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怎样办南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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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南方周末
　　严修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

　　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

　　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

　　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

　　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

　　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

　　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

　　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

　　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

　　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

　　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

　　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

　　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

　　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

　　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

　　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

　　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

　　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

　　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

　　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

　　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

　　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

　　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

　　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

　　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

　　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

　　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

　　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

　　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

　　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果真如此吗？显然有误解。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

　　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

　　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

　　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

　　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

　　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

　　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

　　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

　　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

　　“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

　　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

　　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

　　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

　　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

　　（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