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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谈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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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 09:2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之所以今天还要不断地检讨和反思文革,是因为我们所生活在文革所面对的世界的结构之内。
所以,我们检讨文革,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文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之所以还要反思文革,是因为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生活。

按照1978年以来的思维定势,我们似乎都习惯性地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
甚至有些人认为,在1968年底,文革就已经结束了。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文革已经结束了吗?

要回到文革到底是否已经结束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头来看看,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才是它的真实内涵。
当然,在今天,不仅是毛主义者,也包括经历过文革的所谓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简单地说文革是一场暴乱是对文革的意义的一种压抑。
那么,文革的意义是什么?

文革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它面对着特殊的内外环境,它有发生的必然性,也有它自己的内部逻辑缺陷。
但是,文革也有它自身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只有抓住这条线索,我们才能对文革做一个更恰切的评价。
这条线索就是全国人民反对官僚主义体制对大多数群众的压迫。
同时,它承担着寻找把国家交给官僚管理之外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历史任务。
用毛主席的话说,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文革就是这样一次东风试图压倒西风的努力。

到底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是要看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情况的。
今天,我们应该承认,文革虽然在局部范围内取得过暂时性的胜利,但它最后还是失败了。
它失败的结果,就是西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官僚们的统治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这之后更加变本加厉了。

今天我们看MBO之类的事情,似乎觉得挺新鲜,没见过。
其实原本就是在文革之前的官僚主义体制的逻辑之内的,是那个逻辑的复活和扩大。
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再从官僚资本主义到私人资本主义的转化,这是一个逻辑的自然延伸。
这个过程一天还没有完成,官僚们一天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现在的愚蠢媒体终于发现了一个严肃的事实:
与1990年代中前期相比,今天的官僚们不那么愿意轻易地挥霍和浪费国有企业的资产了。
官僚们为什么不再挥霍了,难道是他们良心发现了吗?
当然不是。
以前挥霍、浪费,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么弄,干得好还是干得坏,这都是“国家”的东西,是与自己无关的,所以就要趁着有权挥霍的时候尽可能地挥霍。
现在不再挥霍了,是因为他们发现,现在的政策居然似乎允许他们把这些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传之子孙的,那当然就不再挥霍了。

从挥霍到不挥霍,这表明了什么呢?
表明所谓的国有企业从来都是官僚在掌控的。
不能转化为个人财产的时候就拼命挥霍,能转化为私有财产了,就不挥霍了。
这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官僚贪得无厌的天然本性。

只要是官僚,他就一定要找机会贪污腐败化公为私。
所以,在古代政治里,身为民之主的天子如何防察官僚扰民害民,始终是一个大难题。
在汉朝的时候,太守是受任于天的,天子对他们得客客气气的。
到了东汉,有了刺史。刺史最早的职责就是专门监察地方官僚是否称职,是否做了什么“重困吾民”的事。
到了明清,所谓的巡抚、总督、监察御史这些官职,也还是干这个工作的。

毛主席熟读历史,所以他说,治国就是治吏。
现在怀念毛主义时期的人都愿意说,那时期的官僚们是很清廉的,不腐败。
他们最爱举的例子就是张青山刘子善案,才几千块,就搭上了小命。
这还不清廉吗,还不能说明毛主义时代的优越性吗?

毛主义时代是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大面积、糜烂性的腐败,这是谁都知道的。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当时的官僚就比现在的官僚私心更少些。
当时不贪污腐败,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不是他们不想。
虽然没有贪污腐败,但官僚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机会为自己捞好处、搞特权。

只要是官僚,他就一定要腐败,也一定会腐败。
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一点。
要想官僚不贪污,除非有一天没有官僚了。
只要还有官僚存在,就一定会有官僚贪污腐败现象。
天不变,斯道亦不变。

