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慕岳:1952年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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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在清华园，先住在善斋，后住在新建的诚斋。院系调整后，我就淡出了这座学府，只呆了整整一年。我是来读书的，但这一年我们几乎没读什么书，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搞运动。虽然书没读着，但给我的经历确是异彩纷呈、眼花缭乱，一些细节让我刻骨铭心，使我终生难忘。

当时的清华，主任委员（校长）是民选出来的著名物理学家、德高望重的叶企孙教授，党委书记是何东昌，教务长是物理学家周培源。

清华大学有一个特殊现象，许多著名人物都守身如玉不结婚，如叶企孙先生，法学院长陈岱荪先生，哲学系金岳霖先生，他们的独身成了清华园一条银灰色的风景线及社会上的谈资。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三天两头在全校大喇叭里总可以听到叶企孙先生的检讨。他犯了什么错，我不知道，大多数同学也不知道。叶先生口讷，也就是结巴，还是个声音尖细的男高音，听他的检讨，简直是揪心、是受罪。我内心十二分同情叶先生。

有一次义务劳动，我正好被分配在叶先生宿舍门口的绿地上劳动。那时我还是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长得又瘦又小，面孔比实际年龄还小得多。可巧当时正值叶先生出来，见到我很奇怪又很高兴。他走到我面前，向我微笑，并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但我的反应并不强烈，因为当时并不知道叶公是当代中国执牛耳的物理学家。院系调整后，蒋南翔当了期盼已久的清华大学校长，叶先生当然被免职，后调往科学院。“文革”期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到了清华。在运动中听说他被整得死去活来，停发工资而且没钱吃饭，在清华食堂向学生行乞。叶企孙先生，这位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学科的开山鼻祖，研制两弹的科学家、大部是他的学生或隔代学生，其一生与人为善，为了科学一生不娶，最后竟落到如此下场，确是令人心碎。

那时清华大学经常开全校大会，都是由何东昌唱独角戏。何身材不高，黑黑的，多次开会没见过他一次笑脸，我有些怕他。我心想谁要树起尊严，就是见谁都不要笑。但他有一个特点，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有穿透力，你坐在大礼堂楼上最后一排，他的话都能听得清楚。

教务长周培源教授有苏浙口音，说话有些沙哑。我整天见他穿一身早就该洗的一身蓝制服，骑一辆破自行车，穿行于清华园的街道上，有时南来，有时北往，总像都有急事。我想这位著名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都在他的破自行车两只轮子上实践了。

1952年清华大学搞了四件事，第一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教授的，尤其在清华可真有改头；第二是“忠诚老实运动，”，是针对学生的；第三是“三、五反运动，”是对职工的，真是没有漏网之鱼；第四是院系调整，导致旧清华解体。

那好像是在春天吧！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教授是对象，学生是打手，像我这样的则是看客。

清华有两个开会的地方，一是大礼堂，一是同方部。讲大课在大礼堂，例如张岱年先生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全校学生都参加。听院系课时在同方部，例如张渔教授讲“政治经济学”，是部份同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典型在大礼堂，容易过关的人在同方部事各系的课室。

记不清是下午还是晚上，好像我迟到了一会儿，我走进同方部，这是法学院教授们“过关”的地方，屋内黑压压一片，主角是院长陈岱荪先生。陈先生高高的身材，身体瘦长，总保持绅士风度，听人家说陈先生不喜欢美国人，喜欢英国人，因为美国人是暴发户，缺乏绅士风度。这时我听到最后几句检讨，他对外蒙独立表示沉痛，像一只美丽的树叶的国家，现变成残缺不全，他在思想上搞不通而且他认为马列主义只是“一家之言”。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痛苦失声。是“作秀”还是“表演”，或是真心悔过，我不清楚。反正这些陈先生都没有，仍然表情严肃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然后开始听大家批判。他坐在学生坐的扶手椅上，低头记录，等待别人批判。提意见的人七嘴八舌，尖刻的、难听的都有，屋内的光线也不好，陈先生被数落得很狼狈，灰溜溜的一脸灰色。我虽没听全陈先生的检查，但内容知道个大概。

