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本者竭 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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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岩

湘军和太平军的战争是一幕生动的历史活剧，它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和中西文明对接的重大历史课题，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必然轨迹，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斗争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本文试图通过这一幕历史活剧论述中国近代军事斗争、传统文化之关系，展示中国近代思潮的变化，及“无本者竭，有本者昌”这一文化发展之一般定律，从而证明，是否能保持民族特质，是文化建设是否能成功的关键。

一、战争双方的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思想界提出了新的课题，而战争的后果是中国经济的衰败，这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思想界革命的酝酿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起义所打断。

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两广沿海地区民风为之一变。许多人抛弃了农耕为本的儒家传统思想束缚，弃农经商，散兵游勇、社会流动人口日多。正如曾国藩在《刘君事状》一文中说：“大抵岭以南，物产蕃阜，风气殊于中土。诸洋互市，瑰货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万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穷。乾嘉之间，淫侈亡等矣，犹有不逞之徒乃为盗贼以自恣，小者劫夺大者，叛乱穷则入海亡命，为吏者莫敢谁何，苟以讳饰偷安，群盗无惮，日以充斥。”1商品经济严重地破坏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同时，此伏彼起的天地会农民起义，及闽粤两省土客之间的长期械斗蕴育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曾国藩、江忠源等人早有警觉。曾国藩在咸丰即位时即奏言：“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如“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钜，国家必有乏才之患。”2并提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以培养堪任疆寄的大吏。他又指出培养人材的具体途径“莫若使从事于学术，”3楚军首创者江忠源也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向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并在镇压了小股农民暴动之后说：“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馀党，难犹未已。”4这都说明了汉族士大夫的政治敏感和忧惧心理。

时值封建社会末世，世道人心江河日下。曾国藩深知这一局势有学术上的深刻原因。他说：“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5同为湘军将领的刘蓉也批评乾嘉学派说：“至为汉学者乃岐而二之，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为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孝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荷。……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 6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日隆礼而已矣。”7“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具体办法在于“诵法圣贤，讲明乎道义彝伦纲常名教之训而身体之者。”8曾国藩和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的斗争从文化方面说正是程朱理学武装的湘军和以基督教为有机内容的太平军之间的斗争。双方之思想武器和信仰内容与双方之社会背景的关系迥然不同。

曾国藩自谓：“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朝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9长期的苦读，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学养。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曾国藩登门造访理学家唐鉴，“求为学之方”，唐鉴日：词章不过“小技”，“可不必用功”，考据要“多求粗而遗精”，而《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10从此曾国藩得治学门径，成为一代理学大家。他所信程朱理学是中国思想本身发展之产物，其思想信仰和社会背景之关系尤如人之附着于大地。而洪秀全只是个童子，府试不售，未能青一衿。写字作文既不典雅亦不规范。道光十七年（1838）又赴广州领考，遇西洋教士埃德文·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授一书日《劝世良言》，待道光二十三年（1844），四次赴试落第方读此书，萌发起基督教之信仰。可见其早年虽受儒家文化教育，但远未登堂入室；后来虽改信基督教，而对此教的文化背景、历史源流及西方之人文风俗全然无知。

从战争双方人员组成看，湘军起自湖南湘乡，其地“南入岭，西接黔中，苗瑶僮獠种族错居由谷间，与编氓伍。其谣俗习纤约，耐勤劬，有若敖坟冒之遗风，然剽疾易发怒，羞懦而矜节，不畏强耐梁。士则矜矜自表异，模骚范雅，喜为玮异绝丽之词。迨宋周敦颐阐明圣道，讲学濂溪，海内向风景从，理学兴矣。本朝嘉道间，学者著书，稍稍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于是魁材杰士，接踵骧起。”11此种民风与此种学术风气相结合，形成 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咸丰二年七月曾国藩奔丧，八月抵家。时“洪秀全等由广西窜长沙，围攻三阅月不克，十月解围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12陷岳州、汉阳、武昌，“大江南北，土匪蜂起”。13“郭嵩焘至，力劝公出，公弟国荃亦赞之，于是始治兵于长沙，命罗泽南、王鑫等领湘勇三营，仿明戚继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练，是为湘军创立之始。”14“楚师初兴，众才三旅，讨其耕氓，领以黉序。”15曾国藩“用诸生讨训山农”，组成湘军，儒生既是这支军队的将领，又是这支军队的精神领袖，他们大多是治学艰苦的耕读之人，且多肄业于湖湘书院，是所谓湖湘学派。此学派深受魏源、陶澍、贺长龄经世思想的影响，此书院碑记日：“政学同条而共贯，是为体用之全。若政不本于学术，杂霸之政也；学不施于政事，无用之学也。学废政驰而异端遂横，古者政学相因而相辅。”16这种“学体政用”的学术风格不仅反映了时代脉博的跳动，而且对于匡救时弊，抵御外辱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加之此学派重德行名节，不阿世谐俗，“一旦殉国赴义，视死如归。”17湘军招募士兵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8并以“战死是荣，巧避为羞”的观念相激相摩，使之“皆知重廉耻，急王事。”这些人正是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社会基础，以之组建的军队必然凝聚成一支巨大的文化力量，从而使湘军在后来的作战中体现了丰富的儒家文化内涵。而太平军一方，则主要由贫苦农民、矿工和烧炭工三部份人员组成，大多没接受系统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一部份人已摆脱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束缚，因而乡土观念不浓，士兵之间的血缘、村邻关系又不像湘军之兵之间那样密切。他们虽名为拜上帝会，但他们并不了解西方基督教文化之真谛，只是以它作为为现实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手段，其军事斗争并没有文化精神内核，其本身素质亦产生不出一种崭新的文化，如其事业成功，只能使基督教大行于中国，这在理论上是极为荒谬的，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文化上的荒谬注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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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斗争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



