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文革中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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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友渔 | 2005年08月19日14时48分
各类“革命群众组织”概况

  文化大革命的显著特征是，它是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长期持续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表现为各式各样群众组织的产生、发展壮大、联合、分化、瓦解以及重新组合。如果把文革的起点定为1996年5月16日，（1）（（1）199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作为开展文革运动纲领的《通知》，一般以此作为文革的起点。）那么紧接着在同年5月底和6月初在北京某些中学生中成立的红卫兵、红旗战斗组等等，可以算作文革中最早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文革中，全国范围内一共有多少个群众组织，各行各业有多少人参加过组织，这是无法作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一个群众组织，最大的可以超过一百万人，最小的可以只有两三人，甚至一人。粗略地说，城市中每个单位约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员参加了组织。如果说全国有上亿人卷入了组织性的活动，估计不会是过份夸大的数字。如果不算个别极端情况，参加组织的人年龄最小的大致为12、13岁（小学高年级学生，所谓的“红小兵”），年龄最大应在60和70年之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家人分属对立的派别组织，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革中的派别组织活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

　　文革中各行各业的人都从事组织活动，群众组织基本上是按行业和系统形成的。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干部、文艺工作者等等都有自己的组织。甚至复员退伍军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市无业居民、保姆等等都有自己的组织。每一行业内部又按具体的工种形成组织，比如工人中间有钢铁工人、公共汽车司机、煤炭工人、财贸职工的组织。从以下几个特殊事例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跟据相同或相似的职业、地位、利益和特殊条件组合起来的。

在四川，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上半年，有一个“三老会”，即自称受压制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的组织，他们认为自己是党内斗争和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和地位。

在华东地区，于1967年2月成立了一个“华东地区聋人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六省一市（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山东、上海）的42个地区的“聋人革命造反组织”。

但是，文革中各行业、各阶层成员集结而成的组织与正常情况下的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区别。从总体上说，它们之间的同质性远远大于其异质性。它们的合法存在有赖于一个共同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即紧跟所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去摧毁所谓“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队级司令部”。各种组织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就组织活动而言，它们几乎没有自身独特的利益意识，比如，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有绝对权威，在全社会是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工人组织必须反对物质刺激，反对奖金政策，甚至反对本来就不充分的劳动保护条件。各种组织之间的区分和对立不是争取、保护本行业成员的利益，不是在分配共有的社会资源方面有不同的政策、方案，而是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它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温和或激进而对立，会因为对某个干部（如省、市、地、县负责人，大军区、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某个组织、某个事件的评价不同而纷争不已。总而言之，文革中的组织不是不同社会角色和利益群体的集合，而是文革发动者的政治工具。

在文革前的近20年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任何自发性的结社活动都被视为极端危险而遭到取缔和镇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最后找到的一种特殊的党内斗争的形式，他通过自下而上放手发动群众的手段，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以图一举打倒一大批不是完全追随自己的极左方针，使自己感到“大权旁落”威胁的领导人，达到用通常党内斗争方式和正常的组织程式序达不到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现象看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实质上是运动群众，因为毛泽东的话，以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即党中央内的文革派）的“战斗号令”具有无上的权威，是各个群众组织必须遵循的行动方针。而每个组织的性质、地位、前途（即被定性为“左派组织”、“革命组织”、“一般群众组织”、“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都取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这种表态，可以使一个组织倾刻瓦解，也可以使一个组织绝处逢生、反败为胜。一般而言，各个组织都竭尽全力，争当领会、执行、捍卫“毛主度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楷模，以求在派性斗争中压对方一头，获取“左派”桂冠，在未来的权力构架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文革中的社会组织或群众组织分为不同的层次和单位。每个学校、工矿企业、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在运动初起时，一般都会有多个组织，但在一两个月之内（从1966年8月到10月），运动就迅速地从本单位、本系统发展为本地区全社会性的，然后形成两个派对立。因此，一般而言每个单位的各个小组织也逐渐组合成对立的两派组织（有时会有三派组织，只有一派组织的情况极为罕见）。在一个地区，各个行业的组织形成一大派，往往取各为“XX司令部”。最后，各行业的大派形成一个更大的、最广泛的同盟。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学生组织的特殊作用，学生组织的名称就是这一大派的名称。比如，广东的造反派叫红旗派，因为中山大学有最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中大红旗”；云南两大派叫“炮兵团”派和“八·二三”派，分别来源于云南大学“炮兵团”和昆明工学院“八·二三”。

　　除了以上这种逐级联合，有相对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以某一特定目标相结合，在一个大城市内跨单位和行业的组织，从以下组织的名称可以想见文革运动的内容和气氛，这是北京曾有过的组织：

　　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5）((5）1966年5月下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职务，他们以莫需有的罪名被打成“反党集团”。)

  六、七、十院“1025”批斗刘邓贺罗筹备处（国防科研系统，批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和罗瑞卿）；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

  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义义集团“假样板”、“假典型”、“假大庆”“罪行大会筹备处”。

  可以想见，各种组织都有不断联合、扩大的趋势，但是，全省性的组织是中央允许的极限。从1966年底起，一度出现过不少全国性组织，比如1966年1月成立的“全红总”，一度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和支持，1967年1月中旬，北京、大庆、西安、四川、兰州、玉门、新疆、湖南、南京、抚顺、锦州等地石油系统的60个单位发起成立“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据称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但马上被中央勒令解散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二月发出通告，称“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显然，这是中央为确保自己的控制权的重要手段。

  在文革中，虽然各种组织产生于不同的行业和人群，但其意识形态指向、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却相当一致，这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眼界的局限和大一统的特征。首先，每个组织的名称极具革命意味。保守派组织多喜爱正统或有革命传统意味的名称，比如四川的“产业工人战斗军”，而造反派组织则强调造反、创新的意味，比如多叫“井岗山”或“XX公社”。

  虽然各种组织分别被视为保守派、造反派、温和派或激进派，但它们的政治路线则是一致的，都声称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组织再怎么敢打敢拼，只要中央或有关当局一个表态（通过接见讲话、电报、电话等等），它们的行动就会停止或转向，一个组织被定性为保守的或不革命的，除了缴械投降或反戈一击，别无出路。它们的区别，在于对除毛泽东和他周围少数几个人之外的党的领导是支持还是造反，以及造反的激烈程度。总之，较保守的组织认为文革是要批判领导的“修正主义”，部分改善现存制度，但它们强调大多数领导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现存体制的改革完善以承认它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而愈是造反和激进的组织，则愈强调干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领导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的程度，主张要彻底砸碎旧制度，建立一个新世界。

　　这种差别还表现在组织路线上。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每个组织的头头都必须具有“红五类”家庭背景，许多人本人还是党员或团员。但是，造反性愈强的组织，对其一般成员家庭背景的纯洁性的要求愈低，当它们受到攻击时，总会被指责为“大杂烩”或“组织不纯”。

