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细节之情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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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峰 朱继红编著



《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吴东峰、朱继红编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25.00 元。

黄新廷长征途中得一大白马，双耳尖立，骑之如行云流水，平稳安然。后割爱送贺龙，贺龙视为珍宝。数日后，该马竟被一群猴子牵走；后又自行追赶部队百余里，安然归队。黄新廷回忆说：“真是神马啊！”

任荣回忆说，红四方面军进至党岭山东南山谷，完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树参天，河水清澈，猴子成群。红军向西北方向前进，遇上猴群登山，它们攀山时使许多岩石滚落下来，将红军砸伤了。红军亦不开枪，只有大声吼叫将其赶走。

杨得志回忆红军过草地曾见一种鸟，如牛犊大小，背青腹白，张翼丈余，行则摇，飞则鸣。其时有人谓之鸵鸟，后将军于公园见鸵鸟，言其状大异。又见野羊，高三尺，面酷类猫，又类猴，有黄、白、黑三种，数百为群，你拥我挤，飞驰而过，尤为壮观。又见泥塘中有鱼群，黑绿色，粗大者如鳅，细小者如虾，伸手捉之竟不动。

红军由船渡金沙江，同时也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大家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红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

1936年夏季，红二、六军团过草地时，总部曾举办过一期“野菜训练班”，贺龙总指挥亲自讲课。陶汉章将军回忆说，会场上四位藏族同胞手拿各种野菜。贺老总一一举例，向大家讲解：灰苋菜、野蒜、野葱等等，生动幽默，印象深刻。
陶汉章说，贺龙还教大家如何钓鱼。有一次，我按照贺老总讲的办法，将自己草鞋上的一小条牛筋系在绳头上，一下子钓到四条鱼，用我那口大搪瓷缸煮了一大缸，几个同志美美地餐了一顿。

长征途中某日，唐金龙曾与王震、张宗逊、顿星云等，围八仙桌用餐。上菜时，王震将军说：“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伸手于怀中摸出一只虱子。张宗逊将军说：“这算什么！我有两个。”亦伸手于怀中摸出两只虱子。顿星云将军则将衣服解开，说：“看我的！”众人视之，缝隙处密密麻麻爬满虱子，皆开怀大笑。

1994年9月17日，龙书金在广州对笔者回忆，长征到遵义后，因自己股部负伤，掉队。另一红军，亦掉队，同行。某日，两人歇于一土地庙，见赖传珠等人骑马过，经呼救，赖在马上指前方说：“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后面有担架队。”言罢飞骑而去。约几小时，担架队果至，两人求救，但担架队说另有任务，让他们耐心等待收容队。两人只得沿路乞讨追赶红军。幸同行红军怀藏一团大烟土，状似牛屎，大小若皮球。每至一地，便与当地苗民易物。割指甲大小，便可易一只大公鸡。行整七天，始赶上队伍，大烟土尚未去半。

1935年11月1日，贺龙夫人蹇先任生一女，贺龙闻讯大喜，请萧克取名。当时，二、六军团会师后连战连捷，突破国军重兵围困，长驱直入湖南中西部。萧克笑呵呵回答：“捷生，打胜仗时生的。”贺龙抱拳谢道：“好，响亮又有意义，秀才就是秀才。”

王东保与笔者吴东峰说，长征路上作战，红军神炮手赵章成有个习惯，凡开炮前赵必双手合十，仰面朝天，闭目祷告：“不怨天不怨地，奉命射击不怨我，屈死冤鬼莫找我！”祷告毕方亲自操炮或下令开炮。此祷告仪式延续至抗战初期。其时赵章成任炮兵连连长，王东保任指导员。

肖思明是红一团的侦察参谋，能睡觉是出了名的。战斗时如果没有他的任务，不论枪炮声多么激烈，他也能睡得十分香甜；行军中不论黑天白日他都能睡。有一次，他边走边睡，被路旁的树干碰得头上起了个大包，也毫不在乎。还有一回，在他睡着时，战士们把他从这屋抬到那屋竟不醒。同伴们把他扔到地上，他才突然醒过来，揉搓着惺忪的双眼问：“有情况吗？”

胡奇才善马术，喜赛马。长征中率十二师克甘肃渭源，歼灭敌一骑兵连，缴获战马百余。某日，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十师师长陈锡联邀时任十二师政委的胡奇才到城外公路上赛马。胡一马领先，陈、王等略后急追。不料，跑在前面的胡奇才，突然被迎面横道的电线扫下马来。胡大喊“有电线！”陈再道闻声急翻滚下马。胡奇才回忆当时的情景与笔者说，幸好陈军长等没有摔着。然而，把我摔得不轻，全身骨头像散架了一样难受。我记得当时我是四脚朝天摔在地上的，后面的几匹马从我身上跳过去，居然没有踩着我，真幸运。

