意是好的，但是，‘苏联人民说了算’的那种情况没有出现。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纷纷邀请政府高官，著名学者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来发言。而工人、农民和普通大众被认为没有见识和教养的一群人，被阻挡在了大门以外。很快媒体上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新奇学说。标新立异成了主流时尚。谁的方法新颖，谁的建议独特，就会受到大众关注。而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却被忽视。许多知识分子发现了老百姓这种‘嗜好’，很快就顺应着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这样的标新立异，很快就发展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谁对社会主义攻击的约恨，谁对共产党骂的越凶，就越出名。知识分子集团很好的利用了广大人民的这种情绪，把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缺点的不满，迅速引向对制度本身的怀疑。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政策成了社会主义的罪证。彷佛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独裁与专制。
　　
　　叶利钦刚刚当选俄罗斯执政官时还宣称只希望中央给经济以自由，当他发现社会的躁动不安对自己十分有利的时候，就立刻改口，说要给‘人民以自由’。这个口号颇具诱惑力，苏联人民以为可以获得选举的自由，但是叶利钦的目的时利用给他的权力，自由的改变政体。当戈尔巴乔夫，这个‘蒋干式’的改革者，也发现他上了叶利钦的贼船时，事态已经很难挽回。无能为力的共产党人在8.19发动了作后的抵抗，很快就被叶利钦煽动的更多反共潮所淹没。
　　
　　在叶氏执政的十年里，俄罗斯的经济从困境中‘走出来’，彻底的崩溃了。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变美国，改的越彻底痛苦越小，美国顾问和俄罗斯的经济学者们给叶利钦出了许多点子。这些点子没有一个能帮助俄罗斯走出困境。俄罗斯、甚至还有周边的前苏联加盟国的生产总值，下降了50％以上。类似乌克兰等国，彻底的成为了西方和美国的原料输送地，大批优质的资源被源源不断的以超级低廉的价格‘出口’到西方，以换取必须的生存和挽救庞大的债务。而经济金融命脉，彻底被西方所控制。
　　
　　在前苏联巨大的政治经济变革中受益的是谁呢？正是苏共党内的某些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他作过苏联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趁着体制改革时期的混乱，一下子成了公司主要控股人，家族控制着世界40％的天燃气，财富数亿。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则将国有银行趁着私有化改革的机会，弄到了自己名下。
　　
　　而俄罗斯人民呢？既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民主，就应该幸福才是？他们生活状况如何呢？事实是，自苏联解体，叶利钦实施休克疗法，企图迅速彻底短时间内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后，俄罗斯人民收入逐渐减少，最多时，一次下降了40％，社会福利缩减，养老金不能按时领取，工业水平倒退回解体前的30％。富人虽然比以前更富有了，但是穷人更多了。
　　
　　截止目前，俄罗斯贫困线下人口达到3920万，占总人口的26％。前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在改制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让这个国家的原有产业成了不堪一击的废墟。工人全面失业。全国贫困人口暴涨到90％，社会瘫痪，无人管理。愤怒的罗马尼亚人虽然可以上街任意游行，但是仍然得不到想要的面包。有人竟然开始呼喊着89年被他们亲手吊死的齐奥赛斯库的名字。
　　
　　现在再来反思苏联解体的过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在90年、91年先后在前苏做过民调，发现在苏联改革中，支持彻底改变社会制度，也就是说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到20％，支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上，作出相应改进，尤其是政治选举民主化的人，是不到50％，这只能说明，苏联人真实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改变原有体制，而是对社会过于集中的权力不满。只是这样的情绪，被某些人利用，从而改变了社会基本体制。而改变原有体制，又没有一套完善的体制相取代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浑水摸鱼，将大量国有财富据为己有。这是苏联解体后，社会动荡至今的重要原因。
　　
　　看到前苏的结局，我们中国人应该吸取经验教许。为了避免出现前苏那样的悲惨状况，首先应该明白苏联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1前苏联体制中的缺陷在于集权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中的缺点不是致命的。广大人民的不满在于官僚的高压政治，而不是生活衣食无着。
　　
　　2前苏联的解体，实际上是少数控制政府权力的人，为了达到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进行的有计划的行动。西方世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3计划体制使经济僵化，发展活力减退。只要适当引入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就可以弥补，
　　
　　4社会政治制度必须要进行民主化，但是民主化进程要循序渐进，否则会适得其反。
　　
　　5施行民主化进程的过程中，一定要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参与，工农商学都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不适合在初期就立刻开放媒体的言论。
　　
　　6一个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绝对不能一下全部打破旧体制，
　　
　　7不能轻信西方学者的观点，要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转贴自“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第一节：苏联改革进程综述