我们今天还应该承认,新中国建立后官僚集体性腐败变质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
建国还连五年都没有,党就要搞整风运动来整顿官僚主义作风,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
哪怕是再短命的封建王朝,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而且,在封建王朝专制的时代里,即使建国的第一代元老们贪污,他们也一般都不大会干扰民生。
而我们的第一代开国元勋们,不仅大搞内部权力斗争,还大肆地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整群众。

为了防止官僚腐败的扩散,建国后分别搞过几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但是,几乎每一次党内发起的整风运动,最后都变成了官僚们借机报复向自己提过意见的群众的机会。
凡是向官僚提意见的群众,都会在运动里遭到打击报复。
所以,到文革前,情况跟道路以目的周厉王时代差不多。

道路以目的时代的结果是国人暴动,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政,中国进入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时期”。
文革前的道路以目的结果就是文革,在局部地方开始试验人民公社的制度。
左派的左大培和右派杨小凯都曾回忆过他们在当时的想法。
他们想到的出路都是巴黎公社。
中央文革下发的号召发动文革的文件里也承认,革命的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公社制度。

虽然文革在部分地方取得过暂时性的胜利,但终究它还是失败了。
象以往的整风运动一样,这次失败让官僚的报复更加疯狂。
用某人的话说,造反派要的是当权派的权,而当权派要了造反派的命。
这当然也不奇怪,在所有的时代都是如此。

而且,这一次造反的失败带来的更大的后果是文革前的一部分民主权利也被取消了。
能搜索得到的造反派也被不同程度的用法律处分了。

比以前稍微高明些的是,官僚们也学得更坏了。
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我在吃肉的时候给他们一点汤喝,他们就不会造反了。
于是,我们度过了一个平安的近30年的“和平稳定发展”的时期。
直到今天,当原来的公共肉已经成了今天人家身上的肉的时候,我们没汤喝了。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文革还没结束。
发表于 2005-12-1 09:46:2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压倒,更不会象有人那们在困难和危机中被吓晕 。毛主席是男子汉,这不仅为他的同志们所公认,也为形形色色、国内国外的敌手所公认。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战略家。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望眼 ,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钱”的习惯。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终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敌手的鼻子,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被对手、敌手牵住鼻子走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战略 家。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我不想、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会、也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文革就是一场悲剧。

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毛泽东那样深遂的思想才发现 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年革命都逃不脱改朝 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 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 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 革,是要否 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 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 否定或回避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毛泽东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 ──超越历史就是 悲剧。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毛泽东精神永放光芒!毛泽东思想固然伟大,但如同 一切思想一样,他会随时代发展而过时, 但毛泽东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时代愈发 展,我们愈加需要毛泽东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他一扫千余年来吾民族文弱不武的积习,他一扫百余年来自卑奴性的固疾 ,他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倒是吓 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毛泽东的精神给了吾 民族以灵魂,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 是要呵护 这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灵魂,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继承光大民族复兴的精神 。
发表于 2005-12-1 09:54:24 | 显示全部楼层
官僚报复人民,嗯,这个报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人民看不到的,比如他们吃喝你们人民就没有权力吃喝.你可能也管不着你们缴税我们怎么用.
但是这个报复不是直接去给人一巴掌,而是人民有事来找,就不给好脸色看,索拿卡要.

我非常高兴,萧武是这么一个理智看待文革的人,而不是道听途说,我不得不说,和我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我看过许多伤痕文学,也邓小平说伤痕文学没有用,在李敖也认为知识分子有时需要迂回前进,在自己思考之后,我也认为立足以后,才是根本,伤痕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提起来只有影响稳定,影响国民生活的,任何一个朝代,比如明,朱元璋干死1万人,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比如清朝,文字狱,社会历史总需要铺一些反复的转头,带血的转头,而具体怎么带血,这样的细节,大家也不必多看了,读读萧武这个文章,就能启发启发啊,不过我认为萧武的文章还没有透彻.加上李敖写的,我已经回复在上面了,可以做个参考!
发表于 2005-12-1 09:57:0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毛泽东那样深遂的思想才发现 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年革命都逃不脱改朝 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 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 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 革,是要否 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 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 否定或回避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毛泽东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 ──超越历史就是 悲剧。
发表于 2005-12-1 13:24:37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没有能力进行评价,今天正好在看《红卫兵忏悔录》
发表于 2005-12-1 22:50: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不错,把文革定义为一场暴乱的妖魔化思考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不负责任,并且“文革也有它自身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只有抓住这条线索,我们才能对文革做一个更恰切的评价。”但是,恰切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就是更好的评价

