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到1840年：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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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界城

　　二百年，漫长而又无谓的“轮回”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了等等。为了令行禁止，请政府派出派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清朝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皇帝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大清朝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尾声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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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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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之死是个疑案，传说中的”**花案“~具体记不住了，哪位朋友指教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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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花案，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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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


一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马上骑者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是困难的，但从不带家眷仆从，且无朋好相送，行迹慌张，仓促出京这些特征来推断，说此人身遇急难进或大祸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专家对于这一点也都一直有着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乙亥岁四月二十三日－－被准确记录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一些诗稿里。当然，这里用的是旧历。如用在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历来完整表述，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的完整性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这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凉亭里等他。作为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洒泪而别。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的意思都有吧！对于这位多次因酒醉狂言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骑马人已到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斜阳残照、衰柳暮鸦之间，他庸倚马身朝北京城里最后望了一眼，然后眼噙热泪，猛勒缰绳。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沉沉暮霭中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与他情欲的怨箫，都将在他身体内被永久埋葬。另外，他的现实身份也将从一个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怯懦的爱情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哀。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他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造谒名山，寻访耆旧的良好借口之下。行踪诡密、谨慎，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与孔庙度过的。而在公众场合，他又刻意作出醇酒美人、放荡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仿佛一直在掩饰什么，又仿佛总想要表白什么。他象一只白昼的蝙蝠在权势与谗言的强光里惊惶地飞行。但他的求生意识与佛忏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自己。公元一八四一年，在江苏丹阳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卒。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的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却采用同样残忍的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的精神永远分离。

　　数十年之后，死者的儿子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名宿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几乎全部书信、随笔、诗词，包括近百年来陆续发现、刊印的有关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这一切再加上前不久终于浮上水面的久佚的《东海渔歌》全刊本，看来也就成了我为什么敢冒浅薄、妄诞之讥，有恃无恐，在这里象引用史实那样大胆引用这些小说中文字的较为充足理由：


　　“……有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记得是太清笔迹：‘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
　　我老子看了，连夜动身向南。过了几年，倒也平安无事，戒备之心渐渐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阳，在县衙里遇见一个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当年的赌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摇了两夜的摊，一夜回来，觉得不适，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声‘不好’，知道中了毒。”

　　　　　　　　　　　　　　　　－－ 《孽海花》第四回
　　这位骑在马背上担惊受怕、书剑飘零，最后被迫成为一次理想化的爱情殉葬品的不幸者当然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也即被柳亚子先生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的清代名士，杭州人龚自珍，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最初都是从已故政治领袖毛泽东所深爱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中认识这位天才诗人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为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没有为他后来的不幸结局带来什么改变，但对创作而言却形成强大的推动，仿佛情感的煤炭为悲痛的火焰所点燃－－在心灵的矿层下面。结集于该年年底的《乙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作为他个人一生创作的巅峰，同时也是近代文学史上最灿烂瑰丽的珍宝。这部自传性质的诗集虽然借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记录的却是他一生的人事、交游、理想、精神遭际，以及仿佛难以言说又低回不止的苦难与悲痛。它的结构在我看来完全符合构成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所需要的全部特征，在一组悲怆的管乐撕人心肺的轰鸣之后，你往往可以听到小提琴低缓的、仿佛暗夜流水的那种倾诉。

　　诗集还用相当篇幅回忆了他一生的爱恨与私情，这又是让他京师的朋友们为之头痛并担忧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身份检讨自己从前的暧昧与放诞，大约是他在这些诗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场。虽然象征与隐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读者视觉上的扑朔迷离，如他在此前出版的《无著词》《红禅室词》等集中所惯作的那样，但撩去语言的面纱明眼人依然不难窥测到事情的真相。在并非开放时代的十九世纪中叶，应该说还很少有人真的敢这么干。因此，它的问世立刻在某些当事人的家庭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想像那种因家族荣誉被认为受到玷污而产生的愤怒乃至忌恨。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些朝野上下迅速传播着的诗篇与他一年后丹阳云松书院的突然暴毙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内在联系。在因仓皇出都而渐归平息的谗言的湖面上，他再次投下巨石。但爱情的吟咏非但不能如他想象那样给心中的秘密情人送去慰藉，相反，它象骤起的大风再度催生了仇恨的火苗。他应该为真实记录自己从前的生活而受到指责吗？当然不是。但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谈论真实却必定要付出某种代价。啊，真实，这是何等奢侈的话题！遗憾的是，道理虽然十分浅显，但几乎一直到死，我们天真的诗人对这一点可能都不明白。



