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威：寻访北京上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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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威（Liao Yiwu）


　　“是你欠了两个月的房租没交吗？是你
　　　　凭一副可怜相在这儿招摇撞骗吗？”劈头盖脸
　　　　不由分说的一顿毒打。围观者齐声叫好
　　　　吵嚷着送派出所。“啊打吧打吧！打死我吧！”
　　　　反正我不想活了。从眼眶里流出墨水
　　　　从哭泣里学会写诗；从陌生的人群中学会装鬼
　　　　从北京，哦，从北京这只空酒瓶的底部仰望天空。

　　　　——引自底层诗人曾德旷的长诗《殴打》


　　　　　　　　　　　　　　　　　一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中午，我乘列车抵达北京，按老习惯，住入元大都故址
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赌徒的家。稍后，与众多旧人共渡了旧历年关；再稍后，我与艺
术家高氏兄弟通长途电话，约定了碰面的时间。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济南，一南一北，两千里路的两端，同时上网搜索北
京上访村的条目，并同时对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
》产生了兴趣。我的兴趣读者们也许理解，因为这在已进行了两年的《冤案访谈录
》的范围以内；而高氏的兴趣在普遍回避政治的观念艺术界，却属于超出范围的异
端，或革命加异端。他们不玩两性关系和东方神秘，却老是在街头巷尾出钱雇民工
、乞丐，拉拢其投入艺术活动。在某一年除夕，他们曾邀请了两大桌露宿街头的乞
丐一起吃年饭，并把那些脸暗拍下来，合成一个观念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
》。

　　由于网上文章均未标明上访村的具体地址，只以方圆多少里来概括，所以，我
又给不少以关注民众疾苦的道德文章而著称的学者打过电话，均无结果。最后，我
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编过《战略与管理》，消息来源甚丰。果然，电话一
去一来，老余就敲定了。

　　２月７日早晨，已经阳光明媚了好几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树发芽了，坚
冰正在融化。我，高氏，还有诗人陈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级的建国门饭店见
面。神通广大的老余请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做东，于是大伙利用美帝国
主义的公款吃了一顿广东好饭。席间，老余作了介绍，我与储百亮聊起来。他驻京
８年，普通话地道，那种带“儿”的卷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颜。更令人惊诧的是
，他把上访村“摸了个底儿透”，哪儿进哪儿出，假上访和真上访，桥洞和旅馆等
等。他还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并特别强调“铁路以南”。

　　很遗憾，储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给一群中国人做上访向导
。为缩小目标，余世存及陈勇也留下了。我捏着巴掌大的美式路标，与高氏、回地
一道打车上路。都市繁华纷纷退却，２０多分钟之后，路面开始坑洼起来，尘土飞
扬。大约过了一座公路桥，沿着倾泻着垃圾的肮脏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显现出
它荒凉的本质。我们在陶然亭一站下车，向路口的几个人打听上访村，他们均习惯
性地笑着，不接话茬，却反问我们是不是外地来的，住不住旅馆？一个面色粗砺的
妇女还拍着路旁的面包车说：“专门接送。”高氏随口问价，回答是２０元至５０
元不等。高氏说：“我们要找最便宜的上访人员住的旅馆，就是一宿３到５元的那
种。”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们还算齐整的衣着，哄笑起来。妇女说：“最低１５元，
再低就没赚的了。”我敷衍说：“你留个号吧，回头打电话给你。”于是妇女叫一
个更加粗砺的北方汉子留了手机号，并且指出：“你们不是上访的。”高氏说：“
怎么不是？这地方我２５年前就来过。”

　　高氏没打诳语，他的确在２５年前，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来过这里，他还依稀
记得这路口，拐进去，就是一条深２００多米的死胡同。高氏边走边拍照，并让我
留意斑驳的老墙间的文革遗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二字辨不清楚了
。不过这倒是眼下处境的写照，进入这条上访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团结、紧张
、严肃”，而“活泼”的多余的尾巴被国家给切除了。

　　胡同右边还有印刷厂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败的痕迹，要么是６０年代一
直苟延至今的老国营企业，要么是８０年代残喘过来的乡镇工厂，我怀疑里面是制
作盗版书的窝点。紧挨着这窝点，还有个打着饭馆旗号的窝棚，卖大饼、馒头、干
饭和炒菜。这是上访淡季，老板，小工和一条脏兮兮的狗都无精打采，全无城里饭
馆拉客的热情，可见其不愁没生意做。

　　往里再行几步，就到头了。普通得过分的大门，看不出这是国务院的信访处，
倒有点像一县级的职工培训学校。门栅闭着，我就领头从侧口入，不料被戴红袖章
的门卫拦截，并棒喝一声：“干什么的？！”

　　高氏答：“找人。”

　　“找谁？”

　　“找来上访的舅舅。”

　　“进来说清楚！”

