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中国大学要学会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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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要问中国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学，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但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有10—20家就够了

我们这个行业，我如果要招100个人，我会来中国；如果招1000个人，我也可以来中国，但有些勉强；但需要招1万人，我就要考虑去印度了；10万人，绝对去印度

对更多的学校来说，重要的是专注于那些能做好的事情，比如找一批在乎学生的老师，把精力花在学生身上，帮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提供暑期打工的机会，让他们毕业的时候问题少一点

《商务周刊》：我们希望了解是什么支持着您为中国教育事业做的这一切：开复学生网，上千封的回信，大学巡回演讲以及公开信……一般来说，处于您这样位置的人是非常忙碌的，而且外界对于您的热情有许多误解，比如，您的动机，是否在实现您所在企业的商业愿景或者个人的“商业愿景”？还是您将这一切看作您个人的责任、兴趣或者是您工作的一部分？

李开复：我对于教育的关注说来话长。1990年，我应联合国的邀请做学术讲座，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在和学生们接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中国的学生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聪明、努力和勤奋，但是没有足够好的环境让他们学习，这让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幸运。同样是炎黄子孙，但是我有幸在最成功最进步的国家长大，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和我一样血统的人却不够幸运。我问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开端。但那时我能做的也只是跟几名同学保持联系，回答他们的一些邮件，帮他们写些推荐信，不定期回国来做些讲座。后来我加入微软公司，回到中国组建研究院时，发生的一件事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就是我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到的那个故事，一名来自中国顶尖大学的同学跟我说：“我以后要跟你一样成功。”我还以为他说的是要做科学家，或是加入好的公司，但他说的是像我一样管人，能够控制一批人，每月发薪水给他们。给我很大触动的是，这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学习，为什么他会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呢？可能就是社会的错误价值观、教育的体制失误、父母的高期望等这些环境对他造成的影响。而且当时很多人都像他一样，认为我当年的成就就是我能管人。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所以希望能够做些事来改变他们的看法，就写了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当时不是叫第一封信，而是叫一封信，后来反响还不错，所以又写了很多封信。我写这些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促使我们的教育环境变得更适合学生健康成长，所以我主要写了对教育的意见，对家长的意见。

这一切跟我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用工作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应该是个人兴趣和义工的结合。人生在世，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正面的贡献，有可能有一天我会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想想，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我对学生的影响，而不是我在微软、Google做的一些事情。

至于质疑我的动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相信有人会做好事，总是觉得每一个人背后一定有利益心存在。我认识另一位外籍华人，他把自己的财富捐出来，但是在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人家也是这样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捐出来，捐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今天一元化的价值观，大家都觉得成功就是发财、管人这种零和的状态成功。所以一个人说要做善事，要做对世界有意义的事，就一定是骗人。正是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导致了学生的迷茫，也导致了社会上的这些质疑。我多次看到这种质疑，我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或者思考它，能经过时间考验的才是真理。


《商务周刊》：您在给中国大学提的九点建议中，指出许多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但同目前国内的其他一些问题一样，现行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您是否还有信心认为您给国内大学提出的那些建议能够在短期内引起重视并在现实中起作用？

李开复：就像我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我并不是期望这些建议所有人都会完美地执行。我给中国学生写的那些信也是一样，如果能够对一些教育家、老师、家长或者辅导员有一些启发，让他们有些不同的思维，这就够了。我不是要做教育改革，一个人的一篇文章也不可能造就一场改革。我想我也没有很细致地去写教育体系的问题，只是提出一些简单的建议，例如高校如何理解企业的需要，并将这种需要融会贯通，融入学校的课程。当然这样就需要学校做一些变化，比如奖励那些教学能力强的老师，而不是只做无用的研究。我想这些和教育制度没有冲突。


《商务周刊》：您是否曾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去促进这些改变的到来？

李开复：实际上我在加入Google之前的计划是来中国创办一所大学，当时是想办成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就来Google了。


《商务周刊》：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李开复：当时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主要的是两点。第一是长期资金没有保证，虽然我们拿到了几笔慈善捐款，但只能支持三五年的运作。长期的发展还有鸡和蛋的问题，因为当时可执行的创办模式是要从研究院办起，那么第一批招来的本科生要到十几年后才能得到博士顶，如果这样算来，要四五十年才能做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慈善家说，四五十年我们没有这个耐心，中国也没有这个时间。

而且，我认为一个好的校长要有能力吸引到民办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但是当时我没有信心说服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加入。

《商务周刊》：您在《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中，建议国内大学要聆听“客户”的需求。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的大学，“客户”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显然欧美企业和本土企业的文化显著不同，那么，您认为大学如何权衡自己的定位？

李开复：现在你要问中国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学，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但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有10—20家就够了。也就是说，名校可以按照研究型大学来教育学生，其他的学校应该做的是，确认老师懂得学生毕业后工作所需的技能是什么。更多的非研究型大学起码要有高级职校的功能，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就算理论数学、文言文或者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再好，你到一个新的公司是要做市场、销售或运营，对这些一窍不通也是问题，在工作中，更重要的是配合实际的经验。因此，我认为对更多的学校来说，重要的是专注于那些能做好的事情，比如找一批在乎学生的老师，把精力花在学生身上，帮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提供暑期打工的机会，让他们毕业的时候问题少一点。