1、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曾国藩日：“咸年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泰西诸国绪馀，燔烧诸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见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19洪秀全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洪仁玕记日：“余自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蒙兄洪秀全在丙申年所得《劝世良言》，将书内所言道理一一指示：上帝之权能，耶稣之神迹，妖魔之迷惑，从始至终，对余讲了一遍；以及自已病时魂游天堂所见之事，又对余讲了一遍。余乃如梦初觉，如醉初醒，一觉泫然出涕。遂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一概除去，……”由此看来，洪秀全信仰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神迹的迷信，他本人又确曾巫言惑众，如太平天国文书所记：“每有诰诫，即降童言。已酉年，上帝又降言云：‘人将瘟疫，宜信者则得救，’后果然，故信徒愈众。庚戌年又降云：‘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后土人来人相杀，又验帝言。”20这样巫言惑众无异地学无所本的村夫，毫无理性可言，决非西方文化之正宗。荀子在谈到祭祀时说；“其在君了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21“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22中国基督教在洪秀全的手中也由吉变凶。他攻占金陵后发布诏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23又据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中“禁妖书”一条形容天京焚书情况是“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而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心犯，昔用撑肠今破胆。”24在对旧世界的破坏中，古老的文明也随之被酷地破坏了，江南大量文物庙宇被毁，其中包括《王船山全书》的刻版。这种对传统文化焚琴煮鹤的作法表现了下层民众在文化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偏激。这招致了全体儒生和部份民众的反感，因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法制社会，农民和地主尽管政治上形同冰炭，但在文化上却水乳交融，同处于一个文化母体之中，同以“忠恕”“仁义”作为价值理想。而认同西方基督教的中国农民只能是沿海地区中的少数人。从其蔓延地域看，太平天国起自广西金田，凡所经之工矿，者有大量民众参加，而一打入湖南腹地，竟在长沙城下久攻不克，一筹莫展，不得不弃城泛洞庭湖东下，在长江下游这一与诸洋通商地带达至其发展高潮。北伐之李开芳、林凤祥孤军深入，覆没于由东冯官屯；西征军之兵锋只达到湘潭，争夺武昌几经易手，后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太平军在这些地区唯有军事角逐，而无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政治发动，形成不了传檄而定天下的局面。当时两广天地会党人为数众多，他们以“反清复明”“兴汉灭胡”之民族主义为旗帜，其思想信念仍然是重夷夏之辨的孔孟之道，因而暗合农民的心理，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但许多天地会党人拒绝加入太平军，究其原因，当然有经济利益和军纪松严之不同，但思想信念的不同亦是一重要原因。少数加入太平军的知识份子对洪秀全代天父传言的宗教鼓动方式不满，认为其诡秘妖妄，与中国之传统观念不符。浙江归安人钱江上策日：“旌旌所指，与民无逆，提剑号召，是汉即从使天下咸各今日之举，并非无名之师，亦使天下咸知中国之仍为华，不皆终于夷。王者发轸，彰明较著，阵堂旗正，不容秘诈。”25而洪秀全、杨秀清等到人动辄代天父传言，不仅如此，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导致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太平天国颁定的《钦定军次实录》日：“皇上帝创世真经不可错认，宜以本心良知理会一番，便见心心印句句真也。若谓创天地事不知几千万年，无所据稽此言亦是真实。中国史不可考，即纲鉴亦不敢实证，故孔丘删书，断自唐虞，以其事近于实，而唐虞以尚究何氏始居中国，谓中国为万邦之始，不知所考也；谓中国为分支所入，亦无所稽也。……今吾细读皇上帝创世真经，知非人手所作者，立意渊永，语浅事常，而自然意在人性之先，昭然状在人生之后，在常情以为不必如此者，在天情偏高出人之意外也。是以尚论其事，令后学者知所寻溯而互戡焉，庶不至人云亦云也。”26这段文字从超越的角度肯定了《创世纪》的确实可信性，而把史书纲鉴、唐尧虞舜放在一个从属地位，与中国人之本体概念大相径庭。这且不论，这一说法的后果只能使中国“终于夷”，在“瓜分惨祸逼眉睫”之时，此种理论无民倒持泰阿，授人以柄，焉能说得上“旌旌所指，与民无逆，提剑号召，是汉即从。”这当然使投奔他们的知识份子大失所望。后钱江亦投清刑部侍郎帮办军务雷以诚，献抽厘之策，为湘淮军粮饷所赖。太平天国这一基督教之旗帜，真可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出于宗教上的偏狭，对加入太平军之天地会党人则迫使其信仰基督教，未加入者，则拒绝与之合作，如厦门之黄威、上海之刘丽川、广东之凌十八等，太平军坐视其自生自灭，败不相救，使自身之发展范围逐渐缩小。