首先要明确我的历史观。我认为人民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民心向背，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但是，有时一些精英人物和突发性事件也会对历史演进产生很大影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随即开始了改革。改革的后果，现在我们看得很明显了：改革彻底失败了，苏联解体了，苏共瓦解了；经济崩溃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下降，犯罪率激增；苏联从世界第二强国沦为了一个地区强国，而且多半是靠苏联遗留下来的家当，特别是辽阔的疆域和核武器，才勉强保持如今的地区强国地位。因此，美化戈尔巴乔夫改革是错误的，这场改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都一败涂地。当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人民有了多多少少一些发言权，仅此而已。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是以教训为主。某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总是美化苏联和俄罗斯这场失败的改革，把俄罗斯现状描述得一片光明。当然，还有一些人从另一种目的出发，把戈尔巴乔夫咒骂成一个钻进共产党队伍里的“特洛伊木马”，一个“第五纵队”头子，甚至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复辟的任务；〔1〕同时，他们还把苏联在改革前的情况描述得一片光明，似乎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是戈尔巴乔夫毁了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我认为：持上述两种态度的人，是一种缺乏起码的求真求实态度的胡言乱语。

一、危机四伏：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形势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凭空出现的。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决定了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势呢？我认为可以用“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十二个字来概括。

（一）经济危机。苏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步入经济长期衰退的困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依靠对资源的无限掠夺和限制消费取得的高增长率，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济危机不是某一领域内的局部短期危机，而是全局性的长期危机。主要表现在：

①苏联虽然号称“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主要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经过七十多年建设，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11〕但由于苏联实行控制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而且，主要消费品长期短缺、供给不足，经常需要凭票供应，暗藏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人民生活水平从革命前的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在八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八十八位。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仅15平米，为西方国家50%；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4辆，仅为西方国家的17.50%。〔2〕
②苏联虽然拥有发达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术，但由于体制原因阻止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只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采用，平均转化周期需要10～12年，而美国则有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在现代技术领域，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3〕。虽然曾经有人提出了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观点，但该方案被垂暮的领导人长期束之高阁。

③民用工业品技术非常落后，音响设备、录象机、摄象机等民用电子产品苏联几乎都不能生产。〔3〕而能够生产的民用产品则质量低劣，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苏联工业产品也只有18%达到国际标准，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4〕由于工业品缺乏竞争力，苏联只有依靠出售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赚取外汇，沦为原料出口国。〔6〕

④工业生产中浪费惊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不断降低。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原材料为西方国家的2.5倍，能源消耗为西方国家的1.5倍；工业劳动生产率却只为西方的四分之一。〔3〕在西方国家开展信息革命、进行以取得效益为目的的增长时，苏联却依然沿着追求产量的老路走，使苏联费尽力气实现的主要工业品“赶超”努力成果化为乌有。〔5〕
⑤苏联农业长期落后，效率低下。虽然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7〕八十年代初期，苏联农业中仅管理机关人员就多达300万人，超过了美国全体农业人口数量，〔6〕但苏联农业连年歉收，被迫花掉本来就是稀缺资源的外汇进口粮食，每年花费七十多亿美元，经济上捉襟见肘。〔8〕与此同时，苏联农用拖拉机报废率达每年12.5%，为美国的三倍；大批农作物因不能及时收割而损失掉，即使收割了也每年有20%的粮食和33%的土豆因为保管不善霉烂变质，无法食用；〔4〕1980年，全国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盈利。〔9〕

⑥石油市场暴跌使得苏联在石油收入掩盖下的经济衰退显露。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七十年代已经丧失了潜力，但恰逢石油危机，石油储量丰富的苏联靠石油的大量出口缓解了经济衰退。但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石油价格猛降50%，低于苏联石油的开采成本，使得苏联为石油输出投资的大量输油管道成为无效投资，〔10〕苏联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经济上陷入绝境。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降为1.5%，甚至低于西方国家的3%，对于一直依赖高积累维持高增长的苏联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噩梦。