长征过草地后于哈达铺停留几天，后北上到通渭县。某日，杨得志见毛泽东骑马来。肖华问杨：“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啊？”杨即派人上街买数只梨，盛于破铁盘招待毛。毛泽东很高兴，问：“有辣椒粉吗？”杨得志纳闷，回答：“有。”即命人急取辣椒粉。毛对杨得志说：“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呀？”于是，撒辣椒粉于梨上，津津有味食之。

毛泽东曾微笑着告诉斯诺，长征中某日，一队代表团特地前来欢迎苏维埃先生。毛泽东说，可是这种乡村的农民，未必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愚蒙，因为卢兴邦有一次在他们防区里遍贴布告，悬赏“捉拿苏维埃——不论死活”。卢氏在布告上说，这位匪徒，在多处做了多数的罪恶，所以必须处以极刑！

《徐向前传》记载：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徐向前异常高兴，遂约请彭军团长到维古河的渡口会面。不料维古河上的铁索桥已被破坏。两人无奈隔岸相望，以小石子投掷字条对话联络。接着，通信部队在河面拉起了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又隔河相望，以电话互相问候，并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于是，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江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自己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渡金沙江前，红十一团打开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堂。里边贮存了许多物资，有些铁桶饼干和罐头。王平取罐头摇摇，不识为何物，弃之于地。而略懂外文的张爱萍，经辨认后打开吃起来，并对王平说：“果子酱，你尝尝。”王平怕上当，仍不敢吃，张爱萍笑王平是“土包子”。后，陈云闻此事捧腹而笑，戏对王平说：“王平同志，以后再缴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就把它丢在路边，好让我们在后边的也捡个便宜，开开胃口。”

刚进遵义城的红四团又接到了向娄山关进发的命令。“我们占了遵义城，连块蛋糕也没吃上！”出城四五里地了，团长耿飙边走边开玩笑地说。警卫员是个机灵的瑞金老表，听团长一说，就骑上骡子，说了声“我去买”，即飞奔而去。不久，小老表手上托着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包包返回。耿飙打开一看，当即愣了，说：“这哪里是蛋糕，分明是胖糕（即米糕）。”小老表则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鸡蛋糕！”耿飙提高嗓门：“你真是个土包子，这不是鸡蛋糕，这是胖糕！”两人争执不休，杨成武后来出来打了圆场。

红一军团直属队于1934年11月13日到达白石渡时，有些战士从来没见过铁路是什么样，在他们的脑子里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都不清楚，因此非常兴奋，叫嚷着：“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还有的战士高兴地说：“从此可以少跌几跤、少沾些泥巴了。”的确，连日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行军，战士们都跌成了泥猴。时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在以后写的回忆录中说：“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时间洗），已成了褐黄的颜色。”

苏静曾于缅甸学徒照相，红军长征途中负一缴获之相机，爬雪山，过草地，遂有《朱德总司令在长征中》等珍贵照片传世。罗瑞卿大将曾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

瑞士神甫勃沙特回忆说，红军占领某县城后，专门叫来城里的摄影师为红军照相。他们中的一个借我的钢笔，插在前胸的兜上照相。于是钢笔成了大家照相时不可缺少的装饰，轮流为每一位红军使用。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留下的数张珍贵照片即拍摄于此。在大定县城，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也拍摄有照片传世。

陶汉章回忆说，毕节市有一家照相馆。教导营的绝大部分学员都从来没有照过相。有人说：战争年代不知是死是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连影子都留不住……都希望能照个相，留作纪念。于是决定带领大家到照相馆照相，每人用八毛钱照一张四寸的相。当时我们离开湖南桑植后，在行军路上给每人发过两次钱，除了照一张相，还有多余的。第一次得到自己的相片，学员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张宗逊回忆录》记载：进入炉霍以后，红大驻在一个喇嘛庙里。这座喇嘛庙的房子很多，都是金色屋顶，有的还是两层楼，下面堆放东西，上面住人。庙里原有七八百名喇嘛，因为他们不了解红军是什么队伍，都纷纷出逃了，只留下少数喇嘛看庙。喇嘛庙里，红军上课读书，喇嘛念经拜佛，相安无事，相映成趣。

红四团占领泸定城的当晚十点左右，警戒营的排哨突然在前方打响，可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原来，天黑难辨，这个排哨占领了一个阵地，发现前面有部队以为是敌人，来不及盘问，猛一个冲锋，抓了个“俘虏”。一审，竟是红一师三团的自己人，这才知道一师的援兵已到。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红军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巴西有一座大喇嘛庙。庙里有一尊大佛像，左右两侧各塑有一对裸体相拥的男女佛。当地人称“欢喜佛”。红军受好奇心的驱使，都去参观过。竟有个特别顽皮的红军士兵说：“他妈的，这样的佛我也愿做呀！”

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红军，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厕所）。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瑞士神甫勃沙特被红军劫持后某日，一红军连长与他烤火聊天，问：“世界有多少国家？”勃沙特反问：“你说有多少？”连长说：“五个：中国、帝国、外国、英国和日本。”