《商务周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您个人的经验来看，这对于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学校的教育体制会有怎样的影响？

李开复：首先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但一方面，我也看到大部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还是比较表面的。你到大部分大学，打开一个联合实验室，就会发现一些闲置的捐赠设备和空的房子，对于学校来说，企业的捐赠更多的只一个荣誉，但对学生有多少实质的帮助呢？

当然，如果企业为了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比如推广新的技术平台，希望更多的学生学会使用，就是将这种教育培训与商业目的相结合时，企业会有更加实质的投入。但是过分的跟一家企业结合，学生可能丧失了多元化的学习机会，这是一把双刃剑。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老师要能理解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有多少种工作选择，需要什么能力，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然后因材施教，提供各种实习的机会。


《商务周刊》：您在给中国高校的信里指出，国外的一流大学来到中国办学，与中国大学合办分校，是提高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捷径，那么您认为，阻碍国外大学进入中国的因素有哪些？

李开复：实际上我也曾介绍一些国外一流学校到中国办学，但后来都无疾而终。我总结主要的困难有两个。第一是国外的一流大学在国外办学的失败经验让许多名校对海外创办分校有顾虑，最著名的是MIT在印度办了一个学校，当时拿了印度政府一大笔钱，最后的结果是关掉了，其他大学对此有些胆怯；第二个理由还是经费，办学是很贵的，跟办公司不一样。以清华为例，平均学生学费是一年5000元人民币，但是这么大的学校，即使加上研究经费，还不够支撑日常运营，政府还要每年拨款。国外的大学到北京，要买地、建房、招聘世界最好的教授，把他们全家都搬来，这都要投入巨资。但是学费却不能太贵，最多一年两三万。而且，研究经费从何而来？美国政府给的经费可以带到中国来吗？可能不行，中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他们能申请吗？可能也不行。这样一分析，即使办一个小小的学校，也需要很大的成本。


《商务周刊》：据您所知，这方面是否有成功的案例？

李开复：我知道的一个故事是卡塔尔的一位王妃曾成功地在卡塔尔建立了一所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分校，成功的原因除了她非常重视教育，有魄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主要还是这个国家非常有钱。美国学者可能不愿去阿拉伯国家，但她可以出双倍薪水。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成功的办法可以是靠爱国校友回到国内办学。但这也非常困难，前提条件是这位校友要既热爱祖国又热爱母校，而且非常有钱。但我发现世界上最有钱的华人，大都不是从顶尖的学校毕业的。


《商务周刊》：您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如何提升国内私立大学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我们十分关注的，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推进这一进程？

李开复：一般来说高校有三种定位：研究型大学、大学、职校，我觉得它们的比例应该是1:20:40。但现在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很多，职校太少。这与社会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现在社会需要大量的技师，等大学毕业生发现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律师、工程师、科学家，已经来不及了。

私立教育的发展方向，一个明智的选择是定位于职校。中国需要很多职校，不管高等还是中等。如果到瑞士去，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满足于钟表匠或药师的工作，当地社会的认可程度也高。中国的不幸是，学生一定要大学毕业，就算不喜欢读书，不适合做研究，父母也会宁肯他考上一所大学，师从于无资格的老师，读一个没用的学位，也不愿他读一所职校，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从政府角度，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大学要有一个门槛，规定挂大学的牌子需要有多少相关程度的老师，其他的都定位于职校。这样学生和家长就会从就业需求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被一张文凭骗去读书。


《商务周刊》：从您的经验来看，近10年来中国高校的教育有了怎样的改变？

李开复：当然肯定有进步，学生的素质提高了很多。我8年前为微软招聘，今年为Google招聘，今年的学生水平要远远好于8年前。但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两次都是从中国最好的学生里挑选，国内顶尖学校的进步要比其他高校快得多；第二是互联网的来临，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第三是今天的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很多学生愿意发邮件给国外的学者，或者自己启动一个社团来理解新的技术；还有就是现在全球有各种编码竞赛，在准备竞赛的过程中也能锻炼编程能力。

但是，话又说回来，普遍的高校水平仍与全球有较大差距。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行业，我如果要招100个人，我会来中国；如果招1000个人，我也可以来中国，但有些勉强；但需要招1万人，我就要考虑去印度了；10万人，绝对去印度。这就是中国的排队现象带来的结果：精英非常厉害，但大批的蓝领软件工人不知怎么生产。我们的大学，迫切需要学会根据社会的需求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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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