翻译“资本论”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郭大力，1949年一解放就从英国回到中国，高教部因他们的名气和意愿安排到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这一下可炸了锅，原来在清华经济系任教的教授们都是清一色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门户之见之深，令现在人不解。王亚南、郭大力是留英的，清华经济系不容，就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其实陈先生出于无奈，他对这场派系斗争并不认同，所以在大鸣大放的1957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不同意教授治校》。他这不是马屁文章，而是心里话，因为陈先生不是说违心话的人。陈先生在排挤王、郭事件中，独木难支，他虽是院长，也做不了大家的主儿，不得不站在哈佛派的阵营内。后来高教部不得不把王、郭二位安排到厦门大学，好像王亚南当了厦大的校长，郭大力当了经济系主任。

当然此事岱荪先生将负责，因为他是院长，他为此事做了深刻检查。这时一位和我同年的历史系学生梁从诫，向陈先生提出严刻尖酸的批评。梁从诫是梁思成先生的公子，我一细听，他的批评虽然尖酸，但没内容，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梁的意思主要是陈先生绅士风度严重，架子大，不爱理人。据梁说，一次他和陈先生狭路相逢，陈先生眼皮也没抬，没理他，这下可惹脑了梁公子。梁的语言刻薄透人心肺，陈先生灰色的脸成惨白色了，一向庄严肃穆的他，承受不了这样的人身攻击，几乎瘫在坐椅上。梁同学发言后，历史系孙毓棠教授发言。刚刚结婚的孙先生，精神焕发，他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在史学界颇有名气。因为学问大，批评陈先生的话，我都听不懂，但主要还是“绅士风度”的问题，什么“波士顿少年”等等，陈先生怎样和“波士顿少年”挂钩我不知道，甚至什么是“波士顿少年”我也不懂，总之，孙教授对陈先生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现在看来，陈先生一生谨言慎行，远避政治，老老实实，一心扑在教学上，不争名利，不出风头，在党看来，有些师道尊严，绅士风度，算不了什么，所以没出同方部“关”也过了，“澡”也洗完了。接着赵仁俊教授，上台过关。赵个子不高，胖胖的，鼻子红红的，上台没两分钟，就泪如雨下，啼泣不止，向大伙沉痛地交待，在王、郭事件中是他亲自写信，送上门去，轰王亚南、郭大力离开清华的，这我才明白，轰王、郭事件，领头闹事的是“红鼻子老赵”。好像党对这件事不感兴趣，赵也轻松过关。这时上台的是刚从美国归来的肖家魁副教授，很年青，一个刚留学归国的学生，没什么可交待的，他是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的，发表了一篇宏论，说他在研究凯恩斯时，关键的东西弄不懂，一天在屋内闷坐，忽然豁然开朗，全明白了，因此得到了博士学位。这时他引起了学生不满，有的指责他态度不端正，因为科学没有“顿悟”的。其实我想肖先生的话，不是撒谎，科学有时就是“顿悟”。后来其他人检讨什么，我忘记了，好像清华学院思想改造运动就这样结束了，不算皆大欢喜，也算和和气气。

没过几天，各院系思想改造运动就先后结束了。一天上午，大礼堂座无虚席，开始了全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好像主持会议的是周培源教务长，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在台上发言。梁先生穿一件黑呢子大衣，因为我坐在中排，看不清面貌，反正是中等个儿，一身很整齐。据当时听说，他和夫人才女林徽因共同设计国徽，林累病了，卧床不起，梁先生病休了半年。这时梁先生在台上已检讨了一个小时。

