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阅》杂志的前世今生

秋石

集体阳痿还是一起拱卒？——本刊专访民间办刊人别人  
                         《知道》杂志主笔/朝北  　　
  
  你是你自己，那么别人是谁？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说的不是你想说的，你做的不是你想做的，你自己不是你自己。”这是一个人的签名，他的作者不是你我，是别人。
　　别人，民间办刊人，大学肆业生。他曾放下学业，找了房子，蜗居民房，闭门读书；他曾创办中间思想论坛，引来《南方周末》的持续关注，关闭前注册用户逼近1万；他也曾拉了一伙人，做起地刊《中间》，每期500份，总是一销而空，当杂志做到第三期，却又被迫停刊。他没有大众媒体的经历，执情于民间，办民间论坛，做地下刊物。他对“启蒙”这个吊诡的词语充满敏感，喜欢传统士大夫的气度，他的文字保持着舒缓、节制。
　　在一封《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阳痿》的信中，他分析着自己思想的经历，忧心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病痛。小资的忧伤，愤青的谩骂，都和他对理想的青春相差甚远。八十年代生人，如何担当起时代的责任，向社会发声，这个是他所持续关注的。他坚信，“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论坛被关，杂志被封，在不断地受挫后，别人在2006年找到了新的起点，4月5日，一本新刊《新阅》已在武汉诞生。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有了刊号，有了通行证。但是，别人觉得新刊仍会有着《中间》的影子，发轫于民间的中间团队，也必将有所表达。他们排除了忧伤和谩骂，也选择了“阳痿”的反方向行进。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吃饭？”


　　知道：中间思想文化论坛是什么时候关闭的？
　　别人：05年3月20号，就是国家出台新的信息管理条例的时候。开通大概是在02年5月左右，我退学前策划，刚好退学之后就开通了。
　　知道：《中间》杂志和中间思想论坛是怎样的关系？
　　别人：鸡和蛋的关系。某一方面是先有鸡后有蛋，我02年退学的时候和朋友筹建论坛，到第二年又另一批朋友筹办杂志。然后办杂志结识的朋友也逐渐参与论坛的建设。最后就融为一体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事上的纠纷，这里就不展开了。论坛和杂志，加上日后的学社，透支了我的整个大学时代。
　　知道：当初为什么退学？
　　别人：一般如果是我朋友，我就会反问，怎么还有这么傻的问题？基本上，跟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要分手等等问题类似。还有，为什么不高兴。
　　知道：你觉得退学就像为什么不吃饭一样，是很正常的？是很自然的？你也是这样说服自己的？
　　别人：对。非常正常。虽然我经常被人觉得不正常。我不需要说服自己什么。我觉得不想读了，所以就退了。仅此而已。
　　知道：《中间》杂志后来也被迫停刊，团队成员现在去向是怎样的？
　　别人：一个朋友考研了。还有一个去年毕业去了广告公司，现在广州，不过很快也会回来。其他都在。我当初跟大家都说了，毕业尽量留在武汉。我从来没想过要就此罢手。所以大家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凝聚力。杂志没了有论坛，论坛没了我又做了学社。资源一直在延续并且不断整合。
　　知道：《中间》在最鼎盛时期是怎样的情形？
　　别人：杂志做了三期，每期印五百册，每次都卖不够。现在还有人问我要。论坛有连续三个月的时间被《南方周末》“网眼”持续推荐。当时几乎八零代最顶尖的高手们都被中间网罗了，除非特低调不冒头的那种。我自认为中间比那些文学青年更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尽管我也很敏感“代表”这个词。
知道：当被迫关闭时，中间论坛的注册用户达到了多少？
　　别人：关闭的时候接近一万了吧。我们跟天涯、凯迪那种大网站不一样，我们做论坛做得应该说非常纯粹，有人提过好多吸引人气的娱乐版面最终都被否决了。中间是纯同人性质的，有段时间关天的四个还是五个斑竹都是以前中间的。


“我一步步走上了被招安的路”