2、太平天国的文化认同影响了其民族认同

时值一八四0片战争中国战败，民族危机刚刚开始，而社会危机却蕴育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民族危机当然加剧了社会危机，但太平天国主要反映的则是社会危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大多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人物，但历史资料中没有他们投入抗英斗争的记录。当时洪秀全正为人功名而奋斗。作为中国人，他们竟对近在咫尺的重大历史事件虎门之役置若罔闻。一八四三年，洪秀全第四次科场失意，值各地排外情绪高涨，尤以广东地区为甚，洪秀全若有反帝意识，应对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厌弃才对，而他此刻却有心情研读《劝世良言》，说明他对周围人民的反帝活动，根本浑然不觉。其对鸦片贸易的反映可见诸以下文字：“鞑妖每岁剥中国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以为花粉之费，每岁耗费鸦片烟土银几千万，于今二百馀年矣。中国金银几几剥尽，而我中国花民动以贫困兴嗟……”27在此，太平天国把鸦片贸易的责任单纯地归咎于清政府，好像道光、咸丰希望进口鸦片一样，而对鸦片贸易的罪魁祸首是他们的教友——西方帝国主义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他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满清封建王朝，称之为“清妖”；对西洋人则因宗教信仰之相同称其为“洋兄弟”。满清军队在鸦片之役中暴露出的腐败无能，使其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信念，“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28他们随之萌发了“他日得志姓名扬”29的欲望。而民族危机毕竟已开始，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矛盾很快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洪秀全起事的两广地区，并没有接踵爆发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在此前一年的道光二十九年，却在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人入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州民众、两广总督徐广缙、叶名琛乃至道光皇帝都对英人坚决抵制，取得一致立场。太平天国提出的反对满清统治的历史课题已成了明日黄花。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历史课题更为陈旧。而对列强侵略，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即使湘军对一方也具有“强寇伺于外，奸民煽于内”30的民族危机感。他们提出的思想具有崭新的历史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民族思潮必然会发生转变，民众必须对伴随西方炮舰传入之基督教产生拒斥心理。而太平天国始终坚持基督教信仰，认西洋人为“洋兄弟”，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隔岸观火，对民族危难不闻不问，使西方列强乘中国内乱攫取了大量中国权益，这不能不引起许多民众和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反感。咸丰十一年英国驻华特使布鲁斯（F·Bruce）根据米捷（A·Michie）之报告，转呈政府云：“我对于这种叛党的运动，认为绝无良好的希望，也没有一个正当中国人愿意和他们行动。他们的工作，就是烧、杀、破坏，除此以外，别无所事。国内一切人民者嫌恶他们，就是南京城内的人民，除了他们的所谓‘老兄弟’外，都恨他们。他们占领了南京，已有八年，没有一点谋兴复改造的征兆。工商业是他们禁止的。他们的土地税比清政府加重三倍。他们绝不采用何种安慰人民的政策，他们的行动，并且不像与这块地方有永久利益关系的。”31这个外国人的最后一句话，算是一语中的。天国事业和国家民族利益不一致，他们表现出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极不负责任。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农民起义很快进入低潮，这不能不说是民族危机加深的必然结果。这种民族思潮的变化，使太平天国日益失去友军的臂助和屏护，成为釜底游鱼。太平天国因对西方宗教的认同，而背离了本民族利益，使自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对太平天国领导人及士兵的人格和心理的影响。

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毁弃也极大地影响了其领导人及士兵的人格和文化心理，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军事斗争。

洪秀全等人的起义初衰就有一些非份之想，他的《十全大吉诗》写道：“琵琶鼓乐箫来和，金玉堂中快乐多，正人上天真享福，胜起高楼顶上坐。”他又告天父天兄说：“太平真主是我的，我睡紧都坐得江山，左脚踏银，右脚踏金。我是真命天子。”32这些话虽然粗鄙，却明确表达了一种可怕的权力欲和享乐欲。农民阶级无以生计，铤而走险本来天经地义，而此等境界又不能不令人齿冷。太平军中其他知识份子起草的文告极少宗教内容，而多民族主义的高睨大谈，从另一面衬出此类文字的卑微。

洪秀全所表达的农民阶级思想，不以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文化精神为内涵，又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最后只能沦为极端之特权主义和极端之享乐主义。据洪大泉招供，洪秀全的永安时就有三十六个女人，当时身陷重围，生死难卜、荒淫至此，实令人吃惊。在太平天国十四处的历史当中，他“未尝亲行阵”“不出堂阈”33设屈丐重城，深居简出，运筹帷幄亦委之他人，骄奢沮佚，尊贵之极，与太平军下级将士如隔天渊。英使布鲁士的报告说：“他们穿的极好，吃的也好。……诸王的宫殿，很刺目的挺立在那些残垣废墟之中，这些宫殿都是新的，旧衙署旧寺庙及满人驻防城，一切者被破坏了。……天王有一所极大的宫殿，他的使役人员，都是女子，其娄在三百以外，还有嫔妃六十八人。除了诸王之外，没有可以看见他，他的身体尊严神圣，是不可亵渎的。”34曾国藩在《克复武汉疏》中记道：太平军“掳各处幼童数千人，酷刑虐役，战败之后，辄大加杀戮，以泄其愤，其惨毒如此。伪国宗丞相所居之署，折神庙以兴修，楠木狼藉，一床之费，可值千金。水陆两军，夺获黄盖三百余柄，金冠龙袍各百余件，镂锡签筒笔架至二千余具之多，其僭侈如此，该逆为神人所共愤。”35在曾国藩的奏折中，多次记有缴获太平军黄龙袍，可见整个太平军领导集团都在过着皇帝瘾。在对古老文明进行无情破坏的同时，建立的却是少数爆发户的奢华生活，。他们的特权享乐，封建皇帝犹恐不如。洪秀全军事上不图进取，困坐天京危城，政治上因缘用事，重用江氏兄弟，甚至祸起萧墙，手足相残，使湘军坐收鱼翁之利。这一切都反映了不加节制的个人欲望，政治上的短视和文化精神的贫乏。