梁从诫是梁思成的公子，毕业于辅仁附中。根据思成先生在大会上介绍，梁从诫很聪明，绘画有天分，很适合学建筑，希望子承父业。谁知梁从诫没考上建筑系，而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解放前只要考上清华，就可以随便转系。梁先生以自己在清华的威望，把儿子从历史系转到建筑系是易如反掌的事，他不知道旧中国变成新中国，清华大学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为此事他找了周培源、陈岱荪、张自高，这些都是有位无权的人，谁也做不了主，最后搬出清华元老马约翰，此事也没办成，梁先生就这一位独子，他很恼火，此事成了清华园不大不小的风波，也成了党对梁先生不满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其实这是一件扯淡的小事，无足挂齿。也许梁先生内心无词儿，就抓住这一件事在做文章，先是指责自己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旧社会的恶习不改，厚颜无耻，下流卑鄙，所有最恶劣的词儿，像一桶垃圾，梁先生倒在自己头上。我不可想象，像梁先生这样的学者为何这样污辱自己。梁先生是个爱国主义者，是受人尊敬的学者，他这样检查，使在坐的听众不理解，心中十分难受，如果是“作秀”，做得太过分。这时梁先生泪如雨下，后是泣不成声，最后号啕痛哭。梁先生因设计国徽，病倒半年，现在大病初愈，实在是悲伤过度，讲不下去了，被三个人从台上架下，我原不懂什么是思想改造，因为是看客，还感到很好玩，现在由于梁先生的检查，我想这是污辱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使我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这个会梁先生足足检查了三个小时，虽没检查完，因“血泪染成红杜鹃”，总算饶了他，一次过关。

同学们各怀不同感情离开了会场，我们三三两两地结伴回宿舍，这时经过体育馆，馆内正大呼小叫，我驻足一听，是在开马约翰老教授的会，文明点的说马老先生是“土匪主义”，不文明的直接骂马先生是“土匪”，我感到非常刺耳、不平。

我接触过马先生两次，体育馆前是清华大学的操场，长满绿草，中部放着一个健身圈，我对这件健身物发生兴趣，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玩得极为熟练，已得心应手，但有一次圈压上一块小石头，一下子把我摔下来，胳臂摔伤红肿，我到了体育馆马先生的办公室。马先生矮墩墩的身体，显得特别健壮，身穿短裤，衬衫，外罩一件毛背心，我看马先生像一位外国人，见人和蔼可亲，说话声音微沙，他一见我就说：“什么事？”我说“我玩健身圈摔伤胳臂”。马先生很认真看看红肿部位，从书架上找了一本外文医书看了看，然后对我说：“不要紧，回宿舍拿热毛巾敷一敷就好了。”又一次是欢迎志愿军回国，公开场面热烈极了，把个别志愿军抛向空中，志愿军热泪盈眶，而一散会双方非常冷淡，我感到奇怪，双方都在做戏，都假出来了，何必呢？我在操场玩健身圈，其熟练程度出神入化，不亚于杂技演员，这时一位志愿军走过来，他想试试，我下来，他上去，我说：“头一次可小心点。”他看我玩得那么随意，微笑着说“不要紧”，谁知刚转半圈，头朝下时，两脚没支住，从圈上掉下来，狠狠摔在地上，吓我一跳。我一看他满脸是血，因这离校医院很远，我又把这位志愿军推向马先生的办公室。马先生一看大惊问：“怎么啦！”我说：“摔的。”我知道这件事马先生不一定欢迎，放下志愿军就跑了。

马约翰先生可以说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他就爱他的体育事业，不问政治。清华大学体育馆。四季有游泳池，有橡皮跑道，扬名海内，马先生极为爱护。1952年清华招生极多，新生没宿舍，学校当局想暂借体育馆当宿舍，周培源出面。马先生不买账，何东昌仗势借，马先生给了他一鼻子灰，当时马先生有职有权，谁也没辙，那遇上机会还不骂你是“土匪”。马先生极爱学生，他要见谁吸烟，马上劝阻，用微沙的声音大声说：“吸烟有害，要吃糖，吃糖。”

听人说马先生人寿保险公司给他保120岁，谁知经过几年的运动最后扣上“右派”帽子，八十二岁就谢世了。

经过时日，全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达到高峰，被整的人浮出水面，清华是潘光旦先生，北大（或燕京）是张东苏。潘光旦先生我早知其人，全国著名学者，《观察》杂志特约撰稿人，“优生学”的创始人。潘先生只有一条腿，架拐走路，学生们私下议论，潘先生因研究“优生学”才把腿给研究掉的，我当时感到奇怪，“优生学”和断腿有什么必然联系，我纳闷不解，后遇一位潘先生的同班同学，天津大学一位教授，我问此事，答曰“跳高摔的”这才真像大白。

