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冬馥:《冰点故事》-- 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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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出了个《冰点》被封的大事，由于〈冰点〉是大陆报纸少有的深受读者欢迎、影响很大的专栏，海外各种新闻媒体，各大网络论坛的有关文章和议论沸沸扬扬。人们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业又进入了一个“禁口”的寒冬期。
   
   以前就知道〈冰点〉是上了网的，这次可闹大了，一定要上网一看，看看除了这篇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十年里，她到底登了些什么，弄得主编李大同说这次被算总帐？结果居然发现有一本李大同写的报告文学《冰点故事》！还是2005年11月才出版的。

在找书等书的档上，先在新浪读书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网上看书摘。这一看，就放不下了。
  只要对中国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介是被政府垄断的，不仅有国家政府机构 – 新闻出版署具体管理，还有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掌舵。在中国，媒体的主旨是为官方宣传统治思想，而不是传播信息、报道实情。在中国公开出版关于这样一个媒体的十年纪实是罕见的。
   
  这部《冰点故事》，从开篇到后记，可以说是一个令我激动不己、思想不已的过程。我读到了我预想的东西，还读到了我没想到的但是太应该知道的东西。
   
  1．《冰点故事》：中国社会真实面貌的缩影：
   
  每次回国，总是想尽量多的感受故乡的变化，除了出门逛街和朋友聚会，就是看电视报刊了。但是报刊上的醒目提头大多是甜腻腻的吃喝玩乐，流行时尚或暴力凶杀什么的，仿佛中国就是光鲜的城市、我行我素的新新人类、追捧时尚的白领，珠光宝气的明星大款、到处当嘉宾的大学教授、还有忙于会议、传达指示的政府领导。最后往往是看了半天，找不到有实际内容的东西。
   
  什么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社会面貌？
   
  《冰点故事》从冰点专栏的开篇《最后的粪桶》这篇报道出笼的故事说起，一步一步，描绘了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一层一层，由普通人不普通的人生经历，深入到人们的所思所想，直接冲击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由开始的软性报道，逐渐走上对社会有所担当的真实意义上的新闻传媒之路。
   
  在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北京，一个古老的、快要绝迹的淘粪行业仍然坦然存在着，干这个清洁工的是几个兵团回城的老知青。《冰点》讲出了他们今日普普通通安居乐业的故事、和他们昔日的理想和辉煌。这是人们身边的故事，真切、实在地打动了读者的心。连轻易不和编辑记者打招呼的报社门房工人都禁不住叫李大同一声“哥们！”。如果说这些共鸣是因为城里人的共同记忆引起，那么一些和粪桶这样的生活场景毫无关联农村青年也竟然因为这一开篇之作而成了《冰点》的长期读者，是不是说明了人们对贴近百姓生活的精神产品的渴望？
   
  当今物欲横流、功利滔滔，无视道德底线、抛弃社会伦常，见利忘义、助纣为虐的事比比皆是。我们还能找到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富有同情心并感恩的人吗？《当年落户在留村》就是讲了焦作市5个知青每年都回去探望插队时的老房东，20年来从未间断。他们还从每月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帮助两位老人。要在过去，是会被无限拔高成所谓“高尚情操”一类倒人胃口的东西，但是《冰点》除了如实报道，还着力描述了这5个极度善良的老插在社会转型期当中的迷惘和胆怯。这个故事刊出后，大受读者称赞，读者为那5个肩上扛着穷家、心里惦记着两个老房东的善良人而动容。甚至有一个中学语文教研组专门派一个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来“吹吹”这篇报道。说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平实无华的好文章了”、“久违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文风。”还告诉学生，写作文就要写这样的。我读到这里，不仅为5个知青的故事感动，还为有这样的读者感动。在这个一切要讲物质利益的麻木冷漠的世界，善良的人会因为这样报道不再感到孤立。
   
  从何时起，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三、四十年前我们只是围观外国人，经过了一场文革、经过了对89年一场忧国忧民的民主运动的清算，在这个国家里，开始围观弱女子被歹徒强奸而不救，围观落水者直至溺死。。。良心、正义、和生命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李大同给读者讲了《冰点》专栏发起的一次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 “讨论‘大兵瑞恩’”.
   