因无积极的文化作为其精神脊柱，太平军的纪律只能是一种消极的束缚。他们未经训练，装备不齐，成份复杂，将领没有军事理论的武装，行军作战往来飚忽，形同流寇，毫无章法可言。在多次战役中，太平军人数倍于湘军，但连战皆北。咸丰也看出太平军低素质的致命弱点，“上谕：石逆贼党虽多，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可见兵不在多寡，全在统领得人。”又如“李续宾攻九江急，城垂克，陈玉成纠大股来援，踞童司牌，围都兴阿营，续宾檄凝学率四营救之，贼众我寡，众%惧，凝学激励将士，力战破之。”36再如雨花台之役，1861年9月，湘军攻克安庆又陷庐州，曾国荃、彭玉麟分水陆两路以建瓴之势沿长江而下，攻占雨花台，进逼金陵。时曾国荃兵力仅三万，城大兵单，难成长围，且湘军营中疠疫繁兴，“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37“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返而半 %于途，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樯征药于皖鄂诸省。”38“当是时也，群医旁午，而伪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贼三下万，围我营者数重，我军力疾御之，一夕筑小垒无数，障粮道以属之江。贼益番休迭进，蚁傅环攻，累箱实在以作橹盾，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多掘地道，屡陷营壁。”39此次李秀成回援天京，兵力满二十万，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曾国藩曾调松沪战场的程学启、白齐文增援，但皆被松沪太平军所牵制，而李秀成仍有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为策应，即使成内太平军不出动，曾国荃亦难免狼顾之虞。然而正像王 % 运所记：“国荃以三万 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伤死劳敝，然罕博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40是量，鲍超、曾贞干抱病军中，无暇休息，曾国荃“留孱卒守棚，选健者日夜拒战”，“军士伤亡颇众，已酉，部将倪桂节中炮殒，国荃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41湘军“火药用尽，乃千贷于湖北江西。将士狞目髹面，皮肉几尽。”42可见湘军的耐力已达到极限，如太平军有较强的毅力和士气，则能致敌于死命，可是他们不任战，先败下阵来，致使功败垂成。这里当然有军事指挥方面的原因，可缺少文化造成就的精神，乌合无纪律，无远见卓识，作战不顽强亦不失为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所痛斥的鸦片贸易在他们的管辖区里并没有禁绝，而且有日趋发展的趋势，这样看来，贪欲无度、争权夺利、诬言惑众、漫无纪律、不顾民族利益与鸦片贸易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内部联系，这就是只追求本集团物质的解放，而不受任何文化规范，找不到任何文化武器，只能靠鬼话骗人，最后导致失败主义和消极颓废。在究途末路之时，洪秀全仍说：“联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这无异地痴人说梦，表现不出任何对现实的责任感。

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非理智的，他们不能把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摆在一个合适的地位，更不知道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毁弃了传统文化则破坏了民族认同，使自己变成无源之水。洪秀全等人因此没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的完美。从其战略上来看，其所有军事行动的目的都在于保护洪秀全所在的天京城。即使是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也是能苟活一日则苟活一日，没有任何转守为攻，恢复主动的创举，这还是因为缺少传统文化塑造的理性精神、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性格。因此，在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已经显露的时候，这个重复着旧的历史内容而不能继承古老文明的农民革命，必然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无论一个事业如何正义，如其失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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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湘军所表现的儒家文化内涵及其对民族、民生问题的态度

曾国藩于1854年2月25日发布《计粤匪檄》率领湘军东征，其《计粤匪檄》日：“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与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祉。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守，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神鬼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43曾国藩这段檄文阐明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历次大的农民起义的本质不同，指出它是一个文化断裂，檄文本身有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时为国脉所系，如令基督教大行于中国，则只能更严重地破坏中国的民族本体意识，使中国完全堕入殖民地之深渊，那时中国之命运将万劫不复。因此这一檄文对知识份子和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农民具有很大号召力。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只要旧秩序不全面崩溃，文化认同感就不致幻灭，大清王朝是三位一体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下，要求曾氏集团只保卫前二者，而不保大清，是不可能的。”44“曾氏集团与洪、杨集团的对决，所以异于以往惩治叛乱者的战争，是因曾氏深切地理解到，太平军的目的不只是要推翻大清王朝，同时还要毁弃中国文化和儒家礼教。基于这种理解，遂将这场战争提升为保卫文化认同感之战，这一提升，至少在当时已使曾氏集团在精神上立于不败之地。”45