提起《观察》杂志特约撰稿人，都是全国知名学者，他们的文章，他们的举动对全国都有影响，可谓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但是这些人，蒋介石政权讨厌他们，对他们既恨水怕，又奈何不得。解放后，这些特约撰稿人包括特邀人储安平，他们都是什么下场，大家都清楚，当皮鞭落在章乃器身上时，当吴晗跪在碎玻璃上脖子流淌热沙时，当储安平在暗夜寻找自己最后归宿时，老舍纵身跳入太平湖时，他们做何感想？究竟谁是“反动派”？

又一天的早上，大礼堂又座无虚席，我还是坐在中排。大会八点钟开始，台上过关的是手架双拐的潘光旦先生，因离讲台太远，我看不清潘先生的面孔，但一看潘先生架着双拐，就心里发酸。潘先生一度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没按上面意图办事，这时是“秋后算账”。潘先生检讨，好像先从家庭开始，谈到自己子女，都是共产党员，自己在家庭就是落后分子等，又联系到他从事的教育事业，又联系到他研究的社会学的课题，洋洋洒洒检讨三四个小时，最后落了泪，但没痛哭失声，我一看一位残疾人，台上一站就四个小时，这一点就够可怜的了，并且讲得入情入理，没有掩饰缺点，没有掩饰观点，认识极为深刻。当接近十二点时，我是热烈鼓掌，我的手拍红了，但我一看我是“孤掌难鸣”，全大礼堂几乎就我一个人鼓的最利害，我感到奇怪，这时我身后的条子像雪片飞来，给潘先生提意见的人，不满意潘先生检查的人可太多了，我有些傻了。我奇怪茫然，和我同样感觉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潘先生自己本人，站在台上直着脖子像一只呆鸭。这时大会宣布：潘光旦的检查不深刻，给他时间，继续检查，散会。

我灰溜溜的离开大礼堂，心想士可杀不可辱，但现在的士是既可杀，又可辱。我想起流氓刘邦，拿知识分子的帽子当夜壶；强盗朱元璋，腰斩知识分子铡七截，因为他们手内有军队，有权，有走狗。他们的这样做法，不过是流氓、强盗做法的变种。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1952年还没结束，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每次我都参加了，后来我就不鼓掌了。但每次潘先生都如呆鸭。最严重的一次，我记得好像在晚上，是清华和北大联合批斗潘光旦、张东荪，两校都挂上高音大喇叭，因为人多需要集中。在暗夜里我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张东荪这位北京和平解放的奔走人，落得比潘光旦还惨的下场。院系调整后，我离开清华已是1953年的事了，清华派车把我们又拉回了清华大礼堂，还是批斗潘光旦，这样没完没了，死乞白赖，使我厌恶。我心想，潘光旦罪恶大，你有枪，你有子弹，枪毙他就完了，何必兴师动众，总让他“金鸡独立”一讲就四个小时。

院系调整时潘先生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一年之后在报纸上见到潘先生的文章《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这是他思想检查的继谈。从文章题目看中国共产党仇美，潘光旦仇美仇不起来，因此我就斗你，什么时候你也仇美了，这就是思想改造成功了。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关张，针对学生的“忠诚老实”运动又开始了，总之生活的弦，绷得很紧，脑子得不到休息，更甭提上课读书。

“忠诚老实”运动开始，我们一个小组二十人左右，我们的组长，就是前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周院长当时是物理系研究生，当我们坐在起时，我惊奇的发现周光召太漂亮了，少有的美男子，少有的“帅哥”，一米八的个头儿，皮肤白里透红，一双深似海水的大眼睛，我心想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难哪。

