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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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目前众说纷纭。我试着提出五项原则，供大家一哂。何谓历史人物？我想,简单地理解，已经故去的过往的人物就是历史人物。这里包括两点，一是肉体上已经不在人世了；二是时间上已经是过去时了。当然，过去的时间有长有短，涉及的人物有大有小。这就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物。

　　怎样评价他们，我想应该有五项原则。

　　第一，阶级原则。简言之，也就是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是现在，也应该运用这个有效的原则。

　　当前，不是运用不运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我们当然要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讴歌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讴歌，不应该是教条的、僵化的，而应该是辩正的，唯物的。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无限制地拔高。如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美化或拔高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研究中就存在这种现象。太平天国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存在过分美化的倾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就应该恢复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为农民起义斗争史或儒法斗争史，就是阶级分析原则的教条僵化运用的极端典型。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对剥削阶级的全盘否定，否定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艺术的所有作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错误的理念就导致了历史的虚无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错误的观点发展到极端，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被“四人帮”否定得所剩无几。在他们看来，是“红洞县里没好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应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种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观点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团。那时，关于中国的历史，学者写什么呢，教师讲什么呢，学生学什么呢？都只能望天兴叹，一片茫然。

　　第二，历史原则。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经常被乱用的原则。历史原则，就是要用彼时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历史人物现代化，赋予他们很多现代色彩。农民起义领袖，则被美化为“高、大、全”式的无甚瑕疵的英雄。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则被过度美化了。另一种是把历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视为历史垃圾，统统加以摈弃。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节原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伟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伟人往往不是圣人。伟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伟人也必然有失误，也必然有错误。这些，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之，我们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的大节，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如秦始皇，我们看他，主要是看他对统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无论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大搞焚书坑儒，而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美化焚书坑儒。

　　难道有什么历史著作美化“焚书坑儒”吗？有的。手头有一部历史著作就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击了复古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国家图书馆之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未烧；‘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著名的儒生伏生、叔孙通仍受重用。”[1]这是什么话？在这样一部煌煌巨著中，居然说“焚书坑儒”“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还说，“‘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怎么？还嫌秦始皇烧、杀得不够劲吗？我们的历史学者，居然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手段寻找理论根据，把议论时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复古派”，然后就说杀他们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家杀你，你还为人家叫好。当然，这部著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不久，内容上不免掺有时代的印记。该书的作者都是我素来景仰的学有造诣的名家，现在再让他们写，我想，大概不会这样着墨了吧！

　　扯远了，打住。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他统一了中国，还是应该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毕竟如阿Q的瘌痢头，怎么也不能艳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个个人见解，就是对历史伟人不能进行道德评判，亦即道德评判不能改变伟人的历史地位。在常人看来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或者真诚虚伪问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不能证实。即或证实，我看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小节。历史学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搜索细节、小节，那是小说家的事。

　　第四，双赢原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在她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在现在疆域的版图内，曾经多次出现过国中有国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辽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说：“国中有国，族中有族，这是历史上常见的。”[2]他在分析金与宋之间的关系时说：“应当承认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成员，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而且构成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这是分析金、宋战和史所必须肯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说，不能用中国民族的主体汉族来代替整个中国民族这个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以外的外来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权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女真是中国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国之中的国。”[3]这个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由此，便引出两个观点。

　　一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两国之战。国中之国的战争，也不是全无正义非正义可言。依据张博泉教授的观点，金、宋之战应划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夺战争，宋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4]

　　但我认为，既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战争，大多不好提正义与否。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就包括粗鲁野蛮的杀伐。这里有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众暴寡，以硬欺软。不讲道理，不讲信义。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为无力，而被消灭。开始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随着全国的统一，这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变成功莫大焉的统一者。因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战争，评价历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表现，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受命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荆轲，就应该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为他是为了反抗秦国的侵略的。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全国，成了历史伟人，就把过去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的。岳飞爱国，秦桧卖国，这都是历史的铁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畴只能入《贰臣传》[5]，清朝人撰写《清史列传》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背叛了明朝。当然，他对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功。吴三桂反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入了《逆臣传》[6]。对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就要多费些口舌。

　　二是依据当时的表现，各评各的，也就是双赢原则。例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南下统一全国时，在攻打扬州之前，曾给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去了一封劝降信。劝其交出扬州，就地投降。史可法在威吓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坚决抵抗。待到清军包围扬州后，又五次发信劝降。史可法将信一一烧掉。后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劝降三日，许以高官后禄，史可法说：“我，头可断，身不可屈。”而英勇就义。像这样的抗清将领就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他的对立面，如清摄政王多尔衮也应该予以肯定。学者周远廉研究员、赵世瑜教授说：“[多尔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7]

　　多尔衮和史可法在历史上是对立面，各为其主。多尔衮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大功。而史可法至死不降，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都应该予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这就是双赢原则。这是在中国这样大国的历史上有时还存在小国，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出现的特殊现象。

　　第五，两点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两点论，不能一点论。如评价曾国藩，就存在这个问题。曾国藩曾经严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此，他数十年来一直被定为刽子手、卖国贼、卫道士等，成了历史上反面的典型。但是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公诸于世，使世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1917年毛泽东24岁时在一封信里写的。

　　马东玉教授说：“毛泽东是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事情，但曾国藩对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8]

　　他又说：“本世纪中期到80年代，大陆是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原因是他镇压起义，他捍卫封建传统，而当时是全盘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们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并形成热潮。这充分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9]

　　我们过去评价曾国藩是一点论，只看到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他。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来评价他，就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好东西。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提出5项原则供学者参考。不周之处，请予指正。

　　注释：

　　[1] 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

　　[2]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3]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4]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5] 王钟翰：《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册，第6442页。

　　[6] 王钟翰：《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册，第6632页。

　　[7] 周远廉 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8] 马东玉：《曾国藩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9] 马东玉：《曾国藩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