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七十年：媚夷艳夷鄙夷仇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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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七十年，神州内乱外患，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人鬼难辨，或强盗行径犬羊心性，或政教修明人伦美善，乍明还暗。办洋务、通夷情，无诚意而有敌意；拒洋药、排洋教，分不清轻重缓急；朝野媚夷艳夷鄙夷仇夷，各走极端。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飘忽不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知识上的进步，如西学渐渐普及；但更多是充满猜疑的想象，异想天开的套话。观念是有惰性的，人们认识世界，往往不是出于所谓的客观实情，而是出于某些深植于社会文化无意识中的原型，例如那些关于远国绝域夷狄番鬼的传说，即使在洋货充斥市场、洋人杂处城乡、洋船洋炮打开国门后，在坊间朝廷，这些观念依旧流行……

　　流俗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郭嵩焘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说“夷狄之民，与吾民同”，而且更有甚者，说在西方眼里，中国才是夷狄，这样自然就触犯了众怒。林语堂曾经分析过中国人文化优胜的自豪感：“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惟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惟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惟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5郭嵩焘却将这种文化优胜观颠倒过来。中国有华夏、夷狄、禽兽的世界观，西方则有文明、半文明、野蛮三分天下国家的世界观。在西方人看来，欧洲诸国，属于文明之邦，中国、波斯、土耳其这类国家，属于半文明国家，非洲则只有野蛮人。但让人伤心悲愤的是，中国还没人知道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没人觉悟到自己的半文明或半野蛮的处境。中国强盛时，视其他国家为夷狄，如今西方强盛了，也同样把中国看作夷狄，可惜中国人不明白这番事理6。

　　且不可高估郭嵩焘同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多丰富，尽管此时洋人洋货已深入中国内陆，斌椿、志刚、张德彝等已经出洋，坊间可见《初使泰西记》(志刚)、《航海述奇》(张德彝)等著作，但流行的西方形象，仍是中国四夷传统内的夷狄形象。在此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和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不平衡。

　　所谓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指的是在特定时代社会中，新知识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广泛传播并改变人们的流行观念，新知识成为奇谈怪论，旧观念我行我素。因为这种旧观念是作为一般社会意识形态或“常识”存在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包容性。所谓物质与观念的不平衡，是指受同一种文化类型的影响冲击，特定时代可能在物质上崇洋而在精神上鄙洋甚至仇洋，文化结构与价值的改变不仅大大落后于物质的改变。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层次上的崇洋风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而文化价值上的鄙洋风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依旧存在。

　　郭嵩焘时代中国流行的西方形象，还是夷狄其邦、禽兽其人，妖魔化的怪模样。我们从时人时文中很容易摘出这样的“套话”：诸如夷人犬羊之性，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见利则趋，见害则避；惟利是图，惟威是惧……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强而无耻，狡而无刚；恃坚船利炮，恫吓要挟，用意殊险，为计弥毒……

　　“套话”(stereotype)是一种文化用来描述异域文化时反复使用的一系列词组与意象，它意味着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是该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见”或“先在的形象”，往往具有多语境性与延续性，可以普遍使用，诸如“夷狄之人、犬羊之性”之类。套话是一种原型，经久不衰，它可以消解或包容新知识，却不改变其基本结构。中国将之夷狄化的西方形象，具有某种原型意义，其中包含着对异域的幻想与价值，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还是对天朝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易鼐在批判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偏见的包容性时指出：“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斯义既昧，于己国之风俗，美者益夸大而张皇，劣者乃弥缝而掩盖。虽极陋甚弊者，亦举国习以为然。沉锢噗缚于其内，莫能冲破其藩篱。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且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识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国之故技夷狄他洲也。”

