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续） ——转自萧师兄blog

北群空

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续）

2005-11-10　22: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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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左翼


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左翼是更加复杂了，不仅无法简单的用“新左派”的立场来涵括，而且也难以用一个简简单单的左翼来概括，更不用说“批判知识分子”之类了。左翼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其实不比左翼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冲突更小，而且左翼思想本身今天的内部变动远远大于其他思想。而且，与自由主义相比，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之间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基本的默契。因此，我愿意用“泛左翼”来概括一组——而不是“一个”——思想立场。为了不将问题弄得更复杂，我在这里只简要叙述新左派与老左派、底层左派三种情况，托派因为在中国始终缺乏土壤，不赘。

与自由主义各支流的状况一样，新左派、老左派与底层左派之间也很难找出明确的边界，往往只能“相对而言”。新左派所使用的多是来自西方的时髦学术语言，对自由主义理论十分熟悉；老左派对自由主义理论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仅仅是情绪化的拒斥自由主义。底层左派的话语方式比较复杂，往往会不自觉地交错使用新左派与老左派的话语。

相对于持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同话语的体制内反改革力量，自由主义方面将对自由主义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而老左派与底层左派则被泛称为“毛派”，即“毛泽东主义者”。从话语形态上看，新左派的论述方式是在一个比较广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的，老左派则更多的使用了官方意识形态语言，底层左派在理论上显得最为薄弱，更多的时候仅仅表现为一种态度、立场。因为新左派是脱胎于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所以最能为自由主义方面理解，也就最容易受到批评。而老左派则被一般的认为是代表了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反响较小。底层左派使用的既不完全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新左派及自由主义理论话语也缺乏了解，最难与其他思想流派交锋。也因此，新左派的理论和声音往往被误会为普遍的左翼的诉求，底层左派则往往被认为不存在。


新左派

在“防左仍然是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思想语境中，“新左派”能够打开一个缺口，浮现到公众视野是1998年与自由主义的辩论的结果之一。

1998年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拉开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序幕。此后，汪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的论文，成为自由主义方面批判的火力集中点，因此一直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但汪晖本人对新左派的说法并没有承认，另一被当成新左派代表性人物的甘阳则试图将新左派定义为“自由左派”。换句话说，在甘阳看来，自由主义方面应该意识到，新左派并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虽然新左派对自由主义多有批判，但这仍然应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内部问题，而非敌我问题。但自由主义方面对此并没有太多回应，仍然指控新左派是“为极权专制辩护”，并在2000年的读书奖等事件中多次将争论从理论批评上升到人身攻击。

现在看来，与自由主义论战的新左派更多的是一种过度时期的状态，它的内部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包含着差异多种不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政治诉求。新左派后来的分化与衍变也说明了这一点，一部分当初的新左派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转变成为毛左派，一部分人则坚持在与自由主义的不断交锋中形成的思想立场，成为学院左翼，还有些人转变为保守主义者。但在1998年的语境中，自由主义正处于上升期，自身的理论并不完备，对外界非常敏感，任何对自由主义及其基本教义的批评都会被当成新左派，甚至一些人因为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配公正也被当成了新左派。由于自由主义方面对冷战后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教义——如自由市场、全球化、政府不干预等——的坚持，而将对手的立场概括为强调社会公正。在关于文革的事实仍然没有得到澄清、文革仍然被看作巨大的历史错误的语境下，自由主义方面指责说，新左派要求退回到文革时代去。当然，这些都遭到了新左派方面的断然否定。

2000年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迅速变化与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左翼思想内部发生了裂变，毛左派、底层左派与强国左派等逐渐开始了对新左派的批评，强调自身的理论主体性，寻求不同的现实支持与理论资源。这时，新左派的真正立场逐渐沉淀出来了，即强调对意识形态争论的超越、克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全球化指控为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扩张而加以批判等，逐渐接近了西方思想语境中的新左派立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同时又强调，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必须重新勾勒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重新规划中国的未来图景，因此必须反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启蒙以来对中国历史、国际形势的认识、重新解释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连续性。

2004年，汪晖出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在一个比原来的思想史研究范式更加宏大的背景下重新勾勒了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中国历史自身的内部连续性。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同时兴起的保守主义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论说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一部分新左派开始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承担的责任，并努力在历史传统与晚清以来的思想中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源，出现了与保守主义合流的趋势。

在这里也应该顺带介绍强国左派的思想立场。与新左派不同的是，强国左派更多的强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宣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马克思主义。但矛盾的是，他们在对内的时候一般都会与其他左派一样，批判私营企业的高压剥削，强调国有企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反对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是在对外的时候，他们又回强调国家民族工业的重要性，而不区分民族工业本身。因此，底层左派将这一路的左派思想称为“强国左派”。相对于新左派来说，他们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下的教义作用；相对于老左派，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更能深入到内部，所以更生动；相对于底层左派，他们则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


老左派

相比于新左派，老左派要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左派。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老左派是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形成的一种立场，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象新左派那样仅仅是思想意义上的。老左派主要由毛泽东时代的遗民构成，相当多的人都是中共党员，拥有或多或少的政治经验。在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老左派们对改革开放是完全支持的，并没有过多的强调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路线。在1989到1992年这几年特殊的语境中，老左派曾经十分活跃，充当了意识形态宣传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急先锋。直到1992年市场经济提出后，老左派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被改革开放的主导群体抛弃了，失去了原来曾经短暂的拥有过的权力，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影响也集聚下降，他们才反过头来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批判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历史后果。但是，他们又没有完全放弃对政治的热情，很多人幻想，推动改革的主导者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路线上去就能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