　　知道：当初是什么促使《中间》做PDF版的？现在又是什么促使你决定在《新阅》面世时也做出网站？
　　别人：《中间》做网刊是因为纸刊做不了，而我又希望延续纸刊的影响，并且整合当时的网络资源。《新阅》做网站不需要决定，网络是一种传播手段，任何办刊者都不可能忽视。纸质报刊上网几年前就普遍了。
　　知道：假想下，如果你现在不是在拥有刊号的前提下，你还会做纸质的《中间》吗？
　　别人：不会。因为我们当时被文保分局查处了。明确告诉我们不允许再做非法出版物。
　　知道：你接触过《中间》之外的民间刊物没有？都是怎样的形态？
　　别人：其实接触得也不多。据我所知，一些摇滚艺术类的地刊有比较完备的发行渠道，包括一些文学类的民刊也相当有影响力，而且也被主流的文学圈认可。但是思想文化类民刊，可能处境要尴尬得多。如果不及时转型，能够有持续发展的，目前我好像还没注意到。
　　知道：怎样的转型？
　　别人：那要看办刊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同人之间的交流，那么在没有生存压迫的前提下，你完全可以维持地下的状态，有时候这种状态确实更自由更轻松也更容易激发灵感。但如果你希望有更广泛的传播效果，那么必要的妥协我认为是必须的。当然网刊有一定的特殊性，他的传播渠道不受限制，言论的控制也不太严重。是否可以作为一条新路，也许可以期待。　　　　　
　　知道：你觉得要做大做得有影响还是需要从地下爬起来？
　　别人：至少目前来说是这样的。最起码你有了地面的通行证之后，可以保证你做大之后不会因为纯粹的身份问题而被取缔。
　　知道：民间刊物的正道还是去领通行证？
　　别人：那不一定啊。我个人对此很矛盾。对我而言是一步步走到了被招安的路上，但是无所谓正道和歪道的问题，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方向选择不同的进路而已。
　　知道：现在民间刊物大量存在，你怎么样看待这种地下暗潮涌动的现象？
　　别人：民国时期这种民刊更多，早期的《格林威治村》也是。他们之中能造成影响的，我觉得都是二重传播的效果，他们在文化精英内部流传，影响这些精英的思想，然后由这些精英渗透到大众传媒当中去。做得好确实非常不错。现在很多博客也是这种形式，北大林江仙主持的《大风》就是采取的电子杂志形式，我个人也比较推崇。只是我个人的期望不仅于此而已。


“启蒙还在，但姿势变了”


