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王朝的“四库毁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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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修《四库全书》前后整整花了10多年，一说10年编纂，10年抄写。全书修成后由于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系手工誊抄，共计25万余册，1600多万页，前后用了将近4000人抄写，近200人校阅，工程极为浩大。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45类，收3400余种，79000余卷，相当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故而人们把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列为中国三大工程。
   
   乾隆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来编纂这部庞大的《四库全书》，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整理文化古籍，一些古籍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总算是一件功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乾隆也在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所以说，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其目的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禁书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

(顾关元《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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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4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其所收书中有不少的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
   
   第一、 \"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语清王朝统治内容者。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取代的是明王朝。所以明后期和明清之际的著作若有不利于满族形象和统治的，均列为禁书，其中一部分收入存目。辽、金、元与清一样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且金是满族关系的记载如有不利的内容和字句，也被大肆篡改、禁毁或列为存目。例如史部杂史类，著录的只有22种，抑为存目的多至179种，几乎全是宋明及清初杂史。又如明汪子祜《西四集》，因其书\"卷五吊岳武穆诗，语意偏谬\"，遂予以抽毁并列为存目。明魏焕《九边考》，因其书\"抄撮案牍\"，\"多指斥文句\"，故予以销毁并列为存目。明王洙《宋史质》，因其书以明朝直接继承宋朝大统，而将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四库提要乃宣称\"自有史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予以禁毁并列为存目。其他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均因内容涉及明清之际史事，或有\"偏驳\"、\"悖谬\"、\"偏谬\"之语，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毫无疑问，这类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 “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清王朝崇奉程朱理学，厉行思想专制，因此对于\"离经叛道\"，的著作，\"掊击必严\"，\"摒斥必力\"。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反对盲目崇拜孔子，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提要评其《李温陵集》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二书均列为存目。再如明代著名学者李之藻的《天学初函》，上编宣传天主教义，下编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提要云：其书\"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故\"概从摒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由于清王朝在宋明理学上，尊程朱而贬陆王，对于王学传人及其他非程朱派的学者王廷相、王艮、孙奇逢、颜元、李塨、王夫之、黄宗羲、冯班、李顺、潘耒等人的著作，也多仅存其目，如提要斥责明卢格《荷亭辩论》\"持论诡异，攻击朱子之说\"，季本《易学四同》\"标心学之旨\"，罗洪先《冬游记》所言涉及\"性命学问\"，薛侃《图书质疑》\"守姚江良知之说\"等等，均摒入存目。实际上，这类书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季羡林 任继愈 刘俊文 读书与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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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后四十八年之间，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乾隆牢笼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车征士小传》)。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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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血迹

一

   清朝的禁毁书籍，改窜旧作，那案情，到现在是渐渐地明显，终而至于真相大白了，因为有翻印的宋、元版本可以做铁征。但自然，原书失传，无从查对的，一定还多得很，而且有些是被全毁了的，只能在《禁书目录》里挂上一个书名，好像一座没字碑。
   　　那碑上染满着新旧的血渍。
   　　不过清帝如乾隆等辈，倘非必不得已，是不愿意造没字碑的，他们的伟业是改窜。例如收在《四库全书》里的，就有的是。没字碑不过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后再储之内廷，颁之江、浙，去感化当时以及后世的读书人。
   　　这叫做“嘉惠士林”。
   　　然而内廷和江、浙，其实也还有分别的。大略说来，藏在内廷的，是志在后世，因为它保存周密；颁诸江浙的，是专为当时，因为它转借便利。江、浙的士子，要传钞秘本，可以向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去借出来，手续非常简单；而在京的官员，非但不准携带出外，而且所看的还只限于翰林院里的副本，文渊阁和文源阁里的正本，倘非必要，或者经过特许，轻易是不容易寓目的，可见《四库全书》所要感化的对象，是在野的士子，并非在京的大官。
   　　名利也真像一条锁，它锁住了奴才们的心，连主子也觉得不须去防闲。
   　　不过乾隆的失败，其实也正在这些“不须防闲”的奴才们的手里。到了现在，如果有人要做顺民，做官方眼里的正经人，那么，去检检钦定的《经史讲义》，翻翻正派的《唐宋文醇》，《四库全集》是很不错的。然而倘要知道一点当时的实情，前人的本来面目，那就无法找出究竟来。这不但因为它曾经通过独夫的心，而且还成诸帮闲之手。改窜，删削，压抑，在“争献殷勤”和“专挑是非”的文人们的眼里，是更无所逃的。
   　　然日子一久，帮闲的伎俩逐渐显著，《四库全书》的命运，也就随着没落下去了。
   　　这真是乾隆及其奴才们所不及料的。
   　　　
   二
   
