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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央,湖南省主管宣传和教育的部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与湖南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青春万岁>的大型晚会,着重表达了李达与湖南大学的关系.其实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半年,即1949年4,5月间.党中央就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宣布了.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厦门大学校长王N災?当时长沙和厦门都还没有解放,李达已离开长沙去了香港,同学们通过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得知此消息后,很快就在湖大校园内传开了,后来情况也果真如此,一一得到证实。1937年,湖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当时国民政府的批文是同时下达的,那时全国才十二,三所国立大学,这次又同时被党中央任命校长,真可谓巧。所以李达从北京来上任时,虽然同学事先不知道,但都感觉自然一点也不惊讶。我记得他是1950年春天到校的,就住在麓山门西北边的至善村,他原先住的那栋二合居的平房内。这样的房子湖大有十几栋,都是早两年由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建的,以前湖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家属宿舍,现在这些房子已坼得一栋也不剩了。李达来后,不知什么时候,在他住的那栋房子附近设置了一个警亭,但我从未见过里面有警卫值班,至少在白天是如此,其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同学多数都是他来后两个多月,在湖南大学首次上“大课”时才见到他,因为“大课”是由李达亲自主讲。事先没有哪个院系安排有这项教学计划,学校是在学期过半临时宣布的。课程名称叫《社会发展史》,全校学生不分院系,不分年级一律必修。所谓“大课”,就是全校学生坐在一起听,不用黑板,就和听政治报告一样。“大课”这个名词我是从李达先生首次讲课时听到的,那天他上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我们今天开始上大课了”,带着很重的永州一带口音。那时湖大有两千多学生,当然不可能有哪么大的教室,同时容纳这么多人上课,只能选择室外空旷的地方。我的印象似乎每次都是在爱晚亭,讲台就设在亭子里,同学们席地坐在周围的山坡上听讲。那时已盖春夏之交,选择在这里上课,大概是因为有树木可以遮荫。亭子前后各挂有一个喇叭,这是湖大历史上首次利用扩音设备授课,我们感到很新鲜,据说这套设备是专门为此从北京买来的。那时解放不久,同学对共产主义虽然早已向往,但还没有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思想觉悟和认识,对待学习基本上还是持知识分子传统的价值观,许多同学从未把这门功课放在心上,对课程内容不感兴趣,尤其是学理工的同学是如此。我们?称这门课为“猴子变人”。加上野外听课容易分心,效果自然不会很好,后来没有上多少次就流产改为自学。这可能也是促使李达为湖大积极筹建大礼堂的一个原因。尽管如此,但同学对李达的讲课却大为欢迎,倍加赞赏,中途时而能听到同学们的笑声,掌声。这不仅因为他是海内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出于对名人学者的崇拜。他讲课也确实很动听,不时穿插一点小故事,幽默风趣。我记得一次他谈到初来湖大的故事:1947年他应当时法学院院长李祖荫的邀请,受聘来湖南大学任教。他本是全国知名的社会学家,来后却要他教法律,为此很有意见。他说:“我是学社会学的,却要我去教法律,这不是乱弹琴,明摆着给人穿小鞋,要看笑话吗?我就不信邪,倒要试试。整整一个暑假,连大门都没有出,大热天手不释卷,屁股不离板凳,长了褥疮,硬是把法律啃了下来,开学如期上讲台。”
李达先生无愧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大师, 他很懂得学生的心理,对政治思想工作实事就是。这是他深受同学欢迎的另一个原因。解放初期的几届毕业生在分配工作前,都要进行服从分配学习。同学们刚经历为时十多天紧张的毕业鉴定,已精疲力竭尽,只想早知分配去向,因此对学习颇不耐烦,多有抵触情绪。我们那届的毕业学习是李校长亲自作的动员报告,他一上台就用询问的口气说:“还要学习吗?我看也是不需要了,我们湖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连服从国家分配的认识都没有?还要学习?我看百份之百都没有问题。。。。”。高帽子一戴,说得同学心里飘飘然,顿时一片掌声。“。。。你们不要急,更不用担心。你们都是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国家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政府怎舍得把你们派到不需要的地方去。你们将要去的都是国家急需人才的地方,怎么会没有发展前途呢?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去的都是好地方,好单位,就看你们如何施展抱负了,你们该不会丢湖大的脸吧。。。,现在还是作些思想准备好,因为地方再好,对你们来说都是新环境,你们由习惯了的学生生活贸然转入陌生的工作环境,总会有一个适应过程,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所以现在学习一下,谈谈自己的想法和顾虑,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共同提高认识,对早点适应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大有好处。。。。你们同学多年,以后恐怕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谈心了,我看学习几天也好,你们看怎么样?”,时过50多年,他当年讲话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音容宛在。
李达解放前后两次在湖南大学的时间合起来只有四年多一点,他对湖南大学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遗留给湖南大学有两项珍贵的纪念;一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湖大校名;二是重建的爱晚亭和新修的湖大礼堂,没有他的面子和游说,你想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尖峰,军费开支孔急,经济困难,政府财政拮据,这个时候谁敢提议修建“亭,台,楼,阁”。他对解放初中南区高校的院系调整和布局,生搬硬套苏联模式,特别是撤销湖南大学的建制很有意见。但那时是“全面学苏”时代,政治需要高于一切,他也无可奈何。中南教育部为安抚他,并表示对他的尊重,特于方案实施前一年,即明文任命他为武汉大学校长,稍后又正式任命副校长易鼎新代理校长,同时免去李达的湖南大学校长职务。可能是有意照顾他的情绪,避免他亲眼目睹湖南大学的消失,“祝湖南大学光荣结束历史使命”(这是当年朱凡同志代表政府在全校师生员工告别聚餐会上的祝酒词)的尴尬。但是他迟迟未去赴任,1952年秋季开学后,他似乎还留在湖南大学办公,偶尔在大礼堂工地还可见到他饶有兴致地过问施工情况。中南教育部事先为他调配,将协助他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原湖大军代表,党总支首任书记余志宏同志都已赴任大半年了,他似乎还了无去意,以致我们猜测中南区高校人事安排可能有变动。他的腿脚原本有些不大灵便,是年11月我在上海参与为湖大购置教学设备的期间,还接到学校后勤部门打来电话,要我们为李校长物色一辆机动三轮车代步,(那时小轿车属于单位限购物资,湖大不够购置资格)减轻他上下班步行的劳累,我们还以为他真的不走了。不过后来不久学校又来过电话,取消原购车计划。年底我回到学校就再也见到过他了。1953年3月下旬,易代校长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学校在当时的大操坪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主席台两侧挂的是李达送的挽联,我现在还记得下联末尾一句:“空倚珞珈望]皆啤薄G橐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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