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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 慎 初
在柳士英先生诞生百周年之际,纪念恩师,学习恩师,对我们祖国的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先生的一生,为我们作出了可贵的榜样,他那爱国奉献、勤奋开拓、求实创新的精神,树立了一代师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
一、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爱国奉献精神
先生一生充满爱国激情,奋勇投身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畏艰难险阻,不计个人得失,不断开创,为祖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先生早年跟随其兄陈伯英(同盟会员、革命烈士)参加辛亥革命的战斗,光复苏州,1911年(18岁)曾担任北伐先遣团先锋营营长,率兵会攻南京,驱逐张勋。革命失败,1912年先生随兄逃亡日本,就读于预备学校,一年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建筑科。1918年先生又响应“五四”运动,参加“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团”活动,停学一年。1920年先生归国后,为了突破帝国主义洋行势力的垄断控制,与留日同学刘敦桢、王克生、朱士杰等在上海树起中国建筑师的旗帜,1922年创建华海建筑事务所。次年为培养祖国自己的建筑人才,他又发起并主持创办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首开我国现代建筑教育的体制,成为著名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前身,在我国建筑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1928年至1929年间,他还为苏州建市,筹建并主持苏州市工务局,开苏州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之先河。
1934年以后,为开拓内地,他不计待遇条件,应聘湖大,为湖南教育事业奉献至终,同时曾与湖南土建界人士组建迪新建筑公司,担任总工程师,首创湖南具有设计能力的建筑机构,结束了湖南仅有营造厂,只能依赖外人设计的局面。后虽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极端艰苦困难年代,他肩负沉重的家庭负担,仍坚守教育岗位,坚持清贫的教学生活,并为学校的迁建、复员重建倾注心血。新中国成立后,更激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他满腔热情地投入教育事业的新时代,承担起了院校领导的重任,为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和开创教育新局面奉献力量。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1952年曾筹建并主持湖南省建筑学会,团结组织全省建筑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同年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民革省委委员、中央委员以及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先生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许多可贵贡献,却从不宣扬自己,默默奉献,不求闻达,致使其生平事迹,鲜为人知。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生清廉。数十年如一日,曾长期居住在一所简陋的土筑平房里,从不计较。先生一生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代风范。
二、忠于教育事业的勤奋开拓精神
先生为教育事业奋斗了50年,开创了我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先声,开拓湖南建筑教育事业达40年之久,真可谓鞠躬尽萃,死而后已。
1923年由先生发起并与留日同学刘敦桢、朱士杰、黄祖淼等首创苏州工专三年制建筑科,并担任科主任。该校仿日本工校学制,以工程为主,技术与艺术并重,“培养全面懂得建筑工作的人才;能担负整个工作从设计到施工的全部工作”。这是清政府及当时国民政府改革学制所未能实现的,它对于我国自己培养现代建筑人才,起到了划时代的奠基作用。苏专毕业两班后,合并为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基地之一,他虽未去,却有其学生继续任教,并曾主持系务。1930年以后,在上海时他又任教中华职业教育社、大夏大学等校,坚持培养人才的工作。尤其是1934年以后,他放弃其优越条件和待遇,任聘湖大,扎根内地,继续开拓,坚持到底。在此之前湖大土木系建筑学教学虽早有刘敦桢任教,但为时较短;继有蔡泽奉任教.但系兼职。他作为专任教授,长期执教,对湖大土木系及其建筑组,以致对湖南省的建筑教育,均开辟了新阶段。他曾先后兼任长沙楚怡工业学校、公输学校、湖南省立克强学院的教学。