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

当归

自杀
  


   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士人”，不从深处谈，只从表面谈，区别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我想有两点。第一，天生的奴才命。中国传统的士人由贫贱成为一方领袖的少，成为领袖犬鹰的多，所以中国有个特殊现象，流氓做皇帝的多，文人皇帝灭国的也多。前者如汉高祖刘邦，五代时的梁太祖朱全忠，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而这些流氓的手下，比如萧何，韩信，张良，赵普，刘温，却是以一个士人辅佐一个流氓。韩信也曾做过流氓，想是穷的不得已，所以韩信曾经有反叛的资本，可是这时他士人的一面露出来，迟迟疑疑中被比刘邦更像流氓的刘邦老婆杀死。后者我就不想多讲，一个皇帝附庸风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冥顽的文人，国迟早要亡。象李后主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只有亡国才知道不该做个“文人皇帝”。因此，是个文人却不拘文人的酸腐成就帝业的就难能可贵。比如曹操，诗歌一流，领袖一流，其手段既有流氓的残忍也有文人的理智，只是还拘于名分不敢称帝。
   第二，这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中国文人自杀的少。历数中国的文人，自杀者寥寥无几。屈原算是最早的，可惜的是后继无人，而且他的死也不为人所赞扬。即使在去屈原不远的汉代，学他的骚赋的很多，但批评他自杀的人也很多。直到近代的王国维投湖自尽，批评声也盖过对王国维真正死因的追问。
   这两点看似无关，其实他们涉及的是一个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认识问题。有了自我的认识，他们就不甘于做奴才，也不会对社会普遍价值的苟同。中国的主要文化传统是以儒家为主干。儒家的典籍四书五经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史学和“类史学”，如尚书，春秋左传是史学著作，大学中庸礼记论语孟子是着重于对先贤语录的追述，在表面上类似史学；剩下的周易诗经，前者已经接近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后者是诗歌型的文学作品。这两种典籍，史学著作是不能培养知识分子追寻自我的。史学要求的正是不要用自我去判断历史（虽然可以衡量历史的价值），要求对群体命运的关注和整个人类走向的预见。剩下的接近哲学和文学的著作才有可能让一个人去找到自我。哲学的根基就是从自我的本体出发，文学是从自我的价值出发。然而，儒家“尚古”的传统把后两者湮灭，在对诗经的解释中，我们看到太多从史学角度出发的解释。
   后世的文人就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史学性文人，一种是诗歌性文人。史学性文人崇尚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典籍，奉行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在政治上属于保守力量。这种文人衍生许多类型的文人，比如经学家，谋臣，幕宾，甚至明清以后尚实的风气催生一批快要迈进科学之门的自然科学者。诗歌性文人没有前一种文人纯粹，实际上前一种文人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后一种因素。譬如，一个今文学派的经学家也是一个闻名的诗人词人，比如清代的龚自珍。当然也有比较纯粹的诗人和哲学家，庄子是，屈原也是，李白也是。这些文人带有一种自赋的天才，这种天才不能使自我被外界的力量所泯灭，自我就显得很突出。也就因为此，他们的死与生多少带着神秘色彩。
   或许天才不容易达到，而更为现实的更让人接受。所以中国的文人始终遵循传统，把自己放在群体中，对于自我不能够体认。自杀，这种对自我极端的认可方式就不被中国人认可。因为自杀的后果不是对于自己生命的丧失，而是对于群体利益的损失，它牵涉到家庭，族群，国家。中国式的自杀中就多了为群体而自杀的例子。屈原为了楚国投河，忠臣孝子为腐朽亡国的故国自尽，而没有从自我的解脱中自杀的人。近代的王国维的死也是披上殉清的名分。
   加缪讲“决定这一生是否值得经过，本身就是哲学的开始”，我想这也是做人的开始。只有像哈姆雷特一样喊出：“生，还是死”的人才能意识到他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存在有两种意义，一种就是为自我的存在而存在，一种就是为群体的存在而存在。地球的一切生命潜在的都在受到“繁衍后代”命运的支配，所以一切生命的内容在于生存，交配，养育。人也不例外。在这个规则下，获得自我最大的利益就是获得最大的存在权和繁育后代权。这就是群体的利益。一个人就必然为在自我和群体间徘徊。家庭，社会，民族，国家，这些不同层次的群体要求的是个人更多的付出。个人作为一个单位，群体永远不是第一位的，没有满足于个人基本需求的条件，个人是不能利群的，即是“仓廪实而知礼节”。个人需求的获得却不能不依赖于群体。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困境：个人与群体，哪个更重要。自杀是把这些困惑理清的极端方式，不在依靠群体而生存，在死亡 中肯定永远的自我。
   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文人有机会认识自我了。王国维也许是永远被人误解的第一人。作为一个德国哲学的信徒和中国传统士人的结合物，王的死更具有文化的意义。这以后，中国文人自杀的增多，老舍，邓拓，吴晗，赵书理，傅雷，直到80年代的顾城和海子。当然也有在极端的困境中没有自杀的，如周作人，胡风，巴金等等。自杀与否就看他们自己对自我的体认多少了。
   返回古代，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士人的命运。所谓“狡兔藏，猎狗烹”，做奴才的命运往往逃不了鹰犬的命运：要不被主人的敌人杀死，要不被主人杀死。所以中国文人自杀的不多，被人杀的挺多。杀文人或许是中国皇帝的特长，杀人的方法可称世界之最。因文字惹祸者，讲了一个“亮”就被皇帝以为讥讽自己当过和尚，于是被砍头。因做鹰犬被人杀死的，如漂亮的潘安，对着主人的车尘就拜，结果被敌人灭门。还有清高若祸的，大流氓朱全忠把一群翰林捆起来，投如黄河，问到：你们现在是清是浊。甚至，死了还因为文字被剖棺戮尸。
   我想，一个人自杀总比被别人杀死要好。所以自杀的人就是李贽自杀时写的诗句“八十老翁何所求”，没有过分的欲望，也没有更大地损害这个世界。