萧武兄说“这条线索就是全国人民反对官僚主义体制对大多数群众的压迫。同时,它承担着寻找把国家交给官僚管理之外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历史任务。”那么,结果是显然的,反抗没有成功,这条道路也没有找到。而且,从人类历史来讲,什么时候超越了官僚体制?日光之下无新事,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类自我治理的方式,但从本质而言变化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官僚”一词并不天生具有道德上的低劣,如果找不到更好的体制,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不那么坏的体制?今天,只要我们不是做一个扎进沙堆的鸵鸟,都应该看到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制的运行比中国更好,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当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做试错的讨论,希望中国走出一条对于整个人类有独特贡献的道路。但是,显然中国的统治者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们今天还应该承认,新中国建立后官僚集体性腐败变质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
建国还连五年都没有,党就要搞整风运动来整顿官僚主义作风,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
哪怕是再短命的封建王朝,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而且,在封建王朝专制的时代里,即使建国的第一代元老们贪污,他们也一般都不大会干扰民生。
而我们的第一代开国元勋们,不仅大搞内部权力斗争,还大肆地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整群众。”
反思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绝大多数左派所无法达到的了,但是,为什么萧武兄仍然认为巴黎公社式的道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杨小凯当时设想这样的道路,但他当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派,正是在监狱里的思考让他放弃了最初的观点

“虽然文革在部分地方取得过暂时性的胜利,但终究它还是失败了。
象以往的整风运动一样,这次失败让官僚的报复更加疯狂。
用某人的话说,造反派要的是当权派的权,而当权派要了造反派的命。”
暂时性的胜利?从文革中,似乎读不出任何胜利,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微小的,除非无政府状态就是一种胜利。官僚体制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最重要力量,对其的全面破坏虽然能够一度实现民主,最终却破坏了民生。而且,造反派真正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真正在探索巴黎公社式的道路?这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美好想法而已,看看全面武斗的惨烈,难道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当权派?他们的目标真是那么纯洁高尚?造反派要的当权派的命还少吗?何况,更多的被要了命的人完全是无辜的民众。就在湖南永州发生的大规模对村民和知青的屠杀,恐怕根本不能用这样的理论加以解释吧?当劫后余生的“当权派”重建官僚体制时,造反派们并没有同样的遭遇。而现在中国这种严重失去社会公正的现象,又何尝没有文革的后遗症?不少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春风得意的新贵们,正是在文革中崛起的,在一次次文斗武斗中锻炼出来的,劣币驱逐良币,永恒的现象。萧武兄对于“造反派”的描绘,实在过于理想化了,我想,如果文革在今天再来一次的话,你一定当不了造反派,而有被造反的危险

“直到今天,当原来的公共肉已经成了今天人家身上的肉的时候,我们没汤喝了。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文革还没结束。”
不错,今天大家都在骂政府,房改、医改、教改……都是对人民的压榨,但是比较之下,毛时代对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压榨比今天要狠得多。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必要之法”(law of necessity)。对于当时那样一个中国,要迅速发展工业、建设国防,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后来朱镕基也是想学这一点,但是意识形态已经变了,加上效果还不明显,所以他现在背负重重骂名