二

　　太平湖，一处由植物、峰峦、绕湖寺院组成的幽绝风景，位于北京宣武门内大平街的西侧。水光潋滟、山色空朦之间，一座豪奢的森严的黄色建筑物，仿佛一大块熠熠发光的玛瑙，在世俗的眺望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晚清以降它的其它称呼分别是七王爷（醇亲王）府、北京进步党本部、中央音乐学院等。而在公元十九世纪前期，这里是声名显赫的道光侄子绘贝勒奕绘的私家别墅，时称荣亲王府。作为世袭的王公和当朝政府的大臣，自号明善的此间主人虽然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但他却似乎更愿意别人把他的身份看成是一名诗人。与他同样持这种有趣生活观点的还有他的爱妻顾太清。这对坎坷结合的恩爱夫妇、精神文明的典范、世人眼睛里的神仙眷属，一生钟情文学，诗酒酬唱，生活上也是典型的西方贵族的时髦作派，如喜欢听歌、观剧、写作、狩猎、修剪花园草坪什么的，同时还时不时的在府邸内举办文学沙龙和诗会。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龚自珍的局外人的闯入使这平静而有秩序的一切不复存在。

　　早春，这里的海棠与杏花持久地发出令人意迷神醉的气息，使路过湖边的任何游客都觉得自己简直就象是花海里翩飞的彩蝶。如果你有意观察，你会发现于此间徘徊吟哦，留连最久的一个人就是翰林院的内阁中书龚自珍。五月，湖对面的枣花寺应该已是游人如潮，寺中那双株据传出自朱竹坨、王渔洋之手的互成连理的丁香作为京师西郊的一大景观，每年都为一团和气的老住持平添了不少香资。顾太清与闺中女友许云姜、石珊枝徜徉花下，正好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何绍基等一帮前来纵酒高歌的朝中名士撞了个正着。二月，新做母亲不久的顾太清与她的诗人丈夫同去西山潭柘寺踏青，“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冒广生《校本天游阁集》），又与前来考察京师防守形略，有志于军务的龚自珍在寺中意外相见。十二月太平湖红梅新绽，疏影横斜，龚自珍有感于怀，情不自禁写下纪事性质的《纪游》、《后游》两首。龚学专家王镇远先生经考证后推断，“他寄情的女子叫做‘梅’，或与梅有关的名字，所以两首诗中都以梅来暗指她。”（王镇远《剑气箫心》）而顾太清的小名恰恰叫做梅仙。元宵，内阁元老杭州人阮元照例又要举办家宴招待在京的门生和同乡，顾太清作为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许宗彦的义女，向同样前来出席宴会的龚自珍请教了诗艺，回来后集宋词为七言绝句多首，中有“肠断魂梦两沈沈，只愿君心似我心”云云。七月，在同为道光侄子的镇国将军容斋居士的府上，两人又以对学习满文的共同兴趣成为知音。九月，太清在尺五庄看荷花后，又独自去三官庙看桂花，忽忽心有所感，在诗前的长题中写下“冷暖相摧，气候无准，向来北方此二种（花）都不能同时……”这样语意凄然、感慨良深的文字。