——请培养21世纪企业需要的人才

李开复


引言

自从1998年回到中国以来，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知名大学的校园，和千百位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领导、教授、讲师晤谈，通过演讲、座谈、网上论坛、电子邮件等不同方式与更多积极、热情的大学生们进行过充分的交流。无论我身处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总部还是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洋溢在校园里的青春与活力总是让我倍感振奋，来自清华、北大等学校的高材生们总能令我所领导的团队在激情和智慧的交相作用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中国高校每年都会培养出一大批聪明、能干的优秀人才，作为跨国企业研发团队的管理者，我对此深表感谢。但同时我也看到，与欧美一流高校相比，中国高校的总体教学质量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高校扩招后必然出现的就业压力正日趋明显，企业的招聘需求与毕业生实际经验水平之间的落差也有逐渐增大的趋势……作为一名关心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并立志帮助广大青年学子的炎黄子孙，我无时无刻不会感觉到中国高校在新世纪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提起笔来，给中国高校的管理者和广大师生们写一封信，将自己此前在科研、教学与研发管理工作的实践中领悟到的一些有关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想法说出来，一方面可以与热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师生分享和讨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在制定、改进或实施相关规划时的参考。

毫无疑问，许多现有问题要解决还需要经费、政策、甚至思想的突破。引用我的朋友凌志军先生的一句话：“我们既然无法改变教育，那就改变教育的看法。”在他的基础上，我想再补充一句，“如果大家对教育的看法都改变了，那么教育的改变也不远了”。虽然我很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一些进步，但只要它能够引起一些讨论，增进一些理解，改变一些看法，那么我也心满意足了。

大学应聆听“客户”的需求

对一家现代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仔细聆听客户的需求，设计并研发出真正受客户欢迎的产品。在今天这个机遇稍纵即逝，环境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不懂得聆听客户需求，不能快速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企业是永远也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的。

对一所以培养21世纪人才为己任的大学来说，聆听“客户”需求同样重要。我认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企业是大学最为重要的“客户”，因为这些现代化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最为迫切也最为强烈。

创办大学的目的或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名和利，而在于是否培养出了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否获得了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科研成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能否通过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让自己的“客户”满意，这是大学能否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不能充分聆听21世纪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如果不能敞开大门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关科技发展和人才流动的信息，我们的高校就很难担负起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使命。这是因为：

◇世界在变，产业在变，观念在变，技术也在变。在IT、互联网、通信、生物、纳米技术等新兴领域，每5年内的技术变革都有可能改写过去50年乃至100年的技术历程。在这些领域，企业往往会走在高校前面。高校不但应该依靠开放的思想和充沛的活力尽快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更应该在科研领域成为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的先驱者。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高校的整体教学质量尚有较大的差距。面对欧美甚至港台大学对优质生源的竞争，内地高校必须尽快向产业需求看齐，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中国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发展最快的是那些最顶尖的高校，能够在世界人才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的也只是少数一批最顶尖的高材生。但是，从平均水平看，中国高校目前还无法培养出数量充足的，可以满足企业一般要求的合格人才，中国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人才鸿沟”。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加上最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签证政策的改变，国外高校开始以招留学生、合作办学、开办培训机构等各种方式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合资和民办大学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各高校面临的生源和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为了取得竞争优势，高校必须充分理解市场环境，在人才培养的方向上找准自己的位置和特色。

◇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的社会效应逐渐显现，外加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学扩招是件好事情，可以更快地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高校有限的教学资源能否为大学扩招提供支持，能否保证每个学生都享受了高质量的教学服务；二是在大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也有许多优秀的企业无法招聘到足够数量的合格人才，这种矛盾远非供需数量的差异可以解释。

也就是说，如果想切实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真正培养出满足企业需要的合格人才，高校就应当更多地听取来自企业的声音，更多地了解21世纪的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客户的需求：21世纪企业最需要的7种人才

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更多的人拥有了选择和决策的权利，更多的人需要在不断学习和不断创新中完善自己，也有更多的人拥有了足够使自己施展才能和抱负的空间……大多数人的工作不再是重复的机械劳动，也不再是单打独斗式的发明与创造。人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自主决策，人们也需要更加紧密地与他人沟通、合作。

在21世纪里，现代企业最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体上优秀，或只拥有某方面特质的“狭义”的人才，而是能够全面适应21世纪竞争需要的，在个人素质、学识和经验、合作与交流、创新与决策等不同方面都拥有足够潜力与修养的“广义”的人才。如果把20世纪企业需要的人才特质与21世纪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下面这张反差强烈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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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20世纪强调的诸如勤奋、踏实等人才特质就不再重要，事实上，21世纪对人才的要求同样会以这些最为基本的个体素质和行为规范为基础。只不过，21世纪对人才的要求更全面也更丰富，审视人才的视角也从单一的个体层面转向了融合个体、团队、组织、社会乃至环境等多个维度，涵盖学习、创新、合作、实践等多种因素的立体视角。

今天，中国高校培养人才的方法和方向主要还停留在培养“20世纪需要的人才”上，不能很好地培养“21世纪需要的人才”。概括说来，21世纪需要的人才具有以下7个鲜明的特点：

融会贯通：仅仅勤奋好学，在今天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最好的企业需要的人才都是那些既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又具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善于自学和自修，并可以将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于生活和工作实践，懂得做事与做人的道理的人才。

创新与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说，价值源于创新，但创新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为了创新而创新”的倾向是最不可取的。反之，在实践过程里，我们也不能只局限于重复性的工作，而应当时时不忘创新，以创新推动实践，以创新引导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研发出卓越的产品。