　　我辈闻风丧胆，连称“不必了”。门栅内，好几个红袖章关注着我们，而左侧
停着一辆面包警车，司机正抱着方向盘装睡。此时我才看见门外的两间平房，监狱
的号子那么大，紧凑的窗户竖着铁栏，其中包含两个巴掌宽的窗洞，像１９５８年
公社食堂的饭窗。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功用不过是收取材料并填表
格登记。

　　我记得位于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访处也在大门旁边，面积不足这儿的一
半；而中国各地的法院审判庭都巍峨、庄严，似泰山压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凯撒
时代的殿堂。相形之下，这“人民来访”的地方犹如积满蛛灰的狗洞。

　　这是一个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统称为“二政府”的红袖章
在警界线那边，暗示着几十年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毛时代。而上访的人们，从
巷口到巷尾，东一堆西一堆，如祖国皮肤上治不好的牛皮癣。他们都持有一个齐腰
深的盛满上访材料的编织袋，这种源于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时候就见过，上印
“日本尿素”，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带来的“日中友好”的礼物，特别结
实。可谁能想到，它的寿命竟敢长过毛、邓、江，目前，法律意识禾苗般生长起来
的乡民们，又拧着它，走进了胡时代。

　　由于较为入时的穿戴和长相，在这条光阴倒流的巷子里我们不被理睬。我写过
１００多篇对话，在这儿却插不上嘴。上访者，一律的蓝布衣裤，一律的焦枯的脸
，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阳光下的幽灵。偶尔有风声，偶尔有露出袋沿的纸页
被风卷跑，于是那人就爬起来，无声无息地去追。秃枝也在房脊上晃动，最高的纸
页挂上面，灵幡一般哆嗦着。诗人回地说，那大概是递给上帝的申诉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着头，与地上的字纸混淆一体。我们轮流
与她搭话，她却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纸一张张码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蹲
下去，只瞅见“冤情陈述”四个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车鸣了两下嗽叭，我们被惊醒了。“走吧。”我说，“这儿什么也访谈不到
。”

　　出了巷口，我们又碰见那些拉客者，此时那个妇女问道：“你们是记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上访？”

　　大伙又笑了。其中有人说：“瞧你的脸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访吗？”我不服气。

　　“也上访。”妇女说。“但那些脸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知道。”


　　　　　　　　　　　　　　　　　二

　　隔着冰封的宽阔河流，彼岸楼群如正驶入无尽时空的豪华游轮，而此岸的３个
人却左顾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寻觅着。大约１００多米的陶然亭老墙根下，展开了
含几十人的乞讨或上访的露天社区，有的锅碗瓢盆都带齐了，饿就随地掘个灶坑煮
食，困就靠墙根倒卧，没头没尾地裹进砖头般生硬的被子里，面上再罩一层塑料布
。而几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面。

　　我们在这种半人半鬼的流淌风景里显得不伦不类，往往刚要开口说点什么，对
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给不给钱，你看着办，别废话了。

　　在半个多小时的搜寻中，我们还撞见了几个初来乍到的上访人员，衣着像７０
年代的生产队干部，他们居然向我们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在一位摊
贩的指点下钻了桥洞，结果空荡荡的。据说这儿曾聚居好几百人，是个免费的吃喝
拉撒地。可惜春节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动几辆大卡车，把上访难民统统弄到东郊昌
平县挖土筛沙去了。

　　这一时段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贵州老大爷，来自黔南山区。当他柱着打狗棍，从
墙边凸现时，我随口问他上哪儿去？不料他却站住了，并用与四川话相近的贵州话
回了句“啥子”。于是我们隔着两道铁栏杆吼开了。老人已７７岁，浑身烟熏火燎
，可腰板硬朗。他当过彭德怀的兵，打过国民党，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后来彭
老总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们那个地方嘛，离公路还有半天路，”他说。胸
前的军功章在日照下忽闪着古董的暗光。

　　“我见过世面，就代表全村群众来上访，”老人比划着，嘴里竖一颗孤零零的
黑牙，“转了十来天，车到北京，又摸了五、六天到信访，材料递上去了，等得人
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来了，乡头搞计划生育，一超生就罚款，想钱想疯球了。你不交
，就扒房子，杀耕牛，砸东西，收土地。好凶哦，还捆人。这是共产党的世道哦？
我这个老共产党，看不惯，就要向上反映群众的疾苦嘛。还说影响不好，到处堵我
。我是哪个？彭德怀的兵！身上有弹片，胸口有功章，几十万敌人都堵不住，几个
村乡干部还收拾我？”

　　“现在政策变了，允许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乱搞嘛。”老人一愣，继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头生病咋办？”

　　恰好一辆卡车过路，老人没听清，就抬棍划了个半圆，答非所问道：“我就在
这一带到处住，就当年轻时蹲战壕了。”