　　采用明善诗集《流水编》的形式记录龚顾情事的最初交往片断，显然出于我对这位出身帝家，又笃好风雅，宅心良厚的文学爱好者的敬意。作为丁香花一案中被动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贵族风度不仅表现在艺术的精通以及文学修养上，对精神与自由的尊重，也是他时刻告诫自己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的课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龚顾二人柏拉图式恋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一直采取一种忍耐、大度、既不支持也不阻挠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但这种表面上的中立对当时正发生于他生活中的事件实际起到的却是某种保护作用。（当事人的不动声色是证明流言空穴来风的最好说明，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他拥有的权势使他只需动上一个小小指头，就能击倒一个甚至一百个龚自珍。但事实上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道光十五年龚处境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把他弄到自己担任总管的宗人府（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来做事，以至仅仅几个月后连他自己也成为谗言的直接牺牲品－－被他的亲叔叔道光突然免职，并在两年后的一八三七年郁郁死去，终年四十岁。明善个人短暂的、大起大落的一生相对于整个满清王朝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雨固然微不足道，但他在这场棘手的爱情纠纷中表现出的宽容与克制却带有明显的文明社会的印记，即使在他死前所作被认为别有深意的《六铭》一诗中，更多表现出的也仅仅是某种规箴与自勉之意。如咏《镜》中的“虚乃明，明乃容，容乃公，公乃大矣。”咏《笔》中的“夫言与行，君子枢机，可不慎欤！”以及咏《剑》中的“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者，恐亦有悔”等。明善的人格看来称得上是清代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心灵典范，但他的诗词却令人不大敢恭维，满纸的陈词滥调加上生硬而工整的格律，给了我几乎与他印在诗集扉页上那张单调、刻板的脸同样的印象。一想到他在这本书上耗费了差不多一生的时光，禁不住让人悲从中来。是的，选择诗歌作为人生梦想的主要栖息地，也许是明善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唉！叫我如何形容他呢？他的心灵象黎明时分港口的汽笛可以瞬息到达彼岸，他贫乏的想象力却象又破又旧的驳船不得不在水面吃力地爬行。

　　与她缄默、敦厚的夫君相比，顾的才貌以及社交能力无疑都要高出一筹。这个身世神秘的女人，多愁善感的女人，既精通琴瑟针线上也照样拿得起的女人。作为谪戍的满清名臣鄂尔泰的孙女，她二十岁以前的生活对文学史家来说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谜，回到北京后最初几年的行踪同样也罕为人知。自二十六岁嫁给与她同龄的荣亲王明善到后者四十岁因病逝世，十四年的婚姻生活尽管珠绕玉围，但在夫唱妇随、互敬互爱的日常表层之下，她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有一个空间保存着完全属于她个人的情感与秘密。她诗词中大量出现的、乐此不疲的赠怀游冶之作，也向我们发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危险信号。近世有些文章谈到她早年苏州的歌女生涯，还有人甚至直接说她在青楼为妓。就算我们对这些说法姑置不论，但让一个从前的风流人物在婚姻中按部就班、循规循距还是有些残忍的。因此，明善与太清的结合在我看来颇有点象是香港的烟草商人黄和祥娶了影星巩俐。可以想见在太平湖畔的这座风光旖旎的幽深邸宅里，她的幸福生活如同门前春天的湖水那样清澈明静，而她的寂寞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深度。另外考虑到习性、思想、观念、行止上的种种差异，我敢担保她与她的婆婆绵亿夫人、明善正室妙华夫人、非嫡生的长子载钧等的关系混得也不会怎么样。这一点从这些人一开始就对婚事持反对态度就可得知。唯一对她爱怜有加并可以倚之如长城的一个人就是她的丈夫，还有一只雪狮子猫和一只名叫双环的小狗，也即龚自珍诗中所谓“长安俊物”。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当初的这场围绕丁香花案展开的争论是多么的片面且于事无补。再翻出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附录部分，有那么多文人学者卷入了这场讼案，舍本求末地各执一词。藏书家陈士可好不容易弄到久佚的太清词集，著《蕙风词话》的况周颐被里面的内容吓坏了，删改大半，抽去八首，硬是把阮玲玉弄成了祥林嫂模样后才敢由西冷印社出版。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置龚父任上海警备司令多年，岁入巨万，动辄几千银子汇至京师供儿子买古董的事实于不顾，将龚道光十九年的出逃说成是“先生官京师冷署，俸入本薄……境遂大困。”冒鹤亭从其外祖父周星诒先生处得闻龚顾韵事，私心慕之，除转述好友曾朴外，另作《太清遗事诗》八首纪怀。身为满人之后的书法家启功先生对此颇多诘责，“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的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好家伙，不是亲眼看见的简直就不能说了。龚逃离京师后老婆儿子多次致信要求将她们接回杭州，然而龚始终“惮国门不敢入”，“遣一仆入都迎眷，自驻任丘县待之。”“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这样出于龚自述的证据凿凿的事情，也被丁香花案否定派的主将孟森说成是“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另外，对于龚在丹阳的暴毙，当代学人朱维铮先生认为“说不定就是乱吃乱喝，得了某种急性传染病而死。”在此之前，女文豪苏雪林甚至将龚诗中对一大脚女子的毫不掩饰的持久赞美，也要小心翼翼地绕过顾太清，将之考证为是对另一满族女子的爱情－－道德捍卫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但有一个真实得让人害怕，象天安门矗立在长安街上那样的事实他们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龚写于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具体的地点、场景、人物，具体的交往情节与特殊环境中人的服饰，除顾太清外简直不容读者作第二人想。即使强词夺理、百般矫饰如孟森者流，也不得不承认“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孟森《丁香花》）但如果谁认为这种对私情的大胆暴露系作者行文粗疏，失于检点所至，那他肯定是错了。实际上这是龚自珍自以为是的深谋熟虑的产物。要知道在当时黑云压城、风声鹤戾的危急情况下，通过这样的过激形式，将自己的行状一下子全部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应该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离京，辞职理由的自相矛盾，将妻儿扔下不管，以诗告别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为，也可看成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从离京后致好友吴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颓放无拟，往来吴越间，舟中之日居多”，到在杭期间一连用十多个“劫生”“浩劫”来表达自己的生还之喜，到后来敢于接受丹阳县的教职，我们大致可以相信他在惊惶之余，对自己亲自设计并努力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尽管两年后仍然遇害，但正是在这弥足珍贵的两年间，他以一种完全处于自由状态下的激情、悲愤和汪洋恣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十八卷的《龚自珍全集》中没有《乙亥杂诗》和《庚子春词》，那情形就象是从鲁迅的小说里抽掉《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龚自珍的一生中没有顾太清，那情形也象鲁迅先生四十五岁那年没有遇上许广平。