相对于新左派花哨的理论资源，老左派们常常显得非常机械，非常意识形态化，几乎对自由主义理论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缺乏基本的了解，也缺乏用自身的思想资源回应现实的能力，几乎没有话语空间，只能在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内部进行争论，对大多数人缺乏吸引力。因此，外界对这一左翼内部的派别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有此派别。作为老左派的主要敌人的新自由主义者往往无法区分他们与意识形态宣传机器，有些时候还将之误称为新左派，将他们的观点当成新左派的主要观点。

相对于强国左派，老左派十分肯定的认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血与肉的关系，是无法分开的。他们不仅为毛泽东本人辩护，也为毛泽东的重大政治决策辩护，有些时候还为斯大林主义辩护。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说的那样，“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且将之理解为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那样，是毛泽东一生的两大主要成就之一。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本身针对的是一个官僚精英集团，它是对1949到1956年之间形成的政治体制的反动和批判，是为了保卫1949年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且，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期。因此，在老左派看来，当代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工人下岗、农村凋敝等问题都是背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路线造成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去。更进一步说，他们认为恢复毛泽东路线是解决今天中国的诸多问题的唯一办法。

但是，老左派们完全没有承认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责任，更没有忏悔。事实上，即使是在他们所欣赏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也更多的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主体，更不是领导力量。当文化大革命在1978年被宣布结束的时候，他们是与他们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同样额手称庆的，部分老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甚至参与了《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正是在那时，他们主导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他们为后来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妖魔化准备了政治条件。即使是到今天，他们也仍然试图走“上层路线”。在逻辑上，他们与宪政派完全一致，即指望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在现实语境下，他们常常将自由主义宪政派当成自己的敌人。而这一点正是他们与底层左派的区别所在。


底层左派

底层左派是从原来的毛左派里分裂出来的，但它与新左派、强国左派的区别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在这里独立讨论。

从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底层左派与老左派共享着一个共同的资源，即毛泽东。所以，在底层左派将老左派指为“三中全会派”之前，他们一直都被外界共同指称为毛左派。只是到了关于左转的争论的时候，底层左派才开始有意识的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并批判老左派，强调他们的历史责任。

与新左派相比，他们与老左派一样，强调毛泽东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强调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路线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而且不否认毛泽东思想与斯大林体制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他们并不愿意象新左派那样超越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强调必须用一种意识形态压倒另一种意识形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路线上去，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取向。但是，在话语策略上，他们与新左派一样，强调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巨大经济建设成就、平等而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三大重要遗产——免费的住房、医疗与教育，这些遗产的被抛弃造成了农村的普遍性凋敝和城市工人阶层的贫困。

但是，他们比新左派更强调国有企业在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国有企业辩护，而新左派在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上几乎没有意见，只是努力的消解产权的重要性。底层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取向针锋相对，他们否认国有企业存在效率问题，也不需要任何产权改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能会更好。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们否认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任何成就，即使有成就也是毛时代的遗产的后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将改革开放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被少数人瓜分的过程，一个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被剥夺的过程。

与老左派不同，底层左派主要的力量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更年轻的一代则是因为选择左翼立场大多是出于自身的生活处境，因为他们自己就生活在底层。他们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认为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不是象老左派说的那样，来自国家上层政治取向，而是来自于大量的下岗工人存在的现实与新生的民工。他们批判老左派，认为老左派曾经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支持者，之所以后来成为反对者，是因为他们自身被边缘化了，而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意识到了毛泽东路线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他们强调，冀望于上层的政治变革为工人、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是愚蠢的、幼稚的，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及与其伴随的工人、农民为争取自身的权利的主体性。所以，他们反对施舍式的自由主义者的维权运动，强调必须由工人自己为自己争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们坚持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毫不忌讳的宣称自己是毛泽东主义者，并以此为荣，还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现实。他们认为，如果说改革开放取得了什么经济建设上的成就，那也是建立在对农民工的劳动力剥削基础上的。他们强调，在工人、农民普遍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后果之前，任何发展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中国的所谓“世界工厂”的地位更多的是“世界加工厂”，是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只是因为大量的农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基础上的劳动力廉价才取得的。他们否认自由市场有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神奇功效，认为自由市场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只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分工体制，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困正是在这个体系下逻辑性的产物。同样的，他们坚决反对保守主义的言说，强调平等的意义比民族富强更重要。

与其他思想流派相比，仅仅从理论层面来说，底层左派并不缺乏理论创新能力，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比老左派更能切中问题的实质，但他们坚持认为，纯粹的理论对他们所要求的政治运动毫无意义。因此，几乎没有公开言说话语空间。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刊物敢于公开发表他们为工人运动大声叫好的言论，他们为文革、为毛泽东辩护的姿态也使他们不能被大多数公众网站接受，所以只能广泛的存在于网络上，而且是在一个小圈子里。但是，底层左派坚定的认为，他们是与工人、农民站在一起的，他们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唯一可能正确的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唯一正确。任何底层左派都不能否认，文化大革命即使是象他们说的那样合理而且正确，也毕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因为文革而被消灭，反而在那之后更加普遍地存在，以致政治特权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勾结带来的是所有资本主义中最不好的一种，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然而，与学院里的新左派不同，也与老左派不同，他们相信所有的理论创新都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