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谈“反右运动”的背景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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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译文，鄂鲵叶译）（英文版原标题：百花）
       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在新的政权下寻找满意的位置。中国传统学问遭到五四那一代社会批评家的彻底攻击。但是接下来的学术气候或许甚至更加复杂。近代西方学科和观念的皮毛与传统观念并存，而并没有有效的取代它们。教育仍然是一个耗费时间和金钱的过程。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来自于有钱的地主或商人家庭。那些在政府官僚机构中供职的人或者那些在从事教育或法律工作的人，不可避免的与国民党有广泛的接触或曾经受雇于国民党。那些大学教师和医学以及科学专业的人员通常在国外获得高级学位或者受教于在中国的西方人。
        由于这样的背景现在被视为“封建的，”“反动的”，“买办的”，或“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向中共表达忠心。大多数知识分子乐意努力帮助新政权，因为他们对于旧中国的缺乏效率感到厌倦，他们不再相信国民党能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建设性的变化。共产党许诺甚至国民党官员也能保留原来职位也消除了人们的顾虑。不仅大部分知识精英没有去台湾或西方，在海外居住的知名人士还在1949年晚期和1950年返回中国帮助创建新秩序。在他们中间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在各个大使馆和领事馆为国民党服务的外交使团成员。甚至那些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缺点都有所了解的人也出于爱国心和寻找新机会的意识而回国。《骆驼祥子》和《猫国记》的作者老舍，自从1946年以来就居住在纽约，在美国名闻遐迩，《骆驼祥子》在美国是畅销书。（英文版译者未经老舍准许，给了畅销的《骆驼祥子》英文版一个乐观的，浪漫的结局，中文原著以对未来的悲观看法而结束。）尽管朋友警告他可能会发现国内的生活很艰难，他还是在1950年回国。
        在1950年和1951年，各个年龄的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大学”里上6到8个月的“课程”。这些课程在原来的大学校园或特别指定的城市的地点进行，试图引导知识分子真实的理解他们的阶级背景和他们到目前为止的生活的真实性质。除了共产党的老干部给他们讲革命的性质，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恩列斯基本著作，他们还与组成小组的其他知识分子开会讨论和进行自我批评，写“自传”，在“自传”里面，他们分析他们自己过去的缺点以及他们父母的缺点。最后一条要求给那些从小相信儒家孝顺的严格信条的许多人带来深刻的危机。一般而言，整个过程给知识分子带来严重的精神紧张。当过程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从开始的对共享的群体团结的激动地欣赏，到一段紧张的孤立和内疚，接着体验恐惧和不安全，最后是“决议”，在“决议”里面他们表达了对共产党使得他们得以获得新生的感激。
        一个在回国任职之前曾经在哈佛大学留学的哲学教授（金岳霖）的11页的悔过书提供了一个关于最后结果的好例子。这个教授开始时批判他和他的“官僚地主家庭”所过的安逸生活，接着分析包裹他的“自私的外壳”，谴责他对于资产阶级颓废哲学的兴趣以及他超然于政治之上的愿望，最后欢呼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奇迹”带给他的关于生命的新的目的感。在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学友——根据以前的职衔——是前清皇帝和满洲国执政溥仪。1945年被捕获他的苏联当局送回中国，他在哈尔滨接受“改造”，在1952年开始起草他的完整的悔过书（因为他的复杂的经历，溥仪直到1959年才最终被共产党释放。在1960年，他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机器修理车间工作。他1967年死于癌症。）。无法辨别这种悔过书是否真诚。共产党拒绝接受它认为不真诚或者自我删改过的悔过书，但是反语的使用总是难以捉摸。
        知识分子像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对抗。为了努力证明他们对新政权的忠诚，他们也自愿参加土改队，，宣传党的政策。众多的刊物，政府宣传部门，学校，电影业都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工作。在他们通过党的机构仔细研究政治风向的变化的时候，谨慎是个基本词汇。他们研究新的文化部长茅盾的指令。茅盾以前是个小说家，在揭露1930年代的社会苦难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他在1949年从香港返回中国。1950年一部关于晚清自强运动的支持者武训的电影上映，受到高度赞扬。1951年共产党正式发动一场运动批判该部电影。这场运动告诉知识分子，他们需要“正确”的思想。武训原本是乞丐，后来成了地主。他利用他的钱财和有影响的熟人来帮助建立学校教育很穷的人，以使得他们后来能够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但是共产党的理论家指出这种改良主义的行动阻碍革命。全国各地的学习小组奉命批判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导演，也是一位作家，不得不公开认错。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获得提升甚至生存下去的策略是坚持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候制定的党关于艺术的总路线。这个路线仍然被视为关于这方面的基本指示。但是像丁玲这样的一个现在被提升到要职而且过去的错误受到原谅的作家，她仍然能够主张不要过分追随党，因为“一个作家不是一个不能离开母亲的孩子，他必须独立。”她的观点得到共产党事实上的认可，因为1953年她被一个官方刊物描述成一个“从来没有偏离党的路线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早期阶段，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如果中国的生产力要有大幅度上涨，需要持各种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不能让批判武训电影的运动吓坏了这些知识分子，否则对国家不利。干部们被告知“把理解马列主义的能力当做评价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那些“诚实劳动，精通专业的”知识分子必须受到鼓励。