  为了区别于所谓“旧式官僚机构”或“当官做老爷作风”，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一律叫“勤务组”，以体现“做人民的勤务员”之意。但在多数情况下，其机构设置与原来官方体制无甚差别，比如往往有“政治部”、“宣传部”、“组织部”、“联络部”、“作战部”之类。愈是保守的组织，其各级领导成员由上而下指派的倾向愈严重，反之，则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即普通成员随时可以提出撤换领导人。当时造反性最强的组织的风气是，对某个领导人或某种行动一有不满，就一拥而上，当即“造反”，如果造反成功，则即时即刻就地更换领导，或令领导改弦更张、收回成命，如果不成功，则当场发生冲突，调解不成，就发生分裂。文革中，许多组织会迅速分裂，多次分化，这叫做“为了坚持正确路线而拉出去”。在造反派组织中，许多激进派别最喜欢的口号就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60年代初中共和苏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进行论战时，中方提出的口号。

　　文革中最重要的组织当属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因拙著《形形色色的造反》对此有详论，本文只谈红卫兵之外的其他主要社会组织。
　　　　　　　　　　　　　　　　
工人组织

　　工人组织在文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从意识形态上说，工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被称为“老大哥”，在理论上具有领导地位（在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决定和后期成立革委会的名单中，工人组织及其代表往往排名在学生之前，就是证明）；第二，工人集中，组织纪律性强，因此很有战斗力；第三，工人和经济、物质条件的联系更密切，学生和其他行业的组织可以从工人那里得到车辆、广播器材的支援，在武斗发展到动用枪炮时，军工企业的产品派上了大用场。

  工人组织的兴起比学生稍晚一些，因为运动刚开始时，中央宣称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单位和艺术团体中进行，是“上层建筑中的革命”。但形势的发展马上就突破了这一限制。和学生的情况类似，当1966年6月初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在许多工厂都有人贴厂党委的大字报，对他们以前在生产管理中的做法和当前运动中的表现质疑或批评。这少数人被党委或工作组加上“反革命”等罪名，等到形势变得对造反者有利时，他们结成组织，和官方支持或组织的所谓“保字号”工人组织斗争，一般情况下也在1966年年底时明显占优势。

　　在个别情况下，就像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出面在清华大学支持造反的少数派一样，中央文革小组也公开出面支持工厂里的造反派，使他们一下子从处境艰难转为占上风，这对全国都有鼓舞和示范作用。比如，据记载，1966年11月，在困难时期，中央文革小组连续接见了北京工矿企业的少数派代表，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亲自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中央首长的关怀下，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两个全市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了。这一轰动全国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通县工人革命造反派。从此通县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了方向，充满了信心。地质部北京探矿机械厂、北京光学仪器厂、北京机械厂、北京冷冻机械厂、北京市郊区电力局修配厂的革命少数派，首先联合起来了，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8）((8）见“通县地区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陶筹备处”、“通县地区彻底砸烂旧县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主办：《通县风暴》增刊第3号，1967年6月10日。)

  工人组织也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对恃。与学生组织的区别一样，工人组织的区别也表现在组织成员的家庭成分，对斗争对象的认识不同，对于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评价等方面。与学生组织略为不同的是，工人组织（哪怕是造反派组织）的阶级或家庭背景更好一些，而参加组织者与职工总数之比，似乎较学生为少。下面是简称为“九分站”的通县造反派工人组织的情况。(9）((9)同上。)

　　它的各级领导核心均掌握在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志及一贯立场坚定的同志手里。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职工同志，在运动中立场坚定、表现好的才考察吸收（发展时控制在5－12％，一般不在第一批发展他们。九分站第一批成员是北控、北机、冷冻、北光、花丝、电力修配厂造反派，都是受压少数。各厂革命派与全厂职工的比例是：北光200:1200，冷冻200:800，北探90:700，北机240:900，电力修配厂20:90。

  下面是“九分站”领导核心成员的家庭和本人政治情况。(10)((10 同上。)

  姓名　　　　 出身　　　　　　  成份　　　　　　  政治面貌　　　　　　  所属单位

  刘勤　　　　 贫农　　　　　　  学生　　　　　　  非党团员　　　　　　  北光

  王印泉　　 工人　　　　　　  学生　　　　　　  党员　　　　　　　　　　 冷冻

  孙克仲　　 工人　　　　　　  学生　　　　　　  党员　　　　　　　　　　 北探

  李永田　　 贫农　　　　　　  工人　　　　　　  党员　　　　　　　　　　 北机

  薛振海　　 贫农　　　　　　  工人　　　　　　  党员　　　　　　　　　　 电力修配厂

  一般情况下，工人是主力，但领导和先锋是学生。上海是另一种典型，是工人，而不是学生控制了大局。下面较为详细地叙述上海工人的组织情况。

  上海是中国规章制度最严格的工业城市，“天下大乱”的局面是北京南下串连学生引起的，他们一到上海，就发动群众批判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特别注意到工厂里去发动工人，搞所谓的“工人学生联合运动”。

  1966年9月2日，一批自称为老工人和退休工人的人，在市委贴出大字报，反对有人要“炮轰市委”。事实上，大字报是由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队发动组织的。同时，一些工厂也派出“工人纠察队”去保卫市委大楼，防止南下红卫兵的冲击，这些人被叫做保守派。几乎与此同时，在9月4日，北京和上海的造反派红卫兵与工厂的造反工人召开“革命造反派大串连会议”，商量在行动上和组织上联合等事宜。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和上海红卫兵的倡导和组织下，上海17个工厂的30多位造反派代表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聚会，商议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该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以“工总司”闻名全国）。在会上，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在自报家庭出身、本人经历和政治面貌时占了优势，被推举为头领。

  王洪文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贫农，参加过志愿军到朝鲜，他是上海工厂中最早起来造反的。当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之后，王洪文联合其他6人于6月12日贴出批判工厂党委的大字报。在受到党委和工作队的压制之后，他带头成立“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到北京去告状。从京返沪后，与本厂得到工作队支持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和“纠察队”进行艰苦的斗争。

  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由于要求上海党政领导人承认该组织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王洪文等头头煽动几千人到北京去告状，向中央文革小组控告上海市委打击和压制他们的“革命造反”。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被拦载，造成多次列车停运，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由此发生。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起草电报和写信，批评“工总司”北上告状人员，要他们立即返厂工作。但专程从北京返沪的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时，突然转变主意，改变在北京商定的方针，支持“工总司”，把责任推到上海市委头上（毛泽东事后同意并赞赏张春桥的做法）。这把处于困境的“工总司”及其头头解救了，使上海市委处于极其尴尬和困难的地位。由此，上海的文革进入工人造反派和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相互利用，主导上海局面的阶段。