跨领域的综合性人才：21世纪是各学科、各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世纪。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不但要求我们在某个特定专业拥有深厚的造诣，还要求我们了解甚至通晓相关专业、相关领域的知识，并善于将来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领域的技能结合起来，综合应用于具体的问题。

三商兼高（IQ + EQ + SQ）：21世纪的企业强调全面与均衡。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不只要看他的学习成绩或智商（IQ）的高低，而要看他在智商（IQ）、情商（EQ）、灵商（SQ）这三个方面达到了均衡发展。

高智商（IQ, Intelligence Quotient）：高智商不但代表着聪明才智，也代表着有创意，善于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

高情商（EQ, Emotional Quotient）：情商是认识自我、控制情绪、激励自己以及处理人际关系、参与团队合作等相关的个人能力的总称。在高级管理者中，情商的重要性是智商重要性的9倍。

高灵商（SQ, Spiritual Quotient）：高灵商代表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否分辨是非，甄别真伪。那些没有正确价值观指引，无法分辨是非黑白的人，其他方面的能力越强，对他人的危害也就越大。

沟通与合作：沟通与合作能力是新世纪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在21世纪，我们需要的是“高情商的合作者”，而不再是孤僻、自傲的“天才”。因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几乎没有哪家企业可以在脱离合作伙伴、脱离市场或是脱离产业环境的情况下独自发展。要想在21世纪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相关企业、社团乃至政府机构开展密切的合作，这种全球化合作当然离不开出色的交流和沟通能力。

从事热爱的工作：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下，每一个人都要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而发挥特长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工作——因为只有做自己热爱的工作，才能真心投入，才能在工作的每一天都充满激情和欢笑。这样的人才是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人，他们最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最大的成功。

积极乐观：在机遇稍纵即逝的21世纪里，如果不能主动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机会也许就再也不会降临到你的身边，如果不能主动让别人了解你的能力与才干，你也许就会永远与你心仪的工作无缘。同样的，畏惧失败的人会在失败面前跌倒，并彻底丧失继续尝试的勇气。而乐观向上的人却总能把失败看做自己前进的动力。显然，积极乐观的人更容易适应21世纪的竞争环境，更容易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中走向成功。

对于那些致力于培养优秀、实用人才的高校来说，能否使用21世纪的立体视角更全面、更透彻地理解新世纪的人才标准，是我们能否更好地适应21世纪的国际竞争环境，能否更好地发挥人才优势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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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校的9点建议

为了更好地适应21世纪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我想，中国高校可以在以下9个方面努力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1. 高校办学要以高质量教学为目标，尽量避免过分扩招，过分产业化的行为

始自上世纪末的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生数量增加很快，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约为340万人，而在2006年仅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达到413万人。当汤敏先生在1998年提出大学扩招的概念时，曾经明确地说要“防止一哄而上，不注重质量地扩大招生”。但我们仍可以看到，许多大学特别是民办学校虽然学生数量明显增多，却没有达到多培养人才的目的。有些学生学习四年以后才发现在学校学的知识不符合企业的要求，就业困难——最近甚至发生了大学生毕业后为了就业再去重考中专的事情。在“开复学生网”上，我曾经看见学生抱怨“入学之后，才发现大学发的文凭不被教育部认可，还要再考？”或者是“入学前，学校自称老师都是名校毕业，见到庐山真面目后才发现这些老师的履历都是假的”，还有“老师从来没有学过这个专业，每天就是从书本里念课文。这样的教育怎么行？”等等。

许多不合格民办大学的存在，在客观上制造了一个“合格人才不足”的鸿沟。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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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出自一流高校的毕业生仍颇具竞争力，但是过分的扩招和那些利益当头的“教育家”们也确实损害了一些普通高校以及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培养了不少“需要培训”或“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

记得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遇到一位自称是教育家的人，他递给我的名片让我吃惊不小。名片有三折，写有数十个教育机构负责人的头衔，其中包括多家民办大学。我问他：“办这么多学校，你不会分心吗？能办得好吗？”他说：“以前我开工厂，开得越多赚得越多。现在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做教育，也是一样，而且资本投入更低，回报更快。”看来他眼下办教育的目的只是赢利。在他办的学校学习，毕业后如果能满足企业需要，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除了扩招之外，最近几年，高校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负面的例子。例如，某著名高校的教授居然在国家投入巨资的芯片研发项目中造假，大肆骗取科研资金和学术声誉；一些高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中屡次发现抄袭现象；少数大学教师为了评职称，大量发表粗制滥造、生拼硬凑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公司而让博士生成为免费劳工；学校为了赚钱开过多的EMBA或软件学院课程，让老师把精力都花在那些“高学费”的“高龄生”身上而忽略了真正的大学生……我想，之所以出现这些不良现象，其原因大多可以归结为高校中少数教师和管理者为了个人或局部的眼前利益，忘记了高校教书育人的“天职”，忘记了“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

即便是在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领域，过于强烈的“功利心”也是有害无益的。例如，大学在学科调整和设置时应当紧紧把握现代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寻找21世纪企业最需要的人才培养方向，但在另一方面，大学绝不能仅仅根据最近一两年中人才市场的“动向”而草率地设置一些看似热门，实际并没有太多学术内涵或学术底蕴的专业。