    但是当作家根据这些讲话的逻辑走的太远时，他们遭到猛烈的反对。作家和编辑胡风，本身就是党员，也是作家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员。胡风写道党对文化的控制使得人们“精疲力尽”以至于他们不能正常思考。党用马克思主义来判断艺术作品是“低级社会学”而且“不符合现实的”。“这个武器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它能使得创造和艺术的真实情感窒息而死。”
    在1955年，胡风成了遍布全国的批判运动的靶子，他被解除了在作家联合会和其他机构的职务。当运动变得更加激烈，遍布全国各地的斗争小组的时候，对胡风的指控变得更加严重，开始时只是指控他思想上有偏差，后来被指控为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最后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特务和反共秘密团体的指挥。尽管很疯狂，对胡风的指控却成为无数深化政治觉悟的会议的主题。这些会议是有意设计的。在1955年和1956年农村改革运动致力于推动从初级农业合作社向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全国范围的搜寻“胡风思想”成为检测是否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党在加快土地改革中的作用。而这种改革是以牺牲私人自主权和积极性为代价的。胡风写了三份冗长的自我批评，都被共产党认为不够充分。胡风被秘密审判——大概是以反革命活动罪——被判处监禁。除了中间短暂出狱外胡风一直坐牢坐到1979年。
     现在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情景。中国的领导层在如何对待陷入混乱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在一系列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倾向于继续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统战联盟，争辩说知识分子的机能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运动中和向集体农业的过渡中是非常需要的。即使他们确实批评党他们的忠诚从根本上说也是可以相信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的团结是至高无上的，外部对共产党的批评不可能不对共产党的战斗力和石器产生致命的影响。苏联发生的事件使那些支持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人坚定了他们的主张。在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斯大林的专制行为之后，和缓似乎正在苏联开始。一些妥协的支持者希望如果中国的钱资产阶级受到优待会鼓励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当局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的和平统一。对苏联批判斯大林的行为的恐惧更加坚定了那些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们苏联批判斯大林的行为对那个国家的党员忠诚和纪律造成毁坏性的影响。有些政治局高级成员支持放松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即使这意味着允许对共产党自身的批评。这些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经济计划制定者陈云，新任命的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以及林彪将军。那些坚持严格党的纪律，并且相信已经没有再和资产阶级残余结盟的迫切需要的人有两个资深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彭德怀将军和现在担任北京市长重要职位的强硬的老党员彭真。
    被称作“百花运动（大鸣大放）”的居心叵测的方针就是由这些政治分歧缓慢发展而来的。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看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秘密批判的影响。赫鲁晓夫的批判是在1956年1月和2月举行的苏共20大上作出的，邓小平和朱德都出席了这次苏共大会。这段时期，人们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单调的衣着规则的放松，有花纹的短外套以及有裂缝的裙子的盛行，甚至官方许可的时装展览都表现了这种心情。赫鲁晓夫关于对立大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注定的声明也强化了周恩来在万隆阐述的关于和平共处重要性的观点。
