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权臣篡位过程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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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权臣篡位，可不是说篡就篡，说改朝就改朝的。古代儒家对于改朝换代这个东西，搞出了一套看似很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理论，即改朝换代包括两大类：革命与禅让。什么叫革命？就是“桀纣暴虐而汤武征伐”，牧野之战就是例子。什么叫禅让？就是“尧舜之揖让未遑”，唐虞的更替就是例子。

当然，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之后， “禅让”完全变成了一个僵死的历史概念，此后的朝代更迭，似乎非革命不可——商克夏、周克商、秦灭周、诸侯灭秦都没有经过什么“受禅”流程，直接把丧失统治资源的前代天子赶下台就是。但自从汉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天子的地位日益拔高。在《周礼》中，天子的地位还只比诸侯高一阶，所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也，也就是说天子与公的差距，与公和侯的差距相当，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到了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天子已经成为“不可能犯错”的“活人神”，与诸侯、大臣的差距已经是无限大，更不用说与庶民的差距了。在这种情况下，连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都被当作“不当言论”加以批判，也就是说百姓连诛桀纣的权利也没有了，“革命”也再也不可能合法了。今后的天子，即使真的比桀纣还残忍，臣子也必须尊之为君父，他的一切过错都是因为奸臣蒙蔽、因为贪官害民，因此臣子们只有“清君侧”的权利，没有“革命”的权利。等到桀纣周围的“乱臣贼子”被肃清之后，江山还是要由桀纣坐的，汤武只能乖乖的继续北面称臣，决不能就此取而代之，更不用说“放桀于鸣条”“诛一夫纣”了。

但是以上毕竟只是理论，当臣子真的“清君侧”成功，掌握大权之后，谁会真的甘心把大权再交给天子？天子的尊位令人垂涎欲滴，但儒家的道统同样不可侵犯，要是真敢明目张胆地“革命”推翻之，岂不给了更多觊觎皇位的人以把柄，说不定明天就有更多的人起兵“清君侧”，诛杀你这胆敢篡位的乱臣贼子。因此最保险的方法，莫过于请天子仿效尧舜之道，“禅让”于我家。这也算给了天子一个大高帽子——“革命”是用来对付桀纣的，我不但不把你当桀纣看，还给你一个当尧舜的机会，让你显示一下高风亮节；不过你是尧舜，我却是大禹，不求有你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只求能够传之子孙，江山永固。当然，天子的思想境界多半没那么高，但这个禅位诏书你不写，自然有人写，只要盖上你的传国玺就够了。


因此，汉朝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一般流程就变复杂了，由原先的“革命”一步，变为“清君侧-当权臣-受禅”三步。第一步“清君侧”的步骤各各不同，但都惊心动魄，令人目不暇接。但第二、第三步就纯属例行公事，开始还有点新意，到后来改朝换代次数增多，干脆就公式化了，甚至闭上眼睛都背的出步骤了。


尧舜禅让的事情已经过去上千年，谁都说不清了；更何况当时的“天子”不过一个部落联盟领袖，你让我我让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搞的太正式太隆重。汉朝以后的“禅让”和尧舜禅让根本不是一回事，是既欺天又欺人的勾当——欺天无非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欺人则需要多加考虑，虽然肯定骗不过士大夫，但至少要骗过小老百姓，否则天下就别想安稳。至于士大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地主，仅仅靠一个禅让的把戏是骗不过的，还要让他们看到实惠，才好死心塌地效忠新朝，所以曹丕篡位之后才会急急忙忙地推行九品官人法，赵匡胤政变之后才会信誓旦旦地说“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反观王莽当年“受禅”，戏演的是不错，贤良文学妖魔鬼怪市井之徒依次露面，搞的大家云里雾里不由得也就信了，可惜他老人家上台之后就削弱自己的执政基础，今天搞什么“王田、奴婢不准买卖”，明天又胡乱铸钱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层小民全得罪光了，这样戏演的再好也没用，还是得完蛋。


所以说，受禅永远只是个形式，是一台戏。受禅的戏演好了，对于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有很大帮助，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就好比万里长征走到了最后几步，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无论你是爬着进去的还是走着进去的，好象都不太要紧，只要进屋子坐稳了就行。当然，如果你是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走进去，坐稳的几率会稍微大一点。


权臣受禅，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步骤越来越多，每个步骤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甚至最终跳过某些关键步骤，直奔主题也有：


1、位极人臣，总揽朝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篡位，一般都是以当丞相为第一级台阶，曹操、刘裕、陈霸先等人，连同那个篡位未成的董卓在内，都当过丞相。本来东汉已经改丞相为司徒，地位大大下降，董卓、曹操恢复这个官职，完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专权的需要而已，可以说是“因人设官”。也有不当丞相而当大将军的，如司马氏父子就是以大将军身份专权。但只有一个显赫的名号还不够，必须保证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东汉、魏晋的朝政大权都由尚书台掌握，因此权臣一般都要兼任“录尚书事”的职务；到了晋朝以后，还产生了“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称号，能够合法地掌握朝廷内外的一切军权。因此从刘裕到李渊的几代权臣，可以不当丞相，可以不当大将军，但必须当“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兵权切实抓到自己手里。