  紧接着“工总司”的成立，对张春桥的做法十分不满，受到市委支持的“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也于11月下旬成立，并立即合并成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在该组织成立前后，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人组织即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首先发生《解放日报》事件。上海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等以批判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进驻报社，“赤卫队”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许多人包围了报社，双方形成对峙。“工总司”开始时没有介入此事，而聂元梓出面动员游说之后（聂受江青派遣，专程到上海煽动造反），“工总司”派出大批人马到报社为“红革会”解围，王洪文等头目亲自进驻报社，指挥打气。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态，上海市委被迫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字。造反派狂呼“胜利”，而“赤卫队”和保守派“大学红卫兵总部”则发明声明，不承认市委签字。

上海市委从本意上说当然支持保守的“赤卫队”，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压下，却不断地违心表态支持“工总司”，一再满足他们的要求。“赤卫队”不明内情，于12月23日集会，向市委提出8条要求，内容为承认自己是革命组织等等，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先是同意这些要求，后来却在“工总司”的压力下反悔，这使得数万名“赤卫队”队员于12月28日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要求接见和澄清态度。在张春桥的支使下，“工总司”以“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为借口，调来大批人马，双方以康平路为中心摆开战场，大打出手，投入的兵力总共超过40万。结果，“赤卫队”惨败，从此，上海成了“工总司”的一统天下。

“工总司”仗恃人多势众，以武力打垮其他组织，康平路事件是最大的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1967年夏天，“工总司”调集二三十万人，大量的卡车、吊车、消防车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上柴联司”，还调动大批船只、炮艇封锁上柴厂背后的水路。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上柴联司”虽然顽强抵抗，并得到外界大力支援，但“工总司”采取了断电、断水、断粮，使用云梯和高压水枪等措施，终于踏平上柴厂，砸垮“联司”。

　　由“工总司”出面召集上海和外地驻沪造反派组织，以它为主体，1967年2月5日，实际上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和操纵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它取代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成为新的权力机关。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它后来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工总司”还两度帮助张春桥渡过被其他著名造反派组织“炮打”的难关，因而立下汗马功劳，“工总司”的大批头目进入市一级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由了采取了大量吸收原“赤卫队”队员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策略，到1967年底，“工总司”在上海各工矿企业中成为占压倒优势的力量。1972年在全国各地成立“工代会”的形势下，上海也成立了工代会，1973年恢复了上海市总工会,  但在这个名称之下，整个领导班子原封不动就是“工总司”的人马，它完全取得了在上海工人中的正统地位。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工总司”的骨干分子受到重创，虽然，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由毛泽东提议，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工总司”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才被肃清。

  “工总司”是文革中工人组织主流的一个典型，其特征是，组织的头目高度政治化，与文革派头面人物有紧密勾结，百依百顺地体现了文革发动者的意图，因此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另一个极端是一些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亦工亦农工（或回乡支农工）(11）((11)外包工是农民进厂当工人，其收入与生产队分成，从而保有在生产队分口粮的权利；亦工亦农工是因大跃进失败，经济困难而被精简到农村的工人，他们在经济好转后暂时回厂，但身份仍是农民。)等成分组成的工人组织，他们身处城市就业人口的底层，其行为有较多的自发性，其要求多为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在运动中，这些组织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劳动用工制度”为理由，争取自身权益。它们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保障劳动权利，不得无故辞退；二、享有和国营工厂正式工人相同的政治、经济、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三、凡因参加运动而被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被开除的，要恢复工作。

　　文革的发动者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敌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上工人组织的要求当然与他们的意图无关，但在运动的某个阶段，他们仍然大力加以利用。因此，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坚决支持以上组织的造反行动。比如，江青几次讲话，称临时工、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搞的，公然要求这些造反组织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彭真、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明确宣称“毛主席”和“中央”是支持他们的。

这类组织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它成立于1966年11月8日，12月在北京大造其反，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将其情况上报中央,同意了它的部分要求。1966年12月26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全红总”代表，听取他们的控诉和要求。接见中，江青等人对下层工人的遭遇大表同情，对他们的造反行动大力支持，极其粗暴地批评在场的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干部。会场上气氛热烈，哭泣声、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会后，“全红总”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三家联合发表通知，保障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参加文革，不受解雇的权利。但在1967年的2月下旬，中央下令宣布这个通知作废，“全红总”被定为反动组织，其头头遭到逮捕。

其他组织

  文革中，还有一类群体的组织处于运动的边缘状态，其成分和行为颇有特点，这就是以复员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由于其成员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强，成员也较为集中，这种组织在运动中显得敢打敢拼，战斗力强。它们虽然并未形成全国性组织，而且既有保守派，也有造反派，但可能因为其组织性和战斗力，特别引起了文革当局的注意和防范。在正式文件或命令中，它们不属于被取缔的组织，但在运动的实际过程中，它们最容易遭到取缔和受到压制。比如在1967年1月下旬，当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派战正酣，各派“夺权”斗争处于关键时刻之际，哈尔滨的驻军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迅速出动，镇压掉复员退伍军人组织“荣复军”，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红色造反团”。

　　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是另一例。与“荣复军”相反，这是一个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它的前身是偏保守的“八一战斗队”，它从中杀出，另举旗号，该组织全盛时成员有10万之众，大部分为工交部门职工，各级领导核心成员为复员、转业、退伍军人。1967年3月，广州军区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其头头和骨干遭逮捕。在反击所谓“三月黑风”时，出现了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浪潮，各造反派组织在此问题上立场不一，是形成分裂、对立的重大原因之一。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论，“八一战斗兵团”在1967年10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在文革中，农民也和其他行业的人一样，产生了自己的组织，进行相类似的活动――造反、被压制、联合、分化、对立、武斗等等。广大农村远离中心城市，消息闭塞，农民对运动的主流发展知之甚少，主要的群众组织与农民组织的联系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农民组织利用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也较弱。应当承认，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农民组织，对农村文革的了解，是相当不够的。

  文革期间，中国农村人口应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参加组织从而卷入运动的绝对数量应该不至于太低，但是，农民组织的作用相对而言要小得多。例证之一是，在中央解决各省问题召集群众组织代表进京时，农民组织要么没有代表，即使有，也不甚重要。在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决定中，往往只提到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鲜有农民组织被提及的，虽然和其他组织一样，农民组织是全省派别联盟的一个部分。

　　一般而言，农民的组织和其他组织相比，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因为中央的政策，还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组织比其他组织成立较晚；第二，政治化程度远较其他组织为低，宗族势力、亲戚关系、争水、争林、无谓械斗等等都搀入了组织的活动和对立中；第三，知识青年在建立和领导农民组织的过程中起了较大作用；第四，农民组织中保守派力量强大。1967年3月之后，乘全国反击“二月逆流”或“三月黑风”的形势，各地造反派再度兴起，击溃在2、3月复燃的保守势力。保守派在大城市中失利后，纷纷撤退到农村，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成都、广州等大城市，1967年4至6月的形势就是如此，可见农村是保守力量的根据地。

  农民组织在文革中活动的一个普遍性特点就是受其他力量的召唤或利用，到城里去搞武斗。这当然和农民文明程度低，受教育少，经济上几乎一无所有的特点有关。中共中央在解决福建问题的意见中就提到，有干部利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成批地进城。在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提到要反对农民进城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而在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从此通知中可以得知，有人给农民提供枪枝弹药和其他凶器，用工分补助等手段作物质诱惑，煽动农民进城武斗，或在铁路、公路、水路线上私设关卡拦阻车船。

