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公共知识分子的舆论平台

我就是马甲

网络传播——公共知识分子的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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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清(2004-09-20)
摘要：本文分析了网络传播固有特点与形成和传播舆论之间的关联，揭示出网络传播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表达民意，进行舆论监督手段的传播学及社会原因，从而探讨网络传播在当今社会民意流动中的作用。

关键词：网络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 政治民主

互联网以其互动性、时效性、综合性及超文本性等有利特点，在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可，已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体，近两年，网络传播在我国的发展普及速度非常快，对我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据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二，每天新增5.59万人。从宏观角度看，我国互联网各项数据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截至2003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数量已攀升至7950万，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二的位置，在一年之内增长了2040万人，相当于每天有5.59万新人走进网络空间，增幅超过48%。其他几个重要数据也突出了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WWW站点数已有595550个，增幅为60.3%；上网计算机数为3089万台，增幅为48%。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中国众多的游离于政坛的公众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前台，通过网络传播这种渠道参政议政，影响着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在此情形下，2003年中国网络传播也迎来它的鼎盛时期，网络传播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第一次极为鲜明地突显出来，它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发表意见的舆论平台。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①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利用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和表达意见的平台，而互联网独特的传播形式使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非制度化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与传统媒介相对单一的传播形式不同，在网络传播中，既有面向广大受众的大众传播，又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传播，如QQ，聊天室，还有个体与群体之间或群体与群体间的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如BBS，网络论坛等。在当今社会，它的影响力之广，之深，是其他媒体所无法企及的。按照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之理论，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电视则是人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那么网络媒体则不再是人的单个器官的延伸，它应该是人的眼、耳、特别是大脑的综合和延伸。它让受众在面对媒体时，不再是单纯的接受或回避信息，它给了使用者一个表达自己感受的渠道，受众可以通过自己大脑的思考，形成自己的意见最后则可以参与到传播活动中。正是由于这种有别与传统媒体的互动性，网络才能够成为聚集民意的新通道，成为中国日渐增长的公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舆论平台。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上，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来自社会基层的形形色色的消息和呼声，而这些在其他媒体上是很难见到的。例如，早期有关“非典”的信息、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等等。虽然南方都市报是第一个报道孙志刚事件的媒体，但如果没有新浪网、搜狐、人民网、新华网上对此事件的相关报道和大量的网民跟帖议论的交互作用，很难想象这个事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压力。刘涌事件也如此，最初是一家杂志对刘涌的判刑提出质疑，经过网络媒体的转载之后，这一声音才得到扩张与放大。这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当今中国，有着显著意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中国１２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表明：７１．８％的网民和６９．１％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６０．８％的网民和６１．５％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７９．２％的网民和７７．４％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更加了解政治”；７２．３％的网民和７３．３％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以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因而，有人说互联网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推进器。可以说，不管是个人，政府还是商家都已认识到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 ，当网络拓宽了民主渠道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反思，这个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虚拟的广场议政”，为什么会吸引如此多的民众的呼声？又是什么原因使网络成为汇集民意的新道？

首先，网络“去中心化”的传播提供了民主传播的可能性——交互性改变了传受双方的地位，传播的权力向受众倾斜。来看看在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发现，过去只为大众传媒组织享有的“特权”，也开始被广大公众享用。例如，传统的公众传播资源由大众传媒独享，但网络作为一种公共传播资源，却可以为任何上网的人利用。传播学者波斯特认为，传统媒体是一种播放型传媒，是一种树立中心意识的传播。而网络媒体的传播除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外，还有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模式，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提供了最民主传播的可能性——交互改变了传受双方的地位，权力在向受众倾斜；舆论监督途径的拓宽和深入，官本位的思想也已经开始被颠覆；网络的匿名带来了人们之间社会等级差异的消失，远离政治地位、经济能力和知识水平，交流内容和技巧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理论上讲，任何一个上网的人都是受众，同时也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因此，在网络传播上，传播者和受传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推给受众，在网络媒体上，则是由受众自己将信息拉出来，同时还可以发布自己的观点与信息，这个特点使网络上有可能聚集来自各方的信息。正如BBS论坛里，小到社会某一现象，大到国家方针政策，网民通过参与讨论、投票来发表己见。比如《人民日报》网络版的“强国论坛”，“中青在线”的“青年话题”……，各种形式、主题多样的BBS让用户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从我国网民的结构看：我国的网民仍然以男性、未婚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受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下的人、低收入者仍然占网民的大多数，但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网民和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网民比例在增长；制造业、教育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IT业是网民相对比较集中的行业。正如东方网总编辑徐世平所说：“上网的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个群体的文化层次比较高，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可以说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同时这些人往往来自社会的基层，能触及各个社会角落，也有能力和冲动将社会的黑暗揭露出来。而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再经过交叉作用，马上会提升出更代表民意的观点与呼声。如此三番，一种被广泛提升出的民意就显现出来。这个过程大致如此：平面媒体的采访与报道――网络媒体转载――网友留言――形成民意体验――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交叉作用――提升观点化的民意――影响政府决策。②