为了显示权臣的尊贵地位，自魏晋以来又新增了“假黄钺”“使持节”两种新称号，黄钺和使节都是天子之礼，人臣假借这些礼节，也就假借了天子的威风，虽无九锡之名，却有九锡之实。北朝时期还出现“大冢宰”的官称（后来演变为吏部尚书的别称），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的意思，是最具有威慑力的一种称谓，当年杨坚篡位的时候，同谋就劝他一定要当“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大丞相是政权，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军权，大冢宰则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南朝， “大冢宰”的称呼较少出现，却多了一个“总百揆”的称号，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与大冢宰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担任中央官职外，权臣还往往兼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职，如桓温、刘裕等都曾兼任扬州、徐州、荆州等重要地区的州牧，营造自己的根据地。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只适用于根基不深、地位未稳的权臣，供他们积蓄力量以谋更进一步。若是像杨坚、李渊那样威望已足，兵力已强的权臣，根本就不需要兼任地方官职，反正已经有稳固的根据地了。


2、晋升爵位，先公后王

按照汉朝的法律和礼节，异姓只能封侯，王、公都只封给宗室（西汉没有常设的公爵，只有王莽曾担任过安汉公），即使像邓禹那样大的开国功臣，都只以四个县封为侯爵。曹操逼迫献帝封他为魏公，开了人臣受封公爵之先河，怪不得荀彧无论如何也不赞成，最终因此被曹操逼死。公爵与侯爵最大的不同，不是公爵的封地较大，而是公爵可以“建国开府”，拥有一套自己的班子、自己的根据地。曹操封魏公时，狮子大开口，一次就要了十个郡作为封地，几乎掏空了汉朝的膏腴之地；不过当时曹操已经有丞相府的一套班子，倒也不需要另立魏国的班子，所以直到受封魏王，才设置了魏国的文武百官，如钟繇就是魏国的相国。按照东汉制度，诸侯王的相国只能称“相”，相以下官职有很多都不设立（如御史大夫、宗正等），有的官职名称与朝廷不同（如王国的郎中令，朝廷叫光禄勋），而且这些官职都要由朝廷任命，诸侯王没有人事权。但权臣封王，从来不管这一套，官职制度都和朝廷相同，且根本不需要朝廷任命。南北朝时期封权臣为王，往往有“王国制度，一如天朝”的附加说明，也就是说王国的各项制度都和朝廷一样，国王就是一个缩小了的皇帝。一旦完成受禅，王国的官僚机器就可以立即代替原有的朝廷，代为行使国家职权。


不过，随着南北朝后期爵位泛滥，公爵逐渐普及，并产生国公、郡公、县公甚至乡公之分，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爵位了。杨坚、李渊专政的时候，已经是国公，只需要直接封王就可以了。而王爵也产生了亲王（国王）、郡王之分，一般封号一字为亲王（隋唐还没有亲王这个称呼，只是直接称“王”），二字为郡王，郡王封地狭小，甚至可以随意赏赐功臣（如唐朝就曾封许多功臣宿旧为郡王），也慢慢丧失了尊贵性。只有亲王的位置，始终不授予人臣，因此也就成为权臣篡位的最好台阶。曹氏、司马氏、刘氏、两萧氏、陈氏、杨氏、李氏篡位前，都曾经被封为王。


然而，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君主，往往不称皇帝而称“天王”，这种“王”不是爵位而是天子的称号，因此国公便成为天子以下的最高爵位。即使天子的称号是皇帝，权臣往往也习惯只封公爵，篡位后只称“天王”，作为韬光养晦之计，等到了一定时机再自称皇帝。如后秦、北周等一开始都是只称天王，到了内外安定，才开始称帝。


3、加以殊礼、追封祖先

所谓“殊礼”，就是人臣本来不该享有的礼仪，也就是天子才能有的礼仪，前面说的“假黄钺、使持节”，也可以算一种变相的殊礼，但那毕竟是加于官职之上的殊礼，不是加于私人的殊礼。殊礼当中，最经典最有名的当属“九锡”，即皇帝才能具备的九种车服礼器，《资治通鉴》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向皇帝要九锡，是曹操先开的头，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觉得九锡实在不是人臣要的东西，曹操为此失了不少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但一回生二回熟，此后每次权臣篡位，都有“加九锡”这道程序，慢慢的也就见怪不怪了。一般加九锡都在封爵之后，有时候封公爵就加九锡，有时是封了王爵再加九锡，并无一定的标准。其实九锡本身并不珍贵，权臣们要的只是个名分，因此往往假意推辞再三，甚至“归还九锡”（如李渊），还可以得一个“揖让不已”的虚名，真可谓名利双收。