文革,不是毛泽东的文革,不是思想家的头脑风暴,文革是一场席卷整个民族的社会动荡。萧武兄的文革图景,更像是在描述法国的五月风暴,而不是发生在中国。我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以整个民族来试错,成本太高,机会成本更是难以衡量。而面对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所遭受的痛苦,成本这样的词显得太轻了。霍布斯很早就说过,对“暴死”的恐惧使人们签订了社会契约,而文革的高潮状态就几乎是社会契约的解体和“暴死”的无处不在。如果对于官僚体制的革命需要人们重新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发表于 2005-12-2 11:57:06 | 显示全部楼层
再次支持下晟哥~~
呵呵
发表于 2005-12-2 12:30:38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LISTEN兄的回复很好,只是有一点:对楼主的“官僚主义体制”这个词语的内涵没理解。他说的官僚主义不是指韦伯说的那种官僚制度,而是毛的语境上的官僚主义,意即革命胜利后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党风。巴黎公社是个临时性的军事政权,而且由于要面对资产阶级的绞杀,其架构和职能都相对简单,所以用不着官僚制度,但治理一个大国则必须运用这个制度,这个即使是老田也是承认的。

我上次说过,我曾见过当年武汉的一个造反派领袖,听他的描述,他们开始造反的初衷跟民工归纳出来的那条逻辑主线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广大工人学生之所以勇敢地站出来造当权者的反,除了某些人说的那样受到毛的“鼓惑”外,确实是感受到当时极大的社会不公正——具体来说是官僚及其子弟利用职权在财富和机会的分配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比如升学啦就业啦等等,林立果全国选妃更是典型里的典型——所以他到现在为止也坚持自己当初造反是出于自觉,而不是毛用意识形态骗了他。

至于全国大规模的武斗,那是红卫兵中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包括保守派(官僚子弟及其闲杂人等鱼目混珠投机革命)和造反派(真正感受到社会不公而自觉革命),这两派的斗争是很惨烈的。保守派的参与,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在这个无政府的状态之下捞取利益。据他讲,当时对知识分子进行抄家迫害的,主要也就是这拨打着革命的幌子反革命的保守派,大规模屠杀知青更是他们的杰作。真正感受到社会不公而革命的造反派实际上处在一个受打压的地位,而不是像现在的主流说法描述的那样张牙舞爪。我得出这个判断当然不仅仅是听取他的一面之词,经过我平时的观察和与人的交流,我认为他的话是可信的。我水哦出这个观点并非为文革开脱什么,文革时期发生的流血和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墨写的谎话抵不过血染的事实。只是冤有头债有主,犯罪的是反革命的保守派(现在大概都通过家庭背景混成人民公仆或者红色企业家了吧),而那些真正革命的造反派在文革时就受打压,到了现在也只是下岗职工而已,成为牺牲品不说还要替人背黑锅,窃以为不公平。

据我对萧武的了解,他对文革史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绝不像LISTEN说的那样只是将其想象成五月风暴那么浪漫而已,这二个革命根本是两回事,文革甚至和法国大革命都是两回事。但LISTEN有一点问得很好:革命以后怎样?

巴黎公社坚持了几个月就挂了,所以不用面对这个问题,但我们得面对。那个老造反派跟我讲,他们当时连湖北省的一把手王任重都给冲击了,还一度夺得过政权(为此周恩来还点过他的名,呵呵)。可是他们发现自己作为大老粗对管理国家机器这个东西完全外行,自己内部就手忙脚乱。从事实来讲,工农自己是无法直接管理国家的,必须找到合适的委托人,而且还要监督这些委托人,至于怎么个监督法,就不是我可以说清楚的了。

总结一下我的意思:1.我的感觉,左派对文革史的掌握比其他人要强,那些认为左派谈文革全靠想象的说法是不成立的;2.红卫兵内部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氛围代表普通民众的造反派和代表官僚精英利益的保守派两派,文革时期的血债不能由造反派一方来承担;3.我个人十二分同情造反派的革命行为,但我从理智上无法接受革命的惨烈后果,毛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他一个人(加上造反派吧)无法战胜整个官僚精英集团。而且目的正义也并不能改变现在血染的事实(虽然这些事是保守派做的,但也跟毛支持的这个无政府的状态有关吧),这也是我矛盾的地方,也是我无法被萧武改造成左派的地方。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 15:58:48 | 显示全部楼层
恩,LISTEN和处长都说得很好。我说了,重要的不是我的结论和我说的话是否符合大家的知识和所谓的常识,而是能否引起大家去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从这种思考和讨论中培养出智慧来,而不是光背顺口溜。

