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与“仇官”两种心态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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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潭  2004-12-1 23:07:26  

这些年来，在基层作公共政策调查经常与普通百姓打交道，除了对当下中国公民的生存生态作了一些不完全的认识和理解之外，久而久之也慢慢地阅读和了解了底层公民的一些生存心态。比如，当一谈到城市与农村的对比，农民们经常表露对城市人的艳羡和“你们城里人”的自我边界设定；当一谈到某一个附近熟悉的富人的时候，他们随即抖露出对其富裕来源的质疑，从而一叶障目式的归纳为“富人没一个好东西”；当一谈到他们周围官员的时候，某些农民则流露出极大的不满和怨怒，从而情绪化地表达为“无官不贪”的可怕结论！对于基层公民的情绪话语表达以及民间非正常政治民谣的表述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言论自由），也是他们的权利（话语权），我们不能无端地加以指责，但是这些话语却给我们研究者带来无尽的遐思……

且看近两年来所发生的“仇富”案例：四川峨边老农张明春和亿万富豪葛君明之间仅因6000元的经济纠纷，就酿成了炸死两人、5人受伤、财产受损的悲剧；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一伙凶徒用三角刀连刺14刀身亡；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被枪杀、山西富豪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凶徒枪杀、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也被人连捅几刀……

再看今年以来所发生的“仇官”苗头：在河北邢台，反贪局局长住宅被炸，至今好像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在深圳，有关《时差七小时》女主角妞妞的家庭背景被传得沸沸扬扬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还没有等媒体正式指出这个高官到底是谁的时候，网络及民间公众的“反腐神经”得以触动，“仇官”情绪已经昭然于野……

关于“仇富”，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基于财富的社会歧视的存在，也不能无视相当多原始资本积累所具有的原罪色彩以及敛财者“守财奴”或“为富不仁”的事实存在；另一方面，行善渠道不畅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富豪们的行善之举。据统计，中国目前的慈善团体有90％以上都是官办，基金会的行政化，使它染上了很多行政机构的官僚病，轻则无为而治，重则腐败丛生。而所谓公共基金会官僚病的典型症状便是财务混乱、信息封闭，其混沌的治理结构导致经手人很容易将善款中饱私囊，很多企业家捐完钱后都不知道最终资金的去向。由此，善款不能装在“玻璃做的口袋里”亦极大地阻碍着富豪们的善行。财富不均且分化严重以及富豪们忘我式的“酒肉臭”势必导致“红眼病”与“仇富”心态的滋生与流行，而底层中国百姓的“贫困”、“病困”与“心困”的存在更加彰显了强烈的贫富对比值。

至于“仇官”，某些百姓情绪化把基层少数干部工作概括为“三要”即“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粗鲁蛮横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使本来的“鱼水关系”演变为“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造成了工作开展受到阻拦甚至“利民工程民不买账”的尴尬局面。再者，官场腐败的群发、巨化和链条化甚至连“三长”即组织部长、秘书长、反贪局长也成为腐败“高危人群”，更加恶化了一些人对某些官员的憎恶与怨恨直至造成对党政形象的妖魔化。

由此，我们坚决反对社会因财富和权力资源的“人为分等”以及对贫弱者的偏见和歧视，也反对大平均主义主导下的嫉富嫉官思想，更反对针对“显山露水”的商场暴富者和“颐指气使”的官场得意者采取暴力或犯罪行动。所以，警惕“仇富”、“仇官”心态的流行是当下必须注意的公共政策问题。基于此，铲除“仇富”与“仇官”心态与恶行，建立健康而又和谐的社会，说穿了需要公共政策和法律等制度因素的注入。比如，对社会弱者进一步落实“财富转移支付”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对富有者建立具有激励性和透明化的财富捐助机制、对腐败者实施严惩以及解决“如何监督监督者”等诸多问题。只有这样，“为富不仁”者和“为官不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才会大大减少，“仇富”与“仇官”心态才能几近于无，和谐社会的生存空间才可能清洁而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