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开来的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白药。据被俘副官交代，薛岳派他到贵州拜谒龙云。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机械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二十里时正遇红军，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士兵每谈至此，皆为捧腹，都说三国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杨成武回忆说，由乌江边败退下来的敌人，直向通往遵义大道的猪场逃窜。“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得最凶，临走连司令部的电报稿、机要文件都不要了，一口气跑了几十里。他那心爱的“三八式连长”负了重伤，找不到担架，他让士兵用绳子捆住手脚，像抬猪一样抬着走，据说没走到猪场，“三八式连长”就在半路上呜呼哀哉，成了一头“死猪”。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第五军团的政治部机关报上，编出一出新剧，名为《破草鞋》，形容蒋介石委员长自江西起追剿红军几省，历时半年以上，对红军追剿毫无所获，只在红军之后尾随，拾得少许红军穿烂而抛弃之“破草鞋”。

杨成武回忆说，红四团的战士一口气猛追，一路上“双枪将”的烟枪、步枪满地皆是，还缴了些迫击炮弹。七十发八二迫击炮弹摆在面前，让炮兵连的赵章成、王东保看得眉开眼笑。炮兵连的战士每人一根竹扁担，一头两发，再加上米袋子，一共四十来斤，一溜儿几十根小扁担，吱嘎吱嘎响得非常带劲。

红军入黔，不只是吓坏了土豪劣绅，更吓坏了“土皇帝”王家烈。在由王家烈授意，用贵州旅粤同乡会的名义分发给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求援电报中可见一斑。电文很有些意思，开头的称呼是：“广州陈总司令伯南，李总司令德邻，桂林白总副司令健生均鉴”，正文中写道：“……我黔省兵力，素称单薄，机械又系窳败，若以兵力堵剿，无异引烛火以冶金，举杯水以扑燎，揆诸情势讵能有济！伏念救兵如救火，安内必先剿共，黔事已急，刻不容缓……伏乞我副总司令早兴义师，克日入黔……临电鸣悒，不胜拜切之至……”这份电报活现了红军入黔后，敌人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丑态。

《随军西行见闻录》载：刘文辉驻西康打前站的队伍，米粮须由西昌府供给，故刘军设粮站于开罗场。当红军前卫行抵开罗场时，刘军粮站人员还以为南京军至，亟为设筵招待官长，并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四千余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装之。红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红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负一袋回家，面有喜色，都说：“红军先生来了，才把刘家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

红军占领西兰大道沿线先后，总共截获由西安运送衣服、鞋袜给毛炳文的辎重汽车十余辆。几个红军新挑夫喜滋滋从车上押送两位国民党军军官回营。司令部参谋长问他们：“军官是从何处捉来的？”新挑夫答：“是从汽车上捉来的。”再问：“车夫呢？车子为什么不开来？”新挑夫答：“我们把汽车眼睛打球了（实际上只是破坏了车头上的电灯），他怎样能走得了？”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卓克基见到了一座土司宫，他说：“反动分子威胁藏民从这高大的建筑物里向我们开火。先头兄弟部队一时再也无法靠近，我们也跟着停下。时近黄昏，先头团打亮照明弹，不料才响几发，土司宫里突然哗然而响，接着他们四处逃窜。原来他们由于缺乏知识，不知道照明弹是什么玩意儿，还当是红军施的什么法术哩！”

廖汉生回忆说，某日，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带着十八团跑步上前，受领了突破封锁线的任务，一下子消灭了敌二十三师一个营，在堡垒群中打开一条通路，还缴获敌人新装备的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这样既可以打单发又可以打连发，手指头钩住扳机不松，哗哗哗，二十发子弹全打出去，像机关枪一样。这是我们部队第一次缴到二十响驳壳枪，郭鹏师长高兴得爱不释手，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把这支枪送给了郭师长。

1935年2月24日，佯装中央红军主力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张南生的率领下，在官渡河一带与川军周旋。张南生说当时是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三个旅九个团，他们原在泸州、宜宾间驻防，堵截红军过长江。一个俘虏还不服气地说：“你们要在那里过江，早叫我们吃掉了。”张南生对这个俘虏说：“你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中国这么大，路这么多，我们哪里走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乌龟壳上碰！”

胡奇才回忆说，1936年4月19日，红军攻克雅江城，抓到国民党派驻那里的县长。所谓雅江县，实为藏民寨子，江上原有一座英国人修的铁索桥，军阀混战时桥被毁，只剩下一些刻着英文的桥墩。该县长实际上是个“光杆司令”，单身住在一个棚子里，藏民不太理会他，他无事可管，只好自己打草鞋卖。
廖汉生也有相类似的回忆：1936年5月中旬，廖率部进至西康得荣县城。他说，没想到所谓县城只有三家旧屋。县长在逃跑的路上被我师捉住了，他是湖南长沙人。堂堂的“县长大人”还要搞副业，打草鞋卖。贺龙总指挥看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把他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