学校可以对它提供的教育适当地收费，也可以提供正当的方法来帮助老师得到合理的待遇，更可以期望学校产生的知识产权帮助积累学校的资产。但是，我们应该杜绝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伤害学生、伤害学校、伤害教育的做法。

2. 高校要有准确定位和鲜明特色，减少研究型大学，增加职业学院

21世纪的企业既需要博士也需要技工。但是，今天的高校培养了过多的博士、硕士，在技工、服务人员的培养上却严重不足。从数量上看，我个人觉得，考虑到今天中国的实际人才需求和实际师资分布，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职业专科学校之间的比例保持在1:20:40左右较好。无论社会进步有多快，社会总是需要最多的技工、服务业者，其次才是工程师、公务员，而最少的是科学家、研究员。70年代时，我们常常因为看到天才被送入工厂或农村而扼腕叹息，但今天，我们更该担心那些能力有限，却进入二流学校读了个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硕士、博士，白白浪费了时间和资源的学生。

这个问题源自国内高校在选择自身定位时普遍存在的求大求全，追逐“一流”的心理倾向。现在，不但一些有实力的大学提出了赶超欧美先进水平的口号，就连一些资源有限的院校也纷纷提出要将学校办成“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许多大学通过院校合并迅速扩大自身规模，并不断进行院系调整以扩大学科涵盖范围；一些高校在缺乏相应教学资源的情况下盲目扩大招生人数；一段时间以来，筹建扩建“一流”的产学研基地、研究中心等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些大学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我建议中国高校在考虑自身定位时，应首先全面考察、衡量自身的资源配置、发展潜力、产业环境、区域和人文特色等相关因素，并结合以下几个思路准确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

研究型大学、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以及面向职业教育的高校应相辅相成、平等发展，并最终形成从高端的科研攻关到人才培养、职业培训的完整高等教育布局。

中国只需要较少数量的研究型大学，以培养世界一流的研究型人才，而不需要过剩的二流研究机构和二流研究人员。因为研究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在选择自身定位时，高校不要仅为了争取经费或政策支持就盲目地为自己贴上“研究型大学”的标签（政府管理部门也应从经费和政策等方面加以合理引导），而少数真正具有研究型大学实力的高校则应当始终把赶超世界一流科研水平作为发展目标，而不能仅仅用科研项目或学术论文的多少来衡量自身的发展水平。

在研究型大学之外，应当有一大批注重教学实践，致力于培养合格人才的院校。这些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在学科设置上应避免过于专业化的倾向，多从学科的实用性和满足产业需求等方面着眼，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多为学生提供参与实际工作的机会。在师资配备方面，应多考虑聘用教学经验丰富，或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

此外，中国还需要更多面向职业或专科教育、有准确的学科定位和鲜明的学科特色、紧密围绕企业需求培养实用化人才的专科院校。以德国为例，德国产品的质量是世界闻名的，而这些产品质量的保证就来自于其“双元教育”。虽然德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但是高中毕业后选择继续学习的学生中，只有一半进入大学，而另一半则进入职业学校。从职业学校毕业的技工的薪资与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博士相比并不逊色。中国兴办职业学校不但是对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有益补充，而且它们的数量和质量更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的人才结构是否合理，以及高等教育逐渐普及之后的就业危机是否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最后，每所高校都应该像成功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那样，努力寻找并发扬自己的办学特色，用鲜明的教学风格而不是庞大的教学楼群吸引人，用优美、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校规、校训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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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位教育要有的放矢：提供高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院

在大学校园里，“考研”热潮一年高过一年，除了申请出国留学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在国内考硕、考博，而不是直接找工作。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生逐年扩招，考硕、考博的门槛相对降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科毕业生就业压力非常大，不继续深造就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当然，研究生数量的适量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但如果盲目“考研”的现象过于普遍，或是不切实际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以及高校科研的质量就势必会受到影响。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队伍，现代企业真正需要的是研究素质过硬、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的研究员，而不是仅仅为了得到学位而读书、发论文的学生；与其培养出许多不合格的研究者，还不如让这些人在本科打好基础后就直接投入具体的实践工作。因此，无论是高校还是学生，都应当慎重对待研究生教育，努力使研究生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一个质的提高。

在高校方面，学位教育及其管理一定要有针对性，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科研性为主的院系或实验室应当将培养高水平的研究型人才视为最高目标，鼓励学生完成博士学位，或尽量招收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并在教学、科研过程中紧紧跟踪国际最新的科研动向，更多地承接与国际水平接轨的高质量科研课题。而那些以培养专门性人才为主的院系，如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等，则可以将重点放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在走出校门后尽快适应专业工作。更多的技术性或偏重职业培养的院系，则应将教学重点放在本科生的层面，努力培养出满足企业要求的合格人才。

4. 始终把企业视作最重要的客户，引导学生重视融会贯通，杜绝读死书

“客户意识”对于大学而言同样重要，如果能始终把企业视作最重要的客户，时刻关心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大学就能真正在“客户”心目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就能称为名副其实的“人才基地”。可以说，企业客户对高校的最迫切也最强烈的一个要求是：培养能够更快融入企业的学生——也就是说，不要读死书的学生，要融会贯通、思想活跃、善于学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员工。

