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陈寅恪的治史问题

任我行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是最早影响我从“兴唐传”一类的历史演义的文学作品转向严谨的历史考证的学术文章。当时看到他的东西，崇拜得不得了，因为他的风格跟我看到了建国后的那些历史学家写的东西很不同，使我有“原来历史可以是这样研究的！”的大开眼界之感。
　　　　
　　　　只是如今回头细看，他的东西其实有不少立论不严之处。甚至他所提出的很有影响力的“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杰”的两大势力集团对隋唐政治的左右的说法，现在我细细思量，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新颖角度，但失之偏颇。历史的全貌不仅仅是如此的。尤其是他以这一假说来分析徐世勣支持武则天上台，就明显地缺乏说服力，显得牵强附会了。
　　　　
　　　　其实，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的研究，他喜欢钻牛角尖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的倾向就已经很明显。不过，也许是余英时说的对，他当时写这本小书，是有“借古喻今”之心，托情寄志于一个古代青楼女子身上，并不是作严谨的学术考证，因此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后人的我们，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就当然不能把此书当成正儿八经的学术论著了。
　　　　
　　　　陈寅恪这种“借古喻今”的治史态度，其实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如“论李怀光之叛”明显是借古论当时张学良的“西安事变”。
　　　　
　　　　平心而论，“借古论今”作为一种历史观，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考证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能用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进行。严格地说，考证是不历史学，而是考古学，因此不能带有任何事先设定的历史观来进行。历史学则必须有历史观的指导，以不同的历史观来解释相同的历史事实，会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刻内涵所在。所谓历史学要“与时俱进”，无非是指历史观的“与时俱进”，而绝非历史事实的“与时俱进”。历史事实岂能因时代发展、观念变化而变动不居？
　　　　
　　　　因此，陈寅恪在进行考证工作时怀着“以古喻今”或“以古论今”之心，是有悖于学术规则的。
　　　　
　　　　当然，陈寅恪的历史观，宽简高雅，我始终是十分尊敬的。

寒柳轩客

任兄所言的确是陈寅恪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诟病的地方.
但是要摆脱个人经验(偏见)去研究学术并获得成就的,恐怕是极其少数的.即使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笔下也多少流露出了个人激愤."柳如是别传"正是这种心态下的著作,借古讽今,身世自况,如果少了这些,完全是不包含任何主观情怀的论述,恐怕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做到,恐怕也少了成就大事业的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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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中的是陈寅却 身后的机智 博学 记忆巨强之类 有料爆 这就够了 治史好的还有很多嘛 不尽善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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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侠又来拉：）喜欢你的帖子，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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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陈先生的分上，3分

寒柳轩客

公共讨论不平分滴

铁老鼠

呵呵,陈老还是长在他的人格魅力

cdxiaohe

仰 望 陈 寅 恪
蔡鸿生著
中华书局2004年1月出版


目 录

引言 仰望者的自白

上编 读陈寅恪
一、辉煌的笔耕
二、“颂红妆”颂
三、从“头”学起——重温《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四、陈寅恪与中国突厥学
五、《读莺莺传》的眼界和思路
六、从支愍度学说到支愍度话题
七、发覆的魅力
八、《陈寅恪集》的中外关系史学术遗产

中编 说金明馆
一、金明馆里文盲叟
二、“寅恪”音义及其他
三、助手黄萱
四、老门生刘节
五、康乐园“二老”
六、释“陈门恩怨”
七、解读一幀老照片

下编 识小录
一、胡名试探
二、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
三、佛门织女的创造
四、哈巴狗源流

附编 学园草
一、“大师”小议
二、佛说、龚诗和罗丹语
三、对话
四、序友人书
五、从答辩谈论文
六、学风、学位和学问
七、《圣婴断奶图》的启示：告别教科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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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仰望者的自白

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
——黑格尔

1953年秋季，距今整整五十年，我刚刚跨进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门槛，就听到一个响亮的名字：陈寅恪。随后，又在资料室见到古色古香的《元白诗笺证稿》铅印线装本，文字词句虽一知半解，但那种排炮式引文加案语的风格，却使我觉得如睹天书，才翻几页就被吓退了。第二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因为是单篇论文，字数不多，就硬啃一遍，结果还是不识其中味。知识准备不足，难免留下问津无路的遗憾。