  这部美国电影讲了为找回一个美国母亲在战争中仅存的儿子瑞恩，十几个美国士兵为此牺牲的故事。讨论直接联系到了80年代的另一场相似的讨论：医学院的研究生张华为救落入粪坑的老农民而牺牲了性命，当时，“用一个硕士生的生命去换一个老农的生命到底值不值?”成了青年一代激辩的话题，我对那个讨论仍然有所记忆。但是我记得那时的讨论似乎没有结束就嘎然而止了。而这场“大兵瑞恩”的讨论以梁晓声的《冰冷的理念》中的感慨为引子，这个感慨是梁晓声因瑞恩而重提张华的旧案：“中国人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可耻的，把生命划为三六九等就更是一个冰冷的理念”。结果得到了公众的大量参与，讨论了是否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把人的生命价值分成三六九等。各种观点形形色色，妙文连连。当年参加张华生命价值那场讨论的一代人也参与进来。连李大同自己也化名参加了，很多人当年持有张华的生命价值更宝贵的观点，但在这次讨论中改变了。
   
  这场讨论可谓蔚为大观，异常精彩。虽然讨论的是一个理念,但是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挑战。在重新认识人类普世价值的的时刻，更有读者阐述了善良、诚实、人的尊严和荣誉是如何丧失的，使这场讨论延伸到一个深刻的层面。读者何亮来信直指以往当局所提倡的道德背后可能隐藏的东西，充满了中国人缺少的怀疑精神，此精神引向独立思考之路：
   
  “道德总是为主流文化提倡和保护的，常具有不容质疑性。而理性却以怀疑为主要特点，总是想掀起道德神灵的衣角看一看，看那后面是血肉之躯还是一座泥胎；也总想掰开道德家们开给的药丸瞅一眼，弄清楚究竟是真品还是假冒伪劣……文革中，那么多人为捍卫这捍卫那而献身，后来却发现被骗，曾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原来也很可疑。”
   
  而钱唐的信则充满了这样的反思：
   
  “那场讨论是在文革多年不尊重个体价值后的一个反拨，因为它多少让人意识到每个个体（不管是救人的还是被救的），都是有其价值的，而不仅是集体的一个螺丝钉。如果我们当年能够沿着那样一条道路讨论下去，在为张华感到可惜的同时，我们才会去想更多的问题：比如那个害人的粪池盖为什么就那样敞着，有关部门有没有责任，社会有没有形成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实质补偿的机制。
   
  善良和热血的朋友们，如果一切都以一句‘精神价值’为结论，我怕我们就会忘记去追寻真正的责任，我怕我们就会忘记了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如果高喊“救人光荣”的口号，不用作更多理性的追问，而这就叫做‘热血’或者‘光荣’的话，那我宁愿我的追问是冷血的，因为这样的热血比冷血更可怕。
   
  中国历史有个奇怪的现象，道德在社会实际是比较幻灭的时候，在思想意识中却往往成为悍然的霸权。这种例子，远的有明清理学，近的有“文革”十年。越是道德颓唐的时代，泛道德主义却气势越盛。”
   
  现在我们又处在一个道德颓唐的时代了，但是泛道德主义不再气盛，不守道德规范不仅成了这个国家可以容忍的事情，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大行其道。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失落的道德标准呢？这个故事，用李大同的话是对当代中国在道德问题上的“理念”轨迹进行了精神清算。媒体做这样的事，才是反思社会问题、提升社会道德、传播普世价值。同时，忠实地记录了当今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
   
  和80年代的那次不同，这次的讨论虽然圆满结束，但却是另一场戏的开始。有那么个部门的一群老同志，他们“专门审查各家报纸上刊发的‘错误报道’ 和‘错误观点’，然后发出‘通报’，这些通报同时也向‘上’报，不定哪一份就会引出某领导同志的批示，这不啻于一把悬在新闻工作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引号内为李大同语）
   
  老同志们从各种参与讨论的观点中断章取义，指责《冰点》“极力褒扬美国精神，恶意贬损我们国家，思想倾向严重错误”、 “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制度……说三道四，很不严肃”，否定了这场讨论，《冰点》遭到通报。所以《冰点》记者竟把“我们随时准备被封”挂在嘴上。
   
   
  2．中国新闻界的缩影：
   
  新中国的新闻界在文革后逐步觉醒，这种觉醒表现在是做政府喉舌，还是做大众传媒？记得89年春天的游行队伍里，就有《人民日报》记者打出的标语“不要逼我们撒谎！” 十几年过去了，中国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将报刊电视向大众传媒的角色转变，《冰点故事》一书实实在在讲述了这种努力的艰难和风险。
   
  对西方传媒来说，扒粪、揭黑，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干预政府决策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中国的媒体就难了。《冰点》专栏发展过程是面对强权。由软到硬。
   
  软是表现在关注弱势群体，比如城市民工、农村的失学儿童；关注社会生活中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比如同性恋者、被巨额医疗费拖入赤贫的家庭；关注中国社会畸形发展的社会体系，如学校教育，学科教育；关注流行的热门事务，如大学生的电视辩论。硬则是直接揭露政府的错误和社会弊端。比如官员受贿、造假典型假政绩、司法机关非法收容强劳、草菅人命。其中有几则故事特别令人玩味。
   
  《不仅仅是语文》是由家长和教师联合做的文章，对语文课教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引起强烈的共鸣和震动，受到了教育当局的重视。而《冰点》在刊登时用了这个题目，还是为了以后对政治课和历史课进行剖析留下伏笔，结果《冰点》竟然由于今年一月批评历史课教材的文章而招致关闭，主编、副主编遭撤职。
   