　　在一篇攻击对立派组织的文章中，某组织揭发说：“为了收买农民进城，一般都记高工分。河南寨的一位老太太说：‘我在队上干活每天只挣两分半，进城一天就给20分，我怎能不来呢？’金叵罗大队给进城的农民每天记18分（好劳力平日只记7分），另外每人还发白面4斤，2－3元钱。北白岩大队进城168人，带粗粮270斤，白面108斤，粮票300多斤，两次带现款500元。石城公社XX大队除了记高工分外，每人每天发粮票1斤，钱4角，不去的农民还要罚分。被蒙蔽进城的有9个公社64个大队参加静坐夺权，现有初步统计动用大队和生产队储备粮2017斤，面648斤，粮票560斤，合计3225斤。到县城后，又私开国库，供农民大吃大喝。”（12）((12）密云一中红旗兵团：“‘筹委会’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载于密云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公社》编辑部：《人民公社》，增刊4号，1967年6月27日。)

  文革中，各级领导机关、厂矿、学校、文化艺术单位中的干部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虽然成员人数较少，而且往往不如其他行业的组织那样易于联合成大派，但仍然在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虽然一般而言干部是谨慎有余、冲劲不足，但他们政治经验丰富，善于审时度势，干部组织往往成为本派中其他组织的“黑高参”。

  总的来说，广大干部长期受“驯服工具论”的思想训练，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记忆犹新，因此保守组织的力量往往大于造反组织的力量。但另一种倾向也同时存在：因为运动初期不少干部被上级“舍车马、保将帅”的策略当成政治牺牲品或替罪羔羊抛出，因此置之死地而后生，义无反顾地造反；另外，随着运动向前发展，干部们看到了最高领袖是如何掌握主动权，打垮政敌的，他们会迅速根据风向行事，而不会像工农群众那样死心眼。

　　和其他组织相比，干部组织的成立、行动及方针政策都更有赖于政治后台。下面仅举两例加以说明。

  第一例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使和策划下造反，使市委机关内部“后院起火”。以徐景贤为首，骨干成员多从复旦大学教师中借调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在1966年底受到上海红卫兵的批判和冲击，罪名是他们执行了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炮制修正主义文章”。张春桥、姚文元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之后，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指示甚至命令市委写作班造反。江青派到上海煽动造反、打倒市委的聂元梓，也与市委《支部生活》杂志的人接触，谋划造反。1966年12月18日，由市委写作班《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等9个干部造反组织发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向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斗争上海市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和其他主要领导干部，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机关联络站”成立后，始终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夺权、掌权的御用工具。当造反派红卫兵“红革会”等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浪潮时，他们为张冲锋陷阵，为此受到极大冲击（徐景贤等人一度被“红革会”抓走，扣在复旦大学）。

  第二例是“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中南局联络总部”），这是广州地区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干部组织。它由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支持，由他们的联络员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出现的两人串连策划，于1966的12月成立的。1967年1月，“中南局联络总部”派人专程赴京与中央文革小组取得直接联系，随后，帮助北京南下的人在广州设立“首都批陶联驻穗联络站”，通过这个联络站与北京紧密联系。在1967年初广州地区的夺权活动中，因为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指示，“中南局联络总部”积极参与，分外活跃。在其后的冲击军区事件，反击“三月黑风”和揪“广老谭”(13）((13）文革派把谭震林打成“二月黑风”的主要活动人物，造成各地大揪“谭震林式的人物”，在广州揪“广老谭”，在武汉揪“武老谭”等等。)的活动中，都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

　　文革中，知识青年的组织是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地位人群的典型。从50年代初起，城市里高中、初中毕业未能升学的学生，就有部分  人被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这些人就叫知识青年。到了60年代初，直到文革爆发前，被动员下乡的青年越来越多。虽然知青下乡实质上是中国工业化速度过慢，经济建设受挫，因而无法充分解决青年入学和就业要求的产物，但此举被涂了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上山下乡被说成是“与工农相结合”、“缩小三大差别”、“防修反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壮举。知识青年组织中，保守的极少，绝大部分是造反派。他们造反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生活太艰苦，知青们认为当初动员他们下乡的干部把农村说成是革命化的熔炉，许诺他们经过锻炼可以当干部是欺骗了他们。在大部分地区，由于左倾政策越来越严重，农村干部对知青采取歧视态度（因为知青中许多人家庭出身不好），将他们和地主、富农、坏分子同等对待，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不少知青受到打击迫害。另外，在广东等地区，为了动员知青下乡的工作顺利进行，政府许诺实行下乡3年一轮换，后来政策变化，未能兑现。这一切，都使得知青起来造反，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下，知青们争取的是户口和工作权，他们要回到城市。

　　知识青年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下，他们的要求很难与当时运动主流合拍，再加上知青的流动性，于是，知青组织具有重视串连，爱成立全国性组织的特征。他们知道，只有相互支援、团结一致、目标集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中央宣布取缔全国性组织，各个全国性知青组织被明确宣布为非法或反动，使得他们全国性规模的活动立即消失。

　　在全国各地，知青组织为了取得合法性，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不得不卷入当地的派性斗争，寄生于当地大派联盟。知青组织在当地武斗中，往往是最不怕死，冲锋在前，牺牲最大的。他们的英勇和牺牲会暂时博得赞赏与青睐，但是，一旦知青“回城闹革命”受到中央谴责，一旦中央号召对立派别实现大联合，知青组织立即受到排斥，成为大派组织的政治包袱，他们很难摆脱被利用在先，被抛弃和牺牲在后的命运。这种情况在广东地区最为明显，在“反击三月黑风”的斗争和1967年8、9月武斗中，知青们是敢打敢拼、不怕流血的，“红旗”派的领导对他们也十分满意，但10月份周恩来在京接见“红旗”和“东风”两派，要求他们大联合之后，知青与红旗派的关系就变得尴尬和艰难了。最后，知青组织被攻击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关心革命。

　　在一些情况下，知青组织的卑微地位和他们巨大的理论热情成为鲜明的对照。从自身的地位、经历和要求出发，知青中的文革理论家力图从经济分析入手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特权分子当道的国家，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有的理论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14）((14）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提倡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一周后，中共中央将此“五七指示”转发全党全国，认为是对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出发，幻想一个没有社会分工，每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有的理论则鼓吹文革是“彻底、全面革命”，“要实现财实和权力再分配”的“极左”主张。

  由于中央一再发布通知和命令，要知青从城市回到乡下参加农业生产，谴责他们“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影响”，做了错事和坏事，因此，知识青年的组织逐渐瓦解。到了各地两大派实现联合，这些残存的组织就失去依托的力量了。而从1968年秋起，人数多得多的中学生几乎全部上山下乡，这些“老知青”就完全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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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友渔 | 2005年08月19日14时48分
各类“革命群众组织”概况