不过,处长说,“他说的官僚主义不是指韦伯说的那种官僚制度,而是毛的语境上的官僚主义,意即革命胜利后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党风”,这话可能稍微有些问题。

你大概在学社看过一些我们的讨论。这个“官僚主义体制”还不仅仅是一种“党风”,而是一个制度体系。拿我的话说,就是斯大林主义,拿文革时期的话说,就是“刘邓路线”。
革命当然也造就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者,原来的革命干部腐化堕落得非常快,这个我前面说了,LISTEN兄也注意到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系本身是没有民主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民主,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结论,我只能很初步的说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建国后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成为主流的结果。
按照老田的讲法,建国后有几个选择,一个是象辛亥革命一样,还是用原来的国民党官僚管理国家,一个是用军队干部,再一个是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刘邓集团。因为前两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势的,所以最后选择的是刘邓集团。这个集团后来就成了斯大林主义体制在中国最积极的支持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邓集团才成为文革的造反对象的。
关于这个,老田有一个文章,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参考一下,我觉得还不错的。
发表于 2005-12-2 16:24:13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我确实看到官僚体制就想到韦伯,这一点受教了

我不同意萧武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造反派——保守派”这一对立面划分的依据是什么?两者之间真有那么大的道德差异?

不错,巨大的社会不公和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激发了民众的反抗意识,从而有了最初的造反行动。但是,当整个社会秩序出现巨大的动荡,在那样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下,所有的人都参与到这样一场运动的洪流中来,用什么来判断“造反派”与“保守派”?有几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自觉的认识?兄说“真正感受到社会不公而自觉革命”的就是造反派,但是这叫自觉革命吗?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讲,这只能算是自发革命,而更重要的是,感觉到了不公不代表就是要追求公正,人总是很容易不满意现状的,而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几个人会试图理智的去改变现状。如果说参与到这场社会动乱中来试图浑水摸鱼的就是保守派,反之则是造反派,这个标签就贴的毫无意义了,从历史上和逻辑上都讲不通。

“犯罪的是反革命的保守派(现在大概都通过家庭背景混成人民公仆或者红色企业家了吧),而那些真正革命的造反派在文革时就受打压,到了现在也只是下岗职工而已,成为牺牲品不说还要替人背黑锅,窃以为不公平。”
对于兄这段话是很有疑问的,说犯罪的是保守派依据是什么?我并不认为犯罪的就是造反派,而只是认为在“保守派——造反派”这种划分根本就没有意义。文革中,犯罪者就是犯罪者,他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思想观念,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有着能够在乱世中生存并壮大的诡谲与凶狠。湖南永州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中的屠夫们,有谁能够划入“保守派”的行列?同样,很多人今天混成了官员或是资本家,那也并非他们做了保守派得到的回报或是过去的家庭背景使然,同样在于他们有能够在一个缺乏规则的社会中成功的能力。成了下岗职工的人,一般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受害者。其实,不用研究太多的历史,就从生活经验想一想,在一个缺少秩序和规则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的总是那些好勇斗狠之徒,他们在这个时代之前的生活状况如何到并不重要,而他们所持的意识形态更加毫无关联。
发表于 2005-12-2 18:19:13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强调一下,这个划分是我听老造反派说的,不是萧武发明的。红卫兵内部从来就分成不同的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派别。换句话说,这个划分不是后来的学者出于某种目的强加上去的,而是文革时期已有的,只是由于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口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划分不准提,这个在当时看来是常识的划分到现在就很少人知道了。我的回帖可能没表达清楚,这个划分的依据不是根据道德优劣,也不是根据是否投机革命(这个是没法判断的),而是根据他们在文革中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及其表现(这是判断所属利益集团的具体依据),判断的标准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后验的,而是分析性的。