其中楚怡岳麓书院学生陈润霖创建于1906年,1914年设工业部土木科,30年代后由于有柳士英先生与湖大一批教授任教,形成了该校的全盛时期,享誉全国,所培养的土建人才达该校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公输学校由长沙泥木工会于1922年创建业务讲习班,1930年正式建校,之后也由于先生等人的义务执教,使之成为了湖南著名的土建学校。克强学院系1947年由省立农、工、商三专校合并而成,他曾参与筹建建筑系,并兼任系主任,为湖南首创之建筑学本科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发挥出高度热情,担任了湖大土木系主任,并人克强学院建筑系,为湖大创办了第一个建筑学专业。1952年他又创办两年制建筑和土木专修科,为适应国家建设急需,快速培养土建人才,他创造了土建教育的新经验,为中南地区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这批骨干不少担任了校、系、设计院的领导工作。同时他还承担了筹建和主持中南土建学院的任务,合并集中了中南和西南地区七所高校的土木、铁道系科师生,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团结建校,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和建制工作,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对外交流,培养青年教师,大量招收本、专科学生、调干学生及海外侨生,开创了湖南土建教育的新局面,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科学院。直至80年代仍不断收到海外寄来的中南土建学院的信件。1958年后,中南土建学院相继改名湖南工学院和恢复湖南大学后,他仍担任院、校领导工作,曾为学校加速发展,扩大规模,增设系科出力。1960年他再创建筑学专业,1962年承担首批建筑学研究生导师,当时先生虽年届70,仍工作不止,奔忙不息。
先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重视建筑工程技术与艺术的全面训练,曾开设过建筑历史、建筑设计、建筑构造、建筑图案、建筑制图,以及钢筋混凝土房屋设计、钢骨房屋结构、契约规范、施工实习等课程。旧中国建筑图书极度缺乏,教学中他常将自己的外文藏书提供学生参阅,并编有《西洋建筑史》、《建筑营造学》、《建筑制图规范》等教材。其启发式的教学、生动的语言、文雅的风度、清晰的板书,令人赞叹,尤其是他随手勾画出的诸多建筑形象和细部特征,给人以深刻印象,深受学生敬佩。担任校领导以后,他虽不担任本科教学,却常参加教研室活动,给学生作专题讲座和组织学术讨论。他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曾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实际锻炼和去外校进修提高·我就是在他的推荐重托下,得到刘敦桢先生指导进修的。我不仅有幸参加了刘先生的研究生的教学活动,还每周一次到刘先生家里上课。两位先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治学的精神,使我深受教益和感染。在其承担校内外的建筑设计任务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中·他总是吸收教师参加,不仅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鼓励他们提出方案和意见,以此作为培养教师的方法,先生的工作作风和实际经验,正是在其潜移默化的身教中得到了切实的传授。
三、勤于建筑创作的求实创新精神
先生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学与创作并重,数十年来,他勤奋创作,笔耕不缀,深入实践,力创新意,形成了清新雅朴,融汇中西的独特风格。先生早在20年代归国上海,创建“华海”,积极开拓江南业务,其作品在杭州有武林造纸厂;在南京有大高俱乐部、高等工业学校教学楼;在苏州有城市规划与建设、高等工业学校教学楼、范补臣住宅;在芜湖有中国银行;在上海有同兴纱厂、中华职业学校教学楼、大夏大学校舍、中华学艺社,及电影院、小学、住宅等,开创了“摩登建筑”的新风格。30年代来湘后,担任了“迪新”总工程师,其作品在长沙有上海银行长沙分行、李文玉金号大楼、商务印书馆、粤湘鄂赣四省特产展览会场、长沙电厂;在洪江有中中交农四行金库及住宅;在四川秀山有交通银行等,由此突破当时湖南流行的西方古典形式,带来了建筑的新风。在湖大校园,数十年的经营建设,老先生更耗尽心血,适应了同时期的条件和要求。其作品有30年代的学生第一宿舍(今九舍);40年代的学生四舍(今幼儿园)、学生三舍(今二舍)、学生二舍(今三舍)、静一斋、工程馆(今教学北楼)、图书馆、科学馆加层;50年代学生一舍、学生七舍、工程馆图书馆扩建、胜利斋、大礼堂、办公楼等。这些建筑今天仍基本存在,虽因种种条件限制,有的未能完全表现原来的意图,或后来维修已改变原貌,但仍能反映其主要设计特点和不断探求的创新精神。此外还有抗战时辰溪的湖大临时校舍、抗战后的长沙医院、50年代的武汉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设计等。先生的建筑设计思想,在其《建筑美》一文中有过精辟地概括,联系校园建筑的主要特点,则可窥其要旨和创意。