　　知道：你理想中的刊物是怎样的？《中间》有哪些做到了，有哪些没有做到？
　　别人：理想的刊物有点不好说，或者说我推崇的刊物不只一种，但他们之间是否具有可归纳的共性，恐怕还不好说。我关注比较多的，应该就是储安平的《观察》、胡政之的《大公报》，再就是我目前重点学习的卢斯的《时代》。目前国内的新闻周刊也基本上以《时代》为榜样。虽然《时代》所开创的“时代”离我们还相当遥远。
　　知道：《时代》是一本时政新闻周刊，而《中间》似乎更重视评论，更像一本文化刊物。
　　别人：地刊时代的《中间》确实人文气息非常重，事实上我们当时对自己的定位也就是人文类型。《新青年》和《新潮》的味道，符合学生时代的理想主义。其实后来在网刊的后记里，我已经暗示《中间》日后的转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新阅》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中间》的味道依然很重。但这个思路我会延续，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启蒙还在，但姿势变了。当然我个人非常敏感“启蒙”这个充满吊诡的词语，只能说借用“启蒙”这个表达是为了通俗好懂。
　　知道：你当初设想的《中间》日后是要往哪方面转？《新阅》的姿势是怎样的？
　　别人：寻求一种平衡吧。《中间》是学生时代纯粹的理想主义产物，但《新阅》是当初那批理想青年进入社会之后的商业操作。这本杂志从酝酿到操作到日后的运作都是商业行为，至少基本属性是商业行为。所以为了起码的生存基础，我必须考虑商业利益和文化理想的平衡。但这只是最起码的。我所谓的“姿势变了”更多的是从文化理性的传播方式来说的，我们的新闻史教科书都告诉我们，新闻事业的转型大多会经过一个从政论时代到大众时代的过程，我们今天正好处于这种过渡，纯粹的《观察》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彻底的《时代》社会还没有到来。这种比附也许不够恰当，我只是想说，《新阅》比《中间》遭遇的处境可能更加尴尬。对我们会有更多的挑战。
　　我个人觉得邹韬奋和他的《生活》可能更值得我们现在借鉴，他把两者就综合得比较好。以一种商业化的操作来经营文化产业。当然胡政之的《大公报》更是我心中的楷模。他的报业托拉斯构想对我非常有吸引。我预感这种报业集团在未来即将出现。
　　知道：你觉得在武汉能够产生出这样的思想刊物吗？武汉有这个文化土壤吗？你的出资人能有足够的耐心承受杂志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培育期，当然也许是亏损期。
　　别人：市场营销有一个经典案例，说两个鞋业推销员同时去非洲考察，一个回来非常沮丧，说非洲根本没有市场，那里人根本不穿鞋；一个回来非常兴奋，说非洲还是空白市场，那里人都还没有穿鞋。我经常举这个案例来说明我们的办刊思路。当然这显得也有一些理想主义。但没有关系，我们有备而来。我的投资方是我高中同学，　　从《中间》开始就帮我做封面设计。我当初就跟他说，期刊行业的回报周期比较长，特别是我们这种非大众化的刊物。结果怎么样我现在当然不能确定，只是说我们会努力调节。
　　知道：能介绍下你们团队构成吗？
　　别人：基本上就是编务和市场两大块了。除我之外主要的编辑就是张鹭，他是从做民刊、做论坛一路一起做过来的。然后就是田禾、李紫烟这些武汉的八零后作家，也是做民刊的时候就在一起的老朋友了。还有我们一个做电影的朋友。市场就是我们的投资方了，他从房地产公司出来了。加上我去年一起做学社的两个朋友。我个人目前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市场推广这些方面。这个是生命线，发展的基础，而且我个人也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个人认为市场方面可能是新闻事业转型的重要关节。
　　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重办新刊的？
　　别人：有明确的构想是在去年寒假，我同学从北京回来我们就在讨论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在网上只花了五分钟就达成了合作意向。然后二月份过来之后就开始策划。三月初开始正式筹备，四月五号出刊。因为心理上的准备时间比较长，所以具体的事务上，筹备起来就非常快。
　　知道：《新阅》和以前的《中间》相比，在内容上你们是继承得更多还是改变得更多？
　　别人：我个人当然觉得是在继承。也许呈现给读者之后，老读者会觉得在改变。但看第四期《中间》的编后就可以很明确的了解我的思路。其实这更多的是我和我们的编辑们个人思想和心态上的转变，当然会直接影响我们办刊的方针。栏目设置上基本没有变化。但不排除以后可能会变。比如说，以前那种狂飚式的言论，过于激愤的情绪，现在我都会刻意避免。我希望我们能以一种严肃的态度，传播一些负责任的言论。
　　以前的中间，我觉得有些时候没有考虑到基本的责任意识。或者用马克斯·韦伯的划分，我们没有重视到自己的“责任伦理”。
　　知道：这个会不会也是一种妥协？
　　别人：你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我个人并不否定。但不妥协的结果是什么呢？以前的《中间》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提示了。而且现在如果依然如旧，损失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份刊物了。最首要的，我也要对我的投资人负责，还要为我这些毕业之后不找工作跟着我们八百块钱一个月干的兄弟们的负责。


“这是一个拱卒的过程”