　　话别老人，三五辆号称“京牛”的机动三轮围了过来，都称知道上访村。惊喜
之余，我们二话不说就打开了背靠驾驶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笼子门，笼内为亲密
无间的情侣双子座，眼下却硬塞进三个男人。司机在外头通通连踩五六下，这种盛
行于各地的鸡婆车才崩崩崩地吼起来，蛋门乌烟瘴气，笼中刹那弥漫开刺鼻的柴油
味。我与回地不得不互相搂抱，他说有点晕，想吐；我说如果旁边是女的，你就不
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还一直端着破数码像机，手肘在我们的膝盖上磕磕碰碰。
“到哪儿了？”他正猜着，车却轰隆蹦了个高，我们的头都撞了顶箱。

　　跳坑之后，又是上坡、红灯和拐弯。我逐渐适应了，觉得偷渡就这滋味。回地
反驳道：“这种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你我都８０岁了。”

　　下车付过５元，我们开始踢腿伸懒腰，呼吸带垃圾味的新鲜空气。蓦然发觉没
走多远，始发点就在对岸，我们不过绕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来有点像行为艺术，高氏戴军帽披长发，我光头，回地介于两者之间。我
们在热闹的街上逮住人就问：“附近有没有上访人员住的便宜旅馆？”都答有，但
又指不明确切之处。我们来来回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中擅自闯入了两家夜总会
，三家小客栈和几家当街为铺面的单位。其中有个打着“招待所”招牌的黑店犹为
可疑，门脸狭隘，阶梯曲折狭长，上了里咕隆咚的二楼，才见一平米左右的服务台
。我们与登记小姐打了个照面，她问：“住店的？”高氏应道：“多少钱一晚？”
她答：“有５０、２０、１５。”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吗？就是上访人员住的那
种几元店？”小姐生气了：“没有！你们要住就出示《身份证》。”并且强调：“
这儿没上访的！从来就没有。”

　　我们还是在这超长的筒子楼里打了个来回。百分之九十的门紧闭着，我们曾冒
昧推开虚掩的门缝，大多是六人间，也有五人和四人间，入住率大约一半以上，但
住宿条件只达到文革时凭证明睡觉的水平。有一房内住了老小五口，行李却只有两
个编织口袋，我问：“你们上访吗？”他们却哑巴似地发呆。

　　在服务员的驱逐下，我们又出大街，继续逮住人问那句“便宜”的老话。我与
高氏和回地商量，万一今天没结果，我们就找家１０元店住下，“耗它三天，还没
个结论？”我发狠道。

　　“京牛”又过来了。还是那种腔调：“上访村么？知道知道。”我们一再求证
，还是“知道”。于是三人又被塞进活动肉笼，崩崩崩地上路了。

　　出于诗人的敏感，回地感觉不对劲，但叫停已经晚了。我们沿着河岸又兜了大
半圈，居然一丝不苟地返回原地。进巷口时我向笼外瞄了一眼，失声叫停，但憨厚
的司机充耳不闻地前进；高氏又擂车篷，司机还是一意孤行，非要抵拢国务院信访
处的大门才肯熄火。

　　我们与之理论，回地气愤地强调：“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发的！”司机一头
雾水地嘀咕：“是么？这就是上访地呀。”

　　无奈之下，高氏想起留下手机号码的客栈老板，就掏出纸条拨过去。对方接了
，但回声表明正在往目的地拉客，过不来。于是我们耍无赖，逼着司机带我们去上
访村。司机说：“好吧，不过再加３块钱。”

　　兜第三圈了，三个路盲的警惕性自然提高，就敞开后车门，沿途察看。从此岸
到彼岸，嘎地又停车——“又回来了！”高氏嚷道。

　　司机指着跟前的单位大门，毕恭毕敬地解释：“这回没错儿！里面全住的上访
户。”然后急匆匆地接过车钱，逃之夭夭。

　　电动栅栏封住了车道，２０多米的深处，有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我们企图从门
警室下的豁口进入，却被一只红袖章手臂拦住：“干什么的？”

　　“找人。”

　　“有证件么？”

　　“没有。”

　　“那就不准进。”

　　“我们是来上访的，”高氏道，“听说里面吃住便宜。”

　　“是很便宜，”红袖章不屑道，“一人一天五块钱，吃住全包。但是要介绍信
。”

　　“什么信？”

　　“国务院、人大、高院信访处的证明你合法上访的介绍信。”

　　“有多少人合法上访呢？”

　　“我没数过。”红袖章挥挥手腕，示意我们该离开了。“那楼里还没住满呢”

　　三人喏喏而退，沮丧地压了一会儿马路。我无意间抬头，瞟见了横空出世的“
某某宾馆”的楼顶广告牌，突然记起储百亮“见了某某宾馆就右拐”的提醒，不觉
豁然开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