时太平天国如溃堤之水，很快荡涤了东南半壁，满朝文武束手相向，莫之能制，满清皇朝大有垂垂危矣之势，。曾国藩初创湘军，“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46“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然“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拨之志，卒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47这里的历史缘由，不能不令人掩卷长思。

首先，曾国藩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为客观形势所屈。他疾呼封建士大夫力挽颓局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48 基于这一信念，他认为个人心性的修养、治学只要勉强为之，皆可有所成就。这一思想亦成为他治军的主导思想。

曾国藩以儒家忧惧之心治军，具有一种严肃的战争观。他说：“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号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49这和他的人生哲学“洗尽浮华，朴实谙练”50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这种严谨不苟的军事思想使其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每作战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再图制敌。他吸取了满清绿营兵腐败、无纪律、不打硬仗的教训，自创营制，重视练兵。他奏称：“军兴二年，糜饷不为不多，调兵不为不众，往往见贼逃溃，从后尾追，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者。今欲改弦更张，宜以练兵为要务。臣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51以这一主导思想创建的湘军成为近代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一支劲旅。

在历时十多年的战争中，曾国藩对三个从军的弟弟并不多加偏袒，“任事则督之争先，论功则率之居后。”52其胞北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以单骑冲敌死，曾贞干在雨花台战役后劳疾而死，曾国荃亦面受枪伤，百战余生。金陵克复，曾国藩推功诸将，而无一语及其北国荃。在营中每“谈及安庆收复之事，辄推动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谈及僧格林沁围剿捻军之“习劳耐苦，辄自谓十分不及一二；谈及李鸿章、基宗棠一时辈流，非言自问不及，则日谋略不如。”53 对于知兵之员，无不随时保奏，擢拨录用，使湘军内部和衰共济，将士同赴危难，“兵事历久而不败，人材愈用而不穷。”曾国藩治理湘军可谓苦心孤诣。在祁门之役中，太平军“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54在戎马倥偬之中，曾国藩“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55他身为封疆大吏，自奉甚俭，一如寒素，每饮只食四簋，“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谈泊。”56此等人格与洪秀全之人格相比不啻天渊之别。

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的原因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比较重视民生问题，对封建官吏的腐败亦深恶痛绝。他一方面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是：“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57一方面又指出：“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反得银一两伍钱。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州县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民之完纳愈苦，吏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真有民不聊生之势。”58他在《丁卯四月求降雨泽告辞》中这样写道：“曾水患之未平，又旱灾之相逼。麦有秋而失望，稻有种而不入，千村聚而皇皇，老幼环而悲泣。痛蚩蚩者无罪，罪乃在疆臣。”59基于这种认识，他为湘军制订了严明的军纪，他“考求民间得病，兴革刑赏，一以自任。其书辞引岳忠武不要钱不怕死二语自誓。”60并撰写了《爱民歌》作为湘军的行为规范，多次重申“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的思想，三令五申不许部下收受贿赂和吸食鸦片。在曾国藩所订《营规》中，有贩卖鸦片者斩绝的字样，可见曾国藩是个坚决的禁烟派。

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只是由于偶然的因素而没有成为第二个林则徐：“是时夷氛犯阙，銮舆出狩热河，公与胡林翼疏请带兵入卫，日夜筹商北援之策，寻和议成。”61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能够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对于被镇压的农民起义，他曾嘱咐其兄弟说：“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62这不是什么假装慈悲，而是出于对封建社会前途命运的考虑，亦表现了儒家传统文化培养的忧患意识和深思多虑的性格。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直接以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湘军的精神支柱，他很重视军队的思想素质，宁用书生，不用兵痞。他写信经江忠源说：“鄙意欲练从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摩，而后可以言战也。”63这些质直晓军事之君子，有远见卓识，而无腐败之气，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在湘军中涌现出一大批这样的儒将，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坚。时值大乱方兴，“绿营之兵，皆%%偷生，闻杀声则逃，而湘军椎鲁剽%%，舍粳稻而啖麦菽，委舟船而逐驼马，短衣跣足，驰骋万里，屡%%而不挫。”64究其原因，只能说湘军代表了具有生气的汉族地主阶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捍卫者，而中国传统文化又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

曾国藩日：“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之责。”65 湘军将领皆有这种力挽颓局的社会责任感，奉行的皆为儒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的思想。湘军组织者罗泽南“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拨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66“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67 曾国藩赞美他道：“提师苦战，荆扬二州，斧彼凶竖，为民复仇，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幕归讲道。”68 在攻克武昌的战役中，罗泽南左额受枪伤，犹踞坐指挥，退军之后，：“日夜危坐喃喃皆时事。忽开自索纸笔，仰卧书日：‘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69 可见湘军将领多重名节，轻生死，堪称中国文化之卫道死士。另一方面，也说明湘军中的儒将把他们的治学，心性修养，意志磨练和这次战争联系了起来，把这次战争作为对他们学问、心性、意志的一个检验。正像曾国藩所说：“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则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有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70可见他们治学、治军是以客观实效为验证的，其军事是文化的应用和验证，文化是军事的精神和根本，两者互为表里依托。反观太平天国，除了个基督教的形式之外，没有任何文化可与其进行的斗争相联系，没有任何文化作为其治军的精髓，其军事既然不能体现任何文化内容，必然走向衰竭。