　　“夷人”诡服异行、犬羊兽性，这些咬牙切齿的诅咒，在当时人们觉得自然而然，如今摘录出来的，却让人困惑吃惊。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在观念上将中国人打醒。这一阶段最让国人担忧或振奋的，不是海疆不靖，而是“发捻之乱”，即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所谓“发捻之乱”平定之后，“洋夷”已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朝廷士林感觉，如今“洋务”或“夷务”成了要务，非办不可了。鸦片战争以来，天朝一败再败，一辱再辱。本来西方人来，只是要贸易，而一场鸦片战争打下来，西方人不仅可以贸易，还额外获得一块“割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签署了南京条约，本来西方人只想履行条约，不料清朝当局阳奉阴违，而且战事再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出入贸易，还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自由传播“洋教”，并且把“夷使”派到紫禁城下长住。过去中国人不肯平等对待西方，如今西方不肯平等对待中国；过去中国人蔑视西方人夷狄禽兽，如今西方人蔑视中国人野蛮或半野蛮。

　　办洋务必先知“夷情”。我朝海禁大开，怀柔远人，不能只图购船买炮之类细枝末节，还应当“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这是当时最识时务明事理的看法。几十年来，洋人于中国，已经无不周知；而中国于洋人却不甚了了。郭嵩焘出洋那年，朝廷里还闹过这样的笑话。军机处大员王文韶(曾做过湖南巡抚)将西班牙混同日本，因为文件中西班牙国名由西班牙语Espania音译为“日斯巴尼亚”，王文韶一看就以为是日本，破口大骂倭寇，身边人提醒他，他还自以为是强词夺理，一个国家怎能有两个名字，谁又能保证不是日本人假冒讹诈？中国最有知识的官僚尚且如此孤陋寡闻，更不必说一般百姓了。

　　同治中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办“洋务”。朝廷相继派官员出洋，出洋者也在写游历见闻，但这些活动这些文字，究竟有多大影响，未必可知。同治年间朝野对洋人洋务的看法分为两派，一派为洋务派，主张办洋务通夷情，练兵制器，借法自强；另一派为保守派或清流派，主张断洋货、拒洋人、明夷夏之防，自强在人心不在器技。这两派对洋人洋务的态度虽迥然不同、水火不容，但内心深处的西方形象却差别不大。洋人不过夷狄，夷情狡狯，兵法诡秘，和约洋务不过是迫不得已。所谓“庚申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8，决裂才是最终目的。

　　办洋务是与敌周旋，通夷情是知悉敌情，有如此多的敌意，又如何认识西方？中国起先无意了解西方，后来有意了解西方却无诚意，而且更有甚者，无诚意而有敌意。了解西方，无诚意而有敌意，不仅妨碍了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对自己的认识，而且始终妨碍着西方形象的“人化”。朝野间始终将西方当作敌人强盗，这一点与日本面对西方的诚意完全相反，于是，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一败一成，效果也完全相反。


   西方人在中国，摆不脱那番夷狄番鬼模样，天朝也始终迈不开真正变法自强的步子。郭嵩焘当年“极意夸饰”西方“法度严明、仁爱兼至、富强未艾，环海归心”9，朝野清流恼羞成怒。中法战争已经发生，甲午战争即将到来，眼见洋务运动购船买炮的富国强兵计划失败了，去世前不久，郭嵩焘悲痛地说：“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距今十余年，使命重叠，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谙知，不似从前之全无知晓。而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日积而不知其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
朝野对西方无诚意有敌意，不仅使中国的西方知识固陋，也使中国的西方形象丑陋。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是一回事，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不平衡是另一回事。洋枪洋船曾使林则徐等大为震惊羡慕，徐继畲也曾盛赞英国“强而富”、法国“文采精丽”。洋务运动大量购买洋货，一时间洋纱、洋糖、洋靛、洋钉、洋药日渐深入普及中国，甚至在国内某些地方出现一种物质生活上的崇洋时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对“洋夷”固有的轻蔑与丑化，还是难以改变。郭嵩焘到英国那年，《申报》(1877年12月12日)还发表文章《论华人痛诋西方》，指出“士夫之家，不但不欲学西人之学，而且不欲与西人相交”。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1859年，英国人呤唎在广州发现，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欧化入时：“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引人注目的。”11张焘的《津门杂记》也提到广东人将这种崇洋风气带到天津：“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用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惟恐不肖。”郭嵩焘出使前，国内就出现卷发、隆乳等追逐西洋时髦的现象。1874年11月3日的《申报》载文讽刺说：“外饰者可假，而生成者难改也。美发截之短而不能使之拳，须髯本黑而不能使之黄，顾盼流媚而不能使之碧翳，山根平坦而不能使之隆准，就令工于学步，亦不过大西洋葡萄牙人耳，岂能入欧罗巴哉？”12