按五十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升上三年级可选修专门化课程。1955年夏季至1956年夏季，我以“元白诗证史”选修生的身份，在“金明馆”听陈寅恪先生讲史论诗达一年之久。尽管学缘不深，领会也浅，但寅恪先生的音容和风范，却至今记忆犹新。一首《长恨歌》，几乎讲了两个月，擘肌分理，动人心弦。他虽指定本课以《元白诗笺证稿》为教材，却告知听讲者：“我作的三本书：《略论稿》、《述论稿》、《笺证稿》，都叫稿，就是准备以后还要改。”在陈寅恪先生心目中，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求真过程，书者“稿”也，学无止境。如果自以为已臻胜境，那可能就陷于绝境了。

陈寅恪先生不仅学问渊深，其品格和意志尤其非常人所能及。自56岁失明至79岁逝世，他奋起于衰残老病之中，在学海坚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夜航”，给元白诗笺证，使《再生缘》再生，为柳如是立传，如此等等，都是用苦汁酿成甜酒，创造出精神生产的奇迹，令仰望者叹为观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陈寅恪先生返归道山之后约二十年，所谓“陈寅恪热”如空穴来风，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他的“后世相知”，难道会有那么多吗？深知陈寅恪其人、其学的程千帆先生，在1996年6月致舒芜函中，作过一个精当的评论：“陈学热实体现对传统文化关注之心态，非徒重其学术创见也（多数人恐亦不懂他说些什么，但隐约感到他说的一定很重要而已）。”（见《闲堂书简》）语含微讽，其实是十分中肯的。但愿“追星族”不会光临学术界，尤其对自号“文盲叟”的陈寅恪，他在生时已“闭户高眠辞贺客”，作古后就更需要安息了。九泉并非热土，让大师回归自然吧。

对陈寅恪先生，我只有受业一年之缘，既非“入室弟子”，也无“教外别传”。从严格意义来说，没有多少可忆之事，惟有一些感念之情。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凑巧，1996年访问英国，适逢寅恪先生赴伦敦医疗眼疾五十周年。有一回，坐在开返牛津的夜车上，望着渐行渐远的伦敦灯火，脑际浮现出“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陈寅恪：《南朝》七律）的诗句，一下子悲从中来，回到牛津大学的客舍，久久未能入睡。2002年春，应邀访问日本，又逢寅恪先生昆仲联袂东渡留学一百周年。此行随身带了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经东京、横滨、京都、奈良、神户，直到大阪，时时浏览，算是凭吊式的阅读，为生平所未经，别有一番滋味。陈寅恪先生的“后世相知”，自有人在；我呢？顶多只是“后世相思”而已。

本书是为纪念陈寅恪先生而作的，但不是回忆录，也不算问学记。上编辑入若干读书心得；中编记述“金明馆”的故人、故事和故实；下编则是据陈寅恪论著的提示而作的学术札记，犹如“童子戏”式的作业，权充陈门受业一年的菲薄回报；至于附编，浅议浅说，不一而足，均属仰望陈寅恪先生引发的联想，并非“指点江山”的文字，幸勿误会。

书名突出“仰望”二字，不仅表示敬意，也不止是对熟语“走近”的舍弃，而是别有所指。寅恪先生的遗骨今年夏季安葬于庐山植物园，墓地所在的山丘命名“景寅山”。景、仰相通，这册小书就算是扫墓的一份供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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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这本书原应在两三年前完成，因俗务缠身，又改不掉“声声慢”的写作习惯，于是便一延再延，拖到今天。书中有些章节，曾以专题形式列入学术讲座，这完全出于林悟殊先生的精心安排。他让我有机会把不成熟的产品拿出来试销，以便听取意见，完善书稿，其诚意是十分可感的。历年发表的几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旧作，辑入本书时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有的增补，有的改写，但毕竟木已成舟，基本结构未变。新旧杂陈，敬请读者指正。