在湘军将领身上，可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美。胡林翼“虽生活在极不安定的军中，但治经史有常课，每天讲《通鉴》二十页，《四子书》十页，如太忙，则减半，形成湘军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气氛”71 他“发其益阳私家之谷以济军食，士卒为之感动，……攻克武汉……胡林翼不少为自固之计，悉师越境围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对塔齐布、罗泽南等“胡林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次，或分私财以惠其室家，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适度诸军求饷求援，竭蹶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已不与焉，其心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72整顿吏制，清理财务“于理财之中，暗寓察吏之法。”73

浙江战场主将左宗棠一生景仰陶澍、林则徐，以继陶、林自许，得志后尝为二公合建一祠，亲撰联语：“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74后远征新疆，成就了和林则徐一样的伟业。

湘军名将李续宾，所部仅千人，而屡当数十倍之敌，且迭拨坚城。其为人“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75 每战必“险趋入先，利居众后，”把儒家克己求仁的思想讨诸实践，直至在三河战役中战死。曾国藩说他失败的原因是：“遣将分兵，助我东征。择良而予，出以至诚。四分五剖，精锐星散，自携部曲，疲羸居半。”76 即使这样，他部下在他死后犹坚守营垒，血战三昼夜，无一苟活者。

湘军另一创立者王鑫“怀忠义之志，有侠烈之风，趋义赴公，不顾利害。”77平日“治军严肃，所至虽信宿必筑垒浚濠。每战先期集诸将递说贴相诘难，既定计，则传示各军期如约，违者虽胜必罚。”78楚军首创者江忠源，自发家财以募乡勇，太平军未出广西，即率楚军与之鏖战。庐州陷落，手大旗缘陴上，挥兵搏战，左右拥其走，“忠源手剑自刎，有健儿负之走，啮其项，脱身投古塘死。”79 李孟群“战略为时所称，在军雅赋诗，阔达自喜。”于庐州城西“战不利，犹手刃三人，力竭死之。”80 塔齐布“左臂涅‘忠心报国’四字，每战负枪挟弓矢，令二卒树长矛，执拽马绳竿以从，跃马飙驰，%%人追从，从辄反鞭之。或单骑侦地势，值贼狙伺追逼，从容反战，贼皆却。……性恬退，未尝伐其能。所得禄赐，尽以犒赏士卒。或深夜呼兵勇絮语家事，亲如父子。所过秋毫无犯，民尤感之。及死，军民皆哭。”81

刘腾鸿克瑞州，“尝以三百人败万众，……庚寅，腾鸿中炮伤，明日力疾更战，誓必克。炮丸中其胁，仆地。弟腾鹤掖之起，激众日：‘城不下，毋敛我。’军士皆泣。”82

水师名将彭玉麟“素无家室之乐，声色之好，性尤不耽乐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虽甚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史载其人“好画梅，诗书皆超俗，文采风流亦不沫。”83后他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林源恩以文弱书生台军，倍受武人侵侮，笑其不知战事。他说：“我不知战，但知无走。”84 后战死沙场。

湘军战史上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全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士气和战斗力。湘军将领死的则留下了湘军精神，活着的则成为中国近代自强运动的中坚。正像韦政通先生所说：“他们那种大公无私的胸怀，急难相救的义气，以及经世济民的使命感，无一不是文化优良传统的身体力行。”他们的这种顽强作战精神，连外人国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为此“华尔、白齐文愿改服色隶中国。”85 华尔临死时日：“以中国礼葬吾。”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诸夏退于夷狄则夷狄之。在太平天国部份地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同时，曾国藩、李鸿章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外国人，使他们部份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它的灿烂前景。湘军这股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力量至封建社会末期犹不可夺其志，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他们所表现出的生命力和所取得的胜利，正可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来解释：“无本者竭，有本者昌。”86太平天国尽管是农民起义，但在文化上无所本，终归于失败；湘军尽管维护了满清封建王朝，但在文化上有所本，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取得胜利，而且向来者昭示了文化与政治、军事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以历史本身揭示了“无本者竭，有本者昌”这一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微曾国藩，中国文化易色矣。从这一点说，湘军所从事的战争，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在文化发展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对洪秀全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讽刺最强烈的莫过于他的儿子。洪天贵福在被俘后说：“老天王教我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我也偷看过三十多本……”最后还说：只愿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87可见洪秀全纵费尽移山气力，也无法消除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其实想拨着头发上天是一回事，拨着头发能不能上天又是另一回事。太平天国起义只是采取了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形式，洪秀全等人的思想材料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他发布的一些诏书，内容无异于《三字经》。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后期开放读孔孟书之禁，降旨日：“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88 这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也说明在中国背离了传统文化，在当时只能是四面碰壁。但是这样做则更为荒谬，因为其信仰的毕竟是基督教，这倒有点反客为主，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味道。而历史终究宣布了此举的失败，后来君子，当知鉴矣。

“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有本之古老文化也必须结出现代文明之果，而如何结出现代文明之果，则是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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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和曾国藩的洋务运动\n