九锡这项殊礼太复杂，一般人弄不明白，但以下几项殊礼却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剑履上殿”，即可以带着武器、不脱鞋子进入宫廷，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 “朝觐不趋”，在朝廷上以快走为礼节，但接受了这项殊礼的权臣却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赞拜不名”，皇帝和朝仪官对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权臣却特别允许不称呼名字，只称呼官职和姓氏。这三条都与上朝有关，有了这三项殊礼，皇帝和权臣在朝堂上就几乎没有区别了。后来发展的更不象话，竟然出现给权臣设立专座的“殊礼”，还允许权臣跟皇帝平起平坐，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样。由于这种殊礼实在太露骨，一般的权臣都还不敢使用。


另外一种殊礼是针对权臣家属的，如 “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权臣的妻儿与皇帝的妻儿用一种称呼，唯一的不同是皇帝的妻儿叫“皇后”“皇太子”，权臣的妻儿叫“王后”“王太子”。其实在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妻儿本来就叫“王后”“太子”，东汉才慢慢改为“王妃”“世子”，这种殊礼可算是一种复古。


活着的人们都有了殊礼，下一步就轮到祖宗了。曹氏、司马氏还比较老实，到登基之后才开始大张旗鼓追封祖宗，后来的权臣往往在封王的时候就开始追封，不但按照诸侯的礼仪建立五庙，还追封祖宗为王、为公。古人质朴，没有追封一说，追封爵位就是从南北朝权臣开始泛滥的。


4、正式受禅，“既受永昌”


经过前面三步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漫长，历史越是发展，“受禅”大戏上演的时间越是缩短。“受禅”的鼻祖王莽当年篡位花了几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冒充大汉忠臣，从“安汉公”到“假皇帝”，再到成千上万人上表劝进，这出戏演的轰轰烈烈一波三折。曹操和曹丕父子从丞相到魏公、加九锡，再到魏王，最后受禅，也花了十多年时间，如果从汉献帝迁都许昌算起，更是经历了二十余年之久。司马氏父子也很有耐心，经历三代四人的专权，才由晋王升为皇帝。到了晋朝末年，权臣也还是比较耐心，桓温把篡位的任务交给了他儿子（结果失败），继承了“把篡位使命交给下一代”的传统。但是自从刘裕开始，权臣越来越没耐心，只要自己有生之年能够掌握大局，决不把任务留给下一代。刘裕还算耐心，等了近二十年，到自己垂垂老矣的时候才正式篡位；后来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人越来越不耐烦，其中陈霸先更是创下了封王之后三天就受禅为帝的纪录，可能也是因为他太老，生怕到死还当不上皇帝。相对而言，北朝的权臣一般比较耐心，北齐、北周都是经过了两代人才正式篡位，杨坚也等了十多年，这与当时北方政局不稳有关，并非北人比南人善于忍耐。


5、受禅大戏，循环上演

这套“以受禅代替革命”的把戏，从王莽开始演起，经过曹丕、司马炎的发扬光大，遂成为一门“显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人政权更迭，都是以“受禅”形式完成。


北方的五胡本来比较质朴，不会玩汉儒的禅让花样，因此北方十六国的兴替，一开始都是直接“革命”，刘聪杀晋愍帝，石勒杀刘聪的子孙，冉闵又杀石勒的子孙，杀来杀去血流成河，一点也不像汉人的“尧舜揖让”一般温情脉脉。杀到后来，胡人也发现这样简单的“革命”副作用太大，难以收拢人心，试想想当初刘聪父子如果聪明一点，不让晋愍帝去当倒酒的仆人，而是恭恭敬敬地请他行“尧舜禅让之礼”，恐怕北方汉人的反抗也不会那么激烈。到十六国后期，北方胡人的权臣逐渐也学会了“受禅”大戏的演出方法，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可惜胡人君主大都有些剽悍之气，经常宁死也不陪权臣演戏。后秦王姚苌抓住了前秦王苻坚，本来想让他把传国玺交出来“受禅”了事，但苻坚脾气太犟，一句“五胡次序，无尔羌名”气的姚苌脸色发青，最后还是不得不暴力解决。


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大搞汉化政策，“尧舜揖让之礼”才逐渐深入人心，尔朱荣虽然不过一介并州契胡，一进京城也知道马上找汉人官僚帮他起草“禅文”，不过因为尔朱氏实力还不够，最终功亏一篑而已。后来东魏皇帝禅让给大齐皇帝，西魏皇帝禅让给大周天王，大周皇帝再禅让给大隋皇帝，轻车熟路，走的都是魏晋的一贯路线，南与北一般无二也。


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末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经常是一代人见到好几次受禅，萧道成受禅时就有老人大哭“何期今日复见此事”，如果这位老人活的长一点，还可能三次见到“此事”。权臣篡位过于频繁，政局过于不稳，使皇帝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在臣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已远远不能和两汉时期相比。中国历史上皇帝权威最低落的时期，除了南北朝，大概就只有五代了。只要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恢复，只要统一王朝的政治基础还没有成熟，“禅让”的大戏就要不停的演下去，直到社会经济已经可以承担一个新的中央帝国，儒臣们也已经准备好神化一个新的“受命于天”者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