  文化大革命的显著特征是，它是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长期持续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表现为各式各样群众组织的产生、发展壮大、联合、分化、瓦解以及重新组合。如果把文革的起点定为1996年5月16日，（1）（（1）199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作为开展文革运动纲领的《通知》，一般以此作为文革的起点。）那么紧接着在同年5月底和6月初在北京某些中学生中成立的红卫兵、红旗战斗组等等，可以算作文革中最早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文革中，全国范围内一共有多少个群众组织，各行各业有多少人参加过组织，这是无法作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一个群众组织，最大的可以超过一百万人，最小的可以只有两三人，甚至一人。粗略地说，城市中每个单位约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员参加了组织。如果说全国有上亿人卷入了组织性的活动，估计不会是过份夸大的数字。如果不算个别极端情况，参加组织的人年龄最小的大致为12、13岁（小学高年级学生，所谓的“红小兵”），年龄最大应在60和70年之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家人分属对立的派别组织，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革中的派别组织活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

　　文革中各行各业的人都从事组织活动，群众组织基本上是按行业和系统形成的。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干部、文艺工作者等等都有自己的组织。甚至复员退伍军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市无业居民、保姆等等都有自己的组织。每一行业内部又按具体的工种形成组织，比如工人中间有钢铁工人、公共汽车司机、煤炭工人、财贸职工的组织。从以下几个特殊事例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跟据相同或相似的职业、地位、利益和特殊条件组合起来的。

在四川，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上半年，有一个“三老会”，即自称受压制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的组织，他们认为自己是党内斗争和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和地位。

在华东地区，于1967年2月成立了一个“华东地区聋人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六省一市（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山东、上海）的42个地区的“聋人革命造反组织”。

但是，文革中各行业、各阶层成员集结而成的组织与正常情况下的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区别。从总体上说，它们之间的同质性远远大于其异质性。它们的合法存在有赖于一个共同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即紧跟所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去摧毁所谓“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队级司令部”。各种组织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就组织活动而言，它们几乎没有自身独特的利益意识，比如，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有绝对权威，在全社会是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工人组织必须反对物质刺激，反对奖金政策，甚至反对本来就不充分的劳动保护条件。各种组织之间的区分和对立不是争取、保护本行业成员的利益，不是在分配共有的社会资源方面有不同的政策、方案，而是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它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温和或激进而对立，会因为对某个干部（如省、市、地、县负责人，大军区、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某个组织、某个事件的评价不同而纷争不已。总而言之，文革中的组织不是不同社会角色和利益群体的集合，而是文革发动者的政治工具。

在文革前的近20年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任何自发性的结社活动都被视为极端危险而遭到取缔和镇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最后找到的一种特殊的党内斗争的形式，他通过自下而上放手发动群众的手段，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以图一举打倒一大批不是完全追随自己的极左方针，使自己感到“大权旁落”威胁的领导人，达到用通常党内斗争方式和正常的组织程式序达不到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现象看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实质上是运动群众，因为毛泽东的话，以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即党中央内的文革派）的“战斗号令”具有无上的权威，是各个群众组织必须遵循的行动方针。而每个组织的性质、地位、前途（即被定性为“左派组织”、“革命组织”、“一般群众组织”、“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都取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这种表态，可以使一个组织倾刻瓦解，也可以使一个组织绝处逢生、反败为胜。一般而言，各个组织都竭尽全力，争当领会、执行、捍卫“毛主度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楷模，以求在派性斗争中压对方一头，获取“左派”桂冠，在未来的权力构架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文革中的社会组织或群众组织分为不同的层次和单位。每个学校、工矿企业、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在运动初起时，一般都会有多个组织，但在一两个月之内（从1966年8月到10月），运动就迅速地从本单位、本系统发展为本地区全社会性的，然后形成两个派对立。因此，一般而言每个单位的各个小组织也逐渐组合成对立的两派组织（有时会有三派组织，只有一派组织的情况极为罕见）。在一个地区，各个行业的组织形成一大派，往往取各为“XX司令部”。最后，各行业的大派形成一个更大的、最广泛的同盟。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学生组织的特殊作用，学生组织的名称就是这一大派的名称。比如，广东的造反派叫红旗派，因为中山大学有最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中大红旗”；云南两大派叫“炮兵团”派和“八·二三”派，分别来源于云南大学“炮兵团”和昆明工学院“八·二三”。

　　除了以上这种逐级联合，有相对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以某一特定目标相结合，在一个大城市内跨单位和行业的组织，从以下组织的名称可以想见文革运动的内容和气氛，这是北京曾有过的组织：

　　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5）((5）1966年5月下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职务，他们以莫需有的罪名被打成“反党集团”。)

  六、七、十院“1025”批斗刘邓贺罗筹备处（国防科研系统，批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和罗瑞卿）；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

  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义义集团“假样板”、“假典型”、“假大庆”“罪行大会筹备处”。

  可以想见，各种组织都有不断联合、扩大的趋势，但是，全省性的组织是中央允许的极限。从1966年底起，一度出现过不少全国性组织，比如1966年1月成立的“全红总”，一度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和支持，1967年1月中旬，北京、大庆、西安、四川、兰州、玉门、新疆、湖南、南京、抚顺、锦州等地石油系统的60个单位发起成立“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据称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但马上被中央勒令解散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二月发出通告，称“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显然，这是中央为确保自己的控制权的重要手段。

  在文革中，虽然各种组织产生于不同的行业和人群，但其意识形态指向、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却相当一致，这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眼界的局限和大一统的特征。首先，每个组织的名称极具革命意味。保守派组织多喜爱正统或有革命传统意味的名称，比如四川的“产业工人战斗军”，而造反派组织则强调造反、创新的意味，比如多叫“井岗山”或“XX公社”。

  虽然各种组织分别被视为保守派、造反派、温和派或激进派，但它们的政治路线则是一致的，都声称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组织再怎么敢打敢拼，只要中央或有关当局一个表态（通过接见讲话、电报、电话等等），它们的行动就会停止或转向，一个组织被定性为保守的或不革命的，除了缴械投降或反戈一击，别无出路。它们的区别，在于对除毛泽东和他周围少数几个人之外的党的领导是支持还是造反，以及造反的激烈程度。总之，较保守的组织认为文革是要批判领导的“修正主义”，部分改善现存制度，但它们强调大多数领导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现存体制的改革完善以承认它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而愈是造反和激进的组织，则愈强调干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领导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的程度，主张要彻底砸碎旧制度，建立一个新世界。

　　这种差别还表现在组织路线上。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每个组织的头头都必须具有“红五类”家庭背景，许多人本人还是党员或团员。但是，造反性愈强的组织，对其一般成员家庭背景的纯洁性的要求愈低，当它们受到攻击时，总会被指责为“大杂烩”或“组织不纯”。