当时的周院长，对我们和蔼可亲，极为随和，见人总笑眯眯的，但一开会就严肃起来，但也不可怕。他说话不多，简单、明确，他的眼睛向大家一扫，带着一股美丽的煞气，又令人生畏，在他的眼光下，你有什么问题甭想留在心里，都说了吧！在这些同学中，我是最“忠诚”的一个，取得了周院长的好感。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天晚上周院长邀我在化学馆前谈心，他手扶我的双肩，表示亲近，他表扬了我的“忠诚”，他说话非常有分寸，不说过激的语言，实际的意思是希望我进一步思考还有没有新的内容，那时我极为简单坦诚，我表了态，最后我们愉快地分了手。

那时我们都是刚毕业的高中生，有什么说什么，本人都没有历史问题，这个运动很快就结束了。

我爱踢足球，在下午三点多钟，总出现在足球场上，几乎天天如此。一天我正踢在兴头上，忽然间在我面前站住一个人，头顶一块湿毛巾，手端一个脸盆，刚洗完澡，我一看是周光召。他善意地、亲切地说：“郭慕岳，我总看你踢足球，你怎么不念书啊？”我红了脸，尴尬地笑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风云几起几落，空气时紧时松，但紧的时间多，松的时间少。两个运动后，全社会掀起三反五反运动，清华园也不例外。但这个运动的对象不是教授，不是学生，所以我们又成了看客，有的学生到社会上帮助各单位搞运动，查资本家的账。一天上午，忽然通知我们到大礼堂开会，大礼堂外乱哄哄的，这时已是初冬，同学们进入礼堂也没什么秩序。当我走进门口，所有的神经都吊起来，首先入目的是礼堂墙上的黑面红字的大幅横亘的标语“层层包围，穷追猛打，不能让一个贪污分子漏网，”这个颜色，这个内容，极令人恐怖。礼堂所有的坐椅都撤了，所有的人都站着，更令人六神无主。我恐怖地站在礼台前的不远处，台上站有很多人，我只认识教务长周培源。他还穿着早就该洗的蓝制服，操着一口苏北口音的北京话，宣布开会，直截了当，高声呐喊：“把贪污分子霍学诗带上来。”“诗”字咬不准读成“霍学思”。大伙都站着，这时我身旁站着一位中等个，脸型微胖的中年人，一身棉制服，头戴长耳的裁绒帽子，忽然被人架上台去，因为离我太近，我看得很清楚，他的被架上台，本人好像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感到意外，感到不解。但被推上台，裁绒帽子的耳朵，原在头的两边，这时成为前后，盖住脸和眼睛，不是贪污犯，也像贪污犯了，但从动作上看，霍学诗根本不服气，以下是他和周培源的对话：

周：“你是霍学思（诗）？”

霍：“您已经知道了，没有必要再问。”

周教务长语塞。

周：“你管后勤，你贪污多少钱？老实交待。”

霍：“管后勤的，就贪污，没有这个规律，我一分钱没贪污，这就是我的老实交待。”

周大声喊：“你不老实。”霍也对喊“我老实”。周教务长没词了。

周又问：“我问你，你用多少石头，把好煤换走？”

霍答：“教务长，清华园内有多少石头，我就换了多少煤。”

周培源先生是一位科学家，而搞行政，审贪污犯，他是个失败者，最后他带头喊了两句口号，圆了场。

这个大会，就这样收场，从台上把霍学诗押下，最后送了公安局，我肯定这是一个冤假错案。

三反五反运动在全社会震动很大，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次——逮捕“霍学诗案件”。我认为“反贪污”是正确的，杀人也好，判刑也好，要实事求是，要有真凭实据。在严冬清华园又送走了三反五反运动。

院系调整政策颁布很快，各校的行动也快，可以说是雷厉风行，燕京大学取消，与北大合并；辅仁大学取消，与北师大合并。当我们搬出清华园时，显得很乱。搬进清华的教师学生都兴高采烈，满面笑容。搬出清华园的都垂头丧气，但大局已定，大势所趋，又可奈何？我们收拾好了行装，齐聚水木清华岸边，大汽车来把我们和行李一起装上车，我木然地望了望清华的景物，体育馆，大礼堂，明斋，善斋，工字厅，别了！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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