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江南残破，民生凋敝，农民起义军被打入血泊，而湘军将士也九死一生，曾国藩等人“唱凯于公庭，饮泣于私舍。”89 中国人在步入近代文明的时候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在这场战争中，腐败的满清官吏不是做了太平军的刀下之鬼，就是被满清朝廷革职问斩，富有生机的汉族地主阶级掌握了实权，这对中国近代化的起动具有重大意义。从这一点来说，太平天国完成了一个历史课题，它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是“为王者驱除难耳。”在战争后期，双方都出现了崭新的历史内容；这些新的历史内容在太平天国一方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在曾国藩一方则是他在安庆办军械所及淮军接受西洋武装。\n
洪仁玕1859年4月来到南京，即于当年刊发了他的著述《资政新篇》。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但是在洪仁玕来到天京以前，天国领导人一直未能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因为太平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它前期的历史内容基本上是陈旧的。《资政新篇》不是太平天国这样一个旧式农民革命的必然产物，而是洪仁玕\这样一个在香港居住多年，沐浴欧风美雨的特殊人物的思想产物。在当时，民族资本还远未形成，中国并不存在《资政新篇》所述思想的载体和实践者。农民革命本身绝不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了建立自己统幻想中的太平盛世。他们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自然完成不了中西文化对接的历史重任。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皆不如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成熟干练，有智谋和有耐力，因此，他们不是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领导者。在客观上，当时列强环伺，避开救亡图存这样一个迫切的历史任务而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权更替亦很不合时宜。因此，《资政新篇》在天京的刊印，犹如西洋文明之花嫁农民起义之枯木。所谓枯木除了指政治上没有前途外，亦指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再者，《资政新篇》字面上看来详尽无遗，但在当时两军交战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全面之改革，而洪仁玕对生死攸关的军事改革却并没有提到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说明他们并没找到现代化的起动点。其它改革若不以为军事斗争服务为目的，只能是纸上之兵，难以实现。更为荒谬的是洪仁玕\不仅要使中国现代化，而且要使中国基督教化，根本改变民族信仰，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全盘西化，他的现代化和基督教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有人认为太平天国产生的《资政新篇》是中国现代化的发端，又因为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而把现代化与基督教联系了起来。这里放下现代化不是我们的终极价值这一点不论，就连西方的现代化也是与宗教世俗化相联系的。中国本来就是世俗化社会，所需的是传统文化的合理化。90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化都不可能是世俗社会宗教化的过程。太平天推行神权统治，是把世俗社会宗教化，因此现代化不可能与太平天国发生联系。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发自社会下层的社会性革命暂告无望，社会改良之希望全寄托于太平天国的镇压者——汉族地主知识份子身上。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远见卓识且成熟干练，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变化。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也只有他们才具有完成中西文化对接这一历史重任的主体资格。历史之逻辑也就是思想之逻辑，反之亦然。中国封建士大夫随着历史的发展，终于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接受了西方文明。安庆军械所的建立和淮军接受西洋武装即为洋务运动之开始，这是中国历史的实质性进步。曾国藩等人从军事装备的改良入手学习西方，这也是时势使然。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形势下，不进行军事上的改良则无以生存，中国能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苦苦支撑而不灭亡，端赖洋务运动培植的这点军事工业的发展所起动。可见，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是古老文化之病躯萌发近代文明之生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发展，是中国思想的主流。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藩认为湘军有暮气，独用淮军平捻军，这也反映了历史的走势。“淮军之兴，发轫松沪，浸淫至于畿辅，然其初起由湘军，故营制饱糈皆同，将裨间用楚皖人，独用西洋火器与湘军异……防海御夷，改用泰西阵法，呜角出令皆夷语，则湘军所无。要之朴诚敢战，以效命疆场为荣，退缩畏死为羞，募则来，遣则去，则湘淮军无二致也。”91淮军继承了湘军精神，又有西洋火器之长，比湘军更具有近代色彩。历史证明，唯中国士大夫接受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才能被合理地吸收。曾国藩谈到未来战争发展时说：“异日时易势殊，寇乱或兴，若必狃于前事，谓可平粤贼者即可概平天下无穷之变，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谋图，百折不回，勇士赴敌，视死如归，斯则常胜之理，万古不变耳。其他器械财用，选卒校技，凡可得而变革者正赖后贤相时制宜，因应无方，弥缝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乌取夫颛己守常，姝姝焉自悦其故迹终古而不化哉？”93中国士大确实不是食古不化的迂夫子，而是善于变革的智者，曾国藩观中国自制火轮说：“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他的话已表达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他虽没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他的实际作为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后来湘淮军在中法，中日战争及进军新疆的表现即说明了这一点。

曾是藩虽使中国传统文化又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可他并没想到，物质层面的变革必然速来思想层面的变革，他维护的封建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已在逻辑之中，而军事改革，又是近代中国前进的火车头。从太平天国一方来说，它客观上虽为中国现代化驱除障碍，但它所进行的战争使富庶之区一贫如洗。中国在此基础之上，既要发展工业，又要抵御外侮，还须赔偿战争赔款，焉能兼顾民生？社会改良因而成了死路一条。中国的近代化只有走一条政权更替、战争频仍的社会革命道路。旧的封建制度在这个革命中退出历史舞台自在情理之中，而令人扼腕叹惜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之中也被扭曲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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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五页，《刘君事状》。
2 《曾文正公文钞》首卷，九页。