  为了区别于所谓“旧式官僚机构”或“当官做老爷作风”，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一律叫“勤务组”，以体现“做人民的勤务员”之意。但在多数情况下，其机构设置与原来官方体制无甚差别，比如往往有“政治部”、“宣传部”、“组织部”、“联络部”、“作战部”之类。愈是保守的组织，其各级领导成员由上而下指派的倾向愈严重，反之，则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即普通成员随时可以提出撤换领导人。当时造反性最强的组织的风气是，对某个领导人或某种行动一有不满，就一拥而上，当即“造反”，如果造反成功，则即时即刻就地更换领导，或令领导改弦更张、收回成命，如果不成功，则当场发生冲突，调解不成，就发生分裂。文革中，许多组织会迅速分裂，多次分化，这叫做“为了坚持正确路线而拉出去”。在造反派组织中，许多激进派别最喜欢的口号就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60年代初中共和苏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进行论战时，中方提出的口号。

　　文革中最重要的组织当属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因拙著《形形色色的造反》对此有详论，本文只谈红卫兵之外的其他主要社会组织。
　　　　　　　　　　　　　　　　
工人组织

　　工人组织在文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从意识形态上说，工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被称为“老大哥”，在理论上具有领导地位（在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决定和后期成立革委会的名单中，工人组织及其代表往往排名在学生之前，就是证明）；第二，工人集中，组织纪律性强，因此很有战斗力；第三，工人和经济、物质条件的联系更密切，学生和其他行业的组织可以从工人那里得到车辆、广播器材的支援，在武斗发展到动用枪炮时，军工企业的产品派上了大用场。

  工人组织的兴起比学生稍晚一些，因为运动刚开始时，中央宣称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单位和艺术团体中进行，是“上层建筑中的革命”。但形势的发展马上就突破了这一限制。和学生的情况类似，当1966年6月初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在许多工厂都有人贴厂党委的大字报，对他们以前在生产管理中的做法和当前运动中的表现质疑或批评。这少数人被党委或工作组加上“反革命”等罪名，等到形势变得对造反者有利时，他们结成组织，和官方支持或组织的所谓“保字号”工人组织斗争，一般情况下也在1966年年底时明显占优势。

　　在个别情况下，就像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出面在清华大学支持造反的少数派一样，中央文革小组也公开出面支持工厂里的造反派，使他们一下子从处境艰难转为占上风，这对全国都有鼓舞和示范作用。比如，据记载，1966年11月，在困难时期，中央文革小组连续接见了北京工矿企业的少数派代表，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亲自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中央首长的关怀下，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两个全市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了。这一轰动全国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通县工人革命造反派。从此通县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了方向，充满了信心。地质部北京探矿机械厂、北京光学仪器厂、北京机械厂、北京冷冻机械厂、北京市郊区电力局修配厂的革命少数派，首先联合起来了，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8）((8）见“通县地区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陶筹备处”、“通县地区彻底砸烂旧县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主办：《通县风暴》增刊第3号，1967年6月10日。)

  工人组织也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对恃。与学生组织的区别一样，工人组织的区别也表现在组织成员的家庭成分，对斗争对象的认识不同，对于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评价等方面。与学生组织略为不同的是，工人组织（哪怕是造反派组织）的阶级或家庭背景更好一些，而参加组织者与职工总数之比，似乎较学生为少。下面是简称为“九分站”的通县造反派工人组织的情况。(9）((9)同上。)

　　它的各级领导核心均掌握在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志及一贯立场坚定的同志手里。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职工同志，在运动中立场坚定、表现好的才考察吸收（发展时控制在5－12％，一般不在第一批发展他们。九分站第一批成员是北控、北机、冷冻、北光、花丝、电力修配厂造反派，都是受压少数。各厂革命派与全厂职工的比例是：北光200:1200，冷冻200:800，北探90:700，北机240:900，电力修配厂20:90。

  下面是“九分站”领导核心成员的家庭和本人政治情况。(10)((10 同上。)

  姓名　　　　 出身　　　　　　  成份　　　　　　  政治面貌　　　　　　  所属单位

  刘勤　　　　 贫农　　　　　　  学生　　　　　　  非党团员　　　　　　  北光

  王印泉　　 工人　　　　　　  学生　　　　　　  党员　　　　　　　　　　 冷冻

  孙克仲　　 工人　　　　　　  学生　　　　　　  党员　　　　　　　　　　 北探

  李永田　　 贫农　　　　　　  工人　　　　　　  党员　　　　　　　　　　 北机

  薛振海　　 贫农　　　　　　  工人　　　　　　  党员　　　　　　　　　　 电力修配厂

  一般情况下，工人是主力，但领导和先锋是学生。上海是另一种典型，是工人，而不是学生控制了大局。下面较为详细地叙述上海工人的组织情况。

  上海是中国规章制度最严格的工业城市，“天下大乱”的局面是北京南下串连学生引起的，他们一到上海，就发动群众批判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特别注意到工厂里去发动工人，搞所谓的“工人学生联合运动”。

  1966年9月2日，一批自称为老工人和退休工人的人，在市委贴出大字报，反对有人要“炮轰市委”。事实上，大字报是由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队发动组织的。同时，一些工厂也派出“工人纠察队”去保卫市委大楼，防止南下红卫兵的冲击，这些人被叫做保守派。几乎与此同时，在9月4日，北京和上海的造反派红卫兵与工厂的造反工人召开“革命造反派大串连会议”，商量在行动上和组织上联合等事宜。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和上海红卫兵的倡导和组织下，上海17个工厂的30多位造反派代表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聚会，商议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该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以“工总司”闻名全国）。在会上，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在自报家庭出身、本人经历和政治面貌时占了优势，被推举为头领。

  王洪文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贫农，参加过志愿军到朝鲜，他是上海工厂中最早起来造反的。当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之后，王洪文联合其他6人于6月12日贴出批判工厂党委的大字报。在受到党委和工作队的压制之后，他带头成立“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到北京去告状。从京返沪后，与本厂得到工作队支持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和“纠察队”进行艰苦的斗争。

  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由于要求上海党政领导人承认该组织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王洪文等头头煽动几千人到北京去告状，向中央文革小组控告上海市委打击和压制他们的“革命造反”。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被拦载，造成多次列车停运，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由此发生。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起草电报和写信，批评“工总司”北上告状人员，要他们立即返厂工作。但专程从北京返沪的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时，突然转变主意，改变在北京商定的方针，支持“工总司”，把责任推到上海市委头上（毛泽东事后同意并赞赏张春桥的做法）。这把处于困境的“工总司”及其头头解救了，使上海市委处于极其尴尬和困难的地位。由此，上海的文革进入工人造反派和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相互利用，主导上海局面的阶段。

