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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的公正与否,应该在出口处衡量,以社会对这个学校的认可程度来衡量。从这个出发点出发,考试形式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如何才能挑选出素质高的学生
沪上的两所重点大学,正在以相当低调的方式进行一场教育试验: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在上海部分高考生源中试行招生改革──以各校专家的面试成绩为招生依据,而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
这场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动静,甚至不及交大的110周年庆典。但实际上,这个试验很可能引发建国以来中国教育体制的大地震。
新中国实行多年的高考制度,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很像是科举。事实上,社会上也基本以科举看待之──改革开放之前,不仅全国统一考试,而且无论理工农医,人文社科,只要考上,就意味着成为预备“国家干部”,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在国家机关或者官办机构中服务,行政23级,很有过去三榜进士的味道,只是录取名额多了些。
吊诡的是,高考制度实行时,科举制度还是作为非常负面的“封建垃圾”存在的。对科举的批判,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一以贯之的体现,但事实上却找错了靶子。
考试取官从形式上讲,其实相当“先进”。西方在建构理性官僚制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得到了科举制启发。科举制的问题,关键在于它和教育体系的捆绑,把教育变成了科举考试事实上的附庸──明清两代,士子进学,成为生员(学生),就等于在科举阶梯踏上了第一个台阶。
1905年废科举,用的是教育改革的名义,以废科举对应兴新学,而不是用废旧学对应兴新学。显然,人们的认识出现了误区。可是这一误就误到了新中国建立,居然把科举重新安到了高校的头上,而本该实行“科举”的干部录用制度,却一直跟科举无缘,即便改革之后推行的公务员考试,也一直没有实现全国统一考试。
当然,在过去的苏式教育体制下,推行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自有其道理。然而,改革以来,教育改革的方向,已经日益背离了苏式教育的体制,迈向素质教育。事实是,只要高考存在一天,素质教育就难以有实质上的推进,现阶段小学和中学推行的所谓素质教育,不是应试教育的累赘,就是供上级检查的花瓶。
从本质上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非专业人士不能操作。但实际上,这个领域恰成了行政干预的跑马场,而高校的行政化,高考是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推行素质教育,势必要改革教育的行政化特质。这种改革,必然要从落实高校的自主权,从高校自主招生入手。
对这种改革,人们的疑点是相当多的。最大的疑问在于,一旦没有了高考这种“客观的尺度”,高校的自主招生,特别是面试这种形式,能否保证招生的公正性,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招生舞弊?在目前社会诚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担心的确是非常现实的。
但是,任何社会,社会的公正都不可能建立在人的道德上,只能用制度保证相对的公正。诚然,高考在考试入学的问题上,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却是建立在丧失教育效能的基础上。事实上,高校招生的公正与否,应该在出口处衡量──以社会对这个学校的认可程度来衡量。
全国公务员的统一考试,其实也是一种衡量机制。当然,社会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学术性的评价机制,这个机制,也许有很多面目,但绝不应是行政导向的。
一个学校,如果不想处在这个评价体系的低端,它就必须杜绝招生舞弊。相反,争取好的生源,势必会成为高校的一致选择,无论这个生源来自哪里,城市还是乡村,贫穷还是富足。一些出身贫苦却勤奋好学的学子,在这种条件下,才会有可能受到各方的招徕──由于存在可造就的强烈预期,这种预期的实现会给学校带来声誉,考试形式就不重要了,关键是如何才能挑选出素质高的学生。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只有在行政干预退出,把教育还给教育界,让学术回归学术的前提下,这种评价体系才能浮出水面。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风吹花影动。一场大变革已经开始,但愿最后迎来的是一场把中国送向人的现代化的东风。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张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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