感谢陈寅恪先生的女公子美延教授提供珍贵照片，使拙著得以茅屋增辉。

感谢中华书局李解民先生审读书稿并促成出版。

全书的整合和打印，是断断续续进行的。为此出力者，有曾玲玲、殷小平、张小贵等年青朋友，以及同事中的三位博士：江滢河、王川和周湘，特此道名致谢。

蒋晓耘女士有感于房地产市场存在“烂尾楼”，担心我手头也出现“烂尾书”，时时催促，其苦心孤诣，犹如怕小孩逃学一样。在本书脱稿之际，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感慨良多。不敢效颦写“稿竟说偈”，只好搬出传统的“四字格”，聊表一时思绪，为的不是打油而是打气：

五十年前，史学新兵。
如今何物？康乐园丁。
有意求法，无术传经。
心归定处，拾穗榕荫。
坐冷板凳，娱乐升平！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蔡鸿生写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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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陈寅恪先生的是非为是非
　　———蔡鸿生教授访谈

　　□徐卫东

　　陈寅恪弟子、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的新著《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1月出版），记录了跟随陈寅恪先生读书时的一些心得，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对理解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颇有帮助。
　　
　　徐卫东：您在1955年听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时候，是什么场景？
　　蔡鸿生：当年的情况是，人们觉得陈寅恪先生名气很大，听他的课很吃力。正式选修的只有几个人，包括来旁听的教师，大概在8－10人之间，是在陈寅恪先生家里授课，不可能容纳更多的人。陈寅恪先生讲课异常口语化，就像现在我跟你在电话里交谈一样。他的魅力何在？在于他的思维力度很大，能够由表及里，使人能够达到认识上的一个高度。例如对《莺莺传》的解释，他考出莺莺的社会地位低下，推测莺莺为“酒家胡”（卖酒的胡人），进而指出张生“始乱终弃”的社会根源，揭示了社会与人性的冲突，令人茅塞顿开，这样一下就讲通了。我们听课往往恍然大悟。再如，陈寅恪先生对《长恨歌》、《琵琶引》（《琵琶行》的原题）的考释，也是这样。有人讥议他探讨崔莺莺的出身、杨贵妃的婚史和琵琶女如何移船等，是在搞鸡毛蒜皮，走上歧途。实际上，陈寅恪先生是从大
　　处着眼的。他的考证背后联系着整个的宫廷制度、社会风气。也许有一天，我会根据当年听讲和阅读留下的印象，写一篇《陈寅恪史学中的唐代女性世界》来为先生辩诬。
　　徐卫东：您如何理解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
　　蔡鸿生：关于陈寅恪先生，以前有一些历史专业以外的人也参与了评论，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个人经历，似乎忽略了他作为学人的身份，以为他是喜欢抬杠的人物。其实，陈寅恪不出任二所所长，并不是要跟谁抬什么杠，其原因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得很清楚，就是不能有某种理论作前提，再来研究学术。他早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就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学术研究，必须有独立自由才可以求真。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陈寅恪先生，便会使他的形象走样。
　　徐卫东：您这些话使我想起了您在本书中首次揭出陈寅恪先生诗文中一再出现的“支愍度话题”。您认为“守伧僧之旧义”是陈寅恪先生立身处世原则一个极好的注脚。（参见文末资料）
　　蔡鸿生：“守伧僧之旧义”，用的是“古典”，抒发的却是他个人的主张。所谓“无负如来”，这个如来，就是客观真理。学术研究上，如果曲学阿世，则有负了。不为外界力量所左右去探讨学术，则不负。在陈寅恪先生的诗文里，反复出现这一话题，倾注了他“求真”的感情。“守伧僧之旧义”，也是他终生坚持的一个原则。如何理解陈寅恪先生，这是其一。
　　其二，一般人说陈寅恪先生，都以为他的学问功夫在于实证，实证功夫很深。我认为这是片面的。陈寅恪先生最高明的地方是他的思维，以思见长，而不是以考见长。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通识”，特点是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非同凡响。而一般人的思维是局限在表层的。陈寅恪先生的历史思维这一点被人们严重忽略。我在《仰望陈寅恪》中一再提到陈寅恪先生的历史思维对于青年学者的重要意义。陈寅恪先生的学术魅力就在于一个“思”字。司马迁说：“心知其意。”这个“意”字，不简单，触及深层的底蕴。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正是这样，“心知其意”。