  《公关“焦点访谈”》是一篇笔触幽默，内容辛辣的文章，说的是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总有两个“队伍”，一个是来反映情况，是“访谈”的知情人或受害者，是急着要让节目播出的人。一个是拿着盖了公章的信函、怀里装着公款的各级领导或他们的部下，是急着不让节目播出的人。据称“焦点访谈”70%的节目被大小官员和亲朋好友公关过。这事如果发生在西方，70% 是不可想象的数字，因为“公关”本身就会成为大丑闻，发生一件就是不得了的事。
   
  《世纪末的弥天大谎》是一篇尖锐地揭露文章。这个弥天大谎说的是湖北十堰市辖属的丹江口市一个搜刮民脂民膏鱼肉乡里的村支书死了以后被竖成了省级先进典型，一时间歌颂假典型的书籍出版了，戏剧也粉墨登场。人们听报告，看戏读书，感动、流泪、捐款。典型向着全国级别上升。重大典型可是地方官员的重大政绩。三名新华社记者经过调查揭露了这个假典型，但是原本要刊登的杂志《半月谈》被公关了，假典型成功地摆平了新华社，稿子不能登了！新华社记者只好向《冰点》举报。这种故事可能只有中国新闻界才有，这样重大的造假事件在西方是会抢着报道的；而对国家第一大新闻通讯社的公关并获得成功无疑也是头版头条的大事件，可这种事情却在中国新闻界司空见惯。
   
  《冰点故事》讲到两次在发行中《冰点》被地方当权者扣发的事情，一次是刊登这篇《世纪末的弥天大谎》，另一次是刊登一篇揭露官员利用国家的采购项目企图黑箱作业自肥私囊的报道。这种扣发事件耐人寻味，是一个人民享有话语权的社会不可能发生的事。
   
  作为一个成功的栏目，《冰点》 是如何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呢？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中说了这么几段：
   
  “新闻的生产者和‘把关者’讨价还价。——在一家货真价实的新闻机构内，新闻的关键生产者是谁？严格说起来，是部门主任、版面主编（电视台、电台则是栏目主编或制片人），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保证他负责的版面每天是满的，你一定要有东西填满一个版或一个栏目，质量如何另说。为此，这个家伙每天都要注意有什么值得报道的线索，及时派出记者，还要对新闻产品的最终质量负责，既不能让领导认为你无能，也不能让受众太难受。
   
  而中国新闻机构，尤其是中央级新闻机构的总编辑一层，被上级赋予的使命是‘把关者’，也就是说，他们的使命基本上不是决定每天登些什么东西，而是决定‘不登’什么东西。‘把关不严’往往会使总编辑面临极大政治风险。如果有哪一家的总编辑天天督促下属‘生产’出受众欢迎的好新闻来，他一定是这层干部中的‘异类’。
   
  在新闻的生产者和把关者之间，经常会发生讨价还价的有趣场景——在仔细权衡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程度时，如果感到‘可以承受’，总编辑也不得不经常向新闻的生产者妥协，也就是向读者妥协，毕竟报纸如果全无政治风险，也就意味着缺乏真正的新闻，没有人看，发行量可能大跌。另外，如果一家新闻单位内已经形成‘风险生产’的传统时，‘把关者’仅为避险而一味枪毙稿件和选题，会逐渐使自己在报社内部威信扫地——除了一心想着‘往上爬’的新闻官员，没有哪个老总愿意在新闻界和报史上留下恶名。”
   
  利用“没有哪个老总愿意在新闻界和报史上留下恶名。”，李大同们以“仁”、“智”、“勇”把一个新闻栏目的空间扩展到最大。他们的精神令人钦佩，因为不是所有的生产者都会去和把关者讨价还价的，很多媒体人可以不在乎新闻专业的职业准则，甘心情愿地自我阉割。
   
  《冰点故事》中有一个叫《金钟响在大山里》，讲的是十几个穷山沟里的青年，连饭都吃不饱，却自办了一份文学刊物《金钟》，他们自己写自己刻印散发，并且提出写作的要求：水平可以不高，但精神要高。
   
  这个故事一直停留在我的心头。人之所以是有灵魂的动物，在于他要思想，要表达，即使他的胃是空的、他的衣衫是单薄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丛林，是因为文明。经济的发展可以填满人的胃，可以有温暖身体的漂亮衣衫，但解决不了人的精神追求。我们高楼大厦了，我们锦衣玉食了，可是我们不能说话，也没有地方说话；不能思想，也不被允许思想；我们只顾竞争，我们弱肉强食，这样我们还是人吗？我们的社会还是人的社会吗？《冰点故事》给我们讲述了中国人想当人的故事，《冰点》的编辑记者把所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成了人，他们在铁幕上撕开一道道的口子，让新鲜的空气和阳光雨露能够滋养我们被窒息的精神。
   
  向李大同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