虽说经济增长与衰退有一定周期性，但苏联经济存在的这些问题，反映出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丧失了全部潜力。很大程度上，苏联经济危机是体制造成的，这为后来苏联改革急速转向政治领域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二）政治危机。长期以来苏联实行高度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和真理，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体系之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徒有虚名。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创造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贻误了发展和改革时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表面文章达到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国家的主要领导沉醉于带傻气的欣快状态之中”， 〔12〕看不到眼前的万丈深渊；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既得利益集团贪污受贿、骄奢淫逸。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短短三年之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空前沮丧和对前途的迷惘之中。

（三）信仰危机。苏联的党政不分的体制，决定了苏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可以说，苏联的产生与存续，与社会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维持苏联存在的硬件，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的软件。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导致人民对传统模式的抵触、厌恶和冷淡。岁月流逝，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一代人却心存疑惑：凭什么老一代人的选择在我们这一代还要延续下去？特别是上层的富足生活与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形成了人们苏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苏联官僚国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信仰灭失，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愿意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是为了信仰，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则完全是为了钱。〔13〕但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却意识不到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继续重复那些干瘪无力的教条。〔4〕信仰危机，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真实地显露出来：在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14〕而 苏联社科院一次关于苏共性质的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仅仅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30〕

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是苏共提倡“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因。在我国，有一些研究者指责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弄乱了思想，这是不公正的。苏联人的思想早已混乱，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早已丧失，只是在体制惯性的作用下暂时没有在桌面上表现出来而已。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不过是用“公开性”扯掉了那块掩饰真实情况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已。
（四）族际危机。沙皇俄国是靠侵略扩张起家的，这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很多民族还处在部落阶段，民族问题长期以来非常尖锐。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同化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代，采取镇压和强制迁徙的政策，给苏联民族问题造成了很多欠账。随着斯大林的死去，高压政策被相对的怀柔政策所取代，民族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趋明显。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五）国际危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长期以来都具有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出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进行军备竞赛，致使军事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苏联四处伸手，扶植亲苏政权和游击队，策划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随即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不但给苏联造成了长期无法愈合的“流血的伤口”，每年花掉几十亿卢布，而且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给了西方制裁苏联一个大好借口。为抗议苏联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时宣布抵制该奥运会的国家达66个，占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占五分之二。

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改原先美国的收缩战略，处处以强硬态度回击苏联的扩张，并且宣称进行“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而此时内外交困的苏联，再也无力应付，被迫进行全面收缩，最后认败服输。
在当时苏联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通过克格勃搜集的情报，对苏联面临的危机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初见一些成效。但安德罗波夫很快因为病情恶化而不能视事，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赏的戈尔巴乔夫身上。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官僚—精英阶层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他上台后立刻停止了安德罗波夫的种种改革努力。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他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在他看来，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代表了已经意识到国家危机的官僚—精英阶层的意志，尽管另外一些官僚—精英反对他带来变革，但归根结底是改革占了主流。

必须说明，在缺乏民主的苏联体制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与否并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对比，而是取决于官僚—精英阶层的力量对比，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悲剧。不过，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样，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也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为无论如何，人民的一些情绪也会间接地在官僚—精英阶层中一些负责任的人中表现出来。

二、对传统模式的最后一次挽救：加速发展战略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并没有进行大胆尝试，而是因循旧的传统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在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1985～1989年苏联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为1.9%，而改革前5年的平均值为1.7%。〔4〕这一点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警示》中可以看得出来。〔15〕然而整体来说，“加速发展战略”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戈尔巴乔夫的在整顿经济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大忌——开展反酗酒运动。酒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俚语：“俄罗斯人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俄罗斯人过度酗酒问题由来已久，甚至深深浸透到了俄罗斯文化之中。酒业的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需要资金进行军备竞赛，“不道德地”对酗酒问题不加任何节制，18年内酒精消费量上涨3倍。〔15〕酗酒引发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犯罪、旷工、致伤致残、婴儿畸形等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酩酊大醉，仅首都莫斯科街头，每个冬天都要因为醉酒街头而冻死上百人。〔16〕戈尔巴乔夫开展反酗酒运动初衷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采取行政手段对付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必然会导致群众不满、政府收入下降。戈尔巴乔夫知难而进，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反酗酒运动，三年内不但使得苏联政府减少了上千亿卢布的收入，而且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矿泉水书记”的绰号。由于反酗酒运动的失败和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上千亿卢布经济损失，以及多年养成的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的官场作风，不但使“加速发展战略”取得的一些成就化为乌有，也使得改革者立场发生转移，迅速转向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