　　真正奇怪的是，物质生活的流俗可以赶西方时髦，政治文化却容不得郭嵩焘《使西纪程》这类中肯切实之论。国人心思褊狭、议论虚骄，令人痛心疾首。同治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论及国人媚夷仇夷、各走极端时说：“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可憾可恶。”13这种媚夷艳夷的心理，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鄙夷仇夷的心理完全相反，却同时存在于晚清中国社会。

　　沿海与西洋人物接触较多，染上西洋风气，本不稀奇。平民与民间更多关注社会物质生活，较少文化偏见，文化价值观往往也不甚明确。他们可能同时追慕洋货洋习，却不自觉地在社会无意识层次上依旧将西方人当作夷狄番鬼，其中可能没有什么恶意或敌意，甚至意识不到其中包含的贬义。朝廷士大夫自觉的文化使命，使他们坚持华夷大防、道统国学，鄙夷仇夷是一种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文化姿态。因此，在那个时代，最偏执也最愚昧的往往是最有知识的人，或者说饱读诗书的人。例如，与郭嵩焘同为潇湘名士的同时代人王闿运，在《陈夷务疏》中竟有这样的荒唐分析。他说西方人的火轮船是“至拙之船”，大炮是“至蠢之器”。船尚轻捷，可夷船没有煤火，就不能动；枪炮尚灵活，可夷炮笨重，不便搬运。世人皆以为洋船洋炮可慕可惧，王老先生却独不以为然！

　　晚清中国媚夷艳夷，多在平民阶层或民间，像郭嵩焘那类特立独行、奇谈怪论，在上流社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王闿运提到他这位自毁名节的同乡时就说“湖南人至耻于为伍”。而且朝廷士林也多鄙夷仇夷。1865年，英国人赫德爵士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论》，一年以后，威妥玛也提交了一份《新义略论》，两份文件都建议清朝办洋务、变新法、经济世道、奋发图强，否则将有灭国之灾。恭亲王将这两份文件上奏，上谕大臣们就这两份文件所言悉心妥议，各抒己见。结果大臣们的相关奏折密陈，大多认为“夷酋”居心叵测，用语狂妄，不要因狡夷险语，一变至道之谋。

　　精英阶层鄙夷仇夷，多少也会影响到社会下层。而鄙夷仇夷的文化偏见以正统形式在社会流传，构成一种主流意识，甚至会压制民间沿海自发的媚夷艳夷倾向。曾国藩就曾对内地民人媚夷艳夷、鄙华压华的倾向表示愤慨，但他也理性地意识到，媚夷艳夷不可制，鄙夷仇夷也不可用，关键在于冷静客观地对待西方。洋人入京，没有毁坏大清的宗庙社稷，而且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这算是有德有助于大清。而且，洋人到中国，也只求贸易之利，不图侵占土地、灭亡国家，算是多少还有点公道。

　　“形象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15在中国天下四方夷狄的世界观念的秩序中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一旦形成，就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权威性左右着中国关于西方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西方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某种权力结构，并开始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所谓中国的西方形象，不再是关于远国绝域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知识，而变成一种象征，一个可以表现未知与恐惧、傲慢与自满的意象或词汇体系，诸如夷狄之邦、犬羊之性。

