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虚荣心作怪

三木四水

贺卫方：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虚荣心作怪
2006-1-17 星期二

受访：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以下简称贺）
采访：刘艳萍、胡荣堃（以下简称《大学周刊》）

“没有一种真正大学的独立，就没有学术职业共同体合理的建构。”

《大学周刊》：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学者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讨论，作为一位知名学者，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贺：可能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出现一些个别人行为失范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只不过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个行业或者说一种职业是否建构的比较良好，从它的反应机制来说可以看得出来——怎样一个反应是比较正常的，称得上是一个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黄禹锡的问题是一起严重违反学术职业伦理的事件，但是它后来的一种发展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比较正常的发展轨迹。

在余英时先生的书中，我们也了解到美国著名的亚布拉罕事件。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博士，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把别人看过档案发表的东西，处理成自己亲自发现的资料。所以论文发表以后，很多学者都出来发表见解，认为这是一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作品。最后，他不得不辞去自己的教职，离开历史学界。抛开其他因素，这就是学术共同体的一种正常反应。一种建构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对危机的处理也是规范的，它本身是非常有约束力的。余英时先生评论此事就说，尽管后现代、解构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甚嚣尘上，但它的主流仍然维持着一种严格的学术规范。

《大学周刊》：最近，我国也有知名教授出现了类似的事情，您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怎么看？

贺：我们这里的事情，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事人硬着头皮，根本不出来说明，“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此外，还有另外一些干扰因素，比如大学之外的评价标准，不同的人过去的不同背景，跟政治的一些牵连等等，导致大学对此有点手足无措，或者干脆置若罔闻。没有大学自治、没有教授治校，这样的事情可能永远得不到非常规范的处理。我们看汕头大学新闻系的那位学者，事件发生后的处理就非常迅速。那个新闻学院，甚至包括汕头大学，它的管理模式和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国内大学不一样。这让人很感叹，也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一种真正大学的独立，就没有学术职业共同体合理的建构。

“这不是大学，是官衙。”

《大学周刊》：中国目前的学术大环境和大学体制是什么样的？

贺：虽然我们都叫大学，但和国外的一些大学，甚至香港、台湾的大学相比，中国大学和它们在各种各样体制上的差异太大了。按照《围城》里面的说法，可谓中国人就是厉害，西洋的东西传进来一样，毁掉一样。大学这个制度传到中国来，也就是百年出头的历史，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比方说西南联大，那逝去的一代人的风范，让我们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再比方说老的一些教会大学，像原来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在三四十年代都有辉煌的历史；像东吴大学的东吴法学院，在三、四十年代，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学院，是整个东亚最好的法学院。

事过境迁，现在再看我们大学的管理模式，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所官衙——由层层官僚统治的衙门。我们的校长是分级别的，有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校长，有享受正局级的校长。我们的学校里不仅有行政的管理系统，还有党的这一套管理系统，党还是在行政之上。《高等教育法》是中国少有的直接规定党组织的法律，它规定，大学的管理模式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搞不清楚到底谁来对这个学校的发展负责。也许是党委书记，因为排名的时候是党委书记在前，校长在后。名为校长的，却在校政方面无从做主。在对外交往中，外国人总是对此感到很困惑。更不必说，整个学校管理制度后背存在的党政协调问题。有很多中国的大学最后衰落了，是与校长和党委书记之间打架有关——连续几届校长和书记不合。这样一种管理模式，是一所大学吗？这不是一所大学，是一个官衙。

《大学周刊》：在大学各种管理制度和学生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教师的地位又如何？

贺：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曾经宣布暂停招收研究生。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在目前的研究生考试设计和管理制度上，教师本身是边缘化的。我们被召集起来，开个座谈会，美其名曰“听取意见”——听取归听取，牢骚发得再厉害，意见表达得再清晰，最终还是他们来决定，完全无视教师群体的意见。我们今天的大学制度，在教师治校、教授治校这方面，根本谈不上，教授感受不到大学主人的这种尊荣感，对大学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就无法形成一种团结的职业共同体（“community”）。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团队精神，对于同行中的违规现象，我们也就没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