为什么要划分清楚这两个派别呢?因为有些人认为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杀人放火的代名词。这不合事实,我不是说造反派就神圣无暇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只是这一点如果不分清楚的话,那些真正的大罪人就可能被遗漏过去,而黑锅则由不至于那么坏的人来背。现在的主流叙事是把所有的罪责推给造反派了,这不公平,罪恶的大头不在造反派这里。谁做的事情应该自己出来承担,不是利用政治定论把罪责推给别人。

至于对待文革时期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击干部(因为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及知识分子,我比很多人都痛恨,因为我的外公就是当时被冲击的干部,当时曾为生活所迫和我外婆一起沦落到去乞讨的地步,我那当时正在处在青春发育期的母亲因此忍饥挨饿以至于长期营养不良而影响了身体。你想我会为这种“文革”唱赞歌么?我所说的话不过澄清一些事实而已,我不是左派,没义务替文革辩护。

PS:“就从生活经验想一想,在一个缺少秩序和规则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的总是那些好勇斗狠之徒”这种想象的态度不大好,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方式。既然事情过去还不是很远,很多当时的人们都还健在,所以还是亲自去聆听一下各方面的声音(尤其是那些现在看来是政治不正确的人们)再发表结论比较好:)

PS:民工表拽着那个称呼到处叫好不好?在学社叫叫就算了嘛。。
发表于 2005-12-2 23:38: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是引用姐姐于2005-12-02 18:19发表的:
呵呵,强调一下,这个划分是我听老造反派说的,不是萧武发明的。红卫兵内部从来就分成不同的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派别。换句话说,这个划分不是后来的学者出于某种目的强加上去的,而是文革时期已有的,只是由于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口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划分不准提,这个在当时看来是常识的划分到现在就很少人知道了。我的回帖可能没表达清楚,这个划分的依据不是根据道德优劣,也不是根据是否投机革命(这个是没法判断的),而是根据他们在文革中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及其表现(这是判断所属利益集团的具体依据),判断的标准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后验的,而是分析性的。

为什么要划分清楚这两个派别呢?因为有些人认为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杀人放火的代名词。这不合事实,我不是说造反派就神圣无暇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只是这一点如果不分清楚的话,那些真正的大罪人就可能被遗漏过去,而黑锅则由不至于那么坏的人来背。现在的主流叙事是把所有的罪责推给造反派了,这不公平,罪恶的大头不在造反派这里。谁做的事情应该自己出来承担,不是利用政治定论把罪责推给别人。

至于对待文革时期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击干部(因为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及知识分子,我比很多人都痛恨,因为我的外公就是当时被冲击的干部,当时曾为生活所迫和我外婆一起沦落到去乞讨的地步,我那当时正在处在青春发育期的母亲因此忍饥挨饿以至于长期营养不良而影响了身体。你想我会为这种“文革”唱赞歌么?我所说的话不过澄清一些事实而已,我不是左派,没义务替文革辩护。
.......
呵呵,这种利益集团的划分标准又是什么?如果真是存在对立的利益集团的话,保守派和造反派是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可问题是我认为红卫兵之间的派系斗争并不代表着利益集团,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划分只是各自运用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给对手贴上的标签。

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做大规模的调查,看看那些在文革中风头最劲、下手最狠的人到底是不是“刘邓集团”或者说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当然这个现在难度比较大,但是只从所了解的小样本来看(包括了你所说的那些现在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人),我坚持我的观点:文革中真正有罪的人,一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些人并不能够有效的划分,他们只是利用了那种无政府状态。

我是右派,但我也从来不妖魔化文革,我赞同你的观点,认为不能放过真正有罪者、让不那么坏的人背黑锅,但是我更不赞同可以用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划分来衡量罪过。老造反派发明了这种划分法,不代表就是最有解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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