其一,强调建筑的发展性。认为“认清了美的发展性.就能主动地把古今中外的建筑皆能为我们的社会服务,对于历史遗产、别国经验,皆能批判吸取,加以发展,推陈出新,获得创作”。先生就学日本时,正处于世界建筑潮流巨大变革的时代,欧洲新建筑运动兴起影响到日本,新流派风起云涌。对此他虽受到极大影响和启迪,但是却没有因此盲目崇拜抄袭。在其实践中,正反映出其发展观,对待历史遗产和外国经验,他采取“批判吸取,加以发展”的态度,因此他长期重视建筑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启发学生树立历史发展的观点。在其几十年校园建设中,也表现出他并不墨守陈规和追求一定的模式,而是适应不同条件和要求,探求创作发展的道路,可谓古今中外,为我所用,既各有特点,又自成一格。
其二,强调建筑的双重性。认为“科学与艺术”不可分割,要“把相互矛盾着的因素,辩证地统一在整个的建筑物内”,要“通过技术措施、艺术加工、思想意识的提炼”,“依靠完善的设计和精确的施工来实现”。他吸收发展在日本学习时技术与艺术并重的教学思想,创建了苏州工专建筑科,并长期坚持这一教学原则,开设课程广泛,体现了其一贯思想。在其创作实践中,也表现出“忠实地寻求它的适应条件”,把技术与艺术统一起来,反对“矫柔造作”、“不切实际”的做法。在校园里,无论在何时期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和何种类型建筑创作中,都反映出这一特点,表现出了不同性格特征。如不同时期的宿舍建筑中,所创造的学习生活气氛;工程馆所表现的工程技术的美学特征;科学馆加层中的尊重保护原建的特点;图书馆、大礼堂等中心建筑体现出千年学府传统的庄重典雅造型等,既不盲目抄袭,也无“矫柔造作”、“不切实际”之作,而是体现了从客观现实出发,发挥其创造性,满足了建筑的双重性的要求。又如大礼堂的建造,是在经济困难条件下仓促上马的,为了求得最经济的办法、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容量,采取了大幅度大屋架,最经济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断面等措施,仅费旧币25亿元(折合人民币25万元),达到了较好的使用和环境效果,至今仍不失为校园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该礼堂曾受到中南高教部的表扬和推荐,致使在武汉仿建了两座。
其三,强调建筑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并具有其独特见解。先生认为建筑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一切事物的运动不能逃出时间与空间的范围”,而生活“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人们“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建筑来适应他们的生活”。因此对于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表现,不局限于形式特征的模仿追求,更重视的是生活内涵的精神体现。他要求“从真实生活出发”,发掘事物的“内在美”,认为“真实生活是艺术形象的泉源”,“内在美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贴近生活,时代性与民族性巧妙结合的独特创作表现。
圆形、曲线的运用,是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之一,在其作品中颇为突出,以致人们称之为“柳氏圆圈”。正是这些圆曲表现手法,体现其“刚柔并济、动静结合”的设计思想,这也是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体现民族精神的一种独特手法,推陈出新,自创一格。刚性静态的墙体与柔性动态的圆曲处理结合,颇具特色,更增情趣。如女生宿舍门厅的圆窗,隐现庭院的一株红杏,形成含蓄诱人的情景;学生宿舍的圆窗,组成线条的收束,别具韵味;工程馆的半圆带形装饰。象征着机械技术特征;大礼堂更以圆形装饰为母题,舞台原有圆形框饰以增强其活跃气氛,扶梯的圆球装饰更增强人的流动感,而两球之间的花饰,舞台上部三组圆圈的边饰,外圆窗的花饰线条等又起到稳定作用,使之“动中有静”;还有波形、折形墙面的处理,诸多刚柔动静的表现手法,都独具匠心。
庭院、天井是适应湖南地方气候条件的传统做法,形成多样的空间特色,创造不同的气氛。在其作品中亦颇多运用和创意,如在早期学生宿舍中的单廊日字形空间布局,以适应学生生活要求;静一斋则是单身教工宿舍,采取开放的单廊行列式建筑,以双廊贯通,增加了庭园的情趣和与外部麓山景观的联系;女生宿舍则是在封闭院落中以双廊联系,创造其幽静环境;胜利斋则利用地形条件,组成不对称的庭院形式;图书馆两翼以洞门小井联系,以利分流,又别有洞天;早年的工程馆设计方案中,曾采用过大型田字形平面布置,都反映其力求推陈出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创作意图。
建筑色彩的运用,先生力求朴实、清新、典雅的格调,颇承传统文人建筑的气质。对此,先生充分利用地方材料和清水砖墙技术表现,一般前期以灰白,后期以红白全色对比,以求其朴实、清新格调。大礼堂、图书馆等中心建筑则采用官式绿色琉璃大屋顶,但又不拘泥于法式做法,力求淡雅、明快。礼堂装修采用国漆红黑色主调,点缀金饰,既存湖南楚汉文物的艺术特色,又颇具现代意味;外墙粉刷以普通水泥渗和黄泥、石灰、碎玻璃等,达到了经久耐用和较好的彩色效果。平凡显新意,清淡求深情,正是先生创作的独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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