　　知道：你的期望是在商业和理想上的完美结合，像卢斯的《时代》？
　　别人：卢斯不仅仅有《时代》，他还有《财富》有《生活》。现在的时代华纳更是跨行业的传媒帝国。如果说得宽泛一点，我个人着眼的是整个新闻行业甚至文化产业的纵深，而这其中，商业操作和产业转型是基础。我们学新闻的都知道当代的报业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之初，主要原因是国家当时无法承受报业连年的财政负担。我们日后的新闻事业发展呢？所以我觉得商业是最好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
　　知道：能不能说，经历了《中间》的变动后，你更重视传播的实效？以前你只是一名民间办刊人，而现在则更重视经营，你的野心是做成功的发行人？
　　别人：我重视持续发展。如果一定要说野心，其实更多的是政治野心。我希望真正从政治上解脱对文化产业的束缚，我们现在的产业环境，和卢斯的时代没法比，和《观察》、《大公报》的时代也没法比。怎么突破这个限制？当然需要民间刊物不断的冲锋陷阵，但更需要正面战场的匍匐前进。大家的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这之间的差别，可能有点类似学院派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你说两者有差异，肯定有。但两者都是必需的，缺一不可。否则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和健康的知识界。传媒产业也是一样。
　　知道：以一本杂志的力量，你觉得能“真正从政治上解脱对文化产业的束缚”？
　　别人：当然不是一本杂志的力量，而是整个产业的不断纵深。所以我说游击队和正面部队都缺一不可。
　　知道：那么《新阅》是哪一种？游击队还是正面部队？
　　别人：我希望《新阅》能够推动正面战场的进程。最终的结果在谁我可以不去在乎。如果《新阅》能够成为一个契机推动整个新闻事业的顺利开放和转型，我可能又回来办一份纯粹的同人刊物，或者纯学术的，或者纯艺术的。
　　知道：你的办刊行为更像一种战斗，使命使然？
　　别人：呵呵，战斗这个词太剑拔弩张了，虽然我喜欢打这样的比喻。使命感这个词我个人很受用。相当于时下流行的知识分子，我更喜欢中国传统的“士君子”的气度。
　　知道：但是你也知道，触碰黄线是很危险的，很多传媒先烈，他们企图改变制度，最后被改变的却是他们自己。
　　别人：我不会去碰任何政治话题。甚至不会像《中间》那样张扬。生活方式嘛，我会从具体细微的社会层面慢慢渗透我的文化理想。
　　知道：《新阅》的理想不是要成为一个契机推动整个新闻事业的顺利开放和转型吗？
　　别人：这种转型岂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的是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改变，而不是空洞的思想意识之类，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闻青年，我们现在时代变了。姿势也要变。既然是匍匐前进，肯定是一个慢慢周旋和讨价还价的过程。套用胡适的话，这是一个拱卒的过程。
　　知道：《中间》是在冲锋，而现在的《新阅》则是匍匐前进，可以这样理解吗？
　　别人：呵呵，这正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其实更早的时候，中间论坛叫“刑天思想文化论坛”，光听名字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我的激情和热情。“刑天”是我高中时代的笔名。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我再应长风兄之约给北国之春写的一篇文章里比较详细的分析了自己的思路，不过那篇文章写完之后没有公开。
　　知道：后来为什么改成“中间”？
　　别人：我个人更倾向于客观理性，或者说，刑天更像一种个人情绪，而中间已经具有传播者的姿态了。
　　知道：你觉得《中间》做到了一个客观的评述姿态吗？
　　别人：当然没有，远远不够。所以到《新阅》这里才慢慢开始回归。所以我一再强调没有改变，而是真正的延续。
　　知道：《新阅》在卷首语中表示，不仅提供阅读，还提倡生活方式，那么你们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别人：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思想方式的变相提法。我不记得是谁说过了，启蒙的关键并不在于宏大叙事，而在于日常生活。当然这个提法比较策略，对不同的受众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对白领我也可以说得很小资。没有关系，只要他们被我吸引过来，我就可以慢慢渗透。  


附刊首语：
              从《新阅》开始，八零代人自己说话         

  年轻人引领言论，在中国由来已久。章士钊二十二岁主笔《苏报》，傅斯年二十三岁创办《新潮》，李敖二十六岁扬名《文星》；代不乏人，英雄辈出。梁启超云，“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如此之谓也。

  然环视今日之舆论界，虽不乏青少年读物，但无非是卿卿我我的校园文学，或者考研求职的社会资讯，真正有份量、能够反映年轻一辈心声的杂志，尚且欠奉。一个国家长期听不到自己最青春代的声音，这对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缺憾。

  所以八零代人必须开口说话。不同于一般文学作者的个人抒情，我们有责任展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我们也有责任向这个社会贡献我们的思想和激情。我们代表了这个社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现在你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份完全属于年轻人的杂志。我们的主要编辑都生于八十年代，我们的核心作者也都生于八十年代，我们负责将这个国家最新锐的声音传播给全世界。我们提供新式的阅读体验，提供新式的观察视角，提供新式的思维方式——提供新式的生活方式。我们欢迎所有的年轻人，包括八十岁以上的。