三

　　一八○二年秋天当龚自珍初次跟随调任京职的父亲来到北京时，当然不会想到三十七年后他的离去会是那样狼狈。那时生活在他眼里象一本书才刚刚打开，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喜欢高谈时事，最狂热崇拜的一个人是北宋有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蝇头小楷抄写王的策论外，甚至服饰上也对他的政治偶象进行模仿，以至都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传闻他“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屐，十年不更。”几年后的结婚同样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变。因为就在他做父亲不久后的一个秋夜去拜访朋友，当主人从内室披衣出迎，发现站在门外的龚身披一件旧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形象基础上再添加一张“广额□（拼音chan，字意：山势高险的样子）颐，戟髯炬目”的尖脸，这对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为他的天才所倾倒，因而想象他剑眉朗目、风流倜傥的人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

　　龚自珍的奇特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形象，他的嗜赌，他的仗义，他的政治辨才，他的收藏癖与两次戒诗，新边疆观念，文学上的罕见天赋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为一生都处于媒体（当时叫朝议）关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纪前期的北京曾一度点燃过青年龚自珍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是财富、权力以及文化的象征，也因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汇聚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白天分别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办公室里编邸报，绘地图，研究边疆问题，制定赋税政策，晚上则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国事。但国家在浩浩荡荡输运鸦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无策以及权臣的当道，很快使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禁不住泪流满面。短暂而虚幻的强国之梦破灭以后，魏源立马去两江总督陶澍署中充当高级幕僚，并通过倒卖食盐许可证很快使自己暴富起来。林则徐后来虽被派去广州禁烟，朝廷内外却又颇多制肘，结局相当不幸。何绍基沉溺于六王法书，专心致志写字打发时间。而龚自珍再度狂来说剑不成，只好又怨去吹箫－－为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寻找一个情感的渲泄口。大约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突然情不自禁，与新寡不久的顾太清又恢复了来往。