    毛泽东在1956年春天就这些问题发表两次重要演讲。在4月，毛泽东谈到党和非党成员------特别是那些其他各种民主党派里的国民党的反对派----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目标是避免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强烈要求中共党员考虑党外人士的任何“合理的”观点，注意中国少数民族的需要，甚至更多的了解西方和学习外语。在5月2号对党的领导人的保密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毛泽东详尽阐述了在文化领域“让百花齐放”，在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思想。
    这些1956年春天的讲话没有在媒体传播，中间有段时间党的领导人私下细想这些讲话。他的政策的总体上的成功让毛泽东热情奔放，这可以从他1956年夏天写的一首得意洋洋的诗中看出来。那首诗歌作于他在长江长时间游泳三次之后。他想用这些来显示它身体依然健康。他现在62岁，拥有整个国家。但是在秋天因为强行推行合作化农业导致混乱和浪费，再加上经营不善和矛盾的指令而使得事情进展不顺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快速的增长明显的难以再次出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困难变得明显。在1956年夏天党的八大上------上一次还是在赶走国民党之前开的，距离上次已经有9年了————毛泽东的最引人注目的农业方面快速经济增长计划被搁置，而倾向于加强计划控制。在新的党章草案中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重要性的地方都被删除，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这种做法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在解释这个决定的时候，引用了刘少奇的话：“如果一个人总是重复以至于人们都听习惯了。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毛声称他可能‘退居二线”，暗示他在寻求对于他的领导权的和平继承。党章里加进的一个新职位——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使得这种揣测得到支持。大会的总体趋向是反对所谓的统战政策，倾向于更加严格的党纪和监督。中国领导人也关心那年6月在波兰出现的政治暴乱，1956年10月匈牙利反对苏联的起义更加强了他们的忧虑。同时，在西藏出现了抗议中国在西藏驻军的示威。
     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问题的争吵持续到1957年。党的强硬派，包括彭真市长，取得对北京出版的报纸和杂志的控制。结果毛泽东发现很难在北京宣传他自己的观点。因此毛泽东不时地利用上海作为一个更合意的基地来传播和发表他的简介。1957年毛泽东让他的诗词首次结集发表，这么做等于清晰明亮的表达对多种形式的支持，似乎是要求百花方针不要被放弃。下一个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细致演讲。这个演讲稿他准备了一年时间。这个演讲试图通过根据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匈牙利的革命来分析中国当时的情景，特别是确定反叛爆发时因为控制太松还是相反，因为压制太多。
      尽管中国存在问题，毛泽东在演讲中还是很乐观。毛说：“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团结。”“现在我们眼前的未来更加光明，人民所厌倦的民族不和与动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个演讲是对1800名应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代表做的，使得在场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产生了新的希望。但是这个演讲没有公布，刘少奇也没有参加发表这个演讲的会议。全中国的知识分子迷迷糊糊的关注着北京的太极拳，在更加清晰的信号出现之前不敢发言。
    毛不得不动用他的全部影响力来使得完整的百花运动进行下去。毛告诉杭州的支持者说：“我不是鼓励人们制造风波。我不是举行煽动动乱的会议。”他大概是总结他所了解的党内强硬派对他的抱怨。在1957年8月下旬，经过对北京的彭珍和全国各地拖后腿的党委书记施加几个月的压力之后，媒体和其他宣传机构权力支持百花运动。这个运动包含了彻底的整风运动的语言，鼓励知识分子揭露党内的滥用职权。运动瞄准共产党自己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故意与1942年在延安反对类似恶习的整风运动相呼应。然而运动的指示语言却尽力消除干部的疑虑，保证他们会受到温和对待。这将会是一场为了团结的使得所有人共同进步的运动。毛泽东说这将会是
      一场认真进行的思想教育运动，然而却像和风细雨一样温柔。这将是一场进行到合适程度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会议将局限于小型讨论会和小组会议，以对话的形式进行同志式的坦率的谈话，就是个人之间交换观点，应该被更多的使用。不要举行批判或“斗争”大会。
        
        相信官方现在准许他们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5月1号到6月7号的五周时间里热烈响应。在共产党代表出席的闭门讨论会上，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在杂志的文章中，在校园墙壁张贴的标语上，在街头的集会上，人们开始坦率地说出他们的想法。毛泽东和其他的高层官员尽力引导运动，想使得运动集中于某些问题。例如重新引入党的干部参加建设性体力劳动的措施以使得他们和群众保持联系。允许经济问题在做出决定之前适当的予以通报。但是公众的批评立刻扩大了范围。他们抗议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前针对反革命的群众运动过于残酷，过分模仿苏联模式，中国的生活水平太低，排斥外国文学，党的干部中的经济腐败，以及“党员享受很多特权以至于他们简直是另外一个种族。”汉口的一个会计学教授说早期的群众运动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他补充说：“这是暴政！这是恶毒的行为！”批准党的内定名单的选举制度是滑稽剧。“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选举的人的身高和身材，更不用说他的品德或才干了。我们只不过是投票机器而已。”