  紧接着“工总司”的成立，对张春桥的做法十分不满，受到市委支持的“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也于11月下旬成立，并立即合并成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在该组织成立前后，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人组织即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首先发生《解放日报》事件。上海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等以批判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进驻报社，“赤卫队”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许多人包围了报社，双方形成对峙。“工总司”开始时没有介入此事，而聂元梓出面动员游说之后（聂受江青派遣，专程到上海煽动造反），“工总司”派出大批人马到报社为“红革会”解围，王洪文等头目亲自进驻报社，指挥打气。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态，上海市委被迫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字。造反派狂呼“胜利”，而“赤卫队”和保守派“大学红卫兵总部”则发明声明，不承认市委签字。

上海市委从本意上说当然支持保守的“赤卫队”，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压下，却不断地违心表态支持“工总司”，一再满足他们的要求。“赤卫队”不明内情，于12月23日集会，向市委提出8条要求，内容为承认自己是革命组织等等，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先是同意这些要求，后来却在“工总司”的压力下反悔，这使得数万名“赤卫队”队员于12月28日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要求接见和澄清态度。在张春桥的支使下，“工总司”以“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为借口，调来大批人马，双方以康平路为中心摆开战场，大打出手，投入的兵力总共超过40万。结果，“赤卫队”惨败，从此，上海成了“工总司”的一统天下。

“工总司”仗恃人多势众，以武力打垮其他组织，康平路事件是最大的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1967年夏天，“工总司”调集二三十万人，大量的卡车、吊车、消防车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上柴联司”，还调动大批船只、炮艇封锁上柴厂背后的水路。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上柴联司”虽然顽强抵抗，并得到外界大力支援，但“工总司”采取了断电、断水、断粮，使用云梯和高压水枪等措施，终于踏平上柴厂，砸垮“联司”。

　　由“工总司”出面召集上海和外地驻沪造反派组织，以它为主体，1967年2月5日，实际上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和操纵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它取代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成为新的权力机关。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它后来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工总司”还两度帮助张春桥渡过被其他著名造反派组织“炮打”的难关，因而立下汗马功劳，“工总司”的大批头目进入市一级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由了采取了大量吸收原“赤卫队”队员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策略，到1967年底，“工总司”在上海各工矿企业中成为占压倒优势的力量。1972年在全国各地成立“工代会”的形势下，上海也成立了工代会，1973年恢复了上海市总工会,  但在这个名称之下，整个领导班子原封不动就是“工总司”的人马，它完全取得了在上海工人中的正统地位。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工总司”的骨干分子受到重创，虽然，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由毛泽东提议，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工总司”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才被肃清。

  “工总司”是文革中工人组织主流的一个典型，其特征是，组织的头目高度政治化，与文革派头面人物有紧密勾结，百依百顺地体现了文革发动者的意图，因此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另一个极端是一些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亦工亦农工（或回乡支农工）(11）((11)外包工是农民进厂当工人，其收入与生产队分成，从而保有在生产队分口粮的权利；亦工亦农工是因大跃进失败，经济困难而被精简到农村的工人，他们在经济好转后暂时回厂，但身份仍是农民。)等成分组成的工人组织，他们身处城市就业人口的底层，其行为有较多的自发性，其要求多为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在运动中，这些组织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劳动用工制度”为理由，争取自身权益。它们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保障劳动权利，不得无故辞退；二、享有和国营工厂正式工人相同的政治、经济、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三、凡因参加运动而被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被开除的，要恢复工作。

　　文革的发动者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敌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上工人组织的要求当然与他们的意图无关，但在运动的某个阶段，他们仍然大力加以利用。因此，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坚决支持以上组织的造反行动。比如，江青几次讲话，称临时工、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搞的，公然要求这些造反组织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彭真、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明确宣称“毛主席”和“中央”是支持他们的。

这类组织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它成立于1966年11月8日，12月在北京大造其反，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将其情况上报中央,同意了它的部分要求。1966年12月26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全红总”代表，听取他们的控诉和要求。接见中，江青等人对下层工人的遭遇大表同情，对他们的造反行动大力支持，极其粗暴地批评在场的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干部。会场上气氛热烈，哭泣声、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会后，“全红总”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三家联合发表通知，保障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参加文革，不受解雇的权利。但在1967年的2月下旬，中央下令宣布这个通知作废，“全红总”被定为反动组织，其头头遭到逮捕。

其他组织

  文革中，还有一类群体的组织处于运动的边缘状态，其成分和行为颇有特点，这就是以复员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由于其成员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强，成员也较为集中，这种组织在运动中显得敢打敢拼，战斗力强。它们虽然并未形成全国性组织，而且既有保守派，也有造反派，但可能因为其组织性和战斗力，特别引起了文革当局的注意和防范。在正式文件或命令中，它们不属于被取缔的组织，但在运动的实际过程中，它们最容易遭到取缔和受到压制。比如在1967年1月下旬，当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派战正酣，各派“夺权”斗争处于关键时刻之际，哈尔滨的驻军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迅速出动，镇压掉复员退伍军人组织“荣复军”，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红色造反团”。

　　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是另一例。与“荣复军”相反，这是一个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它的前身是偏保守的“八一战斗队”，它从中杀出，另举旗号，该组织全盛时成员有10万之众，大部分为工交部门职工，各级领导核心成员为复员、转业、退伍军人。1967年3月，广州军区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其头头和骨干遭逮捕。在反击所谓“三月黑风”时，出现了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浪潮，各造反派组织在此问题上立场不一，是形成分裂、对立的重大原因之一。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论，“八一战斗兵团”在1967年10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在文革中，农民也和其他行业的人一样，产生了自己的组织，进行相类似的活动――造反、被压制、联合、分化、对立、武斗等等。广大农村远离中心城市，消息闭塞，农民对运动的主流发展知之甚少，主要的群众组织与农民组织的联系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农民组织利用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也较弱。应当承认，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农民组织，对农村文革的了解，是相当不够的。

  文革期间，中国农村人口应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参加组织从而卷入运动的绝对数量应该不至于太低，但是，农民组织的作用相对而言要小得多。例证之一是，在中央解决各省问题召集群众组织代表进京时，农民组织要么没有代表，即使有，也不甚重要。在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决定中，往往只提到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鲜有农民组织被提及的，虽然和其他组织一样，农民组织是全省派别联盟的一个部分。

　　一般而言，农民的组织和其他组织相比，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因为中央的政策，还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组织比其他组织成立较晚；第二，政治化程度远较其他组织为低，宗族势力、亲戚关系、争水、争林、无谓械斗等等都搀入了组织的活动和对立中；第三，知识青年在建立和领导农民组织的过程中起了较大作用；第四，农民组织中保守派力量强大。1967年3月之后，乘全国反击“二月逆流”或“三月黑风”的形势，各地造反派再度兴起，击溃在2、3月复燃的保守势力。保守派在大城市中失利后，纷纷撤退到农村，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成都、广州等大城市，1967年4至6月的形势就是如此，可见农村是保守力量的根据地。

  农民组织在文革中活动的一个普遍性特点就是受其他力量的召唤或利用，到城里去搞武斗。这当然和农民文明程度低，受教育少，经济上几乎一无所有的特点有关。中共中央在解决福建问题的意见中就提到，有干部利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成批地进城。在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提到要反对农民进城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而在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从此通知中可以得知，有人给农民提供枪枝弹药和其他凶器，用工分补助等手段作物质诱惑，煽动农民进城武斗，或在铁路、公路、水路线上私设关卡拦阻车船。

