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术思想的再解读——读余英时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风石堰

宋代学术思想的再解读——读余英时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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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1月27日  02:00   深圳特区报  


晚年陈寅恪对宋代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这与一般的观念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种巨大的反差吸引了晚年余英时先生倾注心血投身到宋史的研究。余英时一向以内在理路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闻名，他注重的是摈斥或搁置外在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因素对思想学术发展的“历史决定论”式的机械模式，而独倾心于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来梳理历史的“肌理”。比如他对从明士子“尊德性”到清士子“道问学”的解释便抛弃了固有的思想控制的“思维定势”。

但余英时先生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却给我们这些翘首以盼的读者“意外的惊喜”。《朱熹的历史世界》彰显了余先生作为学术大师的潜力与功力。如果说他此前的著作是在历史人物的“理念世界”里沉潜涵咏的思想盛宴，那么这本新著就表征了他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重要的“历史转向”，即以朱熹作为个案来考究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文化。

在该书的“绪说”中余英时就已经开宗明义地交待了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我在这里所探讨的不是儒学的内在发展，而是儒学理想与观念落在政治领域中究竟产生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效应。另一方面，士大夫的政治经历对于宋代儒学的构成与演变有没有影响，也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正是在“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相互镶嵌的历史解读中，余英时展现了其作为历史学家的政治视野和文化关怀。

余先生的着力点自然在于宋代这种独特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是怎样地建构起来的，它秉承了怎样的历史理念。通过他的追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窥到一个远逝时代的士大夫群体的悲凉背影。在余先生的笔触中，朱熹不再是一个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可笑的道学家滑稽形象，而是一个具备政治理想和实践品格的士大夫典型，他突破了前人“君子不党”的狭隘见解，认为“惟恐其党之不众”。在这种政治思想的主导下，他领导了一个理想型的士大夫集团。

在朱熹看来，“三代之治”的精髓就在于在这样一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时代做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重新找回士大夫的气节和品性，来担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力挽狂澜的历史使命。宋代士大夫独特的历史背景就在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或同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和氛围，这就使得宋代不但是“士”最能自由舒展的时代，而且也是儒家的理想和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的时代。所以宋代的党争很少是在皇帝的操控下进行，而是士大夫围绕着争夺话语权和政治权力的角逐。这种斗争与宋代道学的发展构成了互文的关系。而只有具有真正政治理想的理学家才可能通过“绍述历史”来重新焕发出“道”的光芒，形成凝结了道统原貌的“道学”。这就使对道统的解释权牢牢地掌控在宋代士大夫的手里，皇帝就必须与士大夫“共商国是”，才可能实现古典政治“道统”的回归。这就让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从而上演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怆的历史剧。

诚如余英时在评述朱熹时所言：“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王安石的影子，虽然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这种‘大更改’的抱负断然是和职业官僚‘得过且过’、‘勿生事’的心态互不相容的。职业官僚型士大夫往往对于一己的得失看得很重，‘千途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他们对于惯用道德语言的‘道学’型士大夫自然会产生深刻的抗拒心理，更不愿意看到所谓‘道学之徒’进入权力核心。”正是遵循这样一个历史主线，余先生以朱熹的进退和言行为中心，为我们成功地勾勒出了宋代这种特殊的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风貌和变迁，以及它与宋代学术思想谱系的内在关联。

fee

宋代是杀“士大夫”最少的时代，这种约束从皇帝开始；

但使得宋朝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软弱”，究竟与这种政治文化怎样相关？

呵呵，一直对这个倒是很有兴趣；

不知楼主可否具体解答一二？

时务轩

宋代还是老百姓最富裕的时代，但也是国力最弱的时代

冷兵器时代，有些道理好象让现代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