　　总之，中国的西方形象是中国创造的西方，它与其说明西方，不如说明中国自身。它是想象关联的，相对独立于现实并试图对现实发挥影响。

　　在晚清社会，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媚夷艳夷倾向，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鄙夷仇夷倾向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媚洋时尚，像《伦敦竹枝词》(1888年)所讽刺的：“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16另一方面是咬牙切齿的诅咒与不共戴天的誓言。同治光绪年间，逐洋人、断洋货、灭洋教的说辞不断。尊和约办洋务，原本都是迫不得已。购置洋器、西法练兵、富国强国，最终的目的不是与西方交通，而是驱逐外夷，重建天下一统。

　　维新无诚意，开放多敌意，这种顽固而奇特的心态，真可悲可笑。

   
这里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郭嵩焘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总是是非混淆，本末颠倒？近代以来，国难频仍，外侮欺凌日甚，中华智力俱穷，追其祸根，不过是鸦片。郭嵩焘生逢乱世末世，经历很清楚：“……嵩焘少时尚未闻此(指鸦片烟)，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

　　鸦片乃洋祸之源，当年国人也曾痛心疾首。禁烟引起鸦片战争。可是，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更加泛滥，朝野却对禁烟无动于衷了。初到伦敦时，正赶上英国卫理公会、伦敦传教会向英国众议院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提出鸦片贸易不仅有害道德、传教，对合法贸易也不利，对此，郭嵩焘深有感触。回国之后，他发现国人日日沉浸于鸦片，恬不知耻，实在不可思议。该禁的不禁，不该禁的要禁。西方的钟表玩具、呢绒洋布，都成了家中宝贝，却惟独容不下铁路电报之类现代设施。西方人修好的吴淞铁路，因为激起民愤，被大清的官员买下拆毁了。“……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过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力谋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蒙不知其何心者。”

　　晚清世事维艰，都起于“洋祸”。而洋祸，又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前，洋药是主要祸害，鸦片战争结束，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国人似乎也习以为常或无可奈何了。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贩卖鸦片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于是，洋药之外又加了一个洋教问题。国人似乎对洋教比洋药更敏感、更愤怒。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一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

　　在朝廷士大夫看来，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扶植愚民、蔑视朝廷、犯上作乱，人还是中国之人，心却已是夷人之心了。在民间百姓看来，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他们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之所以教案不断，其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

　　英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朝廷百姓，一时都有排教仇教情绪。晚清流行的有关西方的负面形象，也多跟基督教相关。朝廷士大夫的观点态度，我们很容易从当时的各类文本中看到，所谓洋教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之类的言论，比比皆是。民间的想法看法，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录，却从接连不断的教案中也不难猜得出。天津教案爆发，朝廷委派曾国藩全权处理，曾国藩仔细调查教案起因后发现，原来尽出于一些民间谣言，诸如教堂用障眼法、迷魂药，洋人诱拐人口、奸淫妇女、杀害儿童、挖眼剖心……分析这些谣言的起因，原来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愚民多疑，看到教堂终日大门紧闭，就开始猜测传言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洋人的房子均有地窖，隔潮储物，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就猜想其中一定有阴谋罪恶；看到教民进入教堂，不知在教堂内干什么，又久久不出来，就怀疑被教士谋害了；看到教堂施入教洗礼，更觉得不可思议，怎能把活人按入水底？教堂也为人看病，外科手术让小民联想起挖眼剖心……谣言越传越玄，疑虑越想越深，最后是某个不法教民拐卖人口，事发后逃入教堂，就这样，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被证实了，激起了民变19。

　　鸦片战争前，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教。耶教邪教，惑人害命，败伦乱纪……民间有关基督教的邪恶想象，在晚清社会非常普遍，不独天津教案一例。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魏源在《海国图志》也如此描绘基督教：“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致死不疑。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同治元年的《天主邪教集说》描绘西俗 “无异于禽兽”时也说：“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每七日一礼拜……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20士林言论，与民间谣传相差不远。有关洋教的邪恶形象，不独在民间流行，上至朝廷，下至百姓，谣言毁谤、猜疑仇恨，大致相同。最终酿成义和团，要杀洋人、灭洋教，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