　　龚顾情事究竟真实情景如何？有一种说法是顾少女时代流落江南时就与龚相识，还有学者根据龚后来为仇家所害这一点推断两人结识于顾结婚以后。在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以前，这些假设当然都可以成立。但考虑到顾在江南期间龚一直随父任职北京、安徽等地，而顾二十六岁结婚的事实也与龚《无著词》中对一位髫龄少女复调式的回忆与绻恋情景不符。更主要的是，龚二十九岁那年正当才情横溢时突然宣布戒诗，并在那首著名的赠江南才女归佩珊的诗中有“风情减后闲闭门，襟尚余香袖尚温。魔女不知侵戒体，天花容易损灵根。蘼芜径老春无缝，薏苡谗成泪有痕。多谢诗仙频问讯，中年百事畏重论。”这样的自我解嘲，可见当时有一件事闹得很大，以至远在苏州的归也禁不住来信动问。另据《龚自珍全传》，顾从江南回京不久适逢朝廷惩处罪人之后，为逃脱遣送东北屯田之苦役，不得已改名换姓入亲戚绵亿郡王（即明善母亲）府中当差，此后一直居留北京。如果此说可信，两人相识当于一八一九年龚第二次入京参加会试－－其时龚顾年龄分别为二十八岁与二十一岁－－时最为可能。当时顾的身份是荣亲王府的书房侍女，而龚刚在诗坛展露头角，拜兵部侍郎湖州人姚学崦为师，住在京师宣武门南的水月庵中苦读，其地距太平湖相去不远。

　　壮志消磨的名士与幽婉娇艳的王府侍女之间这令人感伤的一幕是在一个早春的雨中突然开始的，场景大约是这附近的法源寺或枣花寺。任何一位两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每逢春天那儿是游人聚集的地方。可以想象两人从相见恨晚到彼此倾心的简单过程，并在这以后开始了频繁的约会和交往。但问题是当时顾已是笃好风雅的荣亲王明善的意中所属。同时，龚狂言无忌的性格和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也在影响我们贵族出身的美人在作出一生的明智选择时，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再考虑到几年来王府对自己的关照与庇护。总之，在一种类似“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样的古典情怀中，迅速了结两人的情缘，回到各自原有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切合当时事实真相的推测。

　　结束这次爱情对龚自珍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对他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女人问题上一贯表现出的缠绵与一往情深。当然他也曾试图忘怀一切，并宣布戒诗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同时对佛学也很快表现出不无夸张的狂热兴趣。此后几年风平浪静，龚回家乡杭州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一直在国史馆任职，参与修订《大清一统志》等煌煌典籍，以期在繁琐的文字工作中消磨自己的并不幸福的一生。而顾与明善的婚事在排除家庭乃至社会的各种障碍后，终于于一八二五年得以顺利结合。故事到此似乎有了中国传统小说式的完美结局。如果不是后来两人在朋友家里意外相遇，以至波澜另起，这桩凄婉的情事将永远只有温馨的太平湖水和枣花寺中那两株互相缠绕的丁香所知。

　　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人物是大学士阮元与睿亲王子容斋居士，作为京师社交界的汉满两大知名人物，他们宽大的客厅分别聚集着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婚后不甘寂寞的顾也频频光顾这里。而这两人碰巧又都是龚的朋友。当时龚的《无著词》《小弥奢词》刚出版不久，顾在为他的惊世才情所倾倒的同时，也伤感于词意的凄美和他对自己的意真情切。于是，在一种身有所碍又情不自禁的复杂心绪中，两人看来又开始恢复了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复燃的死灰虽然引人注目，却始终被严格规范在道德的范畴之内。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精神与艺术上的交流是在明善知情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顾的集中那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玩空手道的情诗，而龚虽然“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孙宪仪《存题龚中翰破戒草》），行为上却完全表现得象个道德老师。尽管这样，由于这两个人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朝野上下还是很快出现了各种流言。从他们的作品中搜寻所谓的证据，也就理所当然成了某些人的业余嗜好。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美人清誉的考虑，他第二次断然决定戒诗，并一直坚持到一八三九年离开北京后才自我解禁，其时长达十七年之久。