  对于那些习惯了对年轻人妄加议论的人，你们要小心了，我们不会听任单方面的猜测随意传布，我们随时准备回应对我们这代人的置疑和怀疑。对于那些动辄以“八零后”代言人发言的人，你们更加要小心，我们反对任何个人代表整个群体，我们也绝不以代表人自居。我们只是提供平台，客观地展示这个国家最青春代人群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

  时代总是以新陈代谢的方式向前进步，在一个新兴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我们愿为前驱。“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从《新阅》开始，八零代人自己说话。

  从《新阅》开始，你们必须注意听我们说话！
                                          别人


                      编后记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组稿、校对与反复讨论，我们终于能够以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迎接这期杂志的诞生，犹如怀胎十月的母亲期待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事实上，从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聚议参与编辑这本杂志开始，我们始终都是处在一种谦卑与克制的心态之中。之所以谦卑，是因为我们深知在现今人文氛围不振的情境下，坚守一份耐读的知性读物是多么不易；之所以克制，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青年人过剩的表达欲望很容易让我们失掉自己的理智。

  这种表达的焦虑感是我们这些8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一个比较鲜明的整体特征，这一方面与我们的青春正茂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所扮演的尴尬的社会角色——虽然已经有了一个成年人所应具备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但在成年人的眼中我们仍只是看起来那么让人不放心的孩子，这导致我们只能无奈地游离于他们的话语圈之外。每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试图开口表达自己时，却发现没有人能听得到甚至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我们在说些什么，尽管我们未必成熟的言说里也可能隐藏着一丝智慧的闪光。这个矛盾反映出拥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刊物是多么的必要。即使以这份刊物微薄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什么，但它至少让一直被忽略了的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可供倾诉和交流的后花园。

  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本期的主题聚焦在“80年代人”这个社会群体上，据说我们由此而天然地分享了这个名称。不过，比起60年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70年代人的“文化热”情结而言，我们似乎缺乏一个统一的共同经验：除了脑海中残留的对于红领巾、圣斗士的模糊记忆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中心事件能够把我们这代人凝聚成一个精神上的整体。但既然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性话题，这就无关紧要。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以便在各种零散的镜像碎片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因此，在主题文章中，除了对我们这代人进行概述性的社会分析以外，我们还专门选编了两篇谈80年代人的文学创作与摇滚音乐的文章，以及哲学家邓晓芒先生结合自己的青年时代对“青春”所做的一些思考。希望这些文章能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前不久，韩寒在自己博客中发表的一篇檄文在文化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由于文章所指的对象白烨拥有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与书商的双重身份，此事的影响超出了一般的文学争论，波及到评论界道德水准、网络文明、文化体制等诸多层面，甚至有了“80后”的话语权革命的说法。但是对这些复杂的现象作个简单还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事件的关键在于：在写书、赚钱、赢得媒体与粉丝热捧之后，“80后”作家再也难以忍受被评论界漠视的状态。而除了白烨以外，这些出生于80年代的写作者并没有自己的评论家。一些致力于研究“80后”现象与作品的青年研究生正处于在读阶段，他们的出场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四月是属于青年人的时节，它就像导演岩井俊二的那部讲述初恋的电影《四月物语》一样浪漫而温馨；但四月也是残酷的，它带走了对当代青年人而言相当重要的两个文化人物：王小波与“哥哥”张国荣，前者在九年前的四月因为心脏病而悄悄离开了我们，后者在三年前的四月陨落于那令人长叹的一跃。今年四月又逢他们的祭日，对于这样两个值得喜爱的人，我们没法不说点什么。在我们特意组织的两组纪念文章中，胡坚敏锐地发现了王小波在其小说中建构的另一个镜像世界，雷志龙也动情地讲述了“哥哥”对自己电影人生的执着坚守。我想，他们之所以如此为大家所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活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当中。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杂质，文学、电影就是他们的全部。

  多年以前，兰波的一句“生活在别处”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王小波生前也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审美疲劳多少会让人有逃逸到另一个世界的冲动，即使我们不能像二位那样过上特立独行的生活，那么趁空闲的时候沏上一杯茶、捧读一些同龄人的激扬文字，总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