中国的教育体系过于强调背诵记忆、应付考试。应试造成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成绩和文凭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这样的教育模式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成功是背道而驰的。应试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地重复旧的知识，不允许有创新的想法，这就扼杀了大部分学生的创造力。

有位同学对我说：“学英语的同学精通英文的语法，甚至连古英语都了解，但却无法跟外国人对话，这在国内叫做‘哑巴英语’。学计算机的同学，四年下来，连两千行代码都没写过，不过在试卷上倒是能得满分，这是否该叫做‘纸上工程师’？”这些“哑巴英语”、“纸上工程师”对社会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学生不会被企业重视，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而学校采用这样的教育方式，则严重地违背了“始终把企业视作最重要的客户”的精神。

西方有一句名言，“听过的我会忘记，看过的我能记得，做过的我才理解”。在学校学习，一定要融会贯通，不能只是死背书本，一定要动手实践。不但要学习知识，还要知道知识应该如何使用。融会贯通意味着高校培养出的学生必须善于将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去。在IT领域，许多成功的公司都希望加入公司的毕业生拥有十万行以上的编程经验（例如在Google，很多应聘者都是因为实际动手能力不足而没能通过面试），但不少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中国学生告诉我说，他们在学校的四年时间里，真正自己动手编写过的程序还不超过一千行。这一方面说明一些学校在教学时不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学生只知道学习“死”的知识，而不知道去寻找或创造机会，以便将学到的知识用在具体的实践当中。

融会贯通也意味着你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用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要知道，在实际工作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模糊和不确定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需要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高校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学会课本知识的同时，能够真正对应用知识的方法和理念融会贯通。高校应该脱离“非黑即白”的思维，与其告诉学生一个“正确答案”，不如鼓励学生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问题。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面性，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应该让学生能够全面理解问题，及时我们希望学生更认可其中之一。

我并不是要完全推翻考试和背诵的教育方式，但是背诵的大部分功用应该是用来创造新知识的工具，借以锻炼学生自己的推理能力。学校应该采取灵活而有启发性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在直截了当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学习知识。教学过程中应避免大量的知识灌输，而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参与性的课程非常重要，要让学生有提问、讨论的机会。有位同学曾对我说：“我很幸运有一位提供讨论机会的老师，因为我发现，我听课获得的知识90%都已经忘记了，而这位老师提问讨论过的知识90%我都记住了。”

高校应该请专家、企业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减少与就业和素质培养没有关系的课程，增加国家、社会需要的专业，减少过时的专业。高校应该争取学生暑期在企业实习的机会，聘请企业里的专家作为兼职老师，把真正有启发的实践项目（而不是今天所谓的“横向项目”）引入高校，作为课程的一部分。高校开始用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衡量工作的指标，这是好事；如果能够加上企业对该校学生的满意度，毕业后必须的培训所花的时间等综合考虑，那就更好了。

21世纪需要的是那些既能对某个专业领域拥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又能兼顾相关领域发展，善于与其他领域开展合作的综合性人才。因此，中国高校只有充分学习、借鉴欧美一流高校的教学经验，使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和实践过程，主动了解书本之外、学科之外的知识，鼓励学生追逐兴趣爱好，并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跨领域实践的机会，才能在人才培养方面紧跟21世纪的时代步伐，满足21世纪企业对人才的需要。

5. 始终把学生视作最重要的资产，给学生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服务，让学生获得最多的选择与尊重

学生是高校最重要的资产，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因为高校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为企业培养优秀的人才，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最适宜学习和成长的教学与生活环境。在那些真正懂得学生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们看来，大学中的所有设施以及所有教职员工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的利益和需求是他们眼中最重要的利益和需求。

对高校来说，能否为学生提供真正先进的教学理念、科研氛围，能否让自己培养出的人才更好地适应21世纪的竞争环境，这远比建设了多少“大学城”或“重点实验室”重要得多。例如，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学习最好的渠道，尤其在国外大学网站上有许多开放式课程可以用于提升学生的素质和知识。但是，许多大学现在还不允许学生到国外网站访问或者要加收昂贵的网络使用费用。如果学校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提供免费和迅速的互联网服务远比建大楼重要得多。

此外，我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就像前面曾经指出的，在21世纪，顶尖的企业需要的是有激情的人才，而人的激情总是源于他的兴趣。所以，如果高校要培养企业需要的21世纪人才，就应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专业的机会，否则大部分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时间就都浪费了。

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大家往往把学校名气或家长意见放在第一位，进入大学后，才发现自己对专业没有兴趣。作为一个曾经选错专业的学生，我特别感谢我的大学允许我转系，让我毫无阻力地离开了我没有兴趣的法律系，加入了我热爱的计算机系。后来让我更有感触的一件事是读博士时，学校居然让所有的学生选择自己的导师。后来，当我跟随我的博导做了一年论文后，我大胆提出与导师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术方案。当时我的导师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他的鼓励最终促使我沿着自己的道路获得了成功。这种尊重学生、提供选择、因材施教、鼓励创新的教育理念是中国大学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先进的教育思想。

