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道者,非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之道;亦非孔子\"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之道也;此乃中华文化之谓也.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五千年时间的孕育,其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生长于我民的人心,与我民之生活息息相关,而我民在日常中亦用其扫洒应对也.
中华之道,生于夏商之际,长于西周之时.周公制礼,遂一切生活皆有程式:宗庙、祭祀成形式的顶点,而等级阶层秩序井然。
然春秋战国,诸侯烟火,礼崩乐坏,周文疲敝,而诸子百家之说遂兴,以补世道人心之空缺。
因是之故,孔子尊礼而制,重述春秋之道而成儒家之说。然儒说于混乱社会之稳定束手无策,因其未顺时势之变也。
老子有感于程式之烦琐,人心之禁锢,主张“不禁其性,不塞其源”,认礼为一切不自由之源,故倡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而老庄亦只得遁世于山林也。
墨子主“兼爱、非攻”,而混乱依旧,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彼时社会乃处于变革之际,由奴隶而封建,经济、政治、人心皆有求变,而法家顺势而生,各国变法,封建遂成。
而封建两千年者,却是儒家主导,此乃其顺人心求稳之变,应时势之兴也。其间虽有道家复兴,佛释传入,然这两家终收儒家之义理也。
一时代一民族必有一时代一民族之生活样法及其判断与评价,而蔚成一时代一民族之世道人心。法意者,此世道人心之于规则诉求也,其意在安放事实,服务人生,而蔚贴人心。法制因此而铺设,法律遂成一时代一民族之自然言说。然追溯中国立法事实,明白者又有几多?故法条日盛,而人心不古也!
“我欲仁而仁至矣。”孔老夫子早已指点出了我民的人心修炼之法,在日常生活中熏陶于道,以至“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也。夫异域之公器,未求变以顺于我民之心,安能使我民服之焉?
此为政者不得不思之也! |