　　其三，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先生晚年研究柳如是，很多人从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但是，正如我在《金明馆里文盲叟》中所论证的一样，晚年陈寅恪的神游伙伴除了柳如是之外，还有苏东坡。陈寅恪先生的很多感触都是与苏东坡相通的，例如被贬、沦落等等。这一点别人没有说过。认识到柳苏情结，才能完整解读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至于陈寅恪挨批的问题，如何看待金应熙？这就涉及当时的历史情境。我认为应该按照陈寅恪先生所言，抱“了解之同情”来看。这在本书《释“陈门恩怨”》一文中谈到了。陈寅恪先生自己本是独立的，自由的，我们要学他，也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别人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
　　徐卫东：您怎么看待当前的“陈寅恪热”？
　　蔡鸿生：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不能以陈寅恪先生的是非为是非。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要有我在《仰望陈寅恪》一书中引用的海涅对路德的那种态度，也就是理解的态度。不要从一种片面走到另一种片面。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也认为自己的学说中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们提倡强化理论思维，也要去想，要理性化，不能情绪化。
　　徐卫东：能否介绍一下陈寅恪教授后人的情况？
　　蔡鸿生：陈寅恪先生的大女儿学的是医学，定居成都；二女儿学的是生物学，后来到了香港；三女儿陈美延学的是化学，在中山大学执教。
　　陈美延教授在搜集、编辑陈寅恪先生的文集时，我提供过一些书籍给她查引文。我也有很多问题请教她。比如，“恪”的读音，我问过她。她说，她在北平上小学时起，在填学籍报家长名时就读“que（却）”。女儿不会读错的。而且，师母、黄萱、刘节、周一良、季羡林都这样读。这个字的读法来自先生祖籍江西修水的族谱，属于客家方言的旧读。
　　徐卫东：您如何看待陈寅恪先生对中山大学的影响？
　　蔡鸿生：这里分著作和讲学两个问题。陈寅恪先生的讲学1958年就停止了，当时“拔白旗”啊。而他的著作呢，当时也没有向他学习的好氛围。当年，陈寅恪先生固然是“学术权威”，但没有被树为学习的榜样，而是“批判继承”，一个“批”字当头，怎么可能去学？当时很多人知道陈寅恪的名字，一级教授嘛，工资高，“381高地”，381元，这在1950年代比北京还高。我那时是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2.5元，毕业后当助教也就61.5元。陈寅恪先生在当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年在中山大学，陈寅恪与岑仲勉二老尽管学术成就很大，但是在当时的风气下，我们对二老的学问大多限于观赏，能够学得几分到手的，也是凤毛麟角。现在，事过境迁，在想象中认为存在那么一个播种、开花、结果的过程，从历史事实来讲，这是绝对化了。
　　徐卫东：2003年夏天，陈寅恪先生的遗骨归葬庐山，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蔡鸿生：陈寅恪先生的遗骨归葬庐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间幸亏黄永玉先生搭线。他是一位高龄的艺术家，为了这件事，尽心尽力，了不起。去年6月，正是“非典”高峰，所以当时的仪式也仅仅邀请了先生的至亲去庐山，校方都没有代表参加。
　　（标题为编者所加）


　　●小资料
　　支愍度话题

　　东晋时期，愍度和尚从北方渡江到南方，为衣食所迫，舍弃原来的教义，创立“心无义”说。当时跟他一起的一个北方和尚没有过江，托人带话给愍度和尚：“替我致意愍度，‘心无义’说怎能成立？想出这一计谋为了暂且解救饥饿而已，不要因此而辜负了如来佛啊！”陈寅恪先生曾作《支愍度学说考》，并在他的诗文中六次提到这一话题，“在他的心目中，支愍度事迹含有深刻的哲理性，‘伧僧旧义’乃大节所在。也许可以这样演绎，‘立义’属于治学，‘救饥’属于治生，是否‘负如来’则属于治心了。三者以治心为本，构成一个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方程式，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见蔡鸿生《从支愍度学说到支愍度话题》，此文收入《仰望陈寅恪》一书）。
　　伧，南北朝时，南人称北人为伧，有鄙薄的意思。




05-08-2004 11:36  

gungun2001

在本世纪中叶的中国，有一个当代史家，在失明膑足的情况下，用了十年的光阴，完成一部八十余万言的大书奇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与他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个人极其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