许多学生还对我说，有许多老师上完自己的课程后就彻底地与学生失去了联系。这样做表明老师并没有把学生视作学校最重要的资产。我希望能看到更多老师愿意真心实意地为学生服务，尊重学生的意见，让学生去选择。

我想，如果国内大学中多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和管理者，如果高校始终能把学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国内高校盲目扩张、盲目攀比的风气就可以被良性竞争和不断提高教学、科研质量的氛围以及真心为学生的气氛所取代。

6. “教学”与“研究”同等重要，鼓励并嘉奖优秀教师

中国许多高校普遍存在着一种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在评价院系或教师业绩的时候，发表了多少被SCI收录的学术论文，或完成了多少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往往成为了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至于一个院系在教学改革或课程设置上花费了多少精力，或一名教师在培养学生方面投入了多少心血，却往往很少有人过问。而一个优秀的教师往往是激励学生向上、好奇、兴趣最好的方式。所以，重“研究”而轻“教学”的体系可能扼杀未来的二十一世纪人才，以至于无法满足企业客户的真正需求。

例如，此前媒体曾报道，某著名高校的一位老师的教学水平有口皆碑，他教授的课程在学生网上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很多学生称他为“我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源于对这位老师的敬爱，在他去世后的三天内，该校的BBS上竟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教师，因为一直以来不愿为晋升职称而“炮制论文”或“疏通关系”，于是被视为“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至死也只是一名讲师。

前一段时间，一位美国一流高校的系主任到一所中国一流高校参观，他发现在那所中国高校中做研究的教授的实验室离教室很远。他问那所学校的校长：“这不会很不方便吗？”那位校长居然回答说：“我们做研究的教授不必教学，我们给他们很好的实验室，让他们专注研究就好了。”这位美国系主任很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在中国，教授不教书，还能称为教授吗？”

这种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必然会阻碍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并影响到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战略的实施。事实上，教学与科研对高校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高校管理者应当要求所有的教授都要教学。并且应该推出一个教学评价体系、教师评级和奖励制度等方面

7. 为教授提供有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吸引真正的海外人才归国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国大学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师资问题。这个问题在研究方面特别地明显。在我工作过的多家企业，每年招聘时都会收到数千份中国大学毕业的博士的申请。可不幸的是，除了很少顶尖学校的博士外，大部分博士所做的研究课题都是陈旧或者没有意义的。我想，这个问题主要可以归因为一部分博士生导师的能力有限，并没有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每年我都会看到数千个花费了三到五年的时间读博士，却在事实上降低了自己的竞争力的应聘者。我不得不郑重提出：中国高校应该重点突出地为少数研究者提供最有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并且尽量吸引真正的大师加入。只有这样，才可能培养出满足21世纪企业或科研单位需要的博士生来。

在美国，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待遇，获得“终身职”的教授职位也极为困难。申请者需要完成多项独立科研工作、在高水平的期刊发表文章、成功地指导博士生，再经过严格的师资评审制度，由同行教授进行客观考评，还要加上学生的评语。如此高的门槛，保证了教授的质量，也保证了教授的社会地位。

我在中国去过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校领导都曾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这很容易形成了一危险的恶性循环。

因此，中国高校必须从根本上着手改善教授的工作环境，提供一流的科研条件，为优秀教师提供一流的待遇，用开放的管理理念和优越的物质待遇留住最好的教学与研究人才。这些需要先从一流高校做起，然后逐渐向其他高校辐射。此外，为教师队伍引入合理、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晋升体系，以及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学习美国高校设立“终身职”制度、“同行评议”制度等，也是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的必要举措。

的确，中国的高校目前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其中一些是蜚声国际的大师（例如清华大学聘请的姚其智教授），但是也有一些并不是真正学问出众的学者。在吸引海外学者归国的计划中，学校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是找最好的学者，而不是找普通的“海归”。对于那些公认的“大师”，希望高校不要急于给他们加上“行政头衔”（当然，优秀的教授也应该可以享受等同于“院长”、“主任”、“委员”的待遇）。学校应该让那些适合处理行政事务，善于管理的教授去担任行政职务，而把那些热心于教育，擅长科研教学的老师留给学生！

8. 除了高智商，也要培养高情商、高灵商的学生

21世纪既需要高智商，也需要高情商、高灵商，因为在平坦的21世纪，几乎没有哪份工作不需要很好的人际合作，而且，这些合作可能是跨国界、跨领域、跨公司的。要做一个21世纪的人，就必须能够与人沟通合作。印度著名企业Wipro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曾说过：“我可能早上和一个美国人合作以便更好地与某印度公司竞争，中午向一个中国人下订单，下午和一个法国人签约，晚上把产品卖给英国人。我们能把任何工作移到任何国家。今天的人才不但要适应这种国际产业链中的合作与竞争，而且更需要具备自觉、上进和沟通的能力。”

在开复学生网，学生提出最多的问题是关于为人处事的问题。因为学校过于注重成绩、智商、考试，却没有在心理成熟、人际关系、团队精神、道德人品方面给予学生足够的指导。近期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自杀率有所增高也是这个问题一种体现。其实，在企业里，高智商只是成功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情商和灵商的培养。