其次，网络信息发布的匿名性，也使得无数公共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进行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德国社会学家、传播学者伊丽莎白·内尔—诺伊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假设前提认为：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个人经常恐惧孤独；对孤独的恐惧感使个人不断估计社会接受的观点是什么；估计的结果影响了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在选择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起自己的观点的行为上……，因此，在传统媒体上的身份、内容公开性的压力往往会使被访者更容易发表符合主流舆论的观点。③而在网络中，你可以使用真实姓名也可以用假名参与，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具名的不真实而谴责你。这种在网络中，参与者主体身份处于一定程度隐匿状态的传播活动就是独具特色的网络匿名传播。④匿名意味着一种自由。隐匿的安全感使参与者进行自我表达时会较少顾及社会规范的约束，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中国人传统文化中，崇尚中庸平和，不愿激进冒头的思想，也被匿名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从前害怕“枪打出头鸟”，面对各种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行为，许多个体在群体中只有保持缄默，而在互联网上，在没有人知道说话人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他可以把那些他想说，而不敢说的东西通通宣泄出来。前不久，在北大一塌糊涂BBS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作者系四川成都某报社记者，在接到报料后采访到一起警察执法中故意致人死亡的新闻，可当他写好报道，却被通知该消息不能发，在抗争无效后，他将事件经过发到网上，并希望更多的人能转发，从而使这件可能被消失的真实事件同样能引起公众的注目。网络匿名传播能保护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使人们可以隐匿许多不愿为外界所知的个人信息，从而产生更大的安全感和自由。⑤使得从前没法表达，害怕传播的信息、思想交流和意见都能够得以公开地交流和传播。

再次，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网络使用的普及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网络传播的影响力的扩大成为可能。网络的覆盖在中国已达一个相当广的范围，上至高官权贵，下到普通民众，接触网络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在家上网”的比例稳步递增，达到了66.1%。这表明，随着家庭电脑的普及、小区宽带建设以及互联网使用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入了网络，家庭已成为上网最主要的地点。在网络接入方式上，专线、宽带等其他上网方式正逐渐被网民所接受和使用，各种方式上网计算机所占比例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与1年前的统计数据相比，宽带上网用户人数增长了1080万人，达到1740万，增幅为164%，在网网民总数中的比例也增加到22%。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对网络的接触机会比过去多了许多，因此，信息发布的门槛降低了，信息的容量也大的多。这使得各个地方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将他们所目睹的事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到网络上。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网络上有许多来自边缘阶层的新闻，而它们往往早于传统媒体的报道，在传统媒体还在犹豫中，已有网民将其发布出来。如，宝马汽车撞人案被大众关注，主要源于相关发帖人持续不断在新浪、搜狐、人民网、新华网等有影响的网站内点击率高的文章后面的留言。这种留言刚开始只是几个人在做，但在汇入更多的网友关怀后，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更多的想帮助或者是想知道真相的网友转贴。在这些留言被转贴到一定程度后，敏感的传统媒体开始介入其中，对所言及的所有网络留言进行采访与深度报道，于是很快形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网友评论的交互作用，于是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事件就出现了。

当然，网络上民意的流通与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的加强是分不开的，没有觉悟的提高，是不可能用行动去表达思想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及潜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舆论监督意识的提升是中国民意表达的新近力量，而网络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使他们的意见表达打破了中国政治民主的潜规则，参政，议政不再是权利意志的体现，而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新华网今年２月中旬开设“假如我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栏目以来，网上的帖子数以十万计。有的帖子洋洋洒洒数千言。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大多数帖子饱蘸忧国忧民之情，众多帖子不乏真知灼见，对他们履行职责、参政议政很有启发。正如网民所说：我们可以做“编外人大代表”“编外政协委员”，尽我们公民的一份责任。⑥随着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更多参与，网络这个信息发布的平台将吸引到越来越多的真实民意。

对于中国民主而言，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也可能危及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然而互联网的特点决定我们不可能象对传统媒体那样地去把关，与其一味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多让它发挥“通民隐，达民情”的作用。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认为，“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可喜的是，政府已越来越重视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将网络作为了解民情的窗口。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勇表示，自己也经常浏览网上的言论，作为一名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不受干扰保持独立，但也会感到社会舆论包括互联网舆论的影响力。非典疫情过去后，中国人牢牢记住了这样两个镜头：在广州，胡锦涛总书记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另一个镜头是，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宿舍对几位大学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 ⑦

虽然网络传播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发表意见、影响舆论的平台在当今社会民意流动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① 石卫岩，《2003年：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记者》04年2月，第20页

② 王吉鹏，《网络媒体影响力时代的来临》，新闻评论网

③ 李爱铭　《“就近随机采访”能真实反映民众心声吗》，《新闻记者》04年2月，第24页

④ 茅亚萍　《浅析网络的匿名传播》，《新闻与传播》04年2月，第47 页

⑤ 茅亚萍　《浅析网络的匿名传播》，《新闻与传播》04年2月，第47 页

⑥ 新华网

⑦ 新华网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3级研究生）

慕逸少

能在网络上享受一点半点筛剩下来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一切。“中国特色”，现在对这个词的意义太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