当归

自杀
  


   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士人”，不从深处谈，只从表面谈，区别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我想有两点。第一，天生的奴才命。中国传统的士人由贫贱成为一方领袖的少，成为领袖犬鹰的多，所以中国有个特殊现象，流氓做皇帝的多，文人皇帝灭国的也多。前者如汉高祖刘邦，五代时的梁太祖朱全忠，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而这些流氓的手下，比如萧何，韩信，张良，赵普，刘温，却是以一个士人辅佐一个流氓。韩信也曾做过流氓，想是穷的不得已，所以韩信曾经有反叛的资本，可是这时他士人的一面露出来，迟迟疑疑中被比刘邦更像流氓的刘邦老婆杀死。后者我就不想多讲，一个皇帝附庸风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冥顽的文人，国迟早要亡。象李后主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只有亡国才知道不该做个“文人皇帝”。因此，是个文人却不拘文人的酸腐成就帝业的就难能可贵。比如曹操，诗歌一流，领袖一流，其手段既有流氓的残忍也有文人的理智，只是还拘于名分不敢称帝。
   第二，这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中国文人自杀的少。历数中国的文人，自杀者寥寥无几。屈原算是最早的，可惜的是后继无人，而且他的死也不为人所赞扬。即使在去屈原不远的汉代，学他的骚赋的很多，但批评他自杀的人也很多。直到近代的王国维投湖自尽，批评声也盖过对王国维真正死因的追问。
   这两点看似无关，其实他们涉及的是一个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认识问题。有了自我的认识，他们就不甘于做奴才，也不会对社会普遍价值的苟同。中国的主要文化传统是以儒家为主干。儒家的典籍四书五经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史学和“类史学”，如尚书，春秋左传是史学著作，大学中庸礼记论语孟子是着重于对先贤语录的追述，在表面上类似史学；剩下的周易诗经，前者已经接近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后者是诗歌型的文学作品。这两种典籍，史学著作是不能培养知识分子追寻自我的。史学要求的正是不要用自我去判断历史（虽然可以衡量历史的价值），要求对群体命运的关注和整个人类走向的预见。剩下的接近哲学和文学的著作才有可能让一个人去找到自我。哲学的根基就是从自我的本体出发，文学是从自我的价值出发。然而，儒家“尚古”的传统把后两者湮灭，在对诗经的解释中，我们看到太多从史学角度出发的解释。
   后世的文人就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史学性文人，一种是诗歌性文人。史学性文人崇尚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典籍，奉行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在政治上属于保守力量。这种文人衍生许多类型的文人，比如经学家，谋臣，幕宾，甚至明清以后尚实的风气催生一批快要迈进科学之门的自然科学者。诗歌性文人没有前一种文人纯粹，实际上前一种文人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后一种因素。譬如，一个今文学派的经学家也是一个闻名的诗人词人，比如清代的龚自珍。当然也有比较纯粹的诗人和哲学家，庄子是，屈原也是，李白也是。这些文人带有一种自赋的天才，这种天才不能使自我被外界的力量所泯灭，自我就显得很突出。也就因为此，他们的死与生多少带着神秘色彩。
   或许天才不容易达到，而更为现实的更让人接受。所以中国的文人始终遵循传统，把自己放在群体中，对于自我不能够体认。自杀，这种对自我极端的认可方式就不被中国人认可。因为自杀的后果不是对于自己生命的丧失，而是对于群体利益的损失，它牵涉到家庭，族群，国家。中国式的自杀中就多了为群体而自杀的例子。屈原为了楚国投河，忠臣孝子为腐朽亡国的故国自尽，而没有从自我的解脱中自杀的人。近代的王国维的死也是披上殉清的名分。