判断一所大学的三个标准

《大学周刊》：您认为该判断一所大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贺：如果说一所大学好，好在哪儿？无非是三个判断标准。

第一，是我们的教授阵容，是否有一个强大的、具有号召力的教授阵容。像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大学者，乃大师之谓也。”有时候不需要太多，一个大师就可以改变整个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进程，真正是“陈兵百万，不如寸铁杀人”。

第二，有非常好的图书馆。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图书馆学家说，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心脏是什么地方？是决定一个大学活力的一个中心点。尽管现在网络发展迅速，但大学仍有其独特之处，它要传承中西文化中的思想。因此，大学珍藏着许多很老的书，善本、孤本和珍本，这样一种文化在大学里一直没有变，什么东西都不能代替青灯黄卷地在藏书室里，用手翻开一本古老的书去阅读那样的感觉——这是一种大学的感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当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成为教授们的指导者。在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里，你会得到非常专业的帮助，事半功倍。我们的图书馆是什么？许多都变成了安置人员的地方。比如新进人才的太太没办法安置，就把她安置在图书馆里。图书馆的条件非常好，电脑非常好，你会发现不少人在玩电脑游戏。还有开放时间。许多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都是二十四小时开放，一年开放三百六十天，除了特殊的节假日会闭关一两天。各种资料分类明确，查找方便。而我们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说法叫“藏书”。西方的藏书家叫“collector”，这是收集，我们是藏起来，怎么让你不方便怎么做。

第三，就是有好的学生。学生入学的竞争程度、来源的广泛程度，都非常重要。这一条中国还是不错的，尽管还是不够广泛。最近几年大学还越来越地方化，地方大学下放到地方，原来全国性的大学也越来越地方化。像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比例有些偏高；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复旦大学更严重，今年在上海地区招生居然达到一半的规模。一个大学学生来源的广泛性，也体现出一所大学文化的交融性。特别单一化的来源，肯定是一个文化单一的大学。

《大学周刊》：按照上面的标准，您如何评价我们的大学？

贺：从各个环节来观察，我们所有的大学都貌合神离——形似神不似。现在所有大学内部都有一种结构性的制度，但这种制度距离我们理想中的大学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这是我们最感忧虑的。

《大学周刊》：目前，很多大学都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此，你有何看法？

贺：说句笑话，现在提“创建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还差不多，跟资本主义我们没有办法比，我们只能跟社会主义比。跟朝鲜的金日成大学比，我们的大学在某些方面还是一流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根本别想。这完全是一个虚荣心作怪的、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我觉得要转换一下，不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要办真正的大学。什么因素构成一所大学？并不是一个大院，门口挂一个牌子“某某大学”，就意味着一所大学。

“合，是真正的回归大学”

《大学周刊》：您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似乎是在做和五十年代相反的事。” 对于五十年代和刚刚过去的一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您又如何看呢？

贺：的确，上一轮我们大学的改革和1952年的院系调整正好是朝相反的方向。那次院系调整是把综合性大学给拆了，化整为零，变成一个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院，像北京市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在李岚清先生执掌教育的这段时间，又把这些学校合起来。我自己是比较赞赏的，尽管现在有一些后遗症。

合，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是真正的回归大学。大学，“university”，在最早起源的时候，强调的是一个包容性、广泛性、包罗万象。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主要是三个专业：医学院、神学院、法学院。所以，必须要有多样化的专业才能体现是一所大学，实际上大学也体现出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对知识的分类。通过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系科，来培养不同专业的人，这是知识分工、社会分工非常典型的一种标本。

《大学周刊》：为什么在1952年会出现这样一种改变？

贺：这可能跟社会主义的教育哲学有关系，跟苏联的影响有关系。在社会主义模式之下，我们不再需要思想家、对社会的批判家，只需要培养熟练的工匠、高级的工匠。你可以在钢铁领域专门搞钢铁，在政法学院里专学法律，不用去关注别的领域。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经济、政治是计划的，我们的思想也是计划的。再加上古老的政教合一（更严格地说，是帝师合一）的传统，在社会中间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意识，不可能诞生民间的、独立的思想家。我想这是我们52年教育体制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性思想——不允许还有什么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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