　　站在现在崇尚性爱自由的时尚一族的立场，这些努力以道德为准则的男女私情确实显得非常可怜甚至可笑。包括顾太清当年让龚神魂颠倒的那幅自画小像，也不过花木庭院间一个弹琴的瘦小的女人，神情木然、哀怨，并不能给我们的审美带来多少意外的愉悦和激动。还有龚自珍消磨在精神通奸里的短暂的一生。幽怨的箫声。怀才不遇的宝剑。丁香。满文。光明殿。太平湖。蒙古图志。我们看到他一会儿“……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栏吹笛。”一会儿又“与同志论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一八二五年他突然异想天开去山海关考察京师防守形略，回来后又为一颗意外弄到手的赵飞燕的玉印喜极欲狂，“复拟构宝燕阁，他日居之。”（此印现为上海市博物馆收藏）社交聚宴只要有顾在场，他总是意气飞扬，辨舌如电。意绪牢落时则携酒独坐京郊花间，碰到有人走过不管认不认识便拉来共饮，以至被人称为“龚呆子”。这种生活形象的杂乱无章虽然不无政治失意的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却可理解为是这场“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的恼人爱情的产物－－某种内心压抑所导致的行止异常。相比之下，顾在生活中的表现则要从容得多，也冷静得多。她一方面相夫课子，游山玩水，一方面坚持写她那些与尊宠的福晋身份相悖从而难免让人生疑的婚外恋诗词－－尽管是在《赠云姜》、《忆屏山》之类诗题的掩护之下。但这些生活舞台上的各自表演无论其精彩与否，都只能是某种时间性和过程性的产物－－作为暴风雨到来前的短暂宁静－－它脸部的油彩很快就要驳落，它的面具也将为真实之手轻轻摘去。随着一八三九年的逐渐临近，我们将看到一些意外的人与事件的加入如何使剧情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并在泪光与呻吟中，推动全剧迅速进入到高潮。甚至，在它的大幕尚未拉上以前，我们可怜的男女主角就已经象飞翔的孩子被仇恨的大风从天空一下子吹落到地面。周围是现实－－一片又浓又大的黑暗。



四

　　一八三五年冬天明善的突然被道光皇帝解职，可以看成是这幕长达十余年的爱情肥皂剧的色彩从悲剧向喜剧过渡的第一个危险信号。大约在这一年的春节后不久，他相当引人注目地将龚弄到自己担任总管的宗人府来做事。不清楚事情发生的背景与原因，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龚在内阁中书的冷板凳可能有些什么麻烦。两人共事的时间大约有半年左右，然后我们敦厚而可敬的荣国公骠骑将军、宗人府总管大人明善就一下子被褫夺了全部职务，解甲归田，并于两年后的夏天因病郁郁死去。当时对龚作出的处罚是停俸一年。很多龚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满清第一女词人的顾对词的学习和入门实际上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据《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编者张璋先生统计，是年顾作诗一百二十七首，词七十五首，明善作诗九十六首，词六十五首，“不仅是他们夫妇诗词创作的丰收年，而且两人的唱和也特别多”－－张先生如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仿佛吃了脑白金洋参丸以至进展神速的作品背后，找到龚那知恩必报、悉心辅导的老师形象。但事实上也许正是这些因交流诗艺所需从而形成的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再加上龚本人放言无忌的习惯，“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人者。”（引自魏源致龚自珍信札）在朝廷上下尤其是满清集团内部立刻引发了种种非议与责诘，并最终导致当事人受到来自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的严厉惩罚。

　　京师的暮春在黄昏中散发出类似国子监霉烂的四书五经那样的腐败气息。扑天盖地的杨花犹如纷飞的谗言，压得人简直都喘不过气来。在龚看来，这座城市有时真不敢让人相信是帝国的首都－－上上下下直透出一股恶俗的市民味儿。他在上斜街的旧宅里给关心他的朋友们写回信，在其中致邓守之的札中，他保证“足下及默深去后，吾将缄舌裹脚，杜绝诸缘。”然而仅仅两年不到，他说话不慎的老毛病又立刻犯得一塌糊涂：在一次例行的浙籍文人的聚宴上，将自己与顾私下里还有来往的秘密告诉了坐在身边的一个朋友陈云伯，而后者别有用心的张扬，犹如巨石投于太平湖中。我们将看到，它激起的波澜是如此之大，以至龚不得不在一八三九年的春天仓皇逃离了北京。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有时并不一定造成悲剧，但悲剧却往往由于一个人的弱点而造成。

　　明善的突然被罢黜与稍后的辞世对龚顾情事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譬之于一棵倾圮的大树或一片温暖的屋檐的倒塌。在克己复礼的私情中做梦的男女，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时代与大清律例的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是忌恨、回避、仇视、冷眼、讽讥，朋友圈子里的津津乐道以及来自道德人士的猛烈攻击。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龚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多么的轻率而不负责任。喜欢吹嘘自己的风流韵事首先是他的一大爱好，平时有事没事常爱去太平湖一带走动，社交场合见了顾也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我怀疑他甚至还给朋友们看过太清赠他的那张像片。诗里头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反复表示自己对一“大脚鸾文勒，明妆豹尾车”的非汉族女子的恋情，连顾私下里劝他说话注意分寸这样的事情，居然也公开写入诗中，“我昨青鸾背上行，美人规劝听分明。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他当然注定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不仅因为他的爱情对象是一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有夫之妇，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暗中象猛犬打量猎物那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人就是明善的长子载钧。