智商当然重要。我并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成绩好的学生在求职时的成功几率可能更大些，但事情并不那么绝对。例如，根据《隔壁的百万富翁》一书的统计，美国百万富翁的平均大学成绩只有2.9（3分相当于乙等，2分相当于丙等），并不是非常突出。根据Daniel Goleman著名的研究，企业家的成功更来自于情商而非智商。

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和一位中国大学副校长讨论学校与人才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学校的职责在于培养高智商的人才，而我认为除了聪明才智之外，学校必须培养守诚信和有团队精神的人才。守诚信就是“灵商”，团队精神就是“情商”。因为大学四年既是学生可塑性最强的四年，也是学生最容易被误导的四年。如果只重视培养智商，则走出校门的人才很可能称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畸形”人才。大学应注意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之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学生。

例如，在团队合作方面，国内一些高校对学生的要求并不很高。我的一个朋友曾在国内某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开始时听课的学生很多，但后来他发现，有30%左右的学生自动退出了。他大惑不解，便在课程结束后对退出课程的同学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同学退出课程的原因竟然是：该课程的许多作业要求学生组成团队，共同完成，但学生们却对团队合作的学习方式感到不习惯和不适应。显然，这些学生并不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当他们参加工作后，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如果能在课堂上积累更多的团队合作经验，那对今后的工作该有多大的帮助呀！

为了增加情商或灵商，最好的方法不是加开一些这方面的课，而是让学生经过实践，从参与中学习，通过模范学习，这也是从Goleman的研究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所以，我建议高校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面的素质训练，帮助学生利用学生社团、项目合作、暑期实习等各种机会，培养情商、体商和灵商等方面的潜质，让学生学会思考、沟通和参与团队合作的基本技能，为未来走向工作岗位做好准备。学生社团是很好的机制，但是应该让这些社团作为为了学生（而不是为了校领导）存在的团体，鼓励所有的学生参与，而不是把奖励、机会都给了学生干部，这样就会把竞争思维带入了社团，违背初衷。在这个身体力行的环境中，老师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作为学生的楷模，老师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9. 大胆尝试新的教育理念，建立“世界级”中外合办大学或私立大学

21世纪的人才需要21世纪的一流高校。中国高校和欧美一流高校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向欧美一流高校学习，在各个领域与他们开展广泛的合作是提高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捷径。中国高校可以尝试通过与欧美高校合作，学习他们先进的办学理念，将其在管理、师资、科研、教学、招生、科技成果转化、园区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先进经验与本地、本校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真正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

国内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私立大学（即民办高校）的数量仅占大学总数的10%左右（据教育部2005年5月的统计数字），且多数为专科院校，其总体教学质量还远远无法与公立普通高校相比。但在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80%以上的“世界级”大学都是私立的。在这方面，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美国私立大学的成功经验呢？

除了学术、教学的合作之外，美国高校的录取和资助政策也非常值得借鉴。美国大学的学费一般比较贵，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即便在那些收费昂贵的著名私立大学，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很少会为筹措学费发愁。因为美国政府和几乎所有大学都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了各种资助政策，用奖学金、助学金、低息贷款、商业贷款等不同资助方式的有效组合彻底解决了低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已实施一段时间，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仍然没有看到真正的一流大学来到中国办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真正的世界一流高校与中国高校合作开设分校。

美国私立大学通常是在有理想的成功人士捐赠的基础上建成，归私人所有，由董事会管理的大学。这些大学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股东不得获取利润分成，所有收益均用于学校发展及提高科研教学水平。美国私立大学通常都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更重要的是，私立大学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学灵活和有效得多。在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下，私立大学可以吸引大批杰出的教师和研究者，达到很高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为教育改革实践一种新的方式，就是创造一个实例——比如在条件许可时，尝试着建立一所一流的私立大学。一所新的私立大学有足够的自由去使用新的思路，推出新的机制。如果这所私立大学成功了，它就证明了在中国实施类似模式的可能性，并且大幅度地降低了风险，同时它也将成为一个办学的典范。李岚清总理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说：“教育就像一辆汽车，公立学校是大轮子，私立学校是小轮子，与外国的合资学校是另一个小轮子。一个大轮子和两个小轮子将推动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这充分表明了私立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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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的话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是，中国若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就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自有知识产权，拥有一大批一流的、勇于创新的现代化企业，拥有为数众多的杰出学者和优秀领导人……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条件都是，中国必须首先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拥有满足21世纪人才培养需求的一流高校。

我目前虽不是职业的教育工作者，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认识和理解也未必透彻和全面，但我从心底里热爱中国教育事业，关心广大青年学生的成长。我想，写在这封信中的分析和建议也许不一定能适用于中国每一所高校，但它们都是发自我内心的真实感悟。

希望有一天，当我参观中国高校时，校长能自豪地为我引荐该校聘用的学识渊博、声名卓著的大师，而不是带我去看华丽的大楼；希望校长可以激情地畅谈无私的教育理想，而不是无边的校园；希望从高校里走出的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得到21世纪企业的认可，而不是徘徊在失业的边缘；希望发展教育、满足企业客户需要的理念真正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不是被束之高阁……我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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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大作
老生新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