3 《曾文正公文钞》首卷，九页。

4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十三页《江忠烈公神道碑铭》
5 《曾文正公文钞》卷二，四、五页，《刘君家传》。

6 刘蓉：《复郭意诚舍人书》《养晦堂文集》卷八。转引自杨念群《权力凝聚的象征——湖湘书院与区域文化霸权》。

7 《曾文正公文钞》卷一，三十六页，《江宁府学记》。
8 刘蓉：《与左月楼书》《养晦堂文集》卷五。

9 《曾文正公全集》一九三页。台湾东方书店一九六三年再版。

10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365页，一九九一年初版。
11 《湘军记》卷一，一页。

12 《曾文正公事略》卷一，七、八页。

13 《曾文正公事略》卷一，七、八页。
14 《曾文正公事略》卷一，七、八页。

15《湘军记》自叙，三页。

16 裕泰：《龙潭书院记》。转引自杨念群《权力凝聚的象征——湖湘书院与区域文化霸权》。
〖17 刘蓉：《与左月楼书》《养晦堂文集》卷五。转引同上。

18 《曾文正公杂著》卷之二，五十五，《营规·招募之规》。

19 《曾文正公文钞》卷一，三十五页，《江宁府学记》。
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间》Ⅱ689页《洪秀全来历》。

21 《荀子·礼论篇》卷十，三页。

22 《荀子·天论篇》卷十，一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I，第313页，《诏书盖玺颁行论》。

2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Ⅳ，第735页。

25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八五页。
2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610、605页《钦定军次实录》。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610、605页《钦定军次实录》。

28 《太平天国》Ⅵ，第869页，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2页。

30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三一O页。

31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四八、四九页。
32 《湘军记》卷一，十四页。

33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三二七页。

34 《曾文正公奏议》卷一，六十五页，《克复武汉疏》。
35 《曾文正公事略》卷一，二十九页。

36 《曾文正公事略》卷二，二、三页。

37 《湘军记》卷九，五页。

38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五十一页。

39 《全史》（下），第2217页。

40 《湘军水陆战纪》卷五，《曾军后篇》第6页。
41 王定安：《湘军记》卷九，《围攻金陵下篇》六、七页。

42 《曾文正公事略》卷二，三十四页。

43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44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1991年版，359页。

45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1991年版，359页。

46 《曾文正公奏议》卷首三页，《何中丞奏曾文正公历年贤劳实迹摺》。
47 《曾文正公奏议》卷首三页，《何中丞奏曾文正公历年贤劳实迹摺》。

48 《曾文正公文钞》卷一，一页，《原才》。

49 《曾文正公杂著》卷之二，三十九页，《笔记二十七则·兵》。
50 《曾文正公家书》卷一，八页。

51 王定安：《湘军记》卷一，十四页《粤湘战守篇》。

52 《曾文正公奏议》卷首，四、六、七页，《何中丞奏曾文正公历年贤劳实迹摺》。
53 《曾文正公奏议》卷首，四、六、七页，《何中丞奏曾文正公历年贤劳实迹摺》。

54 《曾文正公奏议》卷首，四、六、七页，《何中丞奏曾文正公历年贤劳实迹摺》。

55 《曾文正公家书》卷一，十七页。
56 《曾文正公奏议》卷首，八页，《何中丞奏曾文正公历年贤劳实迹摺》。

57 王定安：《湘军记》卷二《湖南防御篇》第三页。

58 《曾文正公奏稿》卷一，四十一页，《备陈民间疾苦疏》。
59 《曾文正公文钞》卷四，二十页。

60 《湘军记》卷二《湖南防御篇》第二页。

61 《曾文正公事略》卷二，十三页。
62 《曾文正公家书》卷一，八页。

63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一 一 一页。

64 王定安：《湘军记》卷一，三页。
65 《曾文正公文钞》卷之四，四十八页。

66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十九、二十一页，《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67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十九、二十一页，《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68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十九、二十一页，《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69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一五O页。

70 《曾文正公杂著》卷之二，四十页《笔记二十七则·克勤小物》。
71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352页。

72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三十三——三十四页。

73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三十三——三十四页。
74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353页

75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二十二页，《李忠武公神道碑铭》

76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二十二页，《李忠武公神道碑铭》
77 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五，十七页。

78 王定安：《湘军记》卷四，十八页，《援守江西上篇》。

79 王定安：《湘军记》卷＊＊页，《规复安徽篇》。
80 王定安：《湘军记》卷六，十二页，《规复安徽篇》。

81 王定安：《湘军记》卷四，八页、十七页《援守江西上篇》。

82 王定安：《湘军记》卷四，八页、十七页，《援守江西上篇》。
83 转引自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355页。

84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林君殉难碑记》三十六、三十七页。

85 王定安：《湘军记》卷十，六页，《谋苏篇》。
86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二十一页，《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87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二九一南。

88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二九九页。

89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四十七页，《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

90 参见毛丹：《凡圣合一典范的世俗个性——儒家意义世界的近代转置》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一卷，1994年2月。

91 王定安：《湘军记》卷十，一页，《谋苏篇》。

93 《曾文正公文钞》卷三，四十七页，《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