    一个陕西教授描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规范生活时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人们不能说话.”一个沈阳的教师说：”并不是所有农民自觉要求加入合作社，事实上，他们大多数是被迫的。”另外一个东北的教授写到他的大学行政机关里面“绝对充满封建王公和卑鄙的骗子”。鲁迅以前的一个朋友写道对于作家而言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比今天的北京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据说河南以前的地主说:”共产党到了穷途末路了。我们解放的时候到了。”
     在北京大学内部，学生们创立了“民主墙”，在上面贴满了批判共产党的标语。来自另外一个大学的年轻女子在5月下旬对学生发表演讲，捍卫胡风，批判延安运动对文学和诗歌创作所设的限制，号召学生们把他们的抗议运动和西北，南京，武汉已经在发生的行动协调起来。事实上抗议发生的城市远远不止那些。很快从成都到青岛都有报道说激动的学生发动骚乱，痛打干部，洗劫档案号召其他大学和中学参加他们的悲情罢课，极力主张实行新的教育政策。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传播以后还没有这么协调一致的文化和政治抗议活动。
      中国的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开始发表一些坦率地让人吃惊的文章。费孝通是最坦率的人之一。费孝通是个开拓型的社会学家，他的关于中国农村和传统绅士制度的文章和书籍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很有名。1957年6月他发表了他那年早些时候返回江苏偏远的地方的开弦弓村访问的记录。他在1930年代在那里做过重要的实地调查。费孝通指出很多问题依然在那个地方存在，包括不合理的计划，无视当地的工业，没有养殖适合当地环境的牲畜，完全忽视儿童教育。费孝通暗示在1950年代中期，开弦弓村生活的很多方面相对于1930年代中期并没有什么改善。他的记录里面有些思考的段落。在这些思索的段落里通过迂回的方法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政策的忧虑：
     怀疑集体化的优越性是不正确的，但是认识到集体化的优越性，同时认为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我看来也是不正确的。两者一样的不正确。如果我们考虑问题太简单化，我们就会有犯错误的更大危险。如果我继续这么做，请原谅：我希望我能够避免被读者抓住我的一两个句子说我消极。
     有至少9个省份的党委书记从来没有支持过这场整风运动，许多其他的省委书记无疑只是不情愿的参加者。他们在6月开始反击。他们得到那些在北京的一直反对这场运动但是却被毛短暂的压服的官僚的支持。认识到潮流现在对他不利，毛转向强硬派那一边。他修改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本以至于该温度起来似乎只有在许诺给知识分子的自由对巩固社会主义有利的时候才适用。这个修改的版本被公布和广泛传播。这个讲话现在看起来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而不是原来所设想的鼓励群众提出批评意见。在7月在全国各个主要报纸上发动了对那些党的批评者的密集宣传攻势。中国共产党宣布开始“反右运动”。在8月上旬，彭真指控那些共产党的批评者的行为像1927年的“反共，反革命‘英雄’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样”。他反问道，“1957年的共产党会像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所做的那样，“宽宏大量”的原谅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罪行……然后忍受资产阶级右派的残忍猛攻吗？”。他的答案是预先规定的：“很明确，我们不能。”
    到那年年底，超过30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这个标签事实上毁掉了他们在中国的职业生涯。许多被送到劳改营或监狱，另外一些被送到农村，不仅仅是体验一年的种地生活，事实上是惩罚性的流放，而且可能要持续一生。这中间有丁玲，她的斯大林奖和得到确认的忠诚都被遗忘。她被流放到黑龙江的一个边境农场。一整代的聪明年轻的党的活跃分子也遭受类似的惩罚。他们中间有些是中国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例如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记者刘宾雁。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革命的早期岁月里加入中国共青团，那时共青团处于受到邓小平提携的胡耀邦的充满感召力的领导之下。现在他们被遗弃了。
     费孝通自己在全国人大作了可怜的公开忏悔。人大偶尔还召开流于形式的会议，据说是为了在全国范围保留民主的形式。费否定了他的开弦弓村报告，供认他曾经“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目标，”“煽动党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恶化”，“甚至计划用这些材料为外国人写另外一部宣传品。”费孝通失去了他的所有名誉职位，被划为“右派”，被禁止教学，出版著作，和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但是他比那些被公开斗争会的连续不断的压力逼迫得自杀而死的许多教授和学生幸运。汉阳一中三个学生领袖被审问和枪毙，他们曾经发动针对该校中共管理机构的强烈抗议活动。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死刑是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执行的，在场的有1万人，很多人大概是同学。百花的开放以遭到报复而结束，中国正准备进入一个充满激烈革命斗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