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未名四老、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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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未名四老

　　在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4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90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85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小民要活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5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恋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是生活之道。

　　一位90高龄的老人，又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那样坦然，那样深刻。

文人多情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您能谈您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

　　我问：“在您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周汝昌　一次机缘五十年心血

　　“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呢？”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本来是1939年考上燕京大学西语系的，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先生的一段佳话。胡适先生看到周汝昌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的，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先生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先生也许没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的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先生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我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不知何许人。胡适先生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当时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这个藏本大为震惊，曹雪芹的原本和当时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带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被（指“程乙本”）高（鹗）歪曲篡改得如此厉害。可惜原本纸张已经黄脆，让人不忍翻阅。

　　“这怎么办呢！没法研究。我的哥哥说，好！我下决心现在就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当时没有影印本。可惜这个本子现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势紧张，我想到”甲戌本“还在我手中，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将书归还原主，于是我专程赶到胡府——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当时未见胡适本人，有一中年男子开的门，称其为胡适公子。我便把书交给了胡公子，匆匆告辞。”（本文选自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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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张中行《顺生论》  

来源： 中国书报刊博览  


文／刘明清


　　毫无疑问，畅销书的畅销，固然首先与其内容有关，毕竟图书业是一个内容产业，凡内容适应和符合了时下大众的精神需求，便有可能造成图书的畅销。但是我以为，另一方面，文笔与叙述风格也是十分必要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作家，可能喜欢的就是他动人心魄的文笔。所以，如果他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受到大众的喜欢，他的作品也没有理由不畅销。

　　我记起上世纪９０年代，自己与书圈儿里的几个朋友曾经把当时流行的畅销书，按作家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划分了这样几个类别：其一为“张体”，以张中行老先生的文字为代表，也包括季羡林、金克林、启功等老的文章。其二，为“余体”，即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文化随笔”派，这类还包括周国平、刘晓枫诸先生的文字。其三，便是尽人皆知的“王体”了，代表人物为“二王”，不过可不是当年杀人越货之东北“二王”，而是王朔、王小波也。  

　　就我自己而言，真正让我为之倾倒、为之心驰神往的文章，却是非“张体”莫属。

　　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林、启功几位老先生都是在耄耋之年，在各自人生的黄昏阶段写作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文章的，并构成为中国９０年代出版界和读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张中行这位老先生，一生历尽坎坷磨难，平生饱学，满腹经纶，终于在８０岁以后才得以彻底抒发，创造了中国高龄畅销书作家的纪录。

　　最早看到张先生的文字是在《读书》上，读到有关“读书明理”的文章，我也同许多人一样有“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之类的疑惑。不久看到了先生出版的《负暄闲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著作以后，才知道中国传统所谓的“大儒”、“鸿儒”，原来就是先生这样的人。

　　启功先生认为张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生哲学家。我以为，启功先生这样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极其正确的。为何？我们有先生的著作——《顺生论》为证。这部《顺生论》，据闻花费了先生近四十年的时间，１９９１年完成，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如今，先生的这本书，受到的最高评价是，有饱学之士称之为现代《论语》。中国人都知道《论语》的分量——“半部《论语》治天下”；张先生的《顺生论》有没有这样的分量，我不知道。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我知道《顺生论》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也是“张体”文字中的极品。

　　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忽视、甚至是漠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都是“国家”、“天下”的命运。可是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国家”、“天下”从来都是“家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哪里会对芸芸众生的个体生命有过尊重？哪里会知道什么“人权”这样“异端”的问题？所以，人生哲学，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门完全陌生的课程；中国也从未产生过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

　　有的也只是一些如曾国藩之流的韬光养晦之术，根本与人生哲学风马牛不相及。

　　正像顾准先生７０年代追求真理的声音，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一样；是张中行先生的著作，于９０年代改变了世人对于中国没有人生哲学的印象。事实上，任何人文科学的学问，一旦脱离了对人的关怀，对人生的关注，其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先生在书中，积自己平生所学，总结自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刻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生、社会命运的思考。既又有形而上的方面，如天心、社会；也有形而下的方面，如己身。特别是让我们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鸿儒，勇于突破思想桎梏，对于自由、平等、民本、限权等人类普适的价值观，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和信心。要知道，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年代里，因言获罪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本书出版的９０年代初期，人权、自由、平等等字眼也是让不少人反感的。当然，今天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生呼吁、倡导过的人生理念，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近，尽管走近的步伐依然很慢，但毕竟在走近着。

　　近年来，张先生由于年迈、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有新的文字问世了。其实先生早就可以颐养天年、安享人生的幸福了，因为在１０年前他就已经把他的成熟、完整的人生哲学留给我们了，当然还有他代表的“张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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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凡人小事真境界》？不过他的过去不敢恭维啊 青春之歌骂得够戗 晚年得志 天行建 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