　　在一篇攻击对立派组织的文章中，某组织揭发说：“为了收买农民进城，一般都记高工分。河南寨的一位老太太说：‘我在队上干活每天只挣两分半，进城一天就给20分，我怎能不来呢？’金叵罗大队给进城的农民每天记18分（好劳力平日只记7分），另外每人还发白面4斤，2－3元钱。北白岩大队进城168人，带粗粮270斤，白面108斤，粮票300多斤，两次带现款500元。石城公社XX大队除了记高工分外，每人每天发粮票1斤，钱4角，不去的农民还要罚分。被蒙蔽进城的有9个公社64个大队参加静坐夺权，现有初步统计动用大队和生产队储备粮2017斤，面648斤，粮票560斤，合计3225斤。到县城后，又私开国库，供农民大吃大喝。”（12）((12）密云一中红旗兵团：“‘筹委会’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载于密云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公社》编辑部：《人民公社》，增刊4号，1967年6月27日。)

  文革中，各级领导机关、厂矿、学校、文化艺术单位中的干部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虽然成员人数较少，而且往往不如其他行业的组织那样易于联合成大派，但仍然在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虽然一般而言干部是谨慎有余、冲劲不足，但他们政治经验丰富，善于审时度势，干部组织往往成为本派中其他组织的“黑高参”。

  总的来说，广大干部长期受“驯服工具论”的思想训练，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记忆犹新，因此保守组织的力量往往大于造反组织的力量。但另一种倾向也同时存在：因为运动初期不少干部被上级“舍车马、保将帅”的策略当成政治牺牲品或替罪羔羊抛出，因此置之死地而后生，义无反顾地造反；另外，随着运动向前发展，干部们看到了最高领袖是如何掌握主动权，打垮政敌的，他们会迅速根据风向行事，而不会像工农群众那样死心眼。

　　和其他组织相比，干部组织的成立、行动及方针政策都更有赖于政治后台。下面仅举两例加以说明。

  第一例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使和策划下造反，使市委机关内部“后院起火”。以徐景贤为首，骨干成员多从复旦大学教师中借调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在1966年底受到上海红卫兵的批判和冲击，罪名是他们执行了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炮制修正主义文章”。张春桥、姚文元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之后，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指示甚至命令市委写作班造反。江青派到上海煽动造反、打倒市委的聂元梓，也与市委《支部生活》杂志的人接触，谋划造反。1966年12月18日，由市委写作班《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等9个干部造反组织发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向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斗争上海市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和其他主要领导干部，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机关联络站”成立后，始终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夺权、掌权的御用工具。当造反派红卫兵“红革会”等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浪潮时，他们为张冲锋陷阵，为此受到极大冲击（徐景贤等人一度被“红革会”抓走，扣在复旦大学）。

  第二例是“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中南局联络总部”），这是广州地区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干部组织。它由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支持，由他们的联络员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出现的两人串连策划，于1966的12月成立的。1967年1月，“中南局联络总部”派人专程赴京与中央文革小组取得直接联系，随后，帮助北京南下的人在广州设立“首都批陶联驻穗联络站”，通过这个联络站与北京紧密联系。在1967年初广州地区的夺权活动中，因为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指示，“中南局联络总部”积极参与，分外活跃。在其后的冲击军区事件，反击“三月黑风”和揪“广老谭”(13）((13）文革派把谭震林打成“二月黑风”的主要活动人物，造成各地大揪“谭震林式的人物”，在广州揪“广老谭”，在武汉揪“武老谭”等等。)的活动中，都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

　　文革中，知识青年的组织是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地位人群的典型。从50年代初起，城市里高中、初中毕业未能升学的学生，就有部分  人被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这些人就叫知识青年。到了60年代初，直到文革爆发前，被动员下乡的青年越来越多。虽然知青下乡实质上是中国工业化速度过慢，经济建设受挫，因而无法充分解决青年入学和就业要求的产物，但此举被涂了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上山下乡被说成是“与工农相结合”、“缩小三大差别”、“防修反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壮举。知识青年组织中，保守的极少，绝大部分是造反派。他们造反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生活太艰苦，知青们认为当初动员他们下乡的干部把农村说成是革命化的熔炉，许诺他们经过锻炼可以当干部是欺骗了他们。在大部分地区，由于左倾政策越来越严重，农村干部对知青采取歧视态度（因为知青中许多人家庭出身不好），将他们和地主、富农、坏分子同等对待，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不少知青受到打击迫害。另外，在广东等地区，为了动员知青下乡的工作顺利进行，政府许诺实行下乡3年一轮换，后来政策变化，未能兑现。这一切，都使得知青起来造反，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下，知青们争取的是户口和工作权，他们要回到城市。

　　知识青年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下，他们的要求很难与当时运动主流合拍，再加上知青的流动性，于是，知青组织具有重视串连，爱成立全国性组织的特征。他们知道，只有相互支援、团结一致、目标集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中央宣布取缔全国性组织，各个全国性知青组织被明确宣布为非法或反动，使得他们全国性规模的活动立即消失。

　　在全国各地，知青组织为了取得合法性，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不得不卷入当地的派性斗争，寄生于当地大派联盟。知青组织在当地武斗中，往往是最不怕死，冲锋在前，牺牲最大的。他们的英勇和牺牲会暂时博得赞赏与青睐，但是，一旦知青“回城闹革命”受到中央谴责，一旦中央号召对立派别实现大联合，知青组织立即受到排斥，成为大派组织的政治包袱，他们很难摆脱被利用在先，被抛弃和牺牲在后的命运。这种情况在广东地区最为明显，在“反击三月黑风”的斗争和1967年8、9月武斗中，知青们是敢打敢拼、不怕流血的，“红旗”派的领导对他们也十分满意，但10月份周恩来在京接见“红旗”和“东风”两派，要求他们大联合之后，知青与红旗派的关系就变得尴尬和艰难了。最后，知青组织被攻击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关心革命。

　　在一些情况下，知青组织的卑微地位和他们巨大的理论热情成为鲜明的对照。从自身的地位、经历和要求出发，知青中的文革理论家力图从经济分析入手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特权分子当道的国家，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有的理论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14）((14）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提倡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一周后，中共中央将此“五七指示”转发全党全国，认为是对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出发，幻想一个没有社会分工，每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有的理论则鼓吹文革是“彻底、全面革命”，“要实现财实和权力再分配”的“极左”主张。

  由于中央一再发布通知和命令，要知青从城市回到乡下参加农业生产，谴责他们“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影响”，做了错事和坏事，因此，知识青年的组织逐渐瓦解。到了各地两大派实现联合，这些残存的组织就失去依托的力量了。而从1968年秋起，人数多得多的中学生几乎全部上山下乡，这些“老知青”就完全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