　　讨论载钧在龚顾情事中的立场和态度确实相当有必要。作为荣亲王府的未来主人和丁香花案的主要策划者，他之所以一直以憎恶的眼光看待两人之间的交往，除了母亲妙华夫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出于对家族荣誉自觉维护的本能。他的贵族身份和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也都使他无法接受一个钟鸣鼎食人家的贵妇与一个邋塌文人之间的所谓恋情，何况这个女人居然还是他的嫡母。但父亲明善的暧昧态度显然令他觉得十分意外，甚至私下里不无恼怒。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搜集两人之间的证据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以一个职业间谍的干练与敏锐－－而且颇多斩获。这一切当然不为我们沉溺于诗艺交流的可怜的男女主角所知。他们依旧在京师的各文学沙龙里见面，卿卿我我。其间龚自珍还主动放弃了两次令人眼红的外放地方官的机会，（其中一次是道光十七年文五品的湖北同知现职）。这样的事实除了说明对顾的眷恋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位置外，确实找不出什么别的解释。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明善去世后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已承袭亲王爵位的载钧聚积已久的仇恨终于全面爆发，他说动祖母绵亿夫人以不守妇道的罪名－－估计有一定证据－－将顾及他的四个弟妹（均为太清所生）赶出了王府，史称“太清家难”，直到龚暴毙丹阳后的一八四一年底才被勉强允许回府中居住。一个多年来一直养尊处优的女人，现在突然要以寡妇的身份面对生活与现实，并且还携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其间的艰难困顿与委曲愤懑，我们完全可以在《天游阁诗》卷五的那些长题中读到详尽的描写。在义兄许滇生及容斋亲王等朋友的帮助下，她拔下头上金钗在距太平湖不远的城西养马营附近赁屋暂住，度日如年。那段时间里龚自珍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当时已能明显感觉到来自载钧辈的威胁与敌意，他打算以调动工作的方式体面地离开北京。一个被他认为有能力帮助自己的朋友是新近奉旨前往广东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但林在采纳他那篇有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献的禁烟方略后，对他相托之事却虚以委蛇，仅以一句“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轻轻挡之门外。说起来这是龚自珍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政治幼稚病，想想看，其时正深受道光器重的林，又怎肯因一个所谓的诗人朋友得罪皇帝的亲戚？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当然，除了龚以外。

　　坚冰封冻的太平湖再次像一面真实的镜子映照出爱情苍桑而幽怨的面容。这是公元一八三八年的冬天。我们文章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历经坎坷与劫难以后，都毫无例外地已经屈服于现实的巨大的魔力。其中明善躺在荣邸南谷别墅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里。顾太清在贫屋中含苦茹辛，独力抚养四个子女，同时不废辍吟。而龚自珍一会儿打算出家，一会儿又想去他位于苏州的羽□（左王右岑）山馆隐居。后来，他频频出入于赌场与歌楼，想在世俗的欢乐中彻底忘却精神的苦痛。再后来，几乎源于一种因过度绝望而产生的勇气和冲动，他打算向顾正式提出求婚，这里头既有多年来私心相慕的痴情，也有对孤儿寡母不幸身世的同情与怜惜。说起来也正是因为他不拘小节的疏狂行止，最终造成了一个杰出而美丽的女人眼下的这种尴尬境地。他将自己的想法商诸朋友圈中，但那个名叫陈云伯的杭州诗人再次出卖了他，使太平湖荣邸的新主人载钧与他庞大的家族在暴怒之余，终于对内心筹谋已久的一个尚有几分踌躇的计划痛下了决心。于是，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一匹快马突然鬃毛飞扬疾奔过太平湖初春风凄雨迷的薄暮，将一封密密封讫的信札和一束丁香递交到正在上斜街的家中欲振无翅，埋头礼佛的龚的手里。他当场打开一看，神色大变。再后来，大约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过的那个刀光戟影、杀机暗伏的一八三九年的春天了。

寒柳轩客

无言以对
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