   加缪讲“决定这一生是否值得经过，本身就是哲学的开始”，我想这也是做人的开始。只有像哈姆雷特一样喊出：“生，还是死”的人才能意识到他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存在有两种意义，一种就是为自我的存在而存在，一种就是为群体的存在而存在。地球的一切生命潜在的都在受到“繁衍后代”命运的支配，所以一切生命的内容在于生存，交配，养育。人也不例外。在这个规则下，获得自我最大的利益就是获得最大的存在权和繁育后代权。这就是群体的利益。一个人就必然为在自我和群体间徘徊。家庭，社会，民族，国家，这些不同层次的群体要求的是个人更多的付出。个人作为一个单位，群体永远不是第一位的，没有满足于个人基本需求的条件，个人是不能利群的，即是“仓廪实而知礼节”。个人需求的获得却不能不依赖于群体。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困境：个人与群体，哪个更重要。自杀是把这些困惑理清的极端方式，不在依靠群体而生存，在死亡 中肯定永远的自我。
   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文人有机会认识自我了。王国维也许是永远被人误解的第一人。作为一个德国哲学的信徒和中国传统士人的结合物，王的死更具有文化的意义。这以后，中国文人自杀的增多，老舍，邓拓，吴晗，赵书理，傅雷，直到80年代的顾城和海子。当然也有在极端的困境中没有自杀的，如周作人，胡风，巴金等等。自杀与否就看他们自己对自我的体认多少了。
   返回古代，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士人的命运。所谓“狡兔藏，猎狗烹”，做奴才的命运往往逃不了鹰犬的命运：要不被主人的敌人杀死，要不被主人杀死。所以中国文人自杀的不多，被人杀的挺多。杀文人或许是中国皇帝的特长，杀人的方法可称世界之最。因文字惹祸者，讲了一个“亮”就被皇帝以为讥讽自己当过和尚，于是被砍头。因做鹰犬被人杀死的，如漂亮的潘安，对着主人的车尘就拜，结果被敌人灭门。还有清高若祸的，大流氓朱全忠把一群翰林捆起来，投如黄河，问到：你们现在是清是浊。甚至，死了还因为文字被剖棺戮尸。
   我想，一个人自杀总比被别人杀死要好。所以自杀的人就是李贽自杀时写的诗句“八十老翁何所求”，没有过分的欲望，也没有更大地损害这个世界。

当归

本篇说明：第一删除一部分，其中一段如下：
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另一种自杀。这种自杀大多发生在近代，这种自杀带有中国传统的味道，但是却以西学的影响出现。最早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或许不是自杀，但是慷慨地选者就义与自杀无异。接下来是邹容和陈天华。邹容是被监禁而死，但是他是选择走向死亡的。陈天华是蹈海自杀。这种死亡就是所谓的“杀身以成仁”的死亡，无论自杀或他杀，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自己选择死亡。以后，在选择革命就是选择死亡的日子，烈士之死都带着勇敢迈向死亡的自杀意义。“杀身以成仁”这句亚圣的名言，在清末之前没有见到太多，反而在近代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带有西方民主革命的色彩。
第二：本人不擅长在电脑上长篇大论，所以文章后面有些离题。
第三：本文本应该论述到现在的自杀问题，但是不成熟，恐怕贻笑大方。
第四：本文可能有一些知识性错误，属于不能记忆准确的，望大家指正和见谅。

秋石

看了标题，吓了一跳

当归

呵呵，题目不吸引人，怎么引别人来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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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奚落

好文章啊。顶了

楠姐

我还以为是小说，不过文章还不错！

阿邪

自杀这个话题很少有人谈到啊！

木鱼子

果然是文学院的大才子啊,建议发到湘江评论啊

文清

很有见解啊

英儿

很不错啊。

子建

屑尔小文，不值一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