   　　乾隆的初意，是想用皇恩来引诱，用严刑来威吓，使天下的藏书者，献出所有的秘本来，加以检查。从此诋毁满清排斥夷狄的思想，可以一网打尽，使原书无复存留。而经过他所删改的本子，却尽量给士子以传钞的机会，借此流布开去，一来替自己遮丑，二呢，也要挤没那万一幸存的原本。
   　　这设想，颇有点像宋太祖的查禁《推背图》。
   　　关于《推背图》的被查禁，相台岳肃之的《桯史》里，记载得很详细。那查禁的理由，据说因为是怕它“惑民志”，这大概并非虚话。五季之乱，乱得真有点一塌糊涂，大家都存了非分之想，“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这就是要做太上皇的证据。可见也实在惑得利害。岳肃之在说明了“遍名其子”以后，就接着说：“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
   　　原来连他自己也被惑在里面。
   　　而且我还疑心宋太祖也在内。因为要禁它，其实也就是怕它，惑它的反映。
   　　查禁的起初，办法大概是很严的，但也就因为办法严，民间藏书又多的缘故，这才弄到诛不胜诛，只得抽乱了一百本，与原本同时流行。次序一乱，时代颠倒，流传既久，真伪难辨，这就认不出谁是真本来。
   　　这样一直混乱着。“一二八”沪战的时候，据说出现了《推背图》的真本，等到和议告成，香槟喝过，可又无声无臭了。前些时候，两广忽然揭起抗日的旗子来，这使我的一位前辈先生重又记起了《推背图》。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干休’的意思吗？九十九是百缺一，百缺一明明是个白字，应在白崇禧身上，这回该是东洋鬼子的晦气！”我当时唯唯而退。然而曾几何时，看报上的消息，说是两广叛乱，即可敉平，可见早已以内乱相看待了，而某国却又在这个时候，扩充了华北的驻屯军。看来胡儿还无法杀荆因此我颇疑心我的前
   辈先生的那本《推背图》并非真本，他其实是上了古人的大当。
   　　未来的事情原是很渺茫的，李淳风自己已经不免飘飘然，加以捣乱，自然就不落痕迹，不着边际了。然而诗钞和文集却不然，它是弧臣的哀号，遗民的愤懑，倘使原本尚在，一经对照，真伪是可以立辨的。何况《四库全书》还挂着钦定的招牌，使后世的读书人，即使不看原本，也还嗅得出血腥来。
   　　　
   三
   
   　　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
   　　这些证人所常常昭示的，是禁止古人讲中国和夷狄，汉满当然更要忌，为的是怕它引起种族纠纷来，影响到满洲天子的皇位。乾隆的指斥胡中藻的罪状，至于连南北也不准分提，我颇疑心他有神经衰弱症。其实清朝到了乾隆时候，前朝遗老，久已物故，汉人也不复思明，天下是早经太平了的。
   　　而乾隆却偏要像堂·吉诃德一样，仗着长矛去和风车开战，以自显其英明。
   　　然而上谕尚存，却的确是一个大瘰赘。
   　　乾隆四十一年，有一道谕旨里说：
   　　明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集，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
   　　看这语气，乾隆的乱改字句，不毁全书，不但自以为宽大，而且是当作恩赦的。譬如关于明臣奏议，《丛书集成》里有四十卷，就为乾隆所敕选，卷首有一道谕旨，意思和上面所引的差不多。所选关于崇祯一朝的，几乎只剩了几篇劝皇帝做好人的官话，而那部书的凡例第四条里，也明白地说：明至神宗后，应毁违碍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议颇多剀切。顾自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以外，正史不及尽载姓名，兹俱按其时代编入，字句稍加节润，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鉴，昭垂万祀之至意。
   　　同年还有一道谕旨，说：
   　　……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删去。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违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也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乾隆的所谓义理，未必就是南宋和明初人的义理，也未必就是我们现在的义理，这是一定的。所以悖与不悖，因此也颇难说。他的觉得“自当从删”，或者“自当从改”，不过是自认和金、元为一路，必须加以庇护，替他们出点气而已。
   　　　
   四
   
   　　乾隆的出气主义一直继续下去，到后来，不但不准指斥金、元，便是和自己站在一个阶级里的，例如汉武帝等，也要为他们代抱不平了。《济南集》里的“汉彻方秦政”，《北史文苑传叙》里的“颉颃汉彻”，那汉彻两字，就都被改成了汉武，理由是：汉武是振作有为的皇帝，不得直书其名。可见乾隆的注意点，已经由种族转到阶级，而被他所删改的，也已经从有意的乖触，转到无谓的称呼了。这种吹求的技术，现在还偶见于“包打听”之类的手里，但在那时候，却的确是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闲情逸致。
   　　不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并不能支持多久。乾、嘉以后，那些身居言路的士大夫们，就专在淫词小说上做文章，什么有伤风化呀！什么世道人心呀！大家闹做一团。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奏折里，不但把少年浮薄，认为是受小说的影响，连那时候的“兵戈浩劫”，也一齐放在小说的头上，算作是罪状之一，而加以禁毁。那些被禁毁的小说，多到二百六十几种，就可以想见其气焰之盛了。
   　　丁日昌的奏请禁书，虽然以淫词为名目，然而他所禁的，其实并非都是淫词，例如《龙图公案》、《水浒》、《隋唐》、《北史演义》之类，大抵是讽刺官员，攻击贪污的，这虽然足以增加百姓犯上的勇气，然而其于风化，却毕竟还是无关的。
   
   　　借维持风化的名目而实行禁止异己的书籍，就在这时候开了端。而且从此以后，“风化”这两个字，被老一辈当作法宝，专向青年的头上掷去，变成压迫新学的利器，掩护